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不用思量今古 有情风万里送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 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苏轼（公元1036—1101年） 变革的要求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庆历年间开始表现出来。 改革的意义在于一反陈规、扫除旧弊，这样一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其实 是次要的。改革的关键在于：它对旧有的制度变革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人们相沿而 来渐以为常的积习有多大的冲击。范仲淹的新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仲 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却享受到了自古而来一切锐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也和 他们一样落得个无疾而终的最后下场。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拯救运动，竟从一开始就 染上了凄壮悲凉、云诡波谲的色彩。 范仲淹的道德操守极佳，对天子和社稷的忠诚有目共睹。他做事相当谨慎，虽 力图革故鼎新，兴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仲淹所倡导的新政更非过 激之举，他所条陈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 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这些变革之举放到任何一个时候， 在原则上都能站得住脚。在具体措施上，仲淹也都是从防患予未然出发，并不一味 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即使为了澄清吏治、限制官员骤得高位而修订太祖以来实行 已久的磨勘法和荫子制，也没有对原有的规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过是使其更加严 格细密罢了。 但是，范仲淹从本质上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 具备谋略家的手腕。他在人事处理方面似乎更为糟糕，与吕夷简等宰执大员的交恶 倒还在其次，最麻烦的是，仲淹和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这固然是出于坚贞 的信仰而对衰败现实忍无可忍的缘故，但是拍案而起一飞冲天，无形中便把自身与 他人分别开来了。在传统观念中，过分的激昂慷慨总是能让自诩持重的人感到无法 理解，更不用说能使那些品性不佳的小人们嫉妒眼红不堪忍受了。 仲淹倒也并不欣赏那种自恃清高、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庆历三年（公元1043 年）四月，一时俊秀不次进用而入主政坛后，国子监直讲石介按捺不住喜悦，作了 一首《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显得过 于狂放，仲淹就很不满。他不无忧虑地对韩琦道：“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话 虽直了一点，但却不幸言中。 吕夷简虽生病致仕，但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妒忌不满者的谤訾之言亦纷纭而至， 夏竦是其中的代表。 夏竦此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仗着自己才术过人，急于进取， 性又好色，尤喜交结权贵；为人倾侧反复，惟己是重。夏竦虽然在地方上有些政绩， 但却是因走了宦官的路子才得以入朝为官，他的品性与当时身为宰相的王钦若趣味 相投，自然也得到钦若的赏识，一步步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三司使。夏主赵 元昊反叛，命知永兴军，可夏竦意在朝廷，不愿久在塞外，竟数度上疏请解兵柄。 在国家多事之秋忘记臣子的本分，自然不能被御史们所原谅，庆历年初，仁宗终于 召他入京时，欧阳修、余靖等谏官、御史便交相上章，坚决反对。夏竦人都到了东 京了，仍被诏还归镇。正是欧阳修等新一辈当政者的努力，造成了他“奸邪”的公 论，石介那首诗中所指的“大奸”，也就是指他，以夏竦的秉性，对此又焉能不怀 恨在心！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年初，夏竦便首先鼓动一帮人声言欧阳修、范仲 淹等树党结派，又一次掀起“朋党”之论。 天子当然又很疑惑：“从来都是小人多为朋党，君子也有朋党？” 仲淹当廷回答：“臣在边塞时，就曾亲眼见到过勇敢者自成一党，胆怯者也自 成一党。在朝廷自然也有正邪党派之区别。若结党从善，对国家又何害之有！” 仲淹这话与欧阳修在这期间所奏上的那篇著名的《朋党论》的核心是一样的， 都以无畏的精神，并不讳言他们实为同志。在他们看来，小人们以利益结伪党，而 君子则以同道为真朋，若天子圣心能察，进君子之真而退小人之伪，则更能治达天 下。 然而深层的道理和正确的逻辑并不能打动高高在上的天子，皇帝害怕“朋党” 的心态从来就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这个古老的箴言。这也难 怪，所有的伦理原则本来就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存在而产生的，再高明者，也转不出 这个奇妙的轮盘。 六月，夏竦便以石介为对象展开新的攻击。这次他下了一个重手，竟伪造了一 封废立诏书，署名石介，并散布流言道此乃石介为富弼所撰。富弼时任枢密副使， 是范仲淹倡导改革的主要帮手，反对者真正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谋事废立是大逆 不道之罪，尽管仁宗不太相信这些谣言，但却使范、韩两人大为紧张。就在这时， 辽、夏两国又发生了战争。 本来，宋夏之间的和议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两国的和议起自去年年初，一 方面既是两国人心厌战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受辽宋之间重归于好的影响。赵元昊几 年来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物质消耗也相当巨大。两国交兵，互不通市，损失犹 在夏国一方。西疆的军事统帅之一庞籍认为，夏人饮无茶，衣无帛，求和确是出于 真意。然而，正如当年宋辽之间订盟一样，双方在有关国家体面的外交辞令上又不 免存在着严重分歧，元昊只肯称“子”，而仁宗君臣则坚持必须称“臣”，由此和 议一再迁延不决，一直拖到今年五月方始完成。宋夏一旦媾和，辽人却不愿意夏国 就此坐大，辽帝遂亲率十万大军西征。辽夏交战，使帝国又面临新的抉择，朝廷意 见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力主增派部队保卫河东，预防辽国乘我不备突 然南下，并请求亲自出任陕西河东。仲淹这一次出京，固然是不能忘怀于西北两边 之警的缘故，但另外一个主要目的也是想避一避朝廷上下正纷纷而起的谗谤之言。 然而他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这一走，新政竟也就随之结束。 赴任途中，仲淹顺道造访已退居林下的吕夷简。 夷简很奇怪，问仲淹：“何事遽出？” 仲淹答道：“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 夷简一听顿脚：“君眼下正蹈危机，既已出京，又岂能再入？！即欲经抚边事， 当然也是在朝方便。此显见之理，如何不省？！” 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夷简此语真是一针见血，说得仲淹愕然变色。 八月，富弼亦被命为河北宣抚使，石介也上表请出，被命为濮州通判。改革派 的势力一旦减弱，政局马上就突生波澜。两位年少冲动不拘小节的新派人物苏舜钦、 王益柔首当其冲，前者因在进奏院召一帮新派名士宴集，并以伎乐娱宾，而后者又 醉后即席狂语，被人抓住辫子不放，穷追猛打。宰相章得象、晏殊虽不反对仲淹之 辈，但两人老成持重，平常对事情一贯无所可否，此时更是不发一言。而贾昌朝、 张方平、宋祈都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只有韩琦一人在孤军奋战。结果此事闹得很 大，苏、王两人被贬外，其他赴宴的新派人士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连远在京 外的范仲淹也被迫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之衔。达到了这些目的后，反对中坚御史中丞 王拱辰忍不住手舞足蹈，竟发出“终于一网打尽”的叫嚣，同样一点也不掩饰自己 的激动情绪。 平心而论，范仲淹条陈十事而施行的新政，不仅算不上什么重大变革，而且时 间很短，效果也十分有限。仲淹一派的余靖就承认，朝廷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 达到修举法度，以兴治道的目的。无所建设自然也就无所破坏，这个事实就等于从 反面证明：一年左右的改革并没有打乱原有的秩序。可就是这样，仲淹等仍然无法 躲避汹涌而来的谤议大潮，迫不得已而采取了一条息事宁人的路线。归纳起来，除 了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之外，士大夫之间意气用事的毛病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者，有知识有抱负之志者；大夫，辅弼天子治理国家的臣僚。士大夫合称， 便指的是超拔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一个精英阶层。古时其辈多出于贵族，随着历史进 替，起于寒微者也不乏其人。但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总不外乎两 端：一是征服世界，一是逍遥人生。本朝历行文教，重于德行，士大夫崇儒学、尚 名节一时蔚然成风，但他们似乎仍然缺乏那种踔厉奋发的精神斗志，进而在和熙富 足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温文尔雅、端重持默，而太祖所定下的那种宽容纵许的原则， 更赋予他们甘于自守的借口和理由。矛盾的是，道德伦理又一贯要求士大夫们不得 忘怀于庙堂社稷，不能老在理论上空谈而不事实践。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他们便 选择追求性命真谛来遮掩甘于逍遥的劣迹，借批评他人来证明自己并未推卸责任。 他们做不来大事，但却不容许别人做事时犯一点错误。于是，在不少徒具其表的人 那里，品藻人物的名士之风不免演变成相互攻讦、争名好胜的俗陋之习。他们平常 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奋发而起出乎其意，却又无法泰然处之。操 守可称者不免如此，就更不用说等而下之者搀杂私心于其间，往往做出诬讦陷害等 下流之事了。 范仲淹成为众矢之的就是这样一个风气的产物。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使以兴治 天下为共同理想而成为同道的新派人士，彼此之间也免不了闹意见。梅尧臣对仲淹 的态度，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尧臣字圣俞，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赖叔父之荫得官。初未为人所知，但由 于诗写得好，被钱惟演引为忘年交。欧阳修当时也在惟演洛阳幕府，特别激赏尧臣 的诗才，加上一批年少才俊迭相师友、互相倡和，渐渐使尧臣知名于当时。尧臣的 确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他对诗的标准很高，曾对人发表诗见曰：“凡诗，意语新工， 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 后为至也。”仕途的失意使他刻意于诗作，用力极勤，甚至日课一诗，焚之以求更 精。尧臣的精思刻厉，勤于创制，一变西昆浮靡旧习，从而开创了本朝一代诗风， 也博得了很高的诗名。 大凡才子，都疏于修诚立身。尧臣也有这个缺点，喜谈笑，好臧否人物，诙嘲 刺讥往往托于诗中。屡试不第，一生未得高官的遭遇反过来又使他晚年轻儇戏谑的 毛病更加突出。梅范两人结交甚早，尧臣在仲淹第一次因越职言事被贬后，曾有诗 赠范，对仲淹有很高的评价，但当仲淹入主朝廷从事政治改良后，尧臣却对他的所 作所为不以为然，曾当面写诗劝仲淹作为一个南方人不要过分矜夸而致丧身。仲淹 当时也就原题答复一诗，表示见解不同，但无妨殊途同归，两人的关系尚未至于破 裂。 范梅交恶的导火索即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一月导致革新派垮台的苏 （舜钦）、王（益柔）“奏邸之狱”。这场冤案的告发者是晏殊的外甥李定，时任 太子中舍人，因为想参加这次宴会被舜钦拒绝而怀恨在心，遂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密 报。李定是托梅尧臣去见舜钦的，事情一发生，仲淹当然连带怪罪到尧臣，由此对 他大生反感也就顺理成章了。尧臣自感委屈之余，认为仲淹等人不检点行为反而怀 疑故友，亦对范不满，便写了一篇《灵乌后赋》与仲淹公开决裂。这场过节虽是整 个庆历新政的余波，但多少反映了士大夫之间常以意气而坏事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 听。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杜衍、富弼同罢。仲淹自上表乞罢参 知政事之衔后，宰相章得象还认为仲淹素具“虚名”，若其一请遽罢，会使天子落 下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因此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若仲淹上谢表，即是挟诈君上，届 时再罢不迟。仲淹哪知是计，见朝廷久无回音，以为皇上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 仁宗这下越发相信章得象之言不虚。章得象平时于事不置可否，但这一希上求宠之 着却相当巧妙，而对仲淹来说，却不啻于落井下石。杜衍为人清正谨严，好荐贤士， 去年由枢密使而拜相，也因为新一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谗构被罢，仅在职一百二十 天。富弼一向以忠义知名，曾出使辽国，正辩屈敌，享有很高声誉。前段时间出巡 河朔半年之久，事毕甫回，就落职而外任闲郡。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