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人将如何忍公
      
          在取得胜利的同时总是要犯错误,这是历史上所有的激进者共同的毛病。安石
      对来自反面的意见过于敏感了,他在政治上排挤一切的做法使敌对势力空前壮大,
      这种局面使得本来属于一种正义行动的改革看起来倒成了少数人一意孤行的倒行逆
      施。在野的受压制的一方似乎总是正确的一方,这种约定俗成的概念使得不少毫无
      原则的人跟着反对派同声谴责,也使得改革所面临的压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
      即使安石从不畏惧所谓的天下怨谤,神宗却不一定能够无动于衷,更何况变法派内
      部本身并不都像安石一样具备这种不折不挠的天性而坚如磐石。熙宁五年(公元1072
      年),随着方田均税条约的实施特别是“市易务”这一机构的建立,更大的政治冲
      突终于爆发。
      
          市易务的建立出自一位布衣之士魏继忠的建议,它的出发点是由国家来平抑京
      城过于波动的物价,打击垄断富商。其实质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物价低时稍增价
      买进,以保护普通商贩;物价高时则稍损价卖出,以保护平民。这一做法原先仅在
      京城实行,后来也逐渐推广到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地区。这本是典型的国家干预政策,
      也是自古以来的常法,在理论上并无可厚非。但是,此中却有一个潜在的结果,即
      :政府同时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利润。这就又不免使反对派老调子重弹,发出所谓的
      义利之叹了。惟一尚在朝中的元老大臣文彦博便认为这是有损国体的行径,在他看
      来,堂堂大国惶惶求利,实在是无可容忍。
      
          更直接的导火线是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免行钱”的实行,这是市易
      政策推行后的一个附带产物。所谓“免行钱”,其实就是一种商业税,它规定京城
      各行业按利润厚薄交纳,税款付讫后即免除各行户对官府的无偿供应。不用说,这
      种手段因为能在保护商业的同时更能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同样为反对者所痛
      恨;另外,货币税收总是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加上收钱标准和具体实行也
      很难做到公平无误,因此再一次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免行钱一事引起严重的
      冲突倒不在于上述几方面,这一次惹起麻烦的根子在于它的打击对象同时涉及到了
      政府机关、宫禁及皇族中的有关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负责采办公家及宫廷用度的
      大小官员和宦官,以及参与某些垄断经营的部分皇族。正是这个缘故,此法在实行
      一年后,反对的呼声几乎来自各个阶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此法颇“不便”,甚
      至有消息说,两宫皇太后亦为此泣下。巧的是,自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至
      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京城一带地区滴雨未降,引起了严重的旱灾,朝野纷纷传
      言:此乃朝廷收免行钱之故。有一位地方官郑侠甚至密上了一张《流民图》道:若
      将一切掊克不道之政尽数罢去,十日之内再不下雨,即请斩臣首以谢欺君之罪。这
      下不由得神宗不慌了,四月初六,天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下令暂停青苗、雇
      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岂料,诏下后果真雨下。天命虽不可畏但天意却高远
      难测,安石第一次感到了无可奈何。
      
          尽管吕惠卿在天子面前痛哭流涕,暂时使神宗收回了成命,只罢除了方田均税
      一法,但在如此天灾人祸面前,改革面临挫折已是在所难免。十九日,安石已无法
      再安其位,遂上表辞相,请求外任使职。神宗当然不甘就此罢休,天子更不愿相信
      他的一腔热诚竟会败坏天下,于是再三挽留安石,希望安石至少能以天子师傅的名
      义留在朝中,但这对安石来说已毫无意义,去意甚坚。在赴知江宁府之前,他向神
      宗推荐了韩绛代替自己,并特别擢升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辅助天子继续未了之功。
      安石去后,变法的步子虽没有从此停止,但事情起了一些变化。
      
          变法派成为了时事的中心。
      
          在变法派的几巨头中,除了王安石,主要就是韩绛、吕惠卿、曾布、吕嘉问、
      章惇五人。韩绛的地位最高,但才干有限,处事无方,他在前几年曾自请出使陕西、
      河东,也一无建树。曾布是安石好友曾巩的胞弟,时以翰林学士兼三司使,从地位
      上讲是仅次于韩绛的第二号人物,几年来与吕惠卿共同参与了绝大部分变法的筹划。
      曾布此人对变法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可也许是在与吕惠卿起草变法章程时意见不
      同而产生矛盾的缘故,他与吕惠卿关系一直不好,进而对时任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
      问也有些不满。由于一时冲动,当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神宗在一系列压
      力下密令曾布调查免行钱过程中的问题时,曾布竟不顾全大局,参劾吕嘉问违背市
      易原则并有不法行为,同时还间接地批评了一下免行钱措施。因为曾布所报与事实
      多有出入,而吕嘉问也有办事不明的现象,在曾、吕当廷对质后,神宗各打五十大
      板,两人皆被罢黜。曾布的这一做法显然在客观上帮了反对派的忙,自然使安石、
      惠卿极为生气,这是改革派内部发生的第一次裂痕。
      
          吕惠卿无疑是变法派内部最关键的人物,也是除安石之外对变法做出最大贡献
      的人。从熙宁二年到七年,他先后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司农司、国子监、军器监任
      职,兼任过知谏院、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直到入居参知政事成为副相。尤其重要的
      是,绝大部分新法的创制发明都出自他的倡议,包括许多具体内容的拟定;在理论
      战线,他与安石的长子王雱共同修撰由安石审定的《三经新义》,也做了大量的工
      作。所有这些都不仅为安石所肯定,亦为神宗所赏爱。因此,吕惠卿在安石之后成
      了反对派另一个主要攻击目标,为安石分担了巨大的压力。
      
          惠卿极其聪明,更兼学识渊博,既不乏理论水平,又具有实际操作能力,是个
      典型的能人。这种人最大的可贵之处在于沉溺理想之中,具有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强
      烈的事业心,最大的缺点是不可避免地在人际关系上有欠周到。在具体工作中惠卿
      不仅难免与安石发生物抵牾,和其他人如后期参与变法工作的沈括、李承之等也多
      有嫌隙之处。在安石的主持下这种问题尚不至于突出,可安石一旦离去,隐患就开
      始暴露。曾布事件发生后未过多久,韩绛也对吕惠卿产生了不满。
      
      
      
          尽管朝野闲话称韩、吕两人一为“传法沙门”、一为“护法善神”,但实际上
      韩绛并没有做多少工作,而是吕惠卿一力主持着变法的深入和对抗着各方面的攻讦。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郑侠自攻击安石得逞后,又上了一道《正直君子邪
      曲小人事业图》,放言“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矛头直指惠卿。
      惠卿展开反击,禀告皇上并使神宗予以重责,借天子之手压住了郑侠的嚣张气焰。
      紧接着在七月,惠卿创订“手实法”,加强了民户财产的清查,以保证免役钱的平
      均交纳。最后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又成功地将郑侠清除出朝,同时还使
      冯京被罢。惠卿一旦得以施展手脚,他的热情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因此也免不了过
      于冲动,有些做法包括“手实法”甚至使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亦来信表示不同意见,
      这些都为他以后遭致无端的诽谤埋下了种子。在惠卿的风头面前,韩绛终于不能忍
      受,遂密请神宗重召安石。这个想法正与天子不谋而合,于是在安石罢相十个月后
      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十一日,皇上又召安石复相。不用说,惠卿对此十
      分失望。
      
          虽然他从心底来说不反对安石重执朝柄,但这件事情使惠卿受到了伤害是无疑
      的,因为这明摆着就是对他的不信任。跃跃欲试的雄心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这种
      心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排遣,惠卿当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安石受诏后竟一无辞
      谢立即就道,七天后就赶到了京城,更使惠卿十分伤感,开始萌生去意。改革派这
      次发生的裂痕十分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变法今后的去向。
      
          事实证明王安石选择重新回朝并不是个高明的决定。复相后不久,韩绛首先和
      他发生分歧,闹了点意气后竟挂冠而去;接着是吕惠卿又不满于安石对他的怀疑态
      度,心下十分伤感,也上章求外。天子自然无法体会此中的微妙,他问惠卿:何故
      无事而数求去?是否因与安石在商议用人方面有所不合?
      
          惠卿的一番话实际上已经很明显了:“用人之议与臣去留无关。前此安石为陛
      下建立庶政,不料千里复来后竟一切托疾不问,与昔日大异,不知欲将大业付与何
      人?!”安石身体两三年来一直不好,但复相后托病不问事,在惠卿看来似乎是意
      有所指,所以他才说出此话。
      
          神宗道:“安石何至于此!”
      
          说到这里,惠卿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安石不安其位,是因为臣在。不如逐
      臣外去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显然,惠卿同样也太过于意气用事了。
      
          这一年的八月,御史蔡承禧奏劾吕惠卿与章、李定等人结成死党。接着,御史
      中丞邓绾又揭发出他与兄弟吕升卿强借华亭富民五百万钱,与知县张若济合伙买田
      之事。如此一来,惠卿自己要走都走不成了,十月,被罢,出知陈州。邓绾也曾不
      遗余力地参与了改革,但安石罢相后一度倒向惠卿,此番举报虽出于对安石的献媚,
      但肯定也得到安石的默许。就事论事地说,虽然惠卿的弟弟升卿在这件事上当负主
      要责任,但惠卿也不是一点过错也没有。在反对派来说,惠卿永远都是打倒王安石、
      分化改革阵营的突破口,因此他们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着机会,并不断地散布谣
      言,可一直没有得逞。令人悲哀的是,最后将惠卿撼落的却是改革派自己。内部的
      分裂比任何外来的力量都强大,这个事件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
      
          韩绛、吕惠卿固然要为最后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但安石也难逃其咎。安石执
      政数年来,由于敌对浪潮的浩大,不得已以一人与万人战,在长期的紧张与气愤下,
      固执的性格便显得越发突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变法的反对固然反映出他的鲜明斗
      志,但他不能容忍同一阵营的不同意见则是一种偏执行为,这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显
      然是得失参半。一贯支持父亲的王雱,就在这个时候对他说了一句用心良苦的话:
      
          “公不忍人,人将如何忍公?!”
      
          安石当时默然,显然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缺点。但天下人皆不同己给他的印象太
      深了,他无法对此释然。韩绛与吕惠卿的辞去又加深了这种感觉,安石矛盾的心态
      由此加重并不奇怪。在回到相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安石除了在道义上不断地为他
      的变法理论进行辨白之外,确实没有做进一步的实事,惠卿的指责也并不是空穴来
      风。最后的契机是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六月,爱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给了安
      石以巨大的打击,他的无畏精神和一腔热忱终于从高峰坠落,遂不断上表请求告老
      还乡。此时安石五十五岁,人到晚年百事哀,贤者如安石,也没能避免这个人性共
      同的弱点。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安石第二次罢相出京回到江宁府,次年
      六月,又辞去“判江宁府”的官衔,正式退休。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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