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复出
      
          名单搞好后,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同志。周总理
      说:这是毛主席急要的,毛主席没有批示之前,政治局不好讨论,政治局要等毛主
      席的批示。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毛主席听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
      的意见后,于3月8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350多人,
      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毛主席批示后,周总理又指示我
      们:人放出后,不要都堆在北京,有病的要好好治病,一般人可暂分到全国各地。
      周总理还要求我们写个报告,开个会,请各省来人交接,分到各省的同志以后再分
      别回京。周总理告诉我们,他已打电话给王洪文,由王洪文出面召集这个会,我们
      几个人参加。当时我的思想还有些不通,认为这些同志的家都在北京,刚放出来又
      马上分到外地去,有点说不过去。然而这只不过是常人之见,还是周总理考虑得深,
      这个办法避免了这些刚放出来的同志再遭“四人帮”的迫害,完全是出于保护的目
      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总理提出的这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办法是颇费苦心
      的。有了这些办法,才能绕过“四人帮”的梗阻,得到毛主席的很快批准。如果不
      是先放人后审议,而是先审查后结论、再放人,必然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四人
      帮”必定会借种种问题发难,从而推迟放人的时间。周总理这样处理是非常恰当的,
      也是同“四人帮”的一场智斗。
      
          放人后,传来毛主席的指示,说可解散各专案办公室。汪东兴回到北京后,说
      还要留一些熟悉材料的人。不过我理解,毛主席关于解散专案办公室的指示,包括
      我们四个人的小组也要解散,这以后我就不去看材料了。只是汪东兴有时有批阅的
      文件和材料送来,我也在文件上划过圈。这些划圈的文件,如有错误的,事先虽未
      经我审查,我也应负责。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假错案是很正确的。这是我们
      想到而未能办到的大快人心的事。当时的“五一”和“十一”,报纸上都要刊登一
      个参加游园和国宴等活动的人员名单,这是周总理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消
      息的重要渠道。比如周扬,我们原来也是想让他在国庆节露面的。
      
          周扬原来是被卫戍区监护的。江青是文化系统专案组的组长,文化界的一些人,
      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的逮捕报告、监护报告,都是江青批的,还有上海、
      天津的一些人也是江青批准关押的。现在我们要解放这些人,触着了江青的痛处,
      她就多次问我周扬有没有问题。我根据看过的材料告诉她,周扬没有什么问题,关
      于参加“左联”领导的事,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等同志那样做,没
      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只有在具有坚定的信念下才可以做得到。还有周扬没有被捕过。
      江青坚持说周扬的社会关系复杂。我说在白区工作,没有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不
      可能工作得好,夏衍的情况也是这样。江青认为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
      问题还需要继续调查,并提出监狱空了把周扬由监护改送监狱。因此,我们专写了
      一个报告,要求释放周扬,提出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可以继续调查,周扬放出来后
      发给生活费。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继续调查”的地方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报告上写有“发给生活费”处批示:“工资照发。”1975年国庆前夕,我
      们告诉吴庆彤说,在邀请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上,应列上周扬。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
      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意见的,主要是要看“四人帮”通过不通过。
      “四人帮”谁都不说话,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吴庆彤甚至说:这只是多添
      一双筷子的问题。这时,“四人帮”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邓小平最后收场
      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后来,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批评
      了,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为解放干部费尽了心思,坚决完成了主席的指示。(按:
      当年本篇文稿整理出来后,吴德同志曾表示要“写一点教训”。其后,吴老身患重
      病以致不治,“写一点教训”的愿望就只能成为本文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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