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也被关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 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 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 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 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 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 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 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 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 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 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 背后直接操纵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 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１９６８年１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 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 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 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戚 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 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 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 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 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 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 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 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１９６７ 年３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 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 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 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 陈联络站”。１９６７年４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 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 斗陈毅的风。１９６７年５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 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 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 这个启事是１９３２年国民党在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 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 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 一手的。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 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戚本禹的罪行， 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 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 “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 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 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周总理 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 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 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 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个 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 市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 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 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 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 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这些步骤都是周总 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这是谢富治 期间出现的一波。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 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 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这以后，１９６８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 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１９６８年的时候，具体 的月份我记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 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 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评北 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 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同 志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 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 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这样一来，谢富治 很紧张。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过话，内容我不清楚。谢富治回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 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我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 海军）。周总理提了三条：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 ；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外国 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市里派谁去检讨呢？ 谢富治去不合适，因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确定由我、丁国钰、刘绍文同志 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我们检讨时，上纲到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后， 我们就不管外国语学院的事了。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 动员抓“五一六”分子。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在北京是 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 １９６７年５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 兵团”，６月２日，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２３ 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６月１４日，北京外 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 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 高峰，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 １９６７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总理为起端，许多 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 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 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 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 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 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 “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 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 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 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 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 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 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特别是当对立的两派在互揪对方 的所谓“五一六”问题时，造成的扩大化就更可怕了。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