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主席硬接出来 后来是组织了部队手拉手把群众分开，才把毛主席硬接出来。我也挤不出去了， 亏得一批中学生开出一条道，方走出重围。我出来后，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都在上 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 接受这次教训，以后的检阅改为红卫兵坐大卡车经天安门受毛主席检阅。结果也不 行，很多人坐不上车。又改为像游行似的，从天安门前走过，但秩序也很乱。很多 人一走到天安门就停住不走了，都想看毛主席，只顾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 泪盈眶。每次都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检阅，那次可能有一百多万人， 当时踩死了两三个人，大家都没命地往前拥，形成不由自主的强大人潮。 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找我们亲自布置，当时真是刻刻提着心，怕出事。 红卫兵在北京，包括新到和原来没有离开的，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３００万。当时 北京市区的居民也就是３００多万，不到４００万人，一时增加了这么多人，吃、 住、行都很困难。南方的人要吃大米，北方的人要吃白面，尽量调剂。其实不止是 食、住、行，衣也摊上，天凉了，南方来的人还得给他们发御寒军衣。北京市委红 卫兵接待站设在先农坛，负责人是国防科委的一位同志，他很好，还有一些军队 “支左”的同志在做招待工作，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昏头昏脑的。这些吃、住等问 题是不好解决的，接待站的同志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打骂他们，甚至抓他们去 游行，做“喷气式”来批判。这些同志很苦，见到我时委屈得哭，提出不干了。那 时，我也被揪斗，但还要劝这些同志，说工作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不干，而且要 干好。有一天，来的人特别多，前门那一带都挤满了，人山人海。实在没办法了， 我去找周总理，说北京市各机关容纳不了了，中央各机关我动员不了，如何是好？ 周总理说通知中央各机关和市委各机关开一个会。于是，马上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个 万人动员大会。大家都到了，我一说话满场起哄，没人听。无法，我就打电话报告 周总理。 周总理来了，他要求各机关派人去市委接待站领人，各机关能住多少就领走多 少人，管吃管住。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以后按这个办法，一来就通知 各方面来领人安排住宿。那时，北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住了红卫兵。上上下下，一 片沸腾。后来陶铸提出，这样串联影响铁路等交通的正常运输，听说把火车的窗户 都挤坏了，号召走路串联，不坐车乘船，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才有效，慢慢来 的人就少了。再讲一个事情，“西纠”后来变成“联动”，“联动”被中央文革抓 了一百多人，包括董老的儿子董良翮都在内，“西纠”后来不行了。然后起来的是 哪一派呢？起来的是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这个案子后来还通报了我一次。李 冬民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江青说真正的左派是“首都兵团”，中 央文革小组要市委支持它。中央文革小组真是支持，在“首都兵团”的成立大会上， 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紫的人都参加了。周总理也在场。北京市是我和丁 国钰、雍文涛参加的。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新疆工学院红卫 兵长征队顶风冒雪行进在戈壁滩上，赴北京串联。 国务院的秘书长周荣鑫也陪了周总理来。这个大会主要是批判“西纠”。我记 得“西纠”是北京３１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成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大会批 判过程中，江青故意提高嗓门，问到会的人知不知道谁是“西纠”的后台？参加会 的红卫兵说不知道。江青铁青脸说：就是周荣鑫！要大家看一看他，让周荣鑫站到 台子的前边。江青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还有雍文涛！这样，当场就把周荣鑫、雍 文涛揪走了。我看周总理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江青要点周荣鑫的名字，周总理也紧 张了，但镇静地控制着。陶铸从中南局调到中央任常务书记后，从中南局调了一批 人，雍文涛就是其中的一位，江青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陶铸的。我和丁国钰 在后边坐着，真有些如坐针毡，坐不住了。丁国钰低声说：他们都点完了，就该轮 到我们了。天知道，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点我们的名字。散会时，中央文革办事组 的人来说，江青让我去。 江青问我雍文涛是什么人。我说：雍文涛是中央派到市委工作的，他没有问题， 他分管中学工作，他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责任在我。如果雍文涛有问 题，罢了我的官算了。江青很生气，让我回去写检查。我的检讨送去后，江青在上 面批了，大意是说吴德还比较谦虚，但不能不讲原则，雍文涛是有错误的。周荣鑫、 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 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 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雍文涛被找回来后，在国务院的文办躲了几天。后来， 雍文涛提出在北京危险，要回广东，他在广州市还有办法躲避。这样，就采取了一 个办法，让广州来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去了。雍文涛后来参加了广州市的“三结合”。 事前广州还派人来向我作调查，我写了一个证明，说他到“西纠”是受组织派遣的， 没有问题。成立市革委会后，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李冬民参加市革委会，任常委。那 时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叫做“打闷棍”，一点没错，一个闷棍接着一个闷棍，弄 得人晕头转向。说一说彭真的事情。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厂７号，被不知什么人抓走 了，是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记不准。周总理在大会堂找我、汪东兴、傅崇 碧、周荣鑫谈话，让我们去把彭真找回来。周总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 楚是什么人把他揪走的。我们派人去，茫无头绪，找也找不到。傅崇碧对周总理说， 这件事要找戚本禹。周总理就找戚本禹，要他把彭真找回来。 实际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搞的，戚本禹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 真关在了戏剧学院。是谁直接搞的呢？后来知道是叶向真、刘诗昆他们。当时，造 反派都要抓“资本”，彭真也是一个“资本”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彭真的住地 都有门卫，他们是怎么进去的？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 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 护，他们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这样，才把彭真要回来，放在 五棵松的卫戍区的一个师部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斗争彭真，造反派就提出要开大 会斗争。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林枫。造反派当时都 在抢这些人，哪一派抢到了就有了“资本”，各派有可能为此打起来。周总理让我 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 派，提出他们是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 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 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 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层设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 这些警卫让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 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 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 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 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说通朱成昭、韩 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 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 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一个念头， 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 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 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 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造反派！中 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 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