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1989 年在一次吃午饭时，纽约卡内基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维·江伯格先生第一 个向我建议，在我卸任驻苏联大使后，写一本有关苏联改革的书。他的想法很合我 的心意，我首先考虑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 作一番评论。1991 年10 月，我离开了莫斯科，退出了外交部门，开始筹划此书 的细节。但就在此时，事态的发展加快了速度，显然，要想将它们概括进一本实用 的书籍已不可能，甚至连一些日报也难以跟上这些千变万化的变革。几个星期之后， 苏联终于垮台了，起初曾被认为是对当代事件进行分析的东西现在已变成明日黄花， 成为对最近的过去的判决报告了。 本书对我本人经历的描述已超过了实际的需要，我本人希望如此。唯有我才能 将这些经历准确而详尽地记载下来，但是我并不想以这些经历“证明”我是这些事 件的中心（当然，我不是），我只想以我个人对这些重要事件的所见所闻，尽力提 供一些内幕信息。 许多人帮助我加深了解了本书所叙述的事件，由于人数太多，我无法在此一一 向他们致谢。尤其是我的那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1983—1986 年期间在国务院 工作的同事，他们不断地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和实际的支持。作为美国驻苏联大使， 我曾经和最优秀、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外交官员组成的集体为了唯一的使命在一起工 作过，这是我的殊荣。他们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下工作，然而，他们所取得的成 就甚至超过了最自信的幻想家的想象。我将此书奉献给他们，有些人对我的帮助是 不可替代的，如果我未能列出他们的名字，那将是我的疏忽。我的助手理查德·库 姆斯、约翰、“迈克”乔伊斯、约瑟夫·赫协格和詹姆斯·科林不仅管理着驻莫斯 科使馆，使我能以大部分时间与苏联的公民和官员们交往，而且不断地向我提出明 智的建议。欧内斯廷·芒西、凯·托马斯和玛丽·弗朗西斯·威尔逊先后担任我的 行政秘书，他们安排日程，使我能有效地利用时间，对各项活动做充分的准备。作 为助手，迈克尔·克列切斯基、伯纳丁·乔斯林和西奥多·林特别擅长组织旅行、 检查社会职能方面的计划是否妥当、帮助我进行新的联系。我希望能用更多的笔墨 描述这一时期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人员，这样，我将更充分地向使馆的许多其 他杰出人员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还要对苏联最高层官员们给予我的信任表示感谢，由于这种信任，他们在我 在莫斯科任职期间与我交往，其后，我对撰写此书还特地去访问了他们。戈尔巴乔 夫总统、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纳扎尔巴耶夫、前总理雷日科夫、前外长谢瓦尔德 纳泽、别斯梅尔特内赫以及许多其他官员，诸如白俄罗斯议会主席斯坦尼斯拉夫· 舒什克维奇、波波夫和索布恰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博士、阿纳托利·切尔尼 亚耶夫先生，他们不仅在我从外交部门退休后答应接见我，而且还慷慨地允许我描 写与他们早期的谈话。 来自卡内基公司的补助金使我有可能集中精力研究此书，并且能到俄罗斯和其 他几个于1992—1993 年相继独立的独联体国家作几次旅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的哈里曼研究所不仅是我早期学习苏联知识的地方，而且在我调研此书期间，像款 待高级研究学者那样，为我提供了一套住房。达特茅斯大学的迪基基金会（当时由 伦纳德·里塞尔博士主持）在1992 年夏季拨给我一笔迪基补助金，这笔钱使我在 撰写前几章时处在田园诗般的幽雅环境中。 我遇到南希·卡尼特别幸运。她很早就在我们驻莫斯科的使馆里工作，任研究 助理。我还要感谢阿曼达·莱内斯，他于1992 年替代南希出色地工作了一段时期。 当本书写成时，许多同事给予了鼓励并提出建议：赫伯特·S ·奥肯大使和华 盛顿大学教授赫伯特·埃利森、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马歇尔·舒尔曼、罗伯特·莱格沃尔德、理查德·埃里克森、亚历山大·莫泰尔和 我一起讨论了本书的发行问题，有几个人还通读了原稿或阅读了其中的部分章节。 他们以及我的长子詹姆斯·G ·马特洛克的意见使本书的定稿生色不少。 撰写此书所花的时间比我当初设想的要长。但是，我的文字助手菲菲·奥斯卡 德的信心和坚定不移的支持时时给我以帮助，使我完成了这项看上去几乎是没完没 了的任务。 我得特别感谢我的编辑贾森·爱泼斯坦，他向我指出，我的文字中存在着比我 想象得还要多的缺点。他的敏锐意见改善了此书的结构，他的蓝铅笔则提高了本书 的可读性。如果他准许我不时地使用那种久已渗透到我的职业环境之中的绕弯子的 官僚语言的话，这无疑能证明我从前的确曾为政府工作过。 丽贝卡·马特洛克是这个故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原稿编写和需要 提供大量照片时，她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没有她，大部分章节不可能产生， 而本书也肯定永远不能写成。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