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4)
      
          弗洛伊德还认为,“结婚三四年或五年之后婚姻生活就不再像它许诺过的那样
      满足性需求了,因为迄今为止的一切避孕措施都会削弱性的快乐,影响双方的敏感,
      甚至成为疾病的直接原因。”“文明化的性道德和现代神经质”,载《文选》,第
      二卷(“Ci vilizde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ness ”)。  根据弗
      洛伊德对他性生活的评述,可以推测,弗洛伊德有关性的这些观点是他自己受抑制
      的性欲的文饰表现。毫无疑问,许多和他处于同一社会阶层、年龄和一般文化修养
      的人,在40多岁时并不觉得从性关系中获取快乐的时期已经终结,他们也不像他那
      样,认为结婚几年之后性快乐就不复存在了,即使是非得使用避孕措施不可。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弗洛伊德的另一个理论也有文饰的作用,即他的这一
      命题:文明和文化是本能受到压抑的结果。直截了当地说,这个理论是指:因为我
      非常关切思维和真理,所以我必然对性不感兴趣。弗洛伊德在这里和通常一样,把
      个人的经验普遍化了。他恰好是由于其他原因大受性压抑之苦,而不是因为他深深
      地关切创造性思维。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听起来似乎与他把性冲动置于理论的中心地
      位这一事实相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更多的是表面化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许多思想
      家都大书特书他们缺乏的东西以及他们尽力为自己——或为他人争取的东西。此外,
      弗洛伊德是一个持有清教徒式生活态度的人,如果他不能保证在这方面的“德性”,
      他几乎不可能这样赤裸裸地描写性。
      
          弗洛伊德对女人缺乏亲密感情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很少理解女人。他那些关于女
      人的理论是男子,特别是为了遮掩对女人的恐惧而需要统治地位的男子的偏见天真
      素朴的理论化产物而已。但是,弗洛伊德对女人缺乏理解无须仅从其理论推断,他
      自己曾经非常坦率地提到这一点。他在一次谈话中说:“30年来我一直研究女人的
      心灵,但我一直未能回答这个从未有过答案的重要问题:女人想要什么?〔Was will 
      das Weib? 〕”“和M.Bonaparte 的谈话”,根据琼斯的记载,见琼斯的《西格蒙
      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421 页。 
      
          但是,我们在谈论弗洛伊德爱的能力时,一定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性爱问题上。
      即使是不牵涉性爱因素时,弗洛伊德对一般人也很少有爱。第一次征服的炽热感情
      燃烧殆尽之后,弗洛伊德对妻子的关系很明显是一个忠诚但有点疏远的丈夫的关系。
      他与男性朋友,布洛伊尔、弗利期、荣格以及他那些忠实的学生的关系也是疏远的。
      不管琼斯和萨克斯(Sachs )怎样过分崇拜地描述弗洛伊德,人们一定会通过他给
      弗利斯的信,通过他反对荣格,最后终于反对费伦齐而认识到,弗洛伊德并没有爱
      的强烈体验。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对邻人爱的可能性,弗
      洛伊德说:
      
          我们可以从文明社会的一个所谓理想标准中发现这种
      
          提示。它说:“你应该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它是举世闻名的,无疑
      比把它标榜为最得意的宗教箴言的基督教更古老,不过它确实不十分古老;过去,
      人们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将采取质朴的态度,就像第一次知道它一样。于是,我们
      发现自己按捺不住惊讶的情绪。好像遇到了某种不合情理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应该
      这样做?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首先,我们如何做这种事?做这种事可能吗?我的
      爱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我没有权力轻率地抛弃它。而上述标准却把义务强加于
      我,迫使我做出牺牲去承担它。如果我爱某个人,他必须在某个方面值得我爱。
      (我现在不考虑他可能对我有用,也不考虑他对我的性目标有什么可能意义;我们
      之间没有这两层关系,爱我邻人的律令就会发生问题。)如果他在许多重大方面非
      常像我,我可以通过他爱我自己,那他就值得爱;如果他比我更完美,我可以通过
      他爱理想中的我,那他就值得爱;如果他是我朋友的儿子,那我必须爱他,因为我
      朋友如果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感到非常痛苦,那也是我的痛苦——我应该分担痛苦。
      但是,如果他是个陌生人,不能以他本身具有的价值,或他在我的情感生活中可能
      已经占据的重要地位来吸引我,那就很难让我爱他。甚至可以说,如果我爱他,我
      就做错了,因为我的爱被属于我的一切珍视为一种特权;要是我把陌生人置于和它
      们同样的水平,这对它们是不公平的。如果我爱他(以一种普遍的爱)仅仅是因为
      他也是地球上的居民,像一只昆虫、一条蚯蚓或一条青草蛇一样,恐怕一丁点儿的
      爱是他命中注定的,而且,根据理性原则,我有权为自己保留爱,因而我不可能赋
      予他更多的爱。假如理性不让我们赞同这条律令,那么,何必庄重地颁布出这样一
      条律令呢?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81~82 页。
      
          高谈阔论“性”的弗洛伊德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对他来说,文明人的生
      活目的就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性的冲动,以此为代价,过一种文明的生活。只有未
      开化的芸芸众生才不能做出这种牺牲。有理智的天才人物与芸芸众生相反,他们不
      能满足自己的冲动,因此能够为了更高的目的升华这些冲动。整个文明就是这种本
      能冲动得不到满足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不年轻的弗洛伊德还没有涉及历史和升华问题时,他的后期理
      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已经活跃在他脑海中了。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就描述了一连串观
      看歌剧《卡门》演出时涌上心头的想法。他写道:
      
          芸芸众生发泄他们的冲动(sich ausleben )(纵欲),我们则剥夺了自己。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们节省自己的体力、精力、享乐的能力和力
      量:我们是为了某种东西养精蓄锐,但是自己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持久压抑自然本
      能的习惯使我们养成文雅的性情。我们也有更深切的感受,因此不敢对自己要求得
      更多。我们为什么不酗酒?因为醉醒〔Katzenjammer〕后的不适和羞愧给我们带来
      更大的“不快”,它超过酩酊大醉的欢乐。我们为什么不和每一个人交友?因为失
      去他或者他遇到的任何不幸都会痛苦地折磨我们。所以,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
      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快乐。如果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剥夺自己的那些人
      就会像我们一样,为了生死而限制自己,忍耐着贫困和相互之间的想念,以保持自
      己的忠诚,决不向命运的残酷打击屈服,任其从他们手里夺去最亲爱的人:喜欢阿
      斯霍(Asra)的人只有一次爱。我们整个生命行为都以此为前提条件:我们能够隐
      藏起来,逃避最可怕的贫困,我们总可以逐步地摆脱我们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幸。贫
      穷的人,普通人,如果没有粗厚的皮肉和懒散随便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生存。既然
      自然和社会所包含的一切灾难直接破坏他们所爱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强烈地感受
      自己的欲 
      
          念呢?既然没有其他什么东西等待着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蔑视瞬息间的快乐呢?
      贫穷的人太没有力量,毫无遮掩,因此他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去做。每当我看到人们
      尽情欢乐,置一切严肃而不顾,我就会想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以弥补他们
      在一切捐税、瘟疫、疾病以及我们社会组织的罪恶环境面前的那种无能为力。我不
      再进一步发挥这些思想了,但是可以表明,民众〔das Volk〕的判断、信念、希求
      和工作与我们完全不同。有一种普通人的心理学,它和我们的心理学多少有点不同。
      这种人对“团体”也比我们有更多的感受:只有他们才对一个生命繁衍出下一个生
      命的方式十分敏感,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1883年8 
      月29日致未婚妻的信”,见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一卷,
      第190~192 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7岁的青年弗洛伊德写的这封信,在许多方面都饶有趣味。弗洛伊德在信中预
      示了他的后期理论,表现出我们刚才讨论的贵族式的清教徒倾向:剥夺自己、节省
      自己享乐的能力是升华的条件,杰出人物在这个基础上产生。除此之外,弗洛伊德
      在这里还提出一个观点,它成为许多年之后得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的基础。
      他述说他害怕在感情中受到伤害。我们不爱每一个人,因为分离会异常痛苦;我们
      不能和每一个人都交朋友,因为朋友的丧失会引起我们的悲伤。生活的趋向是避免
      悲伤和痛苦,而不是体验快乐。正像弗洛伊德自己非常清楚地指出的那样:“所以,
      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快乐。”在这里,我们发
      现了弗洛伊德后来称之为“快乐原则”的阐述:快乐实际上就是免除不快乐,就是
      解除痛苦的压力,而不是积极享乐。在后期,弗洛伊德把它作为普遍有效,事实上
      也就是最一般、最根本的人类动机原则。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进行理论思考
      多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经持有这种思想了,他把它看作自己维多利亚式个性的结
      果,害怕丧失他的占有物(在这里害怕丧失爱的对象和爱的感受)——在某种意义
      上也是害怕丧失生命。这种态度是19世纪中产阶级的特征,它更多地考虑“有”,
      而不是“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深深地渗透这种“有”的倾向,因此对他来说,
      最可怕的就是丧失“具有”的东西,不管这件东西是爱的对象,还是情感或生殖器
      官。(在这方面,他并不赞同我们在诸如哥德哲学中发现的对中产阶级的占有欲的
      强烈反对。)
      
          这封信中还有另外一段需要特别强调。弗洛伊德谈及普通人时说他们比“我们”
      对团体有更多的感受。“只有他们才对一个生命繁衍出下一个生命的方式十分敏感,
      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弗洛伊德十分正确地看到,资
      产阶级较之于工人阶级缺乏共同一致的感受,但是不要忘记,在中层和上层阶级中,
      有许多个人对于人类的共同一致性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或者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
      主义者,或者是真正笃信宗教的人们。弗洛伊德很少或根本没有这种感受。他完全
      是按照中产阶级特有的方式考虑他自己这个人,他的家庭,他的思想。17年之后,
      1900年新年之际,他又完全以同样的口吻写信给他的朋友弗利斯:“新世纪——我
      敢说,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它包含着我们死亡的日期——除了给我带来愚蠢的回
      顾以外,什么也不会给我。”
      
          《精神分析的起源》,第307 页(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这里,我们再次发
      现同样的自我中心的考虑,只关注自己的死,对于普遍性和共同性毫无兴趣,也把
      它们的感受仅仅归于了下层阶级。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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