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 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新市委已经瘫痪， 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 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 时到天津去了。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 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陈克寒，自杀了 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 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 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 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 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 戍区执行。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 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 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 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 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 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 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 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 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 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 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 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 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 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 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 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 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 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 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当时， 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那时， 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１９７２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 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 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 场，会议未能开成。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 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 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 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 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 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 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 有这回事。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 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 市委的秘书长。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