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乱,但是不能没饭吃。在那种混乱状态下,工厂的干
      部和广大工人还是好的,千方百计想办法,不让生产停顿。北京的市场很紧张,副
      食、鸡蛋、煤都紧张,全要靠外地支持。出现的问题怎么办?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提出“不能拿生产压革命”。林彪也在召集国务院的部长在
      京西宾馆开会时强调说:“文化大革命”是最伟大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必然要席卷全国。意思是冲击生产无所谓。在这个会上,搞了《工业十条》还
      是《生产十条》,说不行。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又搞了一个《十条》。就是这个时间前后提出的“不能拿
      生产压革命”。后来又在批极左思潮、抓“五一六”的过程中,中央提出“抓革命,
      促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仍然很难贯彻。你抓生产时,
      他们就说你是搞唯生产力论。他们反复干扰。后来,直到主席提出“把经济搞上去”,
      他们仍然不死心,瞧着机会就整做事的人。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斗争,一边是
      “抓革命,促生产”,一边提“不要以生产压革命”;今天是“把经济搞上去”,
      明天又批“唯生产力论”。反派性后,市革委会是团结的,没有派性了,市里才能
      稳定。消除派性,是当时很大的一项工作。因为上边没有了派性,下边的各区县也
      就逐渐消除了派性。
      
          这以后遇到大的事件,市里是比较稳定的,原因在这里。市里经过两次改组,
      调了一批人,成立了北京市的计委、经委。调了一机部的副部长杨寿山同志,商业
      部的副部长王磊同志,还有哪个部的陈耳东同志,还调了若干全国劳动模范,如李
      昌安、李瑞环等同志,又加上部队的同志,还有原来市委的王宪、刘耀民等同志。
      王磊是商业部的副部长,先念同志说王磊一方面放在市里保护,另一方面让他利用
      熟悉商业、同各省的关系,想办法保证北京市的市场供应问题。以后又调了叶林来。
      王宪、刘耀民搞农业,杨寿山等人搞工业,王磊管财贸。这些人没有什么派性,而
      且在造反派眼中,他们的问题也不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般对运动比较
      超脱一点。最后形成了由老市委回来的王纯、韩伯平、赵鹏飞、李瑞环、杜春永等
      同志,加上中央各部委调来的同志,部队“支左”比较超脱的同志,所组成的新的
      领导。
      
          这些同志很艰苦、很努力,在那种条件下,抓生产很不容易。生产是在这种斗
      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同志千方百计、艰难困苦,在当时的条件下,抓得比较好。
      其他各省的生产、基建项目差不多都停了,北京稍微稳定下来后就抓生产,我们抓
      了一把。工业上搞了首钢的第四高炉、轧钢厂、纤维厂;由石油部支持,搞了东方
      红炼油厂,有人造橡胶、塑料厂等五个厂,三十万吨乙烯等项目。当时,北京的工
      厂配合搞导弹的部件生产,是杨寿山同志抓的,据说部件的质量都是比较合格的。
      商业、财贸,王磊也抓了。集中抓了农业,抓修水库、灌溉,如平谷的海子水库、
      门头沟斋堂水库等,还有打井,平整土地,改造大兴的沙漠田,种树。王宪、王磊、
      刘耀民这些同志经常住在农村,当时虽然搞“文化大革命”,农民除了“早请示、
      晚汇报”外,他们还要种地、吃饭。解放时,王宪是通县的专员,通县地区划归北
      京市后,他就在市委搞农业。后来,万里出来了,负责市政建设。当时,这些同志
      抓生产,他们也挨了一些批判,他们也没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也没有借
      着“文化大革命”整别人。从其他单位调来的同志,他们在原部委都是挨整的。
      
          由于没有放松生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工业方
      面除了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是下降的外,其他各年大致都呈上升趋势。
      农业方面除1969年的产值有所下降,但产量并不比1967年低,总的看也都
      呈上升趋势。因为农业上主要是天时影响,所以像1972年的大旱中其产量和产
      值都比1971年的下降。我们可以从下列数字得出比较:工业总产值:1966
      年71.5亿元1967年64亿元1968年68亿元1969年97亿元19
      70年129亿元1971年157亿元(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
      71年110亿元(以下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1972年116亿元19
      73年125亿元1974年136.7亿元1975年148.7亿元1976
      年156.4亿元农业总产值:1966年4.9亿元119万吨(产量)196
      7年5亿元113.4万吨1968年4.9亿元127.3万吨1969年4.
      5亿元115.9万吨
      
          1970年5.3亿元(以上按1957年价格140.8万吨计算)197
      1年7.5亿元(以下按1970年不变价格142万吨计算)1972年7.2
      亿元117万吨1973年8亿元153万吨1974年8.7亿元170万吨1
      975年9.2亿元183.8万吨1976年9亿元170.3万吨重点产品产
      量:钢原油加工原煤1966年63.5万吨0534.3万吨1967年44万
      吨0428.4万吨1968年32.8万吨0471.8万吨1969年72.
      5万吨28.5万吨532.1万吨1970年110万吨254.4万吨624
      .9万吨1971年134.3万吨344.1万吨680.1万吨1972年1
      48.9万吨373.5万吨691.8万吨1973年161万吨372.8万
      吨706.3万吨1974年167.8万吨424.3万吨736.9万吨19
      75年165.8万吨443.3万吨749万吨1976年163万吨512.
      1万吨747万吨。
      
      
      
          1976年地震,工业、农业都受到影响,大概震裂了一百多万平方米。我是
      1978年离开北京市的。我走前,鸡蛋要从外地运来,损耗太大,就想办法建了
      一个种鸡厂,进口了一个罗马尼亚的养鸡厂,建立了两三个养鸡厂。还进口了一个
      养猪厂。我走时,鲜蛋从外地调进来的数量已经减少了。那时,蔬菜是18万亩。
      现在大概亩数减少了,但产量提高了。那时,耕地是六百多万亩。现在基本建设这
      么多,耕地会减少的。那时候北京市的生产,要发展没有钱。国家也是这样。当时,
      物价便宜,副食补贴一两亿元就是个大数目啊。修前三门的一条街,是李瑞环负责
      的。现在来看,设计得不太好,但那时是急需要房子住。当时,周总理可抓得很紧,
      造价很低,楼堂馆所不许建,外交部想建部办公楼,造价较高,周总理就不让建。
      那时是实行勤俭建国,提倡一个钱当两个钱用。那时候,谁敢大吃大喝?连周总理
      都是很艰苦的,我们一块吃饭,很简单。
      
          周总理,真是一辈子都这样,身上戴的像章是“为人民服务”,用的笔是中国
      制造的,真正以身作则。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北京市的经济建设会发
      展更快、更好。“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不可低估,1967年、196
      8年的情况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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