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
      
          “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
      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
      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
      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
      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
      添足,不宜发表。”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
      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
      状况才稍有平息。但这样的形势,表明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
      仅没有停止,而且“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将恶有恶报,只是时辰未到。正像历史
      告诉我们的那样:人民终于胜利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
      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
      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
      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
      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
      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
      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
      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
      脑浆都冲洗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
      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
      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
      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
      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
      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小。当时,“四人帮”也很害怕,江青指着我、
      陈锡联、纪登奎说:北京军区、北京市委还保证不保证我们的安全了?我们三个人
      当时都不吭声。
      
          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
      幸中的最大的幸事。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关
      于天安门事件的记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要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党负责任
      地简要说明两点。第一,1976年4月4日和4月5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开了两
      次会议,讨论处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问题。4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收花圈,5日会
      议主要讨论的是动用民兵和决定让我发表录音讲话。《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这两
      次会议记述为4日一次会议了。这一天之差就含糊了许多重大问题。第二,《中共
      党史大事年表》所载,4日的政治局会议只有华国锋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讲
      了几句话,其余的都是我在发言,成为会议的主角。好像“四人帮”没有发言,其
      他的同志也没有发言。这样表述的根据可能就是来自毛远新给毛主席的报告,但毛
      远新当毛主席的联络员后,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从来不经政治局讨论。“四人帮”
      在会上说了很多话,他们攻击这些活动的总后台是邓小平,甚至造谣当时已经身不
      由己的邓小平还到过天安门广场等等。我没有同意“四人帮”的议论,我说没有发
      现邓小平同志到过天安门广场。江青一伙还在会上讲了很多恶毒诬蔑群众和邓小平
      同志的话,他们竭力主张镇压群众,“四人帮”的气焰当时非常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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