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１９７１年夏，中央指定我做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我感到很难办。万里同志 为我出主意说，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我说 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呢？万里说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 和毛主席是亲戚。她是在天津造反起家的，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有一次她 到北京来，我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来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 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 我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 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 每星期来一两次。她在文化组的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 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文化组的人很多被江青整了，首 先被整的是狄福才。 狄福才是８３４１部队在北影厂“支左”的，他是个老粗，不懂文化、艺术、 电影。可能是在北影厂或科影厂开的一次会议上（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刘庆棠 他们提出“江青是文化界的旗手，一切要按江青的指示去办”的意思。狄福才也发 了言，他强调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事。这下闯了祸，得罪了江青。不久，江青、 王洪文发动北影、科影的造反派贴揪狄福才的大字报。当时，我不知道狄福才在会 议上讲话的情况，在和王曼恬商量了怎么批判狄福才等问题时，我说狄福才是８３ ４１部队派来“支左”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批判狄福才，影响不好。我提出先 开小会，大家在会上对狄福才可以提意见。说是小会其实也不小了，大概开了两次， 有一百多人参加，提出的意见无非是“支左不力”、“不懂装懂”、“整人”等等。 然后，开了一次大会，有几千人参加，这时，局势就控制不住了。 一次文化组开会，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提出要让狄福才检讨为什么不尊 重江青的问题，他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我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 把毛主席和江青对立起来，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曼恬附和我的意见，她 提出意见说不能这样搞，也不能再搞下去了，她说要维护８３４１部队“支左”的 威信。王曼恬一说话，于会泳他们就缩回去了。不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 文主持会议，我乘便对王洪文和江青说：对狄福才，已经开了大会和小会，批判了。 狄福才是个老粗，他连高小都没毕业，电影这些他不懂。他是８３４１部队派出来 的，继续用铺天盖地式的大字报批判，影响不好。是否适可而止？我知道是王洪文 派他的秘书肖木和廖祖康去点的火，很显然是王洪文他们商量后搞的活动。所以灭 火的事还得由他们去做，才能做得下来。王洪文说：可以适时地停止下来。我和王 曼恬商量了大会如何召开的问题，决定群众发言以后，就宣布大会不再召开了，有 意见可以用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王曼恬就按照这个方案去主持了大会。于会泳等 人也不知道王曼恬的做法是否有毛主席的支持，也就不再纠缠，参加大会的人看到 这些，也同意不再开会了。 大会后，我找狄福才谈话，让他给江青写个检讨，检讨有些什么错误。狄福才 有气，不愿意写。我说：你把检讨写好后，我去向王洪文、江青建议把你撤回８３ ４１部队去，免去你在文化组的职务。狄福才觉得这样做可以脱身回去，才同意写 检讨，以应付一下。在这个问题上，王曼恬就起了这样的作用。以后，文化组是一 个人一个人地被整，先是石少华，然后是黄厚民。石少华因为《红嫂》一剧出了问 题，江青说他不可靠，让他写检查。检查以后，我提出石少华是搞摄影的，是否回 本单位工作。江青没有异议。我找石少华谈过一次话，他后来回新华社了。当时， 戏曲方面办了一个学校，把那时不被喜欢的京剧演员都集中在这个学校里，我记得 有李世济、李万春等著名演员，组织一部分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学唱京剧。这个学校 由吴印咸负责，好像只办了一年就停办了，吴印咸也就势退出文化组，他比石少华 多待了一段时间。江青这个人要当旗手，权欲熏心，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 雨。这样的事情很多。原来管样板戏的人是温玉成，他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江 青让他管的。有关样板戏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问题，先要经过他看，在这个问题上， 江青好像发了很大的火，说是偷看了给她的信件。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不清楚 了，然后温玉成就调离卫戍区和军委办事组了。温玉成走后，让谢富治负责管样板 团。谢富治生病以后，毛主席有个批示让我来管。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国务院处于 瘫痪状态，样板团的财政、后勤工作都依靠北京市保证，谢富治病后，北京市还要 出人来管。 先念同志为此跟我谈过话，我提出不好办，先念同志说现在不能提意见，于会 泳、浩亮等人在文艺界还不行，文化组组长要有一位老同志出来在前面当门面。先 念同志还提醒我，如果一出现问题，他们会把你推出来的。我提出不懂文艺，应该 调一些老文化部的干部回来工作。这一提议遭到了江青的反对，于会泳等人也反对。 周总理也在场，江青他们给我定了两条界限：第一条是不准和旧文化部的人、文艺 界的人沾边，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第二条是艺术上的事情不要多管，搞好八个样板 团的后勤。我说：是啊，艺术上的事情我也不懂。当时，我还想过把下放到农村的 歌舞团、京剧团调一些回来，稍微放松一些，但又未获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 很困难，反正当时北京市有钱，要钱我就给钱。文化组的副组长是刘贤权，发军衣 有权，从军委办事组领一些军衣、军大衣发给样板团。当时样板团的人都穿军装。 谈一下欢迎蓬皮杜总统时出的一件事。１９７３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９月１ ２日举行欢迎蓬皮杜总统的文艺晚会，由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周总 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观看演出，江青也出席了。晚会中间休息时，在去休息室的路上， 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提出《红色娘子军》演完后，是否唱一支歌，以表示热烈的欢 迎气氛。周总理同意。外交部的同志选了《我们走在大路上》那首歌。 外宾退场后，江青让我留下来。她说《我们走在大芭蕾路上》的歌是谁让唱的， 问我听了这首歌后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不明白江青是什么意思，但心里想，坏 了，江青又要在鸡蛋里挑什么骨头了。我说我不懂歌曲。江青说：这个歌是反革命 分子李劫夫谱的曲，为什么要拿反革命分子的作品来欢迎外宾？我被问得愣住了， 我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了解一下。江青还说李劫夫和黄永胜的关系很密切。江 青说完就走了。我马上找来刘庆棠，问了这首歌的情况，还问了李劫夫是什么人等 问题。刘庆棠说他不在场，唱这首歌是周总理决定的。我说：李劫夫是个坏人，我 没听说过，如果有问题，首先由我们负责，不管你在场不在场，你先检讨，你检讨 后，我再检讨。我还说：周总理当时没注意这个问题，外交部礼宾司一提就同意了， 我就在旁边，不能说是由周总理决定的。听我这么说，刘庆棠当时就很不满意。几 天后，江青召集我们去开会，到会的有我、刘庆棠、浩亮等人，江青又问起了唱歌 的问题。刘庆棠真会做戏，当场大哭起来，说他不在场，是外交部提出来由周总理 点头的，现在出了问题倒要让他负责，他感到委屈。 我说：顶多是外交部礼宾司提得不对的问题，我在场，首先由我负责，因为我 没有发现这首歌有问题。江青不罢休，绕来绕去说“究竟谁要负责”等话。散会后， 我对刘庆棠说：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由我们负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委屈 你了！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只说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句话。 这时，我知道江青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果然，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江青又 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总理淡淡地解释了一下，没多说。江青继续说个没完，好像非 要追究到底不可。我提出我当时在场，我来负责，我应该负责，我没有在节目演出 之前去检查一次。江青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闹了很久，周总理在解释后就没有再理 她。在电影《中国》的问题上江青也表演了一番。电影是由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拍 摄的，江青大概看过了，她找我去谈话。她说：这个片子拍了中国的阴暗面，是污 蔑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我说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江青要我看一看，并说：查一查 是什么人批准让他来拍摄的，什么人陪他去拍摄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