打响了全面内战 《二月提纲》 1966年2 月3 日，彭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召集五人小组成员：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 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 》引起的问题。 笔者在北京医院访问过陆定一。他说，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夏天由毛主 席提议成立的。当时，在毛主席那里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和周扬、 吴冷西参加。毛主席在批评中宣部和周扬同志之后，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 指定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任组长。 陆定一说：主席，我见事迟，不能当这个组长。 主席笑着问：那谁当组长呢? 陆定一建议由彭真挂帅。彭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赞成。过了 一会，康生也谈到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立即叫在场的康生和吴冷西也参加小组 工作。 彭真在1964年7 月7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毛主席的意见，并决定由 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 长。小组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 在1966年2 月3 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上，彭真提出了放的方针。他说 根据调查的事实，说明吴晗和彭德怀根本不存在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吴晗是根据 毛主席1959年4 月上海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并在《人民日报》向他约稿 的情况下，动手写文章的。那个时候，庐山会议还未开呢。庐山会议是在上海会 议三个月之后才开的，也就是1959年7 月才开的，而恰恰是在这次会议上，才罢 了彭德怀的官。从时间上说，两个会相差几个月。虽然《海瑞罢官》这出戏的剧 本，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的。但动笔确实在会议之前，这是事实。《海瑞罢官 》这出戏上演之后，毛主席还把扮演海瑞的马连良，请到家里做客，主席当面称 赞马连良演得好，剧本也写得好。这些并不是凭我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从调查 中来的。彭真认为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为了放，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 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同志还说，像郭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 不要过头，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许立群、胡绳等七人列席了会议。许立群同志在会上发言说，关锋1962年写 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他说，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许多人不敢讲话 了。 陆定一同志还结合他个人的体会，叙述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他说，学 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参加会议的康生发表了同彭真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说，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 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要害在罢官，要同庐山 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康生主张：要依靠左派，培养左派理论队伍。要把斗 争的锋芒指向吴晗，要“打击右派”。在会上，康生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 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他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护。 这次会议上，两种思想的初步交锋，表明两种立场、观点的尖锐对立。彭真 针对学术讨论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力图使批判《海瑞罢官》不要逐步升级、无限 上纲，把讨论限制在学术问题范围内，抵制发表姚文元文章引起的一股左倾热流。 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当晚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在 钓鱼台的秀才楼里，关起门来，连夜突击，第二天就提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 的汇报提纲》( 简称《二月提纲》) 。彭真把《提纲》看了一遍，立即叫打印几 份，发给2 月3 日的参加者人手一份。《提纲》明确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康生拿到《提纲》，看了一遍，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座谈《提 纲》的会上，康生也没有表示与彭真对立和不同的意见。 对此，1979年7 月13日，陆定一同志在证明材料中写道：在人民大会堂讨论 《二月提纲》时，康生并未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是一致通过的。这是千真万确。 1966年2 月5 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听取了彭真对《提纲》 的汇报。刘少奇提了一个问题：吴晗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究竟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 彭真回答说，没有联系。刘少奇、邓小平都同意《提纲》的观点，正式通过《 二月提纲》。这时，康生仍然一言未发。 会议结束时彭真请示刘少奇：可否根据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这个提纲已 经在京常委讨论同意了。 刘少奇马上回答说：可以，就这样向毛主席汇报。 1966年2 月6 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向人民日报编委会传达了这次会 议精神。他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学术问题讨论的领导，统一步调和认识，准 备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已经中央通过，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毛泽东住在湖北武汉风景如画、碧波荡漾的梅园宾馆。2 月8 日，彭真带着 五人小组的康生、陆定一、吴冷西以及胡绳、许立群、田家英等同志，来到梅园 宾馆。 待大家在主席会客室坐下以后，彭真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把 提纲的内容汇报一下。 毛泽东说：那你就谈吧! 彭真把准备好的《二月提纲》，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听完汇报，立即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海瑞罢官》问题和彭德怀是不 是有联系? 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康生抢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彭真说：根据调查，不存在联系的问题。 毛泽东严肃地说：去年12月21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 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 们罢了彭德怀的宫，彭德怀也是海瑞。接着，他又说：这是康生的发明权。 康生连忙奉承说：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 毛泽东再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 毛主席一连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说：不能算。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只是在三 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 说到邓拓，彭真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 毛泽东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 你们可以放，让不同的意见放出来。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 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 到关锋的杂文时，毛主席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 即关锋) 的文章我早 就看过，还不错。 在毛泽东面前，康生也没有说过一句反对《二月提纲》的话。 参加汇报的胡绳同志1979年4 月16日写的证明说，参加汇报的一行人，2 月 11日离开武汉到了上海，2 月15日回到北京。在这一段时间内，同行的人都没有 听到康生有任何反对这个提纲的表示。康生在“二月提纲”上耍两面派。 彭真当场再次强调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 陆定一也插话说：学术问题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 则就鸦雀无声了。 彭真提议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到全党。” 毛泽东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彭真根据毛泽东没对提纲提出不同意见的情况，当即委托随他前来的中央宣 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和胡绳执笔，于2 月11日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中央批转文化 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并于2 月12日晨电传中央。 这个提纲和批语，当晚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正看电影的康生，听秘 书念了批语，还在上面画了圈。这个批语，原来署名只是五人小组，前面并没有 “文化革命”这四个字。文化革命这个词组，是姚溱加上去的，是姚溱的创举。 而“文化革命”这个词组的发明者，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迫害死了。 1966年2 月12日，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并通过《二月提 纲》。经邓小平签发，当天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指示各级党委，照此 执行。 《二月提纲》强调学术讨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 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 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 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 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彭真说，学术与艺术，有政治问题的，应该按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 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 要轻率地下结论。他说，学术、艺术、文化方面的批评，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 艺术繁荣起来，不要使它萧条。 彭真大声疾呼：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 面前人人平等。 《人民日报》按照《二月提纲》精神，连续发表学术讨论文章，如《对批判 〈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要用历史的眼光看罢官》、《对〈海瑞罢官〉剧 的质疑》等。通过这种正反两方面意见的讨论，说明《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严重的分歧 在发出《二月提纲》通知的前后，林彪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 “毛泽东思想”的“顶峰论”。 1966年1 月19日，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消息，提出把毛 主席的指示，当成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1966年1 月25日，各报刊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报告引用林彪的话说：“毛泽东思想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全军 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 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我军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 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林彪把毛泽东推到至高无上的“神位”了! 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意林彪的这些提法。1966年2 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京常 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要慎重。毛主席过去只同意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说“顶峰”、“最高最活”不一定很确切， 要研究一个确切的提法。 这次会议结束时，吴冷西问邓小平，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 的社论，你看了没有，可否发表?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提法，还要考虑，这篇社论不忙发表。现在 全国各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说法，地方上怎么说，由他们去说，人民日报不能 随便跟着说，党内可以各说各的，公开宣传还是根据过去的口径。 在此以前，刘少奇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弄 虚作假，不要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还说，学毛著要“自愿”，要“自由”一些，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 愿意怎么学就怎么学，集体学，个人学都可以，不要统统都组织在一起，学一样 的东西，那就成灾了! 在这期间，在同国际共产党间的交往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苏联共产党在召开“二十三大”。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了对 “二十三大”的方针。刘少奇认为，这是苏共自己召开的会议，不同于兄弟党国 际会议，去不去参加都不是大事，只是礼节性的问题。会上康生不同意参加，彭 真则主张去参加。在给毛泽东的请示电报中说，倾向于参加。 第二件事是，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三月底来华访问。双 方代表团经过多次会谈，对于在联合公报中是否公开点苏共名的问题，发生分歧， 在北京的常委会议，认为应当照顾日本的困难，在公报中只提联合反对修正主义。 为这两件事，中央决定派康生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1966年3 月28日，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时，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和江青也参加 了。 毛泽东听到中央常委同意派代表团去参加“二十三大”时说：他们同意，我 不同意。他针对刘少奇说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的话，批评说：去不去都是大 事，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毛泽东看了同日共会谈公报的草稿，批评公报草稿是“无头告示”，不指名 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 毛泽东亲自在公报草稿上作了重大修改。据参加起草公报稿的一位同志回忆 说，主席在公报上，公开点了苏修的名，强调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 主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反对中日两党内的修正主义，并指出有人叫喊反对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实质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宫本不同意这种修改，双方对公报未取得一致意见。 彭真挨批 1966年3 月28日，康生汇报完关于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会谈公报问题以 后，把话题一转，别有用心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问题。 康生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他要死保吴晗。如 果按照这个提纲做下去，全国学术界，就会鸦雀无声，一潭死水，还搞什么文化 革命，倒是限制、压制了文化革命。 他进一步挑拨说：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彭真明目张胆 地和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根本不尊重主席的意见。在他的眼里， 还有主席吗? 他们把北京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 坐在一边的江青和张春桥，连忙助战插话，火上加油。 毛泽东脸色突然阴沉下来，谈话变得严厉了。他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 是非不分。并说，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 3 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了第二次谈话。针对3 月11日 许立群根据彭真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询问上海市发表姚文元 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了阶级斗 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 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 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什 么叫学阀? 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 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我历来主张， 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 大闹天宫。 毛泽东说：去年9 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很 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又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彭真、 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 散。要保护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讲话，像是放了一颗“政治原子弹”。这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解 决彭真、陆定一的问题了！ 3 月31日，康生从上海一回到北京，马上向周恩来、彭真详细汇报了毛泽东 的谈话。他还连夜把王力找来，要他帮助整理主席的谈话记录。并趾高气扬地说 ：我要马上传达主席的谈话! 王力说：是彭真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你怎么好传达? 他建议请在西北视 察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回来，由他主持传达。 康生当场拿起电话，向正在宝鸡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报告说，主席有重要 指示，请你回来主持传达。 邓小平很快回到北京，主持了4 月9 日到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 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对彭真进行了批评，讨论了彭真的问题。 康生在会上说： “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 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在会上，彭真一方面表示承认在吴晗的问题上，确有严重的错误缺点，同时， 又庄严声明：我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王力对笔者说，为取消《二月提纲》，他奉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简单的通知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 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 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看了这个《通知》，并且电告 在上海的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通知》，很不满意，认为太简单，没触及实质问题。他说：这 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通知》不应当是技术性的，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选定王力， 两人很快在钓鱼台写出了初稿。 康生在钓鱼台讨论通知初稿时，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认为《二月提纲 》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地说：那好吧，要说就说个够吧! 《通知》修改以后，送到杭州。毛泽东看了一遍，仍不满意，认为还是太简 单。毛泽东提议，成立《通知》文件起草小组，到上海再起草。 毛泽东提名陈伯达当组长。十名成员中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 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起草小组住上海锦江饭店，由江青 主持日常起草工作。小组每写成一段文字，即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到杭州， 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然后再返送上海，直送张春桥，人们笑称他是秘书长。 康生的谎言 康生作为五人小组的重要成员，参加了《二月提纲》讨论的全过程，并且从 未说过不同的意见。如今，他却摇身一变，耍两面派，不仅说《二月提纲》是背 着他干的，而且把《二月提纲》说成反革命的大毒草。 在康生参加起草的《5 ·16通知》中说，《二月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 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 造出来的。” 这是谎言。请看陈伯达受审时的交待： “《通知》中为什么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搞的? 这是康生的意见。康 生也亲自和我说过彭真怎么背着他搞的。说得那么形象。彭真是组长，康生是重 要成员，康生那么厉害那么精明。怎么会不知道呢? 可是为了‘团结’，我就同 意那样写了。” 康生利用中央文件散布为自己开脱的谎言，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 怕别人不相信他捏造的谎言，还指使秘书与人合作写了一篇大事记，说康生在《 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全党，把 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了。 康生原名张旺，山东诸城人。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又改名张耘，受到地下党 的教育，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改名赵容，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 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7 月到苏联后改名康生，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团长王明的副手。康生在政治上极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 主义路线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则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在苏联的中共党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 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之 后，为了标榜自己“立场坚定”，利用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长之职，制造冤 案，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康生 利用他掌握的反奸肃反大权，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坦白 会，对前来延安参加革命的许多青年干部和共产党员，残酷地进行逼供信，“莫 须有”地扣上特务、叛徒、敌探等罪名，严重地摧残了党的干部队伍。 1947年康生、陈伯达还在晋绥解放区推行左的土改路线。他强调“贫雇农打 天下、坐天下”，推行“挖底财”、“查三代”、“扫地出门”、“搬石头”。 笔者在晋绥地区采访，亲闻目睹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被当作“绊脚石”和压在农民 头上的石头，在乱打乱杀中死掉了。康生违背党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任意侵 犯中农利益，大搞“化形地主”，错划阶级成分，把一些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 错划为地主富农。他公开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极左口号，摧残了党 的基层组织，严重地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 全国解放后，康生鼓吹“大跃进”，连续制造小说《刘志丹》等冤假错案。 庐山会议之后康生不顾历史事实，又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陷 吴晗为彭德怀翻案。 不平常的一天 1966年4 月16日，这是不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的所 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 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文 化革命小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另一件大事是《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 话〉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按语”。 北京市委想通过发表这篇材料，主动检讨错误，但是却被毛泽东认为是“真 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 这天新华社未经请示，一早就把《北京日报》的版面、按语，播发全国。这 引起了在上海的毛泽东的震怒。他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 》的材料和按语。 17日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从上海打电话给《人民日报》一位副 总编辑，一再叮咛不要转载《北京日报》材料，并且说，新华社不经请示，擅自 播发《北京日报》编者按语的版面，犯了大错误，要这位副总编辑特别谨慎，多 请示。 4 月19日，中央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不要转载16日《北京日报》的编者按 语和材料。中央负责同志批评，北京市委16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 右派。 4 月21日，毛泽东把批评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 确指示要市委揭发彭真的所谓“罪行”。 从4 月22日至26日，北京市委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但这次会议被 诬蔑为“四月黑会”。 4 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批判彭真。 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 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 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 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 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他对康生、陈伯达说：你们写了《通 知》，我这次的增加，加油加醋。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 不进去。彭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 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都能 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 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毛主席再次讲，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 空大闹天宫，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可以看清楚的，本质是隐蔽的，本 质终将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他尖刻地说，彭真的本质就隐蔽了30年。 在中央有计划有步骤的部署下，5 月5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 忘记阶级斗争》。 接着，按照预定的计划，解放军报5 月8 日发表了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 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写的《擦亮 眼睛、识别真伪》的文章。5 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又发表姚 文元写的《评三家村的反动实质》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向全国发射的三颗重型 炮弹。 它表明，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左派队伍，已经投入了声讨彭真的所谓“反党反 社会主义”罪行的战斗。这些“左”派依靠毛泽东的支持，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 明显的优势，为打倒“右派”，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清了障碍。 空想的王国 1966年5 月7 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个“五七指示”中，毛泽 东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布了他的建设新中国的纲领：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 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 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农民以农为主( 包括林、牧、副、渔) ，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 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 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 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8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的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 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的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这个“大学校”的理想，商品交换没有了，“三大差别”似乎可以消亡 了。全国的工、农、兵、学、商都可以变成“多面手”了。“他们拿起锤子就能 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实际上只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他幻想不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 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达到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 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种以平均主义 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是推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实施“五七指示”，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军营到各机关、学校、农村， 普遍建立了“五七干部学校”。成千上万的机关干部、教师、教授、工程师、科 学家、专家，都离开城市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强制性的劳动改造。许多五七干校 结合“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一边劳动，一边开展大批判， 大批革命干部遭到迫害。这些“大学校”，不少都成了变相的劳动集中营和“牛 棚”。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表达的理想主义，早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时期就有了。他认为，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穷是好的，“穷则思变，要干，要 革命”；“白则更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 新最美的画图。”他认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 好形式，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在他看来，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千万 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人民公社”可以组成“共产主义大学校”。 毛泽东从失败的“大跃进”中并未吸取教训，一直没有放弃他那美好理想。 他认为，要实现那些设想，就要不断革命。对于不赞同他的想法的人，都“是一 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毛泽东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 治大革命，按照“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 ! 《5 ·16通知》 1966年5 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5 ·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 1966年5 月4 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毛泽东依然在杭州，没有回京出席会议，但会议的部署是完全按照毛泽东四月在 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安排进行的。他冷眼从外地观察着北京的 动静。 会议违反正常的党的生活常规，由刘少奇副主席主持，但却由康生负责向毛 泽东汇报请示。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包 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共76 人，这些人完全是在北京工作的，而其他在外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 负责人都没有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缺乏代表性、民主性，左倾的方针一开始即占据了统治地位，会 议气氛自始至终剑拔弩张，十分紧张。 康生在5 日下午和6 日上午的座谈会上，连续谈了八个小时。他介绍了毛泽 东同他三次谈话内容，讲了起草《通知》的经过。他说，毛主席一再提醒我们，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一个，彭真一个，杨献珍一个， 杨尚昆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谈的剥笋 政策。他说对各级领导干部要一层层地剥，一批批地剥，一次次地剥，给与会者 以高温的政治压力， 6 日下午至7 日上午，张春桥也在座谈会长篇发言。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 一直讲到1965年11月以后，罗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一 大堆莫须有罪名，鼓动向“独立王国”开火。 陈伯达也在7 日的座谈会讲话，揭露所谓彭真历史上的问题。他用新账老账 一齐算的方法，说彭真在东北搞什么“桃园三结义”，尽力向他泼污水。 1966年5 月16日上午，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 · 16通知》。这个《通知》，实质上是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是 左倾错误的纲领，它颠倒敌我，以彭真为批判对立面，把矛头指向党中央的集体 ；它以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的姿态，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毛泽东对《通知》亲自修改了七遍。他写道：……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 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 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 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 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 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 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 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 德关系等等。 毛泽东在《通知》中号召全党：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 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 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 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 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 毛泽东错误地把大批革命同志，当成革命的敌人。他亲笔写道：“混进党里、 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 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 ·16通知》还宣布：“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年5 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 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 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姚文元的名字，是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一次会议上由江青提出加上的。当时陈 伯达觉得不妥，说：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 住中央文革辫子。 在场的人很惊讶。江青立即说：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第二天，江青在会上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主席同意了，谁还敢说不呢? 江青在四个副组长中名列第一，又称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 江青是大权在握的组长。 江青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央文革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之后， 江青跳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她的权位已经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 来的重要人物了。 1967年，《通知》一周年时，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通知。 为配合公开发表通知，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写出《伟大的历史文件》 的社论，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署名。 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这篇社论，并在社论最后加上这样一段话：“现在的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 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 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 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毛泽东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打倒彭、罗、陆、杨 通过《5 ．16通知》的第三天，1966年5 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议上发表了大讲“政变经”的讲话，无中生有地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 尚昆要搞政变。并把彭罗陆杨与“三家村”联系起来。 林彪讲话中用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说明当前世界政变成风。他说：“现在 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 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无中生有地诬陷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 多权，罗长子( 笔者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 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 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 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 …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 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 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 ’，不少哩! ” 林彪接着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 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 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 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他耸人听闻地说：“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 们! 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 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 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 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 怎么能不知道! 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 隐蔽更狡猾……” 林彪语无伦次，大讲反复辟，他说：“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 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反复地讲“要严重注意资本 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狂热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说：“毛主席是天才”。毛 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末了，林彪热泪盈眶地宣布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 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 国共讨之。” 林彪充满血腥气味的讲话，在党内外广泛流传。中共中央9 月22日专门批转 了这一讲话，并在按语中说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 件。”说它“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 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 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在林彪、康生等人的精心策划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陆定一进行了暴 风雨般的围攻和批判。 林彪亲自出马，在一次小组会上，尖着嗓子，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 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 陆定一回答：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 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可以调查。 林彪恶狠狠地拍着桌子：你不老实! 你老婆的事，你能不知道! 陆定一用一句话顶他：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顿时火冒三丈暴跳起来说，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揭发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问题，是确有其事 的。 严慰冰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1955年，全国搞“三反五反”， 有人背着陆定一，在中央宣传部找“大老虎”，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的儿媳， 打成“大老虎”，在大会上逼迫她们交待问题，不让她们申辩。严慰冰受了刺激， 得了精神病。 1960年，她到哈工大看望儿子陆德，得知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林在哈工大处 境很坏，别的孩子假期都可以回家，唯独叶群却不准林晓林进北京。严慰冰对小 林打抱不平，为发泄气愤，她即到处写匿名信揭发叶群，说她在延安同别人有男 女关系…… 叶群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她多次缠住林彪，要他为自 己写证明，说明她是“处女”。林彪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副统帅，但在家里却受 夫人的指挥。在叶群的再三要求下，他竟不顾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名誉，郑重其事 地向政治局写了如下的证明，并在会上散发： “我证明 ( 一) 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 二) 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恋过爱； ( 三) 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 四) 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1966年5 月14日“ 一个党的副主席，在庄严的党的会议上，竟然写出如此的天下奇闻，岂不令 人笑掉大牙吗? 彭真被迫于5 月19日作检查。他表态性地讲了五分钟，拒不接受林彪在讲话 中强加给他的罪名，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 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联系，请中央审查。 5 月20日，陆定一在会上发言，也拒不接受林彪强加给他的罪名。他说：我 是高级干部，40年党龄。我手里只有笔杆。我年已61，身体不好，眼睛不好，我 会搞政变么? 似乎不会。 接着，他又对自己是不是埋在党的中央的一颗定时炸弹，作了巧妙的说明： 但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机一到，自己不想复辟，资产阶级会 拥戴你复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黎元洪怕得要死，钻在床底下，被当时的起 义者拖了出来，当了领袖。袁世凯做寿，说自己别无所求了，可是，发表了这一 通宣言后不久，他就做了洪宪皇帝。陆定一说：我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说我是 定时炸弹一点也不冤枉。把我这个定时炸弹挖去，对党对人民都是一次大胜利。 所以，我对这次斗争，抱着欢迎的态度。 “匿名信”问题 谈到匿名信问题时，陆定一再三声明与自己无关。他说：我同严慰冰一起生 活了25年，她写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 这对于我，是有口难辩的事情。但是我 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确实不知道她写匿名信。在庄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不 能说假话。现在严慰冰在公安部，请审问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 知道她写匿名信，哪怕只是一封，请把我当作反革命的主谋犯或同谋犯，加重对 我的刑罚。 对于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的问题，严慰冰的妹妹严昭，后来在一篇文章里， 做了详尽的叙述。特引述如下： “严慰冰信中揭发林彪、叶群的恶行不是捏造而是事实，她揭发林彪为叶群 开脱严重的历史问题；揭发他为叶群连升三级；揭发林彪有个人野心；揭发林彪 抽鸦片；揭发叶群生活混乱。现在这些事都己为历史所证实。至于严慰冰直接写 信给林彪的目的，她在信中也讲得很清楚，是警告他们‘不要以为人们不知，有 人知你们的阴谋’，不要有恃无恐! 她的缺点是未用真名实姓向党揭发林彪的阴 谋。为了此事，在她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曾问过她：‘为何不向党揭发? ’严 慰冰的回答是，‘林彪正红得发紫，揭发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又问：‘为什么 不用真名写信? ’她答道：‘怕的是会牵连到陆定一。’我又问：‘为什么不让 我帮你干这件事? ’她说：‘我不愿牵连别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发了，也应 由我一人承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严慰冰已为这个缺点付出了高昂的代 价，被关了13年，揪去了头发，打聋了耳朵，敲掉了牙齿，在狱中时，九死一生， 出狱时体无完肤，还得了致命的疾病……” 林彪加给陆定一的“罪名”是所谓指使他老婆写匿名信。但真正的原因是， 陆定一反对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说“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陆定一 却针锋相对说：“读了一篇文章，就解决什么问题，那是瞎吹牛! ”“学习毛泽 东思想不是偶像，不要把毛泽东思想看成包罗万象，把它庸俗化。”“不要到处 都贴毛泽东思想标签。贴标签好像义和团，念了一个咒，就刀枪不入一样。”陆 定一反对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 陆定一回忆当年情景时，深为感慨地对笔者说：当时，党风就不成样子了， 罪名没有核实就起哄，这是从1959年批判彭德怀开始的。 在林彪、叶群直接操纵下写的《陆定一是严慰冰反革命信件幕后主使人》的 大字报内，凭着主观臆想，把陆定一给严慰冰信中要买的防水、防震、防磁“三 防表”，说成是他们之间要滴水不漏的“攻守同盟”，把半钢表说成“半讲”， 只讲一半。陆、严的大儿子陆德，小名叫德德。而他们则胡编乱造，硬说第一个 德是朱德的“德”，第二个德是彭德怀的“德”。朱、彭反对副统帅，因此，他 们当然支持陆、严写匿名信的反革命活动……如此等等，构成陆定一、严慰冰以 “502 ”为代号的专案。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5 月23日通过《决定》：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 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 务；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 传部部长的职务……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 月 24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专案审查。 1966年6 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并向他谈了 正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中国现在出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有的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 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 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外国朋友阐述“文化 大革命”。 1967年3 月4 日、5 日，三万六千人来到工人体育馆参加“誓死保卫毛主席， 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 志外，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杨、童大林、安子文、曾山、肖向荣、 梁必业以及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等数十人。 这是令人发指的血腥场面。每个被斗争的人，脖子上都被挂上一块沉重的木 牌，上面写着碗口大的黑字，名子上都划上了×。每个人后面站着两个膀大腰圆 的红卫兵。他们的臂膀被这两个人扭曲着，头部向前弯，两臂向后扬，这就是文 革中有名的折磨人的“喷气式”。 笔者目击了这场令人发指的批斗老干部的场景。它那丧尽人性的行为，激怒 了有正义感的人们。笔者同一些人，中途退场了。 我们不必详述彭罗陆杨每个人遭到的法西斯式的折磨。这里仅就中共中央政 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 陆定一，说一说他遭受的苦难! 血泪的控诉 1966年9 月30日，陆定一被送北京卫戍区监护。 10月10日晚，陈伯达指示专案组对陆定一要带上铐子、连续审讯。12月16日， 陈伯达又亲笔下令对陆：“一、降低生活标准( 不超12元) ，沙发、软床、写字 台等等，一概拆掉。二、要他( 和她) 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 为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 此事内部掌握) ”陈伯达先后11次对专案组发 出指示，多次嘱咐专案组：“让陆定一写材料，从材料中看出破绽，再给他提问 题，再叫他写。……一般不给他吃安眠药，……他不工作，吃什么安眠药! ” 1968年5 月23日，经陈伯达等人批准“逮捕送监”。 陆定一被诬陷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13名副部长都遭到诬陷。有的致残、致 死，难以瞑目! 1990年10月31日，年已85岁高龄的陆定一同志在北京医院接见笔者。他头脑 清晰，声音琅琅，对于往事记忆的特别清楚。他的错案被纠正后，担任全国政协 副主席的职务。 陆定一说，我在看守所和监狱里关了13年，直到1978年12月2 日，粉碎“四 人帮”以后两年，才从秦城监狱出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陆定一说，从1967年12月9 日起，他开始被揪出来示众，先后在中宣部、文 化部和一些院校遭到八九十次的批斗。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最大 的一次，是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号称30万人的批斗大会，每次都低头弯腰举手下跪， 受到拳打脚踢…… 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里，对几天挨批斗的情况，曾这样写道：“参加中宣部 群众大会( 三万余人) 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 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为抗议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从1966年12月 到1967年1 月的两个月时间，他曾经三次绝食。一次严刑拷打后，60多岁的老人， 双手被戴上越收越紧的手铐，全身颤抖地瘫倒在洋灰地上! 在漫长的13年的监禁生活里，他被罚过筛煤、拣煤核的劳役。在呼啸怒吼的 寒风中，老人在笼罩着煤灰与雪花齐飞的雪雾里，变成了雪人。 在监牢里，老人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多次自我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他 想，哪怕天崩地裂，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有希望，我陆定一也有希望! 面对死神，陆定一在狱中学会“哈哈大笑”……他用“哈哈大笑”，嘲笑那 伙吃人的魔鬼，他用“哈哈大笑”，奇迹般治愈了积闷腹中的硬块……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也惨遭折磨。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打成现行 反革命分子。 林彪在一份严案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示：“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 严慰冰在秦城监狱关押13年。她的大儿子陆德，在监狱关了六年，她的三个 妹妹，分别在秦城监狱关了六年、八年、九年。而她70岁的老母亲，则被折磨死 在南京第一监狱。 1978年12月1 日，严慰冰走出监狱，重见天日。监狱长特地为她题写了四个 字：“坚强不屈! ” 如此“窃听器” 中央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积累毛泽东的历 史资料，用录音机记录主席的谈话。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1985年5 月在《妇女生活》杂志撰文回忆，毛泽东召 集开会或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身边没有记录的人。会议上发言插话者多，有的 首长即席讲过的话，时间久了记不准，不好明确责任。六十年代初，就有人提议 可以装个录音机，走到哪里都带上，把讲话录下来整理资料，经叶子龙同意，便 采用了这种先进设备。 有一次，毛泽东见面前摆着麦克风，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 秘书说：先 进设备，录音用的，给首长讲话录音整理材料。 毛泽东说：我叫按的时候按，我不叫按的时候不要按。 使用录音，本是件正常的工作，但到1965年11月，这件小事却被夸大，诬陷 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泄露大量党的机密， 并且说他“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撤了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第 一批大冤案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正式下达通知，宣布为彭真、 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彻底平反，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围剿“三家村” 在揭批“彭罗陆杨”的同一时间内，发起了对“三家村”的围攻，并说： “彭罗陆杨”是“三家村”的黑后台。 在政治气候乌云密布、硝烟弥漫的日子里，1965年5 月16日，张春桥控制的 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文章诬 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伙开了黑店”，说什么“不管是什么‘大师’是‘权 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 受到什么人的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全国报刊奉命转载全文，从而开始了对《三家村札记》及其作者的大规模围 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千古奇冤! 什么是“三家村”呢? 所谓“三家村”，是指当时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三 家村札记”专栏。它同北京晚报刊登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一样，受到广大读 者的喜爱。 “三家村”的三家，指的是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 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人。他们三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干部，也是全国文化战线、理论战线著名的作家、学者。 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18岁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 下党的工作，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1937年他来到创建不 久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命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经常在敌 人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中打游击办报，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敌后反扫荡的艰 苦岁月。1949年秋，他带着病弱的身体，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社长。他知识渊博，日日夜夜，笔走蛇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撰写过大量的 社论文章。邓拓还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 1956年，全国出现了左的冒进势头。邓拓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的授意，起草 了6 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毛泽东尖刻地批评说：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 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 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 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前面讲 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面面反对，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革 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避免。要分清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以后不 要提反冒进。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反左、反冒进，实际上是反我。 1957年反右派开始，“引蛇出洞”、带头鸣放的《文汇报》，被打成右派报 纸；而被批评为“按兵不动”、“无动于衷”的《人民日报》，经住了考验。邓 拓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也被打成了右派报纸， 不仅大大有损于党中央的声誉，不知报社还会增加多少右派。 1958年邓拓辞去人民日报工作，担任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以后， 建议报纸要提倡读书，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 1961年全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9 月，北京市委主管的《前线》杂志编辑部， 为了使刊物内容丰富多彩，版面生动活泼，由编辑部出面，约请邓拓、吴晗、廖 沫沙三人到北京的四川饭店商谈工作。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三四位同志。 邓拓对廖沫沙说：《前线》也搞个龚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 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 邓拓提议用杂文的形式，生活、学习、思想、工作，都可以谈，可以写。吴 晗也可以谈历史，古今中外全可以。 谈到署名，邓拓提议：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马南 村，出南字，廖沫沙就出个沙字，叫吴南沙怎么样? 廖沫沙说：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吧。 大家一致同意用吴南星来署名。并且约定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 每篇千字。这样，1961年10月，《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就在《前线》刊出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邓吴廖三位因为都有繁重的日常工作，平素很少私人交往。 邓拓十多年只上过吴晗一次家门。廖沫沙因请邓拓识别一幅苏东坡画的真伪，才 到过邓拓家一次。 《三家村札记》从开始到1964年7 月结束，共发表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短 小精悍，立意鲜明，文风清新。在内容上，大部分是歌颂党和人民新生事物新风 尚的，也有实事求是地批评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不良现象的，受到读者的广泛欢 迎。但是却受到江青一伙人的诬陷和打击。 江青一伙采取断章取义、栽赃陷害、混淆视听的手法，有预谋地开展了对 “三家村”的围剿。 邓拓在《伟大的空话》一文中批评吹牛皮、说大话的恶劣作风，写过“东风 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姚文元颠倒黑白，硬说这句话是明 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 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 1961年春节前夕，廖沫沙应《北京晚报》编辑之约，写几句迎春、鼓干劲的 话，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要抓紧一年之始，搞好农业生产。文中引用古籍中“腊 鼓催春”一词。但姚文元却抓住文中“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大干一 场”这两句话，诬陷说：“好一副进攻的姿态! ……腊鼓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 一场了! ” 吴晗写了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杂文《说浪》。姚文元抓住“浪”字大肆造谣， 说这“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毫无根据地扣上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三家村”冤案迅速祸及全国。许多领导干部和教育、文化、新闻界著名人 物，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围攻批斗。邓拓、吴晗、廖沫沙受到非人折磨。 1966年5 月19日凌晨，邓拓含恨离开了人间。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在临终的遗书上，发出申辩和抗争的呼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 记》中，我写的文章171 篇，有问题的多少篇? 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我相信这是 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 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着，遗书又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 席。我在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 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 邓拓写完遗书，熄灭灯，吞下大量安眠药，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经党中央批准，1979年7 月为三家村反党 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三家村”一案，惟一活下来的廖沫沙同志，是1930年入党的共产主义老战 士。他在重新出版的《三家村札记》序言里写道： “我可以在这里指天誓日地宣告：《三家村札记》实在是一个无组织、无计 划、也是无领导和无指挥的三个光人，三支秃笔自由而偶然地凑合起来一个杂文 专栏，如此而已。” 砸烂“独立王国” 围剿“三家村”的目的，是砸烂所谓“独立王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北 京市委、篡夺北京市委的领导权。 1966年6 月4 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告： 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 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 志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一天，报纸刊载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 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 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了改组。从此，中共北京市委解 体，停止了活动。 在宣传“决定”之前，成千成百的北京市区和郊区的造反派，佩戴着红袖章， 拥进台基厂市委五层办公大楼。 一天，笔者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编辑部接到电话，说：有郊区通县贫下中 农造反团进驻北京市委，请记者们参加会议。 为了解真相，笔者亲到现场。只见市委大楼上下，全都挤满了造反的人群。 走廊前、过道里、楼梯旁、雪白的墙壁上，到处涂写着“打倒彭真”“砸烂独立 王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大标语。什么“红色造反团”、“追穷寇造 反团”，等等，数不清名目的造反组织，全都拥挤在霸占的办公室里。杂乱的喧 闹声，激烈的争辩声，如同骡马大会一样。我挤过杂乱的人群，终于在三层楼的 一个套间里，找到了通县贫下中农造反团。 我无心听他们争辩，却留心着他们的神态和表情。一个穿黑布衣服的人，在 一阵慷慨陈词之后，露出狐狸尾巴了。他竟公然提出“要翻农村四清的案，退赔 四清的果实”。有的还提出，土地改革时分了土地的农民，是否也要退回土地呢 ? 这哪里是贫下中农呢? 这些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人，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 沉渣四起了。他们抱着五花八门的造反动机，卷进淹没大地的造反洪流里。 造反派中流传着许多诬陷中央领导人的传单，为夺权制造舆论。江青、陈伯 达、康生为陷害彭真、砸烂“独立王国”，也编织了许多谎言，加罪于彭真。 在所谓“独立王国”的罪名下，诬陷说：“彭真对地方是中央，对中央又是 地方。北京的事情，谁也不能过问。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中央负责同志 都不能在北京市做调查研究。胡说：“在彭真掌握下的北京市委，已经成为他进 行反党活动的工具，北京市已经成为他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 北京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吗? 是不让中央负责同志在北京市搞调查研究 工作吗? 这是谎言! “比西太后还坏” 这要从谎言的制造者江青说起。 据北京市委原宣传部长李琪夫人李莉告诉笔者，1964年4 月16日，江青打着 调查研究，打着京剧革命的招牌来到北京市。 这天，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她。市委第二书记刘 仁、秘书长郑天翔、彭真夫人张洁清陪同接见。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首先传达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同志的问候和评 价。毛泽东说：北京市的工作很好。 江青接着说，她想对北京市的京剧革命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北京市委很尊重江青。彭真、刘仁等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京剧革命是 党的一项事业，我们要认真对待，并且决定，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李 琪负责跟江青联系。彭真还找李琪做了具体部署。 随后，刘仁、郑天翔、李琪陪同江青在长安剧院观看京剧。中间休息时，江 青说：你们看，演旧剧目，观众都走了，演新剧目观众就多了。 在这期间，李琪曾两次带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的编剧汪曾琪同志到上海 看望江青。接见时，江青对李琪说：对于京剧团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不 要过问。 这是什么话? 北京市委领导的剧团，怎么能不让市委宣传部长过问剧团创作 呢? 当时，江青想入非非，硬要京剧团创作一个以重庆地下党为背景的剧本。要 写一个从军队派到重庆的女干部，不通过地下党，而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去发动 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种胡思乱想，根本不符合地下工作原则，编剧也没有这 方面的生活。李琪不同意靠幻觉去创作。他说：照这样，没有生活也可以搞创作 噢! 时隔不久，彭真把刘仁、郑天翔找到办公室，说江青向他提抗议了。她说： 你们的宣传部长真厉害，不准我发言，李琪骄傲自大，眼里没有我，不听我的话 ! 后来郑天翔问李琪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琪说，江青唯我独尊，唯我第一，不准人讲话。她根本不是搞什么京剧革 命，而是要兵临城下，称王称霸，指挥一切，剧团上演什么，不演什么，都要由 她来定。 1966年2 月，李琪同汪曾琪二次来到上海。江青把他俩叫到康平路上海市委 张春桥办公室。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当场血口喷人，诬陷北京市委是大北 京主义，不听党的话! 江青恶狠狠地说：叫老子在这儿试验，老子就在这儿试验；不叫老子在这儿 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 李琪对江青的专横跋扈，十分愤慨。1966年3 月，他在给北京市委的信中说 ： “江青比西太后还坏。她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像奴隶主对待我。”又说： “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被杀头的一天! ” 1966年7 月16日，李琪作为京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者，满腔悲愤，以身殉职。 夺权风暴席卷全国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响应毛泽东“无 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 纷纷进行夺权。 在此期间，国务院各部委也都相继发生夺权事件。 4 月20日，北京市在组成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基础上， 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时，热情鼓励，祝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里，吸收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参加领导 工作。例如，原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副主任；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负 责人韩爱晶，也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拥有很大权力。 1967年8 月的一天，笔者奉命列席谢富治主持的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在 宽大的市常委会的会议室里，挤满二三十人。一阵喧嚷之后，谢富治满脸怒容地 站起来了。他在问了北京市几位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之后，突然问到：“聂元梓同 志来了没有? ” “来了，在这里! ”笔者寻声望过去，只见一个年近50岁的女人，从后排的 角落里站起来。啊! 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元梓！ 谢富治请她到前排来坐。她边走边说：我! 今天是经过几次突围前来的。 连日来，北大、清华、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内部，多次发生 派性纠纷。在分裂的天派和地派之间，相互抢夺地盘，不时发生武斗。 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几乎遍及北京市各行业、各大企业。互相争斗的两大派， 你攻我，我攻你，有的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这天市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 就是处理头一天夜晚发生的西单商场武斗事件。 谢富治讲了十多分钟，要求各派之间消除派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接着宣 布，到会的同志立刻到西单去，笔者随同查看了商场的武斗现场。 这天，聂元梓穿着褪色的黄军衣，围着红卫兵袖章，右肩上挂着一只缝有红 五星的布挎包，低着头，悄悄走在一些市革委委员的后边。在穿过围观的人群时， 一群女学生发现了她。她们大声喊着：“看呀，老佛爷来啦! ”猛力向她冲来， 用十分难听的话，辱骂这位“造反派领袖”，幸好有几位警卫同志出来保驾，聂 元梓才躲过拳打脚踢。造反派领袖多么不得人心啊! 惨遭折磨的市委成员 在红色恐怖的日子里，彭真同志受到迫害。彭真家庭成分是下中农。但康生 硬要改为地主。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发火说：你们无能! 彭真家明明是地主，你 们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慑于康生的权威，县革委会被迫把彭真家庭成分划为地主。 北京的红卫兵专程到曲沃县，抄了彭真的家。把彭真同志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从窑洞里扔到院内，连着摔打、日晒，很快折腾死了。彭真弟弟茂信是个残疾人， 摔坏了腰，也和儿子一起被扣压起来折磨死了。 在疯狂的岁月里，彭真被大会批斗200 多次。他坐了九年监狱，而后又被流 放到陕西商县的大山里。他在狱中重读毛选、马恩文选、《资本论》。没有笔， 彭真就把彩色的牙膏袋撕成细细的小条，贴在书上作读书的标注。 1980年，彭真回到曲沃老家。他到各家串门，找家人，找乡亲，找批斗过他 亲属的人谈心。他说，我这次回家就这么两件事，第一看看乡亲们，帮大家解解 旧怨，劝大家把宿怨一笔勾销，团结起来干四化。第二给我母亲上坟，倒不是因 她被斗死，主要是感谢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康生、谢富治诬陷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等出卖国家核心机密，叛党叛国。胡 说什么北京市委的基本班底是“以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为基础，网络叛徒、特务、 牛鬼蛇神及其他分子拼凑而成”。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16岁即献身革命， 长期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晋察冀中央局 城工部和敌工部部长。北平解放后，协助第一书记彭真主持北京市委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刚爆发，陈伯达、江青就公开点了刘仁的名…… 一天夜里，一伙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市委大楼，没有任何手续，甚至连鞋都 不让穿，抓走了刘仁，硬说他是“美国特务”。 1945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决定同意美军情报处三人到解放区张家 口地区参观，返回时，在我方要求下，留下美军随身携带的电讯器材。对此，新 华社曾作过公开报道。康生为了陷害刘仁，把正常的工作诬之为特务活动，诬陷 刘仁是反革命特务分子。 康生在1968年1 月3 日的一份专案组报告上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 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 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审讯工作……” 康生的批示，造成严重的恶果。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同志，都 无辜地被戴上手铐脚镣，被监狱关押多年，受尽法西斯残酷折磨。 在五年多的监狱生活里，刘仁受尽拷打，一身上下血痕。他面对铁窗、守卫， 沉痛地对前来探望的妻子、战友甘英说： “我这一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的、自己的。在 国民党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通过他们帮助传送文件，组织斗 争……” 英雄的战士，卓越的市委领导人刘仁在法西斯的折磨下，1973年10月26日， 在自己的监狱里献出了生命。 刘仁的战友郑天翔，在《哭刘仁》的诗篇里，悲愤地写道： “万家悲声怒问天，妖雾为何久狂扬。横行十载折栋梁，伤痕累累，行事费 思量。” 谢富治、康生还诬陷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公安局长邢相生与美蒋特务勾结， 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了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冤案，广大公安 干部受到株连迫害。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肆虐下，北京有了位市委书记、六名副市长 被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长期 关押；全市有12089 名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 这一页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北京市人民是永难忘记的啊! 　　-------- 　　梦远书城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