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滋生奸恶 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八月，阿朮率蒙古大军首先抵达襄樊。九月，刘整也 来到前线，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制造战舰、训练水兵，并以五千战船、七万水军的 规模开始了具体实施。蒙古铁骑的威力是不言自明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之所 以能够扫荡中亚、廓清四合，靠的就是一支劲弓铁马的骑兵。现在对宋作战，单靠 骑兵显然是不够的，刘整很清楚这一点。 阿朮同样也是一位有眼光的军事统帅，他在观察了襄樊地形后发现，襄樊一带 获得后方如荆门军、江陵府粮草支援的主要渠道就是汉水，如果切断了这条补给线， 无疑就是第一个胜利。于是，阿朮立即在白河口、鹿门山两处建筑城堡，扼断了河 道。 吕文焕见状十分惊惧，立即以蜡书密报时任帝国军事统帅的胞兄吕文德。岂料 文德见书后勃然大怒，他不好责备他的弟弟，便对来人大骂： “你这是妄言邀功！即使有之，也是假城。”文德似乎对襄阳的物质储备甚有 信心，认为襄、樊不仅城池坚深，而且军储至少可支十年，区区两三城堡奈何不了 襄樊防守，“回去转告吕六，坚守即可。若刘整胆敢进犯，俟春水来时，吾自率军 前往，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 对文德的大言不惭，朝野有识之士都感到十分可笑。但除了无奈之外，也没有 办法改变执政者的固执己见。 九月底，汉水已经被完全切断，襄、樊基本上就成了孤城。 十一月，不甘就此困守的襄樊诸军向沿山蒙古各寨主动出击，希望能夺回对汉 水出口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蒙军击败，死伤惨重。第二年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 五月，阿朮自白河进围樊城，三月初一，进驻鹿门山城堡。十七日，京湖都统制张 世杰在赤滩浦阻击来犯蒙军，又遭失利，使阿朮首先完成了对樊城的全面包围。 消息传到临安，朝廷群臣纷纷提议枢密都承旨高达可以承当赴援之责，御史李 旺把众人的看法面呈贾似道，但似道不同意：“如果用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 似道习惯于玩弄权术，因此他对将领之间争功邀赏的不良习气倒也甚为清楚。不过， 似道的真实动机并不在此，他内心里根本就不想增援襄阳。似道一直在天子面前把 目前的战况捂得严严实实，大动干戈必然使事态沸沸扬扬，这显然对他的专权不利。 真不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吕文焕如何还有心思去考虑他的既得利益。他在襄阳 听说了高达将要到来的误传后，竟然十分不快。照他的想法，襄阳是他的防区，如 果接受高达，则势必证明自己的无能，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堪忍受的事情。于是文焕 在门客的出谋画策下，向朝廷谎报大捷，以此来沮消临安起用高达入襄的想法。果 然，贾似道本就无心增援，见到奏报后便顺水推舟，基本上放弃了对襄阳蒙军的主 动出击。直到此时，贾似道仍没有把襄阳的安危放在心上，他似乎认为这仍不过是 一个局部边境战役而已。天子则更不必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似道手中的傀儡，既 不知道天下之事，也无心去担忧国是。 在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一年当中，惟一一位贯彻命令实施增援的将领是沿 江制置副使夏贵，他在春汛到来水涨船高之际，以轻兵简舟载运粮草突至襄阳城下。 但因为惧怕蒙军掩袭，夏贵只能与城头的吕文焕交语而还，没能达到增援的目标。 七月份，汉水一带大雨淋漓，夏贵乘势把水军拉到汉水东岸，在略事佯攻后突然转 趋西岸的新城，企图攻破这个襄阳后背的要塞。然而夏贵的意图早已被阿朮识破， 他不动声色，将水师主力埋伏在虎尾洲，以逸待劳等着夏贵上钩。夏贵决策失误， 结果被蒙军大败，损失战舰五十余艘，士卒战死溺毙者不计其数。贾似道的女婿范 文虎受命率军入援夏贵，在灌子滩亦被蒙军击败，文虎自己以轻舟遁走。这一仗透 露出来的消息是：刘整训练的蒙古水军不仅已经适应了大江大河上的作战，而且在 数量及装备上也超过了对手，开始具备与宋军水师全面抗衡的实力。帝国军队在战 术上的惟一长处也被敌军制服，如果不在战略规划和主观意志上有所弥补，实在也 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十二月，吕文德在深深的自责中郁郁成疾，背发疽疮 而死。他始终不能为当年允许蒙古人设置榷场的错误而释怀，临终前常常自言自语 的一句话就是：“误国家者我也！”其实，他如果早一点识破蒙军合围襄阳的计划， 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汉水的畅通，也就没有必要为前一件事情后悔。吕文德念念不 忘榷场之事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后来的轻敌之谬，再次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军事统帅 的合格人选。 文德死后，范文虎被贾似道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这个人当然比 吕文德还要逊色许多，因为他既不具备军事才能，道德品质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严 格地说，文虎与他的岳父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一丘之貉，后来襄阳的失守从某种程 度上讲就是他一手造成的。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正月，帝国面临的严峻态势已经无法回避了。贾似道 终于开始部署决战规划，起用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孙虎臣为淮东安抚使知淮 安，吕文福为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吴革为沿江宣抚使、黄万石为沿江制置使。 同时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负责增援襄阳。此时襄阳被围业已两年。 李庭芝原来也是孟珙部下，是一位忠勇有为之士，孟珙死后将他推荐给贾似道， 在军事设置方面对似道有过不少襄助。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后主管两淮制置司， 成绩卓著，声名斐然，被朝野视为良将佳选。此际出任增援重任，确也是众望所归。 但范文虎却极为不满，他在给贾似道的信中说： “末将率数万兵马进发襄阳，一战可平。只求不受别人节制，如此则事成之后， 功业自归恩相。”言下之意，就是不愿庭芝抢功。 似道当然高兴，女婿的功劳也就是自己的功劳，他又何尝希望庭芝独建奇功。 于是，似道立即升衔文虎为福州观察使，指使他从中掣肘廷芝。似道此时的地位权 势已经俨然就是天子，他以一己之好随心所欲，宗庙社稷的安危存亡不在他的考虑 之中。如此君不君、臣不臣，国家本身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把亡国之责全推到一两个人身上，但奸佞之辈的胡作非为却能够 加速败亡的进程，这也就是奸人不生于乱世为害不烈的道理。遗憾的是，这个悲剧 似乎总是无法避免，衰世与奸佞实在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同一体，衰世必然滋生奸 恶，而奸恶只有在疲敝之世才能为所欲为。 李庭芝到任以后，屡屡约请范文虎共同举兵入援襄阳，但文虎就是不予理睬， 他以取旨未到为借口，一直按兵不动。在时势岌岌可危之际，文虎依旧日日与妓妾、 嬖幸击鞠宴饮为乐，不仅未把李庭芝看在眼里，丝毫也没有把襄阳放在心上。文虎 勒兵不进，李庭芝也就巧妇难炊，增援之事一拖就是近一年。 在此期间，朝廷也有不少人为襄樊的安危忧心忡忡，左丞相江万里就曾屡请贾 似道增兵入援。然而江万里这个人虽不失忠直，但魄力不够，在似道的沮骇下，最 后只有力请外任来逃避现实，并未能在朝堂之上尽到自己的义务。先后离朝的还有 王应麟、文天祥等人，都因为力主入援襄阳而被似道排斥。如此一来，朝间仅剩的 一些端方忠勇之士也被贬逐略尽，国事遂益无可为。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二月， 襄阳守军竭尽全力，派出步骑兵万余人、战船百余艘攻打万山一带，又被蒙军击败。 与帝国的迟缓动作相反的是，阿朮与刘整仍然在紧张地打造战舰、操练水军，并加 强了对襄樊的压迫程度。到了八月份，襄、樊被围已近三年，渐渐也有疲敝之态。 但我们的宰相贾似道却仍在临安葛岭的府第中逍遥自在，大兴土木，挥金如土， 极尽奢侈之能事。在新造的“半闲堂”中，似道挂起了自己的肖像，在像下时时与 道士们挥麈闲谈，探究性命之术。似道好色，倡优乃至尼姑貌美者，无不纳入后闱， 宫人叶氏有美色，竟然也被他取作姬妾。似道累月不朝，但却常常与群妾踞地而坐， 斗蟋蟀为戏。此外，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收集宝玩，为此建造了一个“多宝阁”，一 日一登，迷而忘返。似道嗜于古玩器物的程度近似于疯狂，甚至为了一条陪葬的玉 带，竟将功臣大将余玠的墓冢挖开。这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掌握生杀大权的宰相 在他的威福臻于鼎盛之时，已经完全暴露出他那种市井无赖的固有禀性。 现在的贾似道已经可以入朝不拜，这是开国元勋才能享受的崇高礼遇。不仅如 此，退朝之际，天子尤还必须起立避席，目送他出殿以后才能坐下。很明显，似道 不仅成为帝国实际的主宰者，甚至在名义上也凌驾于天子之上，任何一位挟权自重、 作威作福的权臣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无须怀疑的是，贾似道既是个轻薄无行之徒， 他自然就不会具备士大夫们才有的那种传统理念和道德原则。 就在八月份的一天，度宗问他： “襄阳已被围三年，如之奈何？” 似道故作诧异：“北兵早已退走，陛下何出此言？” 天子无知，实话实答：“适有女嫔言之。” 似道岂能放过，逼着度宗说出这位宫嫔的姓名，随后立即赐死。自此之后，边 事虽急，也无人再敢饶舌。 似道的所作所为常能使天下臣民们想起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令他们感到 困惑无比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早年的权臣奸相都曾无一例外地激起了强烈的反 抗，如何眼下竟水波不兴？这个问题同样使后人百思难解，他们在痛责这位奸佞之 臣的同时，常常也不免感慨万千。尽管这许多疑问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却无疑都是 庸人自扰，因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 牵制政治独裁的惟一力量是军队，如果武装势力不足以与政治权威相抗衡，或 者其本身已经被某位独裁者所掌握，那它就不仅不能制约政治，相反却还能成为政 治压迫的帮凶。贾似道虽没有能完全控制军队，但帝国的武装力量早已非同往日， 握兵大将既然不能立寸功于外，又何以威胁权相？而士子们永远都是手无寸铁，他 们的全部所有不过是心中的一腔忠诚而已，书生意气可以指点江山，却无法做到诛 桀伐纣，一切都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最悲哀的是，帝国武将的懦弱并不完全体现 在对付敌寇方面，他们在专横霸道的独裁者面前同样胆小如鼠，为了逃避迫害，最 后竟还不得不选择投降的道路。那位掉转矛头的刘整不是第一位，当然也不是最后 一位。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一名蒙军将领张弘范突然发现了襄阳久围不 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来，汉水补给线虽被切断，出口也被堵死，但并没有做得很 彻底，背后的江陵、上游的归州与襄阳之间始终有零散宋军来往。特别是襄阳西面 的粮道被蒙军所忽视，使得间断的补给仍能达于围城之中。于是张弘范郑重向蒙军 统帅部提出：筑堡万山以绝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从根子上切断襄阳与外部 的联系。这个建议被采纳，襄、樊终于陷入了真正的苦战。 翌年五月，忽必烈调整了战略，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另遣两路兵马扫荡四 川，一路由赛典赤、郑鼎率领水陆军西击嘉定，一路由汪良臣、彭天祥、札剌不花 等从重庆、泸州、汝州等地顺流而下沿途巡击，意在牵制上游宋军，进一步肃清襄 阳的侧翼。忽必烈始终没有在东部动手，这是因为蒙军的优势在西面，攻打襄阳的 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东下，因此便把两浙先放在了一边。这是一个集中兵力的明智 之策，但能否实现的关键还是襄阳战役的成败与否。 襄阳军民的意志力和战斗精神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以孤城寡力独挡数倍于己的 汹汹之敌，并能成功坚守了四年，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由于蒙军的重重包围，襄 樊两城顽强抵抗的情况未能被外人了解，但其中的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在久候援军 不至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放弃主动进攻，在这一年中仍然发动了多次出击，但 几乎全遭败绩，七月份的一次战斗一下就牺牲了二千余人。值得庆幸的是，襄阳府 丰赡的储备和便利的地形有力地保证了他们的抗战，否则襄、樊就会像历史上所有 的孤城一样，最后城未破，粮先绝，酿成屠马割尸、易子而食的千古悲剧。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