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迷

附录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原题：《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同志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在大会许多代表的演说当中以及在过去召开的苏共中央的各次会议上，已经就个人崇拜及其有害后果谈了许多。斯大林死了以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年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对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造成极其严重、极其深刻危害的根源的。鉴于一般对个人崇拜产生的种种实际后果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遭受破坏而产生的恶果缺乏充足的认识，考虑到在一个人手里集中巨大无限的权力这一事实，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是绝对必要的。别的姑且不提，我们首先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者在发觉个人崇拜稍有露头的时候，就给予多么严重的指责。马克思在给法国的政治活动家威尔芙姆·布洛斯的信中写道：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做所为恰恰相反）。”其后不久，恩格斯又写道： “马克思和我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众所周知的伟大的天才弗·伊·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经常强调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的作用，强调党作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机构所发挥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领导革命解放运动的工人阶级领袖的作用。列宁在非常重视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的同时，对个人崇拜的一切表现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对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所谓“是英雄还是群众” 的观念，列宁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列宁还抨击了任何想使英雄和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的企图。列宁教导我们：“基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着共产党这一事实，党的力量依赖于人民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列宁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主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列宁总是自豪地提到作为人民群众的领袖和导师的布什尔什维克党。凡是重大的问题，列宁总是要提交给工人和他们的政党征求意见。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做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列宁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苏维埃国家机构中减轻及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尝试。他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原则、党生活的准则，他强调了党的领导方针是委员会制。列宁在革命前的时期就说过：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团。列宁还指出：“这一届党代表大会到下一届大会的中间时期，中央委员会遵守并解释党的各项原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及其权威。他指出：“我们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极度中央集权化的非常有权威的团体……”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的确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具体领导。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列宁在原则问题上总是寸步不让的，但是列宁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其他人，在他说服对方的时候，他总是耐心地说明自己的意见。列宁总是热心地主张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会议，实现党内生活的准则和党章。弗·伊·列宁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为了我们党的胜利，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此外，列宁敏锐的眼光在当时就已经看到斯大林身上的某些品质可能会在以后产生严重的后果。列宁担忧着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他指出有必要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的地位调作其他工作，其理由是斯大林太粗暴，不能对同志们采取适当的态度，他会不讲道理地滥用权力。 1922 年12 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这样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封信已经散发给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在党史上，列宁这个遗嘱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文献。各位代表大概已经读了这个文件，但是我还是请同志们再读一读，各位可能还记得列宁的纯朴的语言吧！这些话体现了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的心情——他为党、为人民、为国家、为党的政策、将来的方向而担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记书，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霭，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列宁的这个文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交给了代表们。那时，代表们对是否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职务问题进行讨论，其结果是，代表们希望斯大林能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铭记在心，克服自己使得列宁十分担心的那些缺点。在这种希望下，代表们赞成让斯大林继续担当此职。各位同志！党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公布给大家两个未发表过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表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遗嘱中业已阐明的斯大林的性格。两个文件当中的一个是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当时担任政治局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另一件是弗·伊·列宁写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下面我就把这两个文件宣读一下： “列夫·波里索维奇：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允许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 年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觉和伊里奇的事业，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我求助于弗· 伊的比较亲密的同志你和格里哥里，并请求你保护我，不要让人粗暴地干涉我的私人生活，不受无端的辱骂和威胁。斯大林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无谓的纠纷。我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 年12 月23 日写了这封信，两个半个月以后，1923 年3 月列宁寄给斯大林下述信件。 “致斯大林同志，副本送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的话，但是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敬礼！列宁 1923 年3 月5 日” 同志们！我对这些文件无须多加说明，两个文件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据。斯大林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克鲁普斯卡娅是列宁忠实的战友，是党创立以后积极的战士，党对这些是很了解的，并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斯大林甚至对她也采取了这样的举动，由此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斯大林对于其他人又是什么态度。斯大林的这个缺点日益发展，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列宁死后不久，斯大林尚能注意列宁的忠告，但后来他就开始无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重大训诫。当人们分析了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当人们考虑了斯大林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以后，他就不能不认识到，列宁的担忧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不良性格在列宁在世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滥用其重大的权力，给党以无法估计的毒害。为了使斯大林发生的这些问题不再能以任何形式重新出现，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必须正确地分析这一问题。斯大林出于他的粗暴而放肆的性格，不但对反对他的一切事物，而且对那些看上去违背了他的意图的事情都施加了残忍的暴力。对于别人，斯大林是不能进行说明和说服，也不肯耐心地协力工作，相反，他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别人，他要求别人完全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不论是谁，只要他反对斯大林的意图并企图论证自己的见解和立场的正确性，那他就会被斯大林从领导集团中排除出去，然后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加以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时期，这一现象特别严重。当时许多忠诚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优秀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都成了斯大林镇压行动的牺牲品。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这一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获得了成功，其结果是强化了党，锻炼了党。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党在党内各级组织和那些提出反对列宁主义理论以及敌视社会主义政治方针的人们展开了政治思想的大规模斗争。这是一场无比困难的斗争，但仍是不可少的斗争。这是因为，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政治路线以及布哈林一伙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是要向世界资本主义屈服。如果1928-1929 年前后兴起的右倾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衣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正因为这样，党在思想意识领域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党向全体党员以及非党群众指出了托洛茨基派及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恶毒及危险。这样一来，阐述我党方针这一重大工作取得了成果；这样一来，不管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都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党的压倒多数支持了列宁的方针，党能够将党的列宁主义方针付诸实现，党能够唤醒群众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特别指出：在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一伙以及布哈林之流进行激烈思想斗争的时候，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这一斗争始终是一场思想领域的斗争。从那时过去几年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成，剥削阶级大体上被消灭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结构有了根本的变化，与党敌对的政治活动和社会集团的社会基础显著狭小了，党在思想领域的敌人业已在政治上彻底失败，在这时期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利用政府机关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办法，确实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镇压运动最初是针对那些业已被党击溃的列宁主义的敌人，即托洛茨基主义者、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集团。但接着就针对了许多诚实的共产主义者，针对了那些在内战时期和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初期最困难的时候肩负重担，并且为捍卫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右派进行了积极斗争的人们。斯大林提出了“人民的敌人”这一说法。有了这种说法，自然就无须再去证明参加争论的某个人或是某些人在思想意识上的错误。此外，利用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违反一切革命法则和制度准则，对那些与斯大林抱有敌对意图的人，以至于那些印象不好的人进行最为残酷的镇压。利用“人民的敌人”这一观点，可以在事实上抹煞一些种类的思想斗争的可能性。即使在具体性质的问题上，人们要想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可能了。一般在实际作为有罪的唯一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口供”，这是违背现代法律学一切准则的，后来证明，这些“口供”，乃是通过对被告施行肉体上的压迫而获得的。这是公然违背革命法制秩序的做法，事情发展到使以前捍卫党的方针的完全无辜的人们也成了牺牲品。我们必须指出，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方针的人也并没有那么多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的重大理由。特别提出“人民的敌人”这一说法，其目的在于把这些人从肉体上消灭掉。还有一个事实，后来作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被消灭掉的许多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是和他一道工作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的确犯过错误，然而尽管如此，列宁还是肯定了他们的功绩，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设法把他们保留在党内，这些人是被列宁带着一起前进的。在这一方面，有必要让本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了解弗·伊·列宁在1920年10 月给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份未发表过的备忘录。在这里，列宁阐述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义务。他写道：必须把监察委员会变成党和无产阶级意志的真正机关，“作为监察委员会的特别任务是对待所谓反对派的代表要关怀和有区别，甚至时常象真正治病那样对待他们；他们由于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里上的恐慌。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的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就此向中央组织局提出建议和指示等等。”众所周知，对于那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以及那些脱离了党的正确旗帜的人，列宁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同时，正如上面文件所表明的那样，列宁在领导党的实践中要求党与那些并未与党决裂而是一时与党的方针不符合并且不久就回到党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人保持紧密的接触。列宁忠告说，对于这样的人不应当采取极端的手段，而应当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列宁对待群众的贤明态度在他对高级干部所作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来。斯大林与群众的关系则与此截然相反。列宁的特点在于他有这样的才能，和群众一起从事工作，耐心地对群众进行教育，而不是采用强制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人民群众施加思想影响而使他们跟着自己走，而斯大林不会这样做。斯大林无视列宁的思想教育的方法，他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而选择行政压力、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动。斯大林利用惩罚机构日益大规模地、日益顽强地采取行动，在这同时，他也就逐步违反一切现行的理论和苏维埃法律。一个人的胡作非为滋长了其他人的气焰，数千人遭到了逮捕、流放、审判，不经过正常的审讯就被处置，造成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的状态。这样的事情当然不会有助于党内各级的团结，以及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相反，那些忠实于党但和斯大林关系不好的活动家被从党内驱逐出去并被消灭。我党为实现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进行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个斗争时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党的原则，如果对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体谅和关心，并和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不是去驱逐和消灭那些人，而是把他们引导到自己一边来，如果是这样，那也不会出现违反革命法则秩序的行动，也不会在好几年里使人们成为恐怖行动的牺牲品。恐怕只会对那些对苏维埃制度犯了罪的人采取非常手段了。人们想起若干历史事实。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二名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的计划，不仅反对，他们甚至在10 月18 日的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宣称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起义是冒险主义。这样一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仅把中央委员会的起义决定泄漏给了敌人，而且也向敌人泄漏了这场有组织的起义不久就将爆发。这是对党和革命的背叛。就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列宁还提出是否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党内驱逐出去的问题。然后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又给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领导地位。在列宁给予他们的地位上，他们进行着负责的党的工作，并积极参加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活动。人们知道，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犯了其他许多重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非但没有枪毙他们，甚至也没有逮捕他们。再举托洛茨基分子的例子来看看，在隔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今天，我们能够完全冷静地谈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了。我们能够十分客观地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了。结果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分析，围绕在托洛茨基周围的那些人也不可能都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属于党的知识分子阶层，另一部分则出身于工人。我们能够举出当时赞助托洛茨基主义的许多人的名字，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他们积极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及十月革命本身，他们在革命中为了巩固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而转到列宁主义立场。难道有必要去消灭这些人吗？我们确信，假如列宁活着的话，他是不会对这些人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的。以上只不过是一些历史事实。然而是不是列宁在的确有必要的场合对那些革命的敌人也不下决心采取最为严厉的手段呢？不！谁也不能这么说。有必要对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展开无情的打击的场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会毫不宽容地采取这种方法的。各位可能还记得列宁在和进行反苏维埃暴动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者的斗争以及1918 年和反革命富农及其他敌人的斗争中，他对这些敌人就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最为极端的措施。然而列宁只是对那些真正的阶级敌人才采取这种手段的，对于那些虽然犯了错误但可以通过思想影响加以引导的人，列宁不但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反而把他们保留在党的领导部门。只是在剥削阶级仍然存在，并且猛烈地抗拒革命而且他们的垂死挣扎采取了包括内战在内的极为尖锐的形式，只是在这些必要的场台，列宁方采取猛烈的镇压措施。相反，在革命业已获胜，苏维埃国家得到强化，剥削阶级业已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确立基础，我党在政治上已经团结，而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思想上业已强化。然而斯大林却在这个时期，采取了极端措施进行大规模镇压。一系列的事件显示了斯大林心胸狭窄，残忍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去动员群众而是常常不仅对真正的敌人而且对那些对党和苏联政府毫无罪行的人进行镇压并加以肉体消灭。这里没有一点道理，有的是对于弗· 伊·列宁感到震惊的残忍暴力的炫耀。后来，尤其当贝利亚集团的假面具被揭露以后，中央委员会就这一集团捏造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残忍和丑恶的专横行为和斯大林不正当的行为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证明：斯大林滥用其无限的权力，他用中央委员会全体的名义行动，但不用说中央委员会连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意见他都是不听的。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行动，他经常个人独断决定党和政府极为重要的事务。这些事务他是连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的。在分析个人崇拜的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向一切人指出这种个人崇拜对我党利益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贯强调党领导工农社会主义政府的作用及意义。他指出这是我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列宁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联国家的执政党的重大责任。”他要求认真遵守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方面实行委员会制。领导部门的委员会制，乃是基于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我党的本质。列宁还指出：“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众所周知，列宁自己就是严守这些原则的一个实例，在重要问题上，列宁从来没有不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劝告而自己独断专行。即使我党和我国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列宁也认为必须定期召开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来讨论一切重大问题。并通过领导机关慎重地起草决议案。例如，我们可以想起1918 年。当我国在帝国主义侵略进攻之下处于危机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讨论燃眉的极端重要的问题——和平问题。1918 年突然处于内战，但还是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我们的党纲，并就党和处理农民群众的关系，在红军的组织和苏维埃的活动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党的社会构成的重要问题，作了决定。1920 年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制定了有关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的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称为关于党的团结的历史性决议。列宁在世的时候，党代会是定期召开的，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道路上的重要关头，列宁总是认为党应当对所有那些有关内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以及党和政府发展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列宁极其重视把自己的论文、信件提交党的最高机关——党代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威的领导机构进行活动，它严守党的原则，实行党的政策。列宁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列宁死后，我党各种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也得到遵守呢？在列宁刚刚死去的几年里，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大体是定期召开的。但是后来斯大林就越来越滥用权力。于是这项原则就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在斯大林生活的最后15 年里，尤其是这样。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间相隔15 年，这难道是正常状态吗？而在这个时期，我党经历了无数的重大斗争，党是有必要就卫国战争后国防和战后15 年期间的和平建设这些重大事件通过有关决议的。但是甚至在战后也没有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会差不多没有召开过，在此只须指出连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就够了。1941 年10 月曾计划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了莫斯科，他们等着全会的召开。等了两天，但他们白等了。因为斯大林甚至不愿意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见面、谈话。这件事看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是如何灰心丧气。而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采取了粗暴不逊的态度。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的原则，他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斯大林对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 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中央委员会保存有斯大林对待党的许多干部专横态度和手段的资料。现已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监督之下成立了党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在于调查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多数镇压的经过。该委员会调查了收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里的资料和文件。调查结果表明：针对共产党捏造了事件，进行了虚伪的告发，公然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秩序，其结果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人死亡。调查结果表明：在1937—1938 年被打上敌人烙印的许多党、苏维埃以及经济方面的活动家决非敌人。他们也不是间谍、破坏分子，而往往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横加罪名，而在许多场合因不堪野蛮的拷问——根据作为预审法官的捏造者的命令——承认了一切重大的莫须有的罪名。该委员会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的关于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该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是如何遭到大规模镇压的资料。这些资料已由中央委员会加以保存。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共选了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83 名被逮捕、枪毙（大部分是在1937—1938 年期间）。（会场发生愤怒骚动）第十七次党代会的组织情况如何？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当中80％是革命前或者内战时期入党的。这意味着他们是在1936 年以前入党的，以出身而言，大会代表大部分是工人（占拥有表决权的代表的60％）。由此看来，由以上这些人构成的大会选出来的一个后来证明其中大多数是党的敌人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相信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70％被打上党和人民的敌人的烙印。其唯一的原因在于对诚实的党员的名誉进行中伤，捏造对他们的告发材料，完全破坏了革命的法制秩序。不仅中央委员会成员如此，第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大多数也遭到同样命运。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1966 名中有1108 名，即超过总数的一半人被以因反革命而定罪遭到逮捕。正如上面所述，参加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过半数的代表被扣上了反革命帽子，这个事实本身就显示了这是多么荒唐无稽，是多么没有理智。（会场内激愤）我们肯定会想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乃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而在历史上知名。大会每个代表都是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曾经在革命前夕的非法时期以及内战前线为了党的利益而艰苦战斗。他们勇敢地和敌人进行搏斗，他们毫无畏怯地面对死亡而斗争。要说这些人竟然会在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右派分子在政治上业已肃清的时候，即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居然会作为叛徒而投入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阵营，这难道能使人们相信吗？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的高级干部采取了大规模的恐怖手段，其后果就是如此。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非常猛烈，其理由何在？在当时斯大林把自己居于党和人民之上，他既不顾中央委员会，也不顾党。第十八次党代会以前的时期，斯大林尚能听取集体的意见，然而，当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集团在政治上遭到完全肃清而在社会主义这一斗争中胜利的佳年而形成的党的统一以后，斯大林甚至对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也越来越不重视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事而只不过要一些统计人员而已，在斯大林眼里，其他一切人都要听他的意见，只能对他歌功颂德。基洛夫被刺以后，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规模镇压和残酷行动就开始了， 1934 年12 月1 日晚在斯大林授权之下（并由政治局批准，政治局是在二天以后加以讨论并批准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叶努基泽签署了下面这项命令：一、对于因策划恐怖行动而起诉的案件，审理机关应急速加以处理。二、命令各司法机关不得以考虑到有减免的可能性而阻止属于这一范围的罪犯的死刑的执行，这是因为考虑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可能接受这一上诉书。三、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对上述范围的罪犯要在判处以后立即执行。这次命令构成了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秩序残暴行为的基础。在许多捏造出来的审判事件中，被告们被指控犯了“策划”恐怖行动的罪，这一来，对这一事件作重新考虑的可能也完全被剥夺了。即使被告在法庭上指出他们的口供乃是强加于自己头上的，因而他们否定自己的罪状。即使这样，情况仍然如此。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这还需要极为谨慎的审理。人们有根据怀疑是刺杀基洛夫的尼古拉也夫可能得到警卫工作的某个人的协助，在刺杀发生的一个半月以后，尼古拉也夫因为行动可疑而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也未对他进行搜查。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契卡人员在 1934 年12 月2 日被带去询问，但途中“死于汽车事故”，而同乘人员却无一伤亡。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基洛夫被刺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部的干部被判很轻的刑罚，却在1939 年全部被枪毙。这令人想到大概是为了消灭刺杀基洛夫的人证而把他们枪毙的。 1936 年以后，大规模镇压行动发展到可伯的程度。1936 年9 月25 日斯大体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内容如下： “我认为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的，紧急必要的。雅哥达完全没有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集团的能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事件中就耽误了四年。所有的党务活动家和大多数内务部成员也一致承认这件事。”严格地讲，必须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仍然没有会见党的活动家，他也没有可能了解他们。斯大林的这项命令说在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耽误了四年时间。斯大林要求弥补已耽误了的工作，他的这项命令逼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家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处决。必须指出，在1937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2 ～3 月全会上，这个事件也提出来了，叶若夫作了题为《从日本—德国—托洛茨基分子的走狗进行的有害活动，破坏活动及间谍案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的报告，基于这一报告，全会通过下面这项决议：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分析了在调查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总部及其追随者的过程中表明的所有事实，全会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揭露这些极其恶毒的人民的敌人的过程中，至少耽误了四年。”当时的大规模镇压行动是在所谓的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在实际上，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对于我党和苏维埃国家是不是真的那样危险呢？1927 年，第十五次党代会前夜的选举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获得了约4000 张选票，而支持党的方针的人则获得了约72.4万张选票。从第十五次党代会到2 ～3 月全会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托洛茨基分子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改变了原来的见解，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很明显，在社会主义获得如此胜利的情况下，在国内进行大规模恐怖行动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斯大林在1937年2 ～3 月中央全会上就党的活动的缺陷和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叛徒的罪行这个专题作了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阶级斗争是如此的激化。报告以此为借口试图使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的政策在理论上合法化。斯大林把这说成是历史教导他的，说成是列宁教导他的。列宁的确说过由于剥削阶级的抵抗，进行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是列宁的这些话是在剥削阶级仍然存在而且相当强大的时代说的。而当国内形势好转，而且红军在1920 年1 月攻占罗斯托夫，在和邓尼金的战争中取得了最重要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即下令捷尔任斯基停止大规模镇压，废除死刑。列宁就苏维埃国家的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正确性在1920 年2 月21 日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说了下面这段话： “协约国的恐怖主义迫使我们实行了恐怖。因为称霸世界的大国不择手段，用大批军队压到我们头上。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也不能支持，这也就叫做恐怖，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强加于我们的。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从而表明我们履行了要实现自己的纲领的诺言。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仕务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背叛了列宁的这一明确教导，在我国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而且没有重大理由去实行异常的大规模恐怖的时候，斯大林让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实行大规模的恐怖行动。这种恐怖行动并非专对已经失败了的剥削阶级的余孽，而是施加在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活动家身上。这些活动家被指责为有“叛变行为”、“间谍行为”、 “破坏行为”，策划虚构出来的所谓“阴谋”，基于这些诽谤和中伤，他们被加上莫须有的荒唐罪名。在1937 年中央委员会2 ～3 月全会上，许多中央委员提出实在的“疑问”，即在向“叛变行为”进行斗争的借口下确立的大规模镇压方针是不是真正的正确。波斯蒂谢夫同志极好地在下面这段发言中提出这一疑问： “我相信在整个激烈斗争期间，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不是脱离革命就是投身到敌人的阵营，只有健全的成员才能为党的事业而斗争。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已经过去的时候，卡尔波夫以及象他那样的人竟会出现在敌人阵营，而现在根据证实，卡尔波夫难道不是被说成是在1934 年加入了托洛茨基派的吗？ “那些为了党和社会主义而和敌人进行了长期斗争的真正的党员居然会在1934 年和现在投身到敌人阵营去，我个人对此是不能相信的，我不懂得，困难时期和党共同行动而在1934 年起却加入了托洛茨基派的说法到底从何而来呢？对此我无法想象，这是件奇怪的事……”根据斯大林的公式，即社会主义的社会越接近，敌人就日益增多的公式，根据基于叶若夫报告而通过的2 ～3 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潜入国家保卫组织内部的挑衅分子和那些毫无人性的野心家一起利用党的名义，针对党的干部、苏维埃国家干部以及一般苏联公民施加大规模恐怖措施，在这一方面只须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从1936—1939 年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的人数增加到十倍之多，众所周知，对于党的领导阶层也施加了种种任意的残酷手段。第十七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乃是基于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过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的，这个党章指出：“当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党的监察委员采取驱逐出党这种极端措施的时候，必须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全会还应当召集所有中央候补委员及监察委员出席”。还规定：“只有这种党的负责干部全体会议的人员当中的2/3 认为必要的时候，才能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驱逐出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当中半数在1937、1938年被逮捕。他们被肆意破坏党章的非法手段从党内驱逐出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驱逐全然未经中央委员会讨论。此外，对这些所谓间谍以及破坏分子事件当中的一部分加以分析的结果发现：所有这些全是捏造出来的。以通敌为理由而被逮捕的许多人在残酷的非人道的拷问下供认自己育罪。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说，许多政治犯在军事审判时取消了自己的口供，并要求进行客观的审查。但斯大林不让政治局委员见到这些陈述，斯大林知道这样的陈述是很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绝对有必要向党代会公布针对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的许多这种捏造事件。让我们举出党和苏维埃政府最优秀的活动家艾赫同志的事件作为例子来说明那些恶毒的挑衅、可恶的歪曲以及破坏革命法制秩序的犯罪行为。艾赫同志1905 年入党，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文赫同志是基于中伤的材料在苏联总检察长未予承认的情况下于1938年4 月29 日夜被捕的，总检察长们的承认是在被捕后15 日发出的，艾赫事件的审判是对苏维埃法制秩序的粗暴践踏，而且是任意的捏造。艾赫的确是在审判员预备的活动口供书上签了名，这是拷问的结果。 1939 年10 月1 日艾赫递交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在否定了一切罪过的同时，还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艾赫在申诉书中写道：“我一直在为苏维埃政府进行战斗，再没有比在这个政府监狱中坐牢更为悲惨的事情了。”艾赫在1939 年10 月27 日递交给斯大林第二次申诉书，这份申诉书现在还保存着，在这个申诉书中，艾赫指出了非常合理的事实，并对中伤和污蔑进行反击，他指出：对他的挑衅住的污蔑是来自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这些托派分子因艾赫同志在西伯利亚地区任党委第一书记时曾批准逮捕他们而怀恨在心，图谋报复，另一方面在于负责审理的审判员歪曲事实。艾赫在申诉书中写道，“……今年10 月25 日，我彼通知说事件的审理业已结束，还让我看了审判书，如果我真犯了加在我头上的罪过的哪怕1 ％，我在被处死以后，就不会给你写这一申诉书了。然而我没有犯捐控我的任何罪行。我的心灵没有一点污点，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对你撒一次谎，而现在当我两脚立于坟墓的时刻，我也不会撒谎。关于我的这一事件完全是挑衅和中伤造成的，是侵犯了革命的法制秩序根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审判书一部分的口供不仅荒谬无稽，而且包含着有对于全苏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的那些正确决议，在我的口供里却说成是反革命组织的敌对行动。 “我对党，对你的确是犯了重大的罪过，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可耻的事情，这就是我已经招认自己从事反革命活动了“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乌沙柯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进行拷问，他们不肯扳直我被打弯的肋骨，在我非常痛苦的时候进行逼供，我没有能忍住刑罚，作了口供，不仅给自己而且给别人加上罪名。 “我的口供大部分是乌沙柯夫提出我写的，或者是他口述的笔记，口供的其他部分是我重新抄写内务人民委员部从我曾负责全部工作的西伯利亚获得的材料。如果在乌沙柯夫捏造出来由我署名的口供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他们就让我在另外的口供上署名。对待卢希莫维奇也是如此。卢希莫维奇开始被控是“预备总部”成员，后来在没有给我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的名子就消失了。这个“预备总部”是在1935 年由布哈林创设的。对待“预备总部”的领导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在对我的审讯中，最初是命令我把自己的名子写进去，然后又命令我把朱尤拉克的名字写进去。同样的事情另外还有。 “我恳求他重新审理我的案件，但这并不是对我有什么助益，而是为了揭露那些恶毒的挑衅。由于我的屈服，由于他们的罪恶中伤，现在险恶的诽谤还象蛇一样缠绕在许多人的身上。我决没有背叛您，也决没有背叛党，我知道，我正走向死亡，那是由于党的敌人以及那些对我进行挑衅和捏造的家伙的卑鄙无耻的暗害。”这样重要的申诉书，是值得中央委员会讨论的，然而当时却没有进行讨论，这份申诉书落到了贝利亚手里。另一方面，对政治局候补委员艾赫同志的恐怖虐待仍在继续。 1940 年2 月2 日，艾赫被带上法庭，在法庭上，艾赫同志没有认罪，他讲了下面这段话： “在我整个那份所谓口供中，除了强迫我签署的名字以外，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从被捕时起，我就遭到拷问，我是屈服在负责审理的法官的压力下才作出口供的，才写出这些荒谬无稽的话的……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要对法庭、对党、对斯大林表明，我是无辜的，我与任何阴谋都绝对没有关系，在我整个生活中，我坚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我将抱着这个信念而死。”2 月4 日，艾赫被枪毙了，现在已经清楚地证明：艾赫事件纯属捏造，要恢复艾赫的名誉。 1905 年入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曾关在沙皇劳动集中营达十年之久，他在法庭上取消了逼供的全部口供，最高军事法庭会议记录中记录了鲁祖塔克下面的这段陈述： “……被告在军事法庭的唯一要求是希望报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有来被肃清的骨干分子，他们炮制出奇妙的事件，强迫无辜的人做口供，而我们则没有机会证明自己和那用形形色色的人的口供制造出来的犯罪案件毫无关系这一事实。他们审理案件的方法是把谎言强加在人们头上，他们反对那些已遭谴责的人，而且对那些完全无罪的人进行中伤。被告向法庭提出要求，要求法庭允许他把所有这些事件用文字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被告在法庭上说他在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一切领域总是和党的政策、意见是一致的，还说他对党的政策不抱任何恶意。”鲁祖塔克的这一申诉遭到了漠视，尽管鲁祖塔克在世时仍是列宁为了党的团结而设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 …就这样，这位十分权威的党的机关的负责人倒了下去，成了残酷专横的牺牲品。鲁祖塔克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因为斯大林不想和他谈话。对于鲁祖塔克的判决二十分钟就下来了，他被处决了。 1955 年对鲁祖塔克案件认真调查的结果表明：对他的遣责是伪造的，是基于一些诽谤性资料的。鲁祖塔克被恢复了名誉。专横跋扈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那帮家伙利用挑衅的方法捏造出来莫须有的“反苏集团”“阴谋组织”，这从罗森布鲁姆的口供中可以看出。罗森布鲁姆是在1906 年入党的党员，1937 年彼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 1955 年调查柯马洛夫案件时，罗森布鲁姆揭露了以下事实：罗森布鲁姆在 1937 年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还命令他针对自己和其他一些人作出虚伪的口供，后来罗森布鲁姆被带到萨柯夫斯基的办公室，萨柯夫斯基对罗森布鲁姆说，如果他能在法庭上供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33 年捏造的口供，即所谓“列宁格勒恐怖活动总部进行破坏活动、间谍活动以及派别活动，就可以释放他”。（此时会场骚动）萨柯夫斯基发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冷笑，他对罗森布鲁姆说明了如何巧妙地捏造出“反苏阴谋”的卑劣手法。罗森布鲁姆揭露出： “为了让我们听懂他的意思，萨柯夫斯基举了几个考虑的好例子来说明这个总部及其总部组织，萨柯夫斯基详尽他讲述了这个组织的情况以后对我说内务人民委员部准备公开审判这个案子。 “在丘托夫、乌加洛夫、斯莫洛丁、波西隆、沙波什尼柯娃（丘托夫之妻）等 4 名总部委员，以及另外23 名支部成员被带上法庭时，必须事前天衣无缝地捏造好‘列宁格勒阴谋总部事件’，为此必须有证人。这个证人的社会出身（当然是过去的）和党内地位将起不小的作用。”萨柯夫斯基对我说：“并不要你去发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先提供你这一阴谋总部及其一切支部的概况，你必须认真熟悉这些情况，并把法庭上必然会进行的讯问和回答全部背下来，准备这个案件恐怕要四、五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你不要烦躁，安心准备好了，你的命运在于审判过程及其后果，如果你撒谎并做假言，你也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放进了绞索，如果你按所说的做了，你可以保住你的脑袋，政府将负担你的衣食住用，一直到死为止。” 这就是当时的卑劣的手段。（会场骚动）至于在地方上，捏造的情况更是盛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维尔德洛夫州总部 “发觉了”所谓“乌拉尔叛乱事件”——即右派、托洛茨基派、社会革命党、教会领袖的阴谋组织。其首领据说是1914 年入党的党员、联共（布）中央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州党委书记卡巴柯夫。从当时审理的资料来看，差不多所有的地方、州、共和国都必定有“左翼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以及挑衅破坏活动分子的组织或总部”，理由不太清楚，但共同之处在于这些组织的首领都是州党委或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会场骚动）就这样，对“案件”所做的骇人听闻的捏造、逼供招认的各种诽谤性“口供”，以及威逼之下的互相谴责，这些方法的结果是使几千名诚实无辜的共产主义者牺牲了生命。同时针对柯秀尔、丘巴尔、波斯蒂谢夫、科萨列夫等等党和国家的优秀活动家也捏造出了“案件”。那时进行的大规模镇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其结果使党丧失了许多高级干部，只属于军事法庭营辖的案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好名单，事先就被判好刑，这样恶劣的手段是得到允许的，叶若夫把这些名单交给斯大林，让斯大林批准这些预定好的刑罚。从1937 年到1938 年，共有数千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以及经济部门的活动家3831 份名单交到斯大林的手里，斯大林批准了这些名单。大部分这些事件现在正进行调查。已发现许多是捏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案件，所以认为他们是无效的。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从1954 年到现在，高级法庭、军事法庭已经恢复了37679 个人的名誉，这里头的许多人已经死了，他们的名誉是在死后才恢复的。大量逮捕党、苏维埃、共青团、经济部门以及军队中的活动家，不仅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害，而且严重地打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事业，大规模镇压行动给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共产主义者中撒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形形色色的诽谤家、阴谋家活动起来了。1938 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改善党的作用，然而大规模镇压直到1938 年还在进行。正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拥有伟大的力量，不但能够克服1937—1938 年的困难，而且培养出了新的干部。然而，没有1937—1938 年的大规模镇压，如果不是造成高级干部的重大损失，我们社会主义的前进和国家无疑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就1937 年的卑劣手段而言，叶若夫应受谴责，然而我们必须回答下述疑问：叶若夫难道能够在斯大林不知道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比如逮捕柯秀尔吗？对此案件有没有交换意见，有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呢？没有。在处理这方面的案件时也是没有的。叶若夫难道能够擅自作出这些关系到党的优秀干部的命运的重大决定吗？不能。认为这仅仅是叶若夫一个人的事的想法是幼稚的。很明白，事情是由斯大林决定的。叶若夫在没有斯大林的命令和批准下是做不了的。我们重新调查了柯秀尔、鲁祖塔克、波斯蒂谢夫、科萨列夫以及其他案件，恢复了他们的名誉，他们究竟是如何被捕并判为有罪的呢？我们重新调查了证据，发现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在检察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捕的。在这方面，是无须任何手续的，要知道斯大林在决定任何事情时又何曾获得手续呢？在此案上斯大林就是首席检察官。斯大林不仅批准了逮捕令，而且主动发布命令，我们说明这些，是为了让本届代表加以考虑并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证明：这些行动表明了党的一切准则和苏维埃法制秩序都是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胡作非为。斯大林怀有病态猜疑，他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是了解这一点的，斯大林有时对人说：“为什么你今天总是鬼鬼祟祟？”或者 “为什么你今天总是眼下斜而不敢坦然正视我？”因为怀有病态猜疑心，斯大林即使对那些了解多年的党的优秀活动家也不信任，在他看来简直到处是“敌人、叛徒、间谍”。拥有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是飞扬跋扈的。他使人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窒息，形势发展到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斯大林认为有必要逮捕某个人时，总是让人们相信这个人是“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控制了国家保安组织的贝利亚一伙为了证明被捕者的罪状捏造出来的材料的“正确性”而竭尽全力。然而证据从何而来？来自被捕者的口供，而这些“口供”是由办理负责审理的审判员去索取的。可是怎么对那些人作出罪行的口供呢？答案只有一条——即施加肉体压力进行拷打，使人处在失去知觉的状态，从而剥夺了他们的判断能力和人的尊严，是使用这些办法后获得口供的。大量逮捕的浪潮在1939 年开始后退。地方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开始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家伙，说他们对被捕者使用肉体压迫的方法。斯大林在1939年1 月20 日给各州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负责内政的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负责人发出密码电报，电文如下：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到苏共（布）中央委员会许可而在1937 年以来实行的……众所周知，任何资产阶级谍报机构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用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既然如此，难道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那些人民的公开的顽固的敌人采取例外措施的 ——肉体的压迫，这是正当的做法……”最近——在本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讯问了审判员罗托斯，罗托斯就是那个曾经审判柯秀尔、丘巴尔和科萨列夫的人，他是一个卑鄙愚蠢的人，然而决定了那些党和苏维埃优秀人物命运的，实际就是这个人。此外地还对这些事件从政治上作出判断，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些人有罪，于是就提出了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材料。人民产主了一个疑问：难道这样愚蠢的人独自一个人就能对柯秀尔及其他人审讯后定下他们的罪吗？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定命令的话，罗托斯是做不到的。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罗托斯作出如下口供： “我得到通知，说柯秀尔和丘巴尔是人民的敌人，于是，我就必须使他们做出是人民的敌人的罪状的口供。”（会场骚动）罗托斯就是靠拷打获得口供的。那时给罗托斯下命令的是贝利亚。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罗托斯还说：“我还以为在执行党的命令呢！”真叫人哭笑不得。就这样，斯大林关于实行肉体压迫的指示得到了执行。正如这些以及其他事实显示的那样，党为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法制被破坏了，一件事情由一个人随意决定。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的结果使卫国战争发生了重大问题，从我国小说、电影以及历史学“科学研究”来看，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简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斯大林什么都知道，苏军根据斯大林早定好的作战计划。用所谓“积极防御战术”，这一战术正如我们知道那样使德军进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然后，这些文学作品的逻辑必然是——苏军完全是在斯大林的天才领导下，使用了这样的战术才转为攻势打败了敌人，根据这种小说、电影以及“科学研究”，苏联红军以及我国英雄的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全部成了斯大林战略天才的后果。我们必须对此问题进行慎重分析，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从历史角度，尤其是从政治、教育、实践的角度来说，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在这方面的事实如何呢？战争爆发前，我国报纸和所有政治教材一致自豪地说： “敌人胆敢侵略神圣的苏联领土，我们就要加倍地打击敌人，我们将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在我方不受多大损害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然而，这些勇敢的言论并非全部基于具体的事实。如果真是基于具体事实，我国国境就可以在实际上得到保证不可侵犯。在战争中和战争后，斯大林总是把我国在战争初期经历的悲剧归咎于德国人对苏联进行了突然袭击。然而，同志们，这与事实完全相反。希特勒一登上德国政权的宝座，就把消灭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那些法西斯分子公开这样说，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掩盖自己这一计划。为了实现这一侵略目的，臭名昭著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订立了各种条约，组成了侵略集团。战争爆发前，许多事实表明，希特勒竭尽全力准备对苏作战，他在苏联边境集结了大量兵力以及装甲部队。据现在发表的文件，丘吉尔在1941 年3 月通过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利普斯，直接向斯大林发出警告：德国为了进攻苏联而重新编制其军队。当然，丘吉尔并非出自其对苏联的好感才提出这次警告的。丘吉尔对苏联发出警告是有他帝国主义的目的的，即他想让德国和苏联卷入流血的战争，而由此来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正如丘吉尔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我向斯大林发出危险的警告，然而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为了不致引起军事行动，不要相信这种情报。” 必须指出：关于德国军队企图入侵苏联领土的这种情报还来自苏联自己的军事人员和外交人员。但是因为领袖们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些情报，所以有关人员只能战战兢兢地送上一些谨慎的报告。例如： 1941 年5 月6 日，苏联武官沃罗佐夫大尉从柏林送来下述这份情报。 “苏联公民波齐尔……同代理海军武官作了如下报告，即据希特勒司令部中某德国军官说：德国还准备在5 月14 日经过芬兰、巴尔干各国以及拉脱维亚侵入苏联。同时还要轰炸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并在国境各城市空投伞兵部队。”驻柏林代理武官弗·罗波夫在1941 年5 月22 日的报告中指出：“克鲁普斯现在确信德苏战争不可避免，迟早会在6 月中旬爆发。据克鲁普斯说，德国现在将147 个师团（包括空军和后勤部队）集结在苏联国境……”尽管有这种重大的警告，斯大林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苏联的防卫以免遭到突然袭击。苏联有没有进行这种准备的时间和能力呢？我们的的确确是有时间、有能力的。我国工业已经发达，可以供应苏军所需要的一切物资，这可以由下面这件事得到证明，战争中敌人侵占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以及其他苏联西部的领土，我们丧失几乎一半的工业以及重要的工业、粮食生产地区，尽管如此，苏联却在东部组织生产军用物品，我们把从西部工业地区运出的设备安装在东部，结果我们可以供应我军消灭敌人所需的一切物品。如果苏联的工业能够认真及时地动员起来，供应苏军必要的物资，我们在战时的损失恐怕就会非常少了。然而，这样的动员工作并没有不失时机地抓起来，这一来在刚刚开战的时期，我军的装备是很恶劣的，我们显然缺乏击退敌人所必需的大炮、坦克以及飞机。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战前就能够生产优良的坦克和大炮，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进行大量生产。实际上，我们在战争前夜才刚刚开始实行军队装备的现代化。结果是，当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无充足的生产武器的老式机械，又没有足够的新式高射炮的生产计划。我们的反坦克炮弹的生产也未组织起来。许多要害地区一遭到攻击就立即暴露出防卫上的弱点，因为旧式武器已经调走，新式武器尚未运到。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坦克、大炮和飞机。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充足的步枪可以发给动员参军的士兵。那时，我从基辅给马林科夫打电话： “人民志愿军参加新军队，要求得到武器，你一定得送武器给我们。”马林科夫回答说：“我没有办法送武器给你。我们已经把步枪全部送到列宁格勒。你们必须自己武装起来。”（会场骚动）武器的情况就是如此。与此相反，比如下面这个事实，我们也不会忘记。希特勒军队侵入苏联之前不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柯尔波诺斯（后在前线战死）给斯大林写了封信报告说：德军正在布格河畔作进攻准备，恐怕很快就会进攻了。就此，柯尔波诺斯提议：组织和巩固防卫战线，从国境地区撤出三十万居民，还要设立一些拥有反坦克壕和战壕的坚固据点。莫斯科对这一建议的回答是：这会引起挑衅，所以不要在国境设置防卫工事，这可以使德军没有任何侵苏的借口。这样一来，在我国国境，击退敌人的准备工作只能是不充分的。甚至在法西斯军队在实际上开始入侵苏联领土的军事行动时，莫斯科下令不要在德军的炮火下应战，为什么呢？事情很清楚，斯大林认为战争并未开始，只不过是德军方面一些违反军纪部队的挑衅活动。而我们一应战，说不定会让德国得到开战的理由。人们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希特勒军队侵入苏联的前夜，一个德国公民越过边境报告说：他们已经接到命令在6 月22 日凌晨二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这件事马上被告知斯大林，但他对这一警告也加以漠视。就这样，斯大林对什么都置若罔闻，一部分军队司令官的警告，敌军逃亡士兵的报告，甚至敌人公开打炮都被他置之不理，在这样一个特别紧要的历史关头，难道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警惕性的模范吗？斯大林连这样明白的事情都加以漠视，这种马马虎虎的态度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战争刚开始敌人就在国境线附近击毁了我国空军、大炮以及其他许多军事装备，杀害了我军大量干部，打乱了我军的阵脚。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无力防御敌军侵入苏联领土的纵深。从1937 到1941 年，斯大林出于自己的猜疑心以及别人的挑拨中伤，杀害了许多军事司令员和政治家，这件事情，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招致了非常令人痛心的结果。在1937 至1941 年，对于一部分军事干部实行了镇压。他们包括从营长、团长到高级军官，在这个时期，那些在西班牙及远东战争中获得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差不多全被消灭了。对于军事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破坏了军纪。因为好几年以来，就在党和团基层组织里教育所有军官以及士兵，要他们去揭发“说不定就是隐藏着的敌人的上级首长的假面具”。（会场骚动）这给战争时期的军规带来了恶劣影响。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我们在战前拥有对党、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军事干部。对此，只须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些军事干部当中的一些人尽管被投入监牢吃尽了苦头，但总算活了下来。战争一爆发，他们就表现出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为祖国的光荣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这样说的时候，我想起罗科索夫斯基（正如我们所知道他虽然曾被投入监狱）、戈尔巴托夫、麦列茨科夫（他是本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波克拉斯（牺牲在前线的优秀军官）以及其他许多人。然而，另外还有许多司令官都死在看守所和监狱里，他们未能再次出现在苏军阵前。战争初期极大地威胁了我们祖国的产重局势，就是所有这些原因造成的。人们大概还记得，在前线遭受了最初的严重损失和失败以后，斯大林认为一切都完了。斯大林在当初的一次演说中说：“我们已经永久地丧失了列宁建造起来的一切东西。”这以后，斯大林在很长时期里实际上并不在指挥军事作战，他完全撒手不管了。后来一些政治局委员去见斯大林并对他说： “为了改善前线的状态必须采取某些措施。”只是在这以后，斯大林才积极地重新担当起领导工作。由此可见，战争初期降临到我们祖国的可怕危险主要是斯大林错误地指挥我党和我国才造成的。战争刚刚爆发时，我军组织极端混乱，遭到了巨大损失。然而，我们要指出：事情并不仅仅就此而已，即使在战争刚刚开始以后，由于斯大林抱着神经质歇斯底里地去干涉具体的军事作战，这也使我军遭到了重大损失。斯大林对前线发生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除了在前线平静的时候到莫沙斯克公路去作了短时间的逗留外，没有访问过任何前线、任何解放了的城市。就斯大林访问莫沙斯克一事，许多作品掺杂着大量的想象作了描写。此外，还为此作了许多画。斯大林要对作战干涉并发布命令，但这些命令又没有考虑到该前线的具体形势，这当然招致了极大的兵员损失。就此，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指挥前线作战的作风。出席本届大会的有当时任西南战线司令部作战部长的巴格拉米扬元帅，这位元帅可以证明我在这里讲述的事实。当时，哈尔科夫地区的形势变得十分严重，我们作了正确的决定，要停止包围哈尔科夫地区的作战行动。因为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作战的话，我军就会遭到致命打击。我们将此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向他说明：为了不让敌人围歼我们相当多的集结部队，有必要根据这一形势变更作战计划。但斯大林不顾我军许多集结部队正处于被围歼的危险，不讲道理地拒绝了我们的方案，下令继续进行哈尔科夫的包围战。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向他恳求：“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也在这里出席这届大会）：请你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讲明这一目前的形势。” 我们应当注意：斯大林是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会场骚动）是这样的，同志们，斯大林总是在地球仪上查找作战位置的。我向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请用地图向斯大林说明形势。在现在的形势下，不可能按计划继续进行作战了，根据这一正当的理由，务必更改原来的决定。”对此，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已经研究了这一问题，对此问题我也不能向斯大林说什么了。因为斯大林不愿听取有关这一作战的任何议论。”我和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话后，又在另一个地方向斯大林打了电话，然而斯大林自己不接电话，却让马林科夫代接。我对马林科夫同志说：“我正从前线打电话，我想和斯大林直接通话。”但斯大林却让马林科夫转告我说：我应该和马林科夫通话。这次我又重说了一遍前线发生严重局势，我想让斯大林直接了解到，但斯大林尽管离电话机仅几步远，他却不肯接电话，还是告诉我应当和马林科夫通话。用这种方法“听取”了我的希望后，斯大林说： “一切按原计划执行。”结果如何？预料的最恶劣情况发生了，德军包围了我们的集结部队，我们丧失了几十万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为了这种天才，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会场骚动）战后有一次在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谈话的时候，米高扬说：“赫鲁晓夫就哈尔科夫作战打来的电话是对的，遗憾的是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斯大林粗暴到了无法向大家说明的程度。他，斯大林怎么能够不正确呢？他是个天才，而斯大林总是正确的。谁都有错误，而斯大林认为自己决无错误，总是正确的。斯大林在理论上、实际生活中犯了不少错误，尽管如此，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他是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的。本届党代会后，我们恐怕必须重新评价战争中的许多战役，应当让它们恢复真正面目。在我们成功地挡住敌人，并且成功地转入攻势以前，因为斯大林既不知道战斗的真正情况，又要贯彻那套固执的战术，我们流了很多血。军人们知道，直到1941 年底，斯大林总是不肯采取冲击敌人侧翼并向其背后渗透的机动战术，而是下令不断进行正面攻击，一座一座地夺回村庄，这给我们带来极大损失。只是后来，当肩负整个作战的任何我军将领们为了改善处境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这才使前线局势马上变得对我们极为有利。尤其可耻的是，当付出巨大的牺牲，得到伟大的胜利之后，斯大林就开始贬低那些对胜利作出许多贡献的司令官。斯大林非常关心人们如何评价作为军事领导者的朱可夫同志，斯大林经常问我对朱可夫同志的意见，这时我就回答说：“我老早就认识了朱可夫，他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一位优秀的军事领导人。”战后，斯大林在评价朱可夫时，讲了种种荒谬无稽的话，下举一例：“你夸奖朱可夫，他是不配的，据说朱可夫在前线开始作战前总是做这样一件事，他抓起一把土闻闻，然后决定说：‘可以开始进攻，’ 或者相反，‘不能按计划作战’。”当时我说：“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发明的，这件事并不真实。”很可能斯大林为了把朱可夫元帅的作用及其军事天才贬低到最低限度而编造出这种话来。同时，斯大林为了抬高自己作为伟大领袖的威信，而进行了非常的努力，他用各种各样方法向人民灌输这样的想法：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是由于斯大林的勇气、果断和天才，其他任何人都不在话下。正如库斯玛·克留契可夫所说：“斯大林把一件制服同时穿在七个人身上”。（会场骚动）让我们举出我国的历史影片、军事影片以及一部分文学作品来看看。这也有同样的倾向，这些东西简直令人作呕。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在宣传称颂斯大林是军事天才这些问题。我们想起“攻克柏林” 这部影片。在这部影片中只有斯大林在行动，斯大林在许多空椅子围成的一个位置上发布命令。还有一个人靠近斯大林在报告些什么呢——这个人是斯大林的仆人波斯克列贝舍夫。（会场发出笑声）要是这样的话，军事司令部、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在哪里？军事司令部、政治局、政府干了些什么？对于这些，影片丝毫不提，斯大林代替了一切人行动，斯大林无须考虑任何人的话，无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影片是在假象笼罩下向人民显示一切的。什么原因呢？因为这违反了事实，违反了历史的真实，而把斯大林包裹在一片光耀之中。人们要问，肩负战争重担的军人到哪里去了？这样的军人在电影里没有出现。只有斯大林的镜头，而没有军人的镜头。使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并非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我们英雄的军队——它的天才指挥员和勇敢的士兵，以及全体苏联人民。（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经济方面的领导人，苏联文化的领导人，各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工程师、技术人员——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取得胜利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国的核心力量做出了英雄的行动。光荣归于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在党的各个机关的领导下克服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困难，忍受了战争的苦难，为了保卫祖国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苏联妇女在战争中作出了英雄的行动。苏联妇女在工厂、农庄、各个经济文化部门担负起生产的重担，许多妇女在前线直接参加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我们勇敢的青年为了保卫祖国，消灭敌人，在前线和敌人斗争中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苏联士兵、司令员以及各级政治领导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军在战争爆发以后的几个月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失去冷静，他们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恢复和整顿了组织，他们在战争中建成了强大的英雄军队，他们不仅挡住了强大精明的敌军，并且粉碎了敌人。法西斯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他们企图征服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我国数亿人民团结一致创建的伟大业绩是在多少年的时间里被人类感激地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暴风雨般的长时间鼓掌）战争获得胜利的主要作用和功绩，归于苏联共产党、苏联军队，以及在我党鼓舞下的几千万苏联人民。（暴风雨般的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我们再来谈其他一些事情。大家知道，我们在实际上保障居住在我们祖国的一切民族的平等和友好。在这方面，苏联是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榜样。然而在斯大林的阴谋下却出现了一些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苏联民族政策的行为。我们想指出这样一件事，有的民族，整个地区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都被从故乡集体迁往其他地方。这种集体移民，决非出于军事上的考虑。1942 年末，正当敌军阵线被我永久性地突破，从而局势有利于苏联时，却作出了将卡拉恰伊人从居住地迁出的决定，这一决定被执行了。同一时期，1943 年12 月，同样的命运落到了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头上。 1944 年3 月，全部车臣- 印古什人被强迫迁移，车臣- 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被消灭了。1944 年4 月，整个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 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驱逐到远方，共和国本身也被改名为卡巴尔达共和国。乌克兰人之所以免遭到这种命运，只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以致于逐驱他们也没有地方了。否则，他们大概也会被斯大林驱逐了。（笑声，全场骚动）不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要有一些常识的人，谁也不能设想这种行为，怎么能够说整个民族要为对敌行为负责呢？怎么能够针对整个民族，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进行镇压呢？怎么能够要他们为个别人或某些组织的敌对行为去遭受苦难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人民为自己通过巨大的牺牲、非凡的努力所争得的胜利感到自豪。全国在政治上处于高涨的时期。党通过战争更加团结了。党的干部在战争烈火中受到了锻炼，变得更坚强了。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认为党内还有什么阴谋活动了。然而就在这时期发生了“列宁格勒事件”。根据现在的证明，这是一起捏造出来的事件，一些同志在莫须有的罪名下丧失了生命。他们是沃兹涅辛斯基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罗吉昂诺夫同志，波波科夫同志等等。众所周知，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是有才能的领导干部，他们曾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过。这只要指出下面这点事实就够了。正是斯大林让沃兹涅辛斯基当上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而让库兹涅佐夫当选为党中央书记的，从库兹涅佐夫担任国家保安机关的监察工作一事可以看出他受到了多大的信任。到底怎么会把这些人打上“人民的敌人”这一烙印加以清洗的呢？种种事实表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为所欲为的结果，如果党中央政治局处于正常状态，就可以按照党的作法，对这样的事件的性质加以调查并搜集一切有关事实。那么，这一事件和其他事件一样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必须指出，这一方面在战后是更加恶化了，斯大林更加残酷无情，更容易发火了，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重了，他担心自己被谋害，这种胡思乱想达到了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许多工作人员在他眼里是敌人。战后，斯大林更进一步把自己和集体隔开来，一切事情就只能由他作主，别的任何人都不在话下。斯大林的这一猜疑心被贝利亚巧妙地加以利用了。这是一个卑鄙的挑衅分子，一个恶毒的敌人，他杀害了数千名共产党员和忠诚的苏联人民，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地位的上升引起贝利亚的戒心。现在已经弄清，正是贝利亚，要么他自己，要么他利用他的心腹出马，采取谈话、匿名信件以及各种流言的方式，让捏造出来的东西落到斯大林的耳朵里去。党中央委员会已经调查了这一所谓列宁格勒事件，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也已恢复了名誉，光荣的列宁格勒党委会的名誉也被恢复了。阿巴库莫夫以及其他捏造出来了这事件的人被送交法庭，在列宁格勒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只是在今天才开始了解到这一事件的真相呢？为什么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些无辜的人丧失生命呢？这是因为斯大林亲自指挥了审判列宁格勒事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在当时对总的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也无法干预。斯大林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那里获得了某种材料，他也没有调查这些诽谤性材料就下令审讯沃兹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案件，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同样具有教育意义的是，根据发生在格鲁吉亚的明格列尔民族运动组织事件。众所周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1951 年及1952 年3 月就这些事件作出了大量的决议，这些决议是事先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决定的。斯大林独断专行地处理了这一事件。这个决议是针对许多共产党员的严厉谴责。基于捏造出来的文件，决议说在格鲁吉亚存在一个帝国主义援助下的民族运动组织，其目的是要消灭这个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许多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人员受到牵连，在格鲁吉亚被捕。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这些都是针对格鲁吉亚党机关的诽谤。我们知道，格鲁吉亚和另外二、三个加盟共和国一样，也有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但这里有个疑问，问题尚未作出决议的时候，民族主义倾向怎么竞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出现格鲁吉亚脱离苏联加入土耳其的危险呢？（会场骚动，笑声）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人们甚至无法想象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推测。谁都会说格鲁吉亚在苏维埃政权下经济文化获得了多么大的发展。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产量超过了革命前27 倍多。格鲁吉亚发展了许多革命前没有的许多新兴工业，即钢铁冶金、石油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等。文盲早就消灭了，而革命前的格鲁吉亚有78％的人是文盲。把这种情况和土耳其劳动人民的苦难状态相比，格鲁吉亚人怎么可能想起要加入土耳其呢？要知道在1955 年，就按人口平均钢产量而言，格鲁吉亚相当于土耳其的18 倍，按人口平均电力生产量则相当于土耳其的9 倍，据1950 年的国家形势调查，土耳其人口65％是文盲，在妇女中则80％是文盲。而格鲁吉亚有 19 所高等学院，共3.9 万名学生，格鲁吉亚人民日益走上繁荣的道路，很明显，在格鲁吉亚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无用武之地的。由此可以明白，在格鲁吉亚并不存在什么民族主义组织，数千无辜的人成了胡作非为的牺牲品。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在斯大林的天才领导下——在这位被格鲁吉亚人称颂为格鲁吉亚民族的伟大儿子的领导下发生的。斯大林随心所欲的做法不仅在决定有关国内生活的问题时是这样，还表现在苏联的国际关系上。1955 年7 月党中央委员会详细讨论了和南斯拉夫发生纠纷的原因，认为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南斯拉夫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兄弟党会议得到解决，没有任何重大理由可以造成这一事件的发展。同南斯拉夫关系的决裂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南斯拉夫既无错误也无缺点，然而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骇人听闻地夸大了，其结果是和这一友好国家断绝了关系。我想起了苏南关系刚刚开始人为地遭到破裂的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指着最近送给铁托的信件抄本问我：“你读过吗？”然而不等我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我们可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斯大林的这种说法反映了他对自己名声的看法，他就是这样行动的。斯大林习惯于说：“我动一动小指头，柯秀尔就完蛋了。”我再动一动小指头，波斯蒂谢夫、丘巴尔就会完蛋了。”“我再动一动小指头，沃兹涅辛斯基、库兹涅佐夫就完蛋了。”然而铁托却没有完蛋，不管斯大林动了什么，即使他不仅动了小指头，而且动了他能弄得动的一切东西，铁托也没有倒台。为什么？这是因为和南斯拉夫同志翻脸的时候，在铁托背后有着经过争取自由独立战斗严酷考验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支持自己的领袖。各位可以由此看出，斯大林沽名钓誉到了何等地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所有现实的意志，他不仅用自己的猜疑心理主观独断在苏联国内来处理和人们的关系，而且用来处理和整个一个党，整个一个国家的关系。我们慎重地分析了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找到了适当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是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一切进步人类和苏南两国人民共同承认的。和南斯拉夫不正常关系的消除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有利于加强世界和平。此外，我们还想起“医生谋杀案”。实际上，除那位恐怕受到某种影响和命令的女医生季马舒克的叙述以外，什么也没有（她是国家保安机关的非正式助手）。她受命给斯大林写了封信，信里面说医生们使用了不适当的医疗手法，对斯大林来说，只要有这封信，也就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存在着医生阴谋集团，于是他就下令逮捕一批苏联著名医学家。他还亲自出主意去审讯被捕的人，他说应当将医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多夫戴上手铐，说应当殴打其他某些人。作为代表出席本届代表大会的有国家保安机关的伊格纳切夫同志，斯大林向他粗暴地说：“你如果不能从医生那里取得口供。你的脑袋就别想要。”斯大林亲自召见了预审审判员，指示他应当使用什么样的审讯方法，这样的所谓方法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所谓拷打、拷打、再拷打。医生们被捕后不久，我们政治局就接到了他们招认有罪的口供。接到这一审讯文件后，斯大林对我们说：“你们真象小猫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没有我，事情会怎么样呢？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了。” 问题既然以这样的口气提出来了，人们也就无法调查作为审判根据的这些事实了。人们也不能去接触那些招认有罪的人以判断事实真相。而在逮捕医生的时候，我们是感到怀疑的，他们曾为我们治过病，而当中一些和我们个人是认识的。斯大林死后，我们审查了这一案件，发现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这个可耻的事件是斯大林捏造出来的。然而他没有最终来得及把事情引到自己设计好的结局。因此，医生们总算留了下来。现在他们全部恢复了名誉，并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进行了同样的劳动，他们照样给政府最高级领袖们治病，并得到了我们的完全信任，他们和以前一样，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在捏造种种卑鄙可耻事件的时候，起着最卑劣作用的是贝利亚，他是受斯大林信任的一个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组织的走狗。这个家伙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才在党和国家取得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地位的呢？现在很清楚，这个坏蛋是踏着无数尸体走在梯子上步步上升的。那时没有表明贝利亚是党的敌人的迹象吗？不，确实有这样的迹象。在1937年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曾指出贝利亚曾为姆萨瓦卡（土耳其）谍报机关工作，然而中央委员会尚未结束讯问，卡明斯基就被逮捕、被枪毙。斯大林是否考虑了卡明斯基的揭发呢？斯大林信任贝利亚，这对他说也就够了，而当他相信了某个人或某件事，那是任何人也提不得反对意见的。谁胆敢提出反对意见，谁就会遭到卡明斯基的同样命运。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迹象，斯涅戈夫同志给党中央委员会的申诉书是意味深长的（顺便提一下他在坐了17 年牢以后，也恢复了名誉）。斯涅戈夫写了下面这段话： “在恢复原中央委员会委员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的名誉的问题上，我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详细证明，证明在处理拉夫连捷夫案件时，贝利亚的作用和他的毒辣的动机。”我认为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有关的事实，报告给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会议。因为我认为这个适合写在调查书里。 1931 年10 月30 日，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作了报告。区党委会的全体执行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活到现在的仅有我一人了）。在这一会议上，斯大林在演说末尾就北高加索区委书记处的组成提出一项决议：第一书记为卡尔特维里什维利- 拉夫连捷夫，第二书记为贝利亚（在党史上贝利亚的名字作为党的工作人员被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但卡尔特维里什维利 -拉夫连捷夫是相当了解贝利亚的，所以他一口拒绝同贝利亚一道工作，于是斯大林就提议这件事不作决定，在工作中解决。两天以后，下了一道决定：“贝利亚担任党的工作，而卡尔特维里什维利- 拉夫连捷夫从北高加索调走。”出席本届大会的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可以作证。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和贝利亚长期不和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这可以追溯到谢尔哥同志在北高加索工作的时候。这种不和导致贝利亚给卡尔特维里什维利 -拉夫连捷夫捏造了“案件”，这一案件特别追查了卡尔特维里什维利-拉夫连捷夫所谓对贝利亚采取恐怖行动的问题。贝利亚案件的起诉书包括了他的罪行和他的辩护。这里，必须提到其中若干事实。特别要提到的是各加盟共和国主席、本届大会的所有代表，可能都知道这份起诉书。在中央委员会就贝利亚背叛行为的通报中，我特别想提到贝利亚如何狼心狗肺地处理了凯德罗夫、戈卢别耶夫以后，又处理了戈卢别耶夫养母“伊特丽娜案件”，他们未经审讯就遭到枪毙，而其判决是在处刑以后再批下来的。共产党员凯德罗夫通过安德列耶夫同志给中央委员会一封信（安德列耶夫是当时的中央委员）。这封信说：“我从利柯斯兰监狱阴暗的单身牢房向你求援，但愿我具体的叫声能传到你的耳朵里去，请不要置若罔闻，务必要保护我，请你给我免去审讯的威胁。人们不知道一切都是假的，我被告于莫须有的罪名，时间将会证明我是有理的。 “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走狗，不是奸细，也不是他们指责我的那样是一个反苏组织的成员。我对祖国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我是一个全无污点的共产党员，差不多几十年，我在党的队伍里为人民的幸福和繁荣进行了战斗。 “起初，审判员威胁我这个60 多岁的老人，说要以更加残酷无情的方法来摧残我的肉体。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不肯承认审判我的方法是违法的，他们为了把我打成顽固凶恶的敌人，为了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还要对我进行迫害。但是，我想我对党是一片忠心的，不管怎样，直到最后一口气，我还是党的忠实的儿子，我是不会变为敌人的。然而，我无处可逃，无法避免正在向我袭来的猛烈的无限制的打击，我的痛苦已到了极限，我的健康完全受到损害，我的精神完全丧失的时候已经不远了。在苏维埃的监狱里被打上祖国卑鄙叛徒的烙印而死去，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这样极端的痛苦和烦恼撕碎了我的心！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吧！我要高喊，这样的事是不应该发生的！党、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贝利亚总不应当允许这样无法挽回的残暴的行为发生啊！我坚信，如果不是对我进行恶毒和可怕的拷打，如果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审判，是很容易表明这些罪状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我坚信真理和正义会取得胜利，请相信我这个共产党员凯德罗夫，尽管已被法庭判了死罪。”尽管如此，贝利亚还是把他枪毙了。（全场激愤）贝利亚残酷地陷害了奥尔忠尼启则一家，为什么？因为奥尔忠尼启则妨碍了贝利亚实现其可耻的计划，而贝利亚是要除去可能妨碍他的任何人的。奥尔忠尼启则一直反对贝利亚，贝利亚把这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甚至没有调查，并给予适当的处理，就同意肃清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而且使得他本人不得不自杀。（会场激愤）这就是贝利亚干的。斯大林刚一死去，党中央委员会就剥下了贝利亚的画皮。经过非常周密的调查，确定贝利亚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贝利亚被枪毙了。人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杀害了成千上万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贝利亚的假面具一直未被揭开呢？原因在于他极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弱点和猜疑心，他支持斯大林的一切做法，他的行动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同志们，个人崇拜之所以发展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主要是斯大林为了抬高自己的威望和增加自己的光荣而采取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方式，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1948 年出版的斯大林传咯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它可以说明斯大林的自我欣赏以及他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这本书充斥了最为放肆的阿谀奉承，这本书是一个实例，他说明了是如何把一个人神化并把他说成是没有错误的圣人，说成是最伟大的领袖，说成是不管什么时期都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最高战略家的。总之，凡是能够把斯大林吹棒上天的一切话都说出来了。我们没有必要举出充斥这本书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的实例，我们必须附加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本人批准和编辑的，这本书的一部分是他本人添加进草稿的，斯大林在编这本书的时候，认为最主要的是什么？他有没有想过要让给他作诗的阿谀奉承的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没有，相反，他在认为对自己的功劳歌颂得不够的地方就补上一段。下面是斯大林亲手补上去的若干段： “斯大林和怀疑主义者、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一伙进行了战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紧密地把党的核心领导团结起来，他高举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把党团结在列宁指示之下，将苏联人民引导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道上，斯大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核心领袖。”斯大林亲自写了这段话后，又加了下面这段话：“斯大林完美地担负了党和人民的领袖的任务，他受到苏联人民毫无保留的支持。但是斯大林是决不允许对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进行虚伪的吹嘘，也决没有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从古至今，有这样的自吹自擂吗？这难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吗？决不！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反对的。此外，敬爱的弗位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在斯大林小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看到这段话后太难为情了，于是亲自改为： “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正如我们党所说，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大概知道，斯大林本人而不是人民对他自己作了怎样的颂扬，斯大林亲手把称赞自己的话写进这本书的草稿之中，特别是斯大林用了大量的话吹嘘自己是军事天才和战略天才，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斯大林是如何吹嘘自己是军事天才的。斯大林写道：“前进的苏联军事科学被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在判断战争形势的时候，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包括：起永久性作用的因素，积极防御理论，进攻和反攻的法则，近、现代化战争中军队和武器的合体，坦克集结群和空军的作用，炮兵作用等等，在战争的任何阶段，斯大林都天才地考虑了一切因素，从而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斯大林还写道：“斯大林的军事天才，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得到发挥。斯大林天才地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击破了它。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进行战争是极其巧妙地用兵的典范。”用这样的方法将斯大林颂扬成了战略家，斯大林本人并没有起到战略家的作用。同志们，这是事实，是可耻的事实。除了这本斯大林传略外，让我们再举出一件事。众所周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设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写的，顺便提一下，为了满足个人崇拜，这本书是约了一批作者写的。这可以由斯大林传略再版中下面这段话证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设立的特别委员会是在斯大林同志合作并取得他本人最积极参加的情况下准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然而，斯大林对这一段却感到不满意，在传略最终的版本中用了这段话： “由斯大林同志执笔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 年出版。”这是加上去的。（会场骚动）经过这样的更改后，集体的著作成了斯大林个人写的书了。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疑问：斯大林既是本书的作者，为什么将自己吹嘘成这等地步呢？为什么要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和人民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历史歪曲成“斯大林天才”呢？这本书难道能够正确反映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努力吗？难道能够正确反映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主义的道路而采取的措施吗？这本书主要写了斯大林集团、他的演说和报告。任何一件事没有例外，都和他的名字连接起来。这就毫不奇怪由斯大林来写这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难道是这样的吗？另外，还搞了斯大林奖金，（会场骚动）可是甚至连沙皇也没有设置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金。在苏联国歌中，共产党连一句也没有提到，而斯大林认为这个国歌最好，因为这里面有对斯大林无与伦比的颂扬： “斯大林教导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完成伟大使命”。国歌的这一部分，把我们伟大的列宁主义党的一切教育领导思想活动全部归于斯大林。当然，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贬低了党的作用。必须附带指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经通过决议：要编写反映党和人民的作用的歌词作为国歌。（长时间热烈鼓掌）此外，许多大企业和城市都用斯大林名字命名，这难道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干的吗？他难道不知道在全国各地都树起了斯大林纪念建筑物和纪念这位活人的塑像吗？斯大林本人在1951 年7 月2 日签署了部长会议主席团命令：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他的大型纪念碑，同年9 月4 日，他又下令拨出了33 吨铜来建造这座大型纪念碑。到过斯大林格勒的人肯定见过。在人们甚至无法通过的地方，斯大林的全身铜像已经树立起来。战后，在这一地区的人民正住在简陋的小房子的时候，却花了巨额款项来建造这种铜像。请大家想想，斯大林在自己的传记中写道：“决不允许对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进行虚伪的吹嘘，也决没有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 真是这样吗？同时，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对于纪念列宁的措施是缺乏敬重的。尽管30多年以前已经决定建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纪念物，但是这个纪念物项目总是延期乃至不了了之。这决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我们还不得不想到1925 年8 月14 日的政府决议：“在教育事业上设立列宁奖金”。这个决定虽在报纸上发表了，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设立列宁奖金，这件事必须纠正过来。（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用了上述的办法，就象我们在斯大林传略中引用那骗人的事实：把整个历史，包括伟大的十月革命在内，全说成好象是斯大林，而不是列宁起第一位作用。许多文学和电影作品对列宁形象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贬低。斯大林爱看《难忘的一九一九年》这部影片。在这部电影里他被描写成了站在装甲丰上面，亲自用指挥刀消灭敌人。请我们亲爱的朋友克里门特·埃弗里莫维奇（伏罗希洛夫）鼓起勇气把斯大林的真相描写出来吧。他是知道斯大林是如何战斗的，伏罗希洛夫接受这件事可能有困难，但还是接受的好。不但党和全体人民同意，就是连他的孙子也会感谢他的。（长时间鼓掌）出席本届大会的人数中99％在1924 年以前差不多根本没听说过斯大林，但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列宁，可以说全党、全体人民，从孩子到老人都知道列宁。（暴风雨般长时间鼓掌）所有这些，必须彻底纠正过来，历史、文学、美术必须正确反映列宁的作用，正确反映我们党的作用以及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苏联人民的伟大业绩。同志们，个人崇拜将错误的原则应用在党的事业和经济活动中，个人崇拜使党内、政府内的民主遭到了粗暴的践踏，造成了没有效果的行政管理，对于各种非法行为和缺陷的掩盖和对于现实的粉饰，在我国出现了许多拍马屁的人、虚伪的乐观主义者和骗子。我们还不曾忘记，在苏联经济方面的领导人大量被捕的阴影下，许多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失去了自信，变成了谨小慎微，害怕任何新事物，甚至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要吓一跳，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就拿党和苏维埃决议实行的情况来看吧，这些决议都是在不考虑到具体情况用千篇一律的方法执行的。情况发展到党的活动家们在不管多么小的会议上都只是照本宣读一下“演说”，这就产生了党和苏维埃事业公式化，整个机构官僚化的危险。斯大林不愿考虑到现实生活，不肯注意地方上的实际情况，这可由他对农民的指导得到证明，只要对国内形势关心的人都知道农业的困难情况，但斯大林对此却毫不在意。我们有没有把情况向斯大林说呢？的的确确说了，然而他并不支持他们。因为他是不了解地方上的实际情况的，他只是从电影上看到农村和农业。可是这些电影都对农业的实际情况作了极大的美化。许多电影把集体农庄的生活描写成火鸡和鹅，压弯了的麦子，显然斯大林认为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弗拉基米尔·里伊奇则抱着与众不同的态度来看待群众的生活，他总是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接触，他常和人民代表会面，常在工厂集会上发表演说，到农村进行访问，和农民谈话。而斯大林把自己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他什么地方也不去。这已有几十年了，他对农村的最后一次访问是在1928 年1 月，那时，为了谷物供应问题，他到西伯利亚去了一趟。这样一来，他又怎样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况呢？有一次在讨论时，他听说农村形势困难，家畜和肉类的生产尤为恶劣，于是就让我们制定一项决议，要设立委员会来采取揩施，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及国营农场的家畜饲养业。我们制定了这一计划。当然，当时我们的提案并没有把所有可能性都包括进去，但却提出了提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畜产品产量的方法，就当时畜产的发展，我们提议，为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者给予物质刺激，应当提高畜产品的价格。然而我们的这项提议却未被接受，到了1953 年2 月，这一提案被完全放弃。不仅如此，在讨论这一计划的时候，斯大林提议说农民生活很好，对集体农庄农民增加税额，只不过象鸡身上拔一根毛一样。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吧。实际上集体农庄的农民卖给政府的全部产品价值212 亿卢布。斯大林的这一提议，可曾见过任何资料？显然没有，斯大林说什么、什么，那就一定是什么、什么，反正他是天才，而天才是无须斟酌的。不须明了就立即指出应当如何的了，他只要发表意见，一切人就必须重复这些意见并称颂他的贤明。然而，农业税提高到400 亿卢布这样的提案难道也是英明的吗？不！完全不是！因为这一提案不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评价，而是基于脱离实际的个人空想。我们现在已经逐步走上摆脱农业困难的道路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各位代表的演说，使我们大家受到了鼓舞，我们高兴地听到许多代表在演说中指出，已经具备条件以使畜产业第五个五年计划在2 、3 年内完成，毫无疑问，新的五年计划将成功地实现。（长时间鼓掌）同志们，在我们现在质烈地批判斯大林在世时广泛推行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精神的不良现象的时候，可能有许多人要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斯大林难道不是30 年间里领导着党和国家吗？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是取得了很多胜利吗？这些能否定吗？”我们认为提出这种问题的只能是那些被个人崇拜迷了心窍的难以救药的人，那些对革命事业和苏维埃国家本质不能理解的人，以及那些不能从马列主义出发，对苏维埃社会发展中党和人民的作用进行曲解的人。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和贫农并得到一部分中农支持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人民实现的。列宁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创造了工人阶级战斗的党，而且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法则这一在和资本主义的战斗中无产阶级的胜利科学武装了党，并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严酷锤炼中把党钢铁般团结在一起。在这战斗中，党一贯捍卫着人民的利益，党成了人民的富有经验的指导者。党给劳动人民夺来政权、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知道列宁这样一段英明的话：“历史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的，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正在于人民群众了解这一点。”我们历史性的胜利，归功于党组织的活动，大量地方机关的活动以及我国伟大人民的自我牺牲，这些胜利是全体人民和党的伟大势力和活动的结果。决不象个人崇拜时期描绘的那样是什么斯大林领导的结果。只要我们从马列主义这一角度来考虑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要明确指出：斯大林晚年的领导方法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对于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极重要的一些问题，对于一些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斯大林拖了好几个月不去解决。在斯大林领导下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和平关系经常受到威胁。因为一个个人的决定往往形成为严重纠纷的原因。往往酿成了这些纠纷。近年来，我们抛弃了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国内外政策方面采取了若干适当的措施，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来，是如何有利于他们积极地开展工作。是如何有利于发挥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而所有这些，又是如何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鼓掌）有的同志可能会质问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这帮人当时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们不及时地主张反对个人崇拜？为什么只是到现在进行了这一工作？对于这一点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局的人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于这一问题是有不同见解的。刚开始的时候，政治局委员的多数是支持斯大林的。因为斯大林是最有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的理论权威和思想给予党的干部以及党的活动家以巨大影响。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以后，尤其在最初几年，斯大林曾为捍卫列宁主义而和那些列宁主义理论的敌人，那些背离了列宁主义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捍卫着列宁主义，并大规模地开始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的威望很高。并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党必须和企图侵犯我国、背离马列主义正确道路的人们，即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到了后来，斯大林日益滥用其权力，开始打击党和政府的优秀领导人，并对诚实的苏维埃公民采取恐怖措施。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斯大林就这样处决了柯秀尔、鲁祖塔克、艾赫、波斯蒂谢夫以及其他党和政府的优秀领导人。谁要试图起来反对这种毫无理由的猜疑心和责难，这个人必然会成为镇压行动的牺牲品。波斯蒂谢夫同志的死正是由此而来的。在他演说告一段落时，斯大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问他：“你到底是什么人？”波斯蒂谢夫同志明确地回答说： “我是共产党员，斯大林同志，我是布尔什维克。”这种说法开始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敬，后来就被认为是有害的了，结果波斯蒂谢失彼镇压，并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打成人民的敌人。对于当时的一般形势，我常和尼古拉·阿列克塞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交谈。有一次，我们两人同去旅行。他说： “常常有这样的事，作为朋友被斯大林邀请去的一个人，在他和斯大林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不知道在这以后将被送到哪儿去，是自己的家呢？还是监狱。”显然这种状况使政治局委员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只要考虑到，在斯大林晚年，中央委员会没有召开过全会；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开过几次，那人们就能理解对于我们政治局委员来说，要想对某个错误或不正确的措施以及领导方法的重大缺点和缺陷采取反对态度是多么困难。正如前面指出的，许多决定都未经过集体的讨论，而由一个人作主或传阅通知一下。众所周知，政治局委员沃兹涅辛斯基的悲惨命运正是斯大林专横行径的牺牲品。将他从政治局开除的这一决定也没讨论过，而是采取了非常的作法。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诺夫被撤职的决定也用了同样的手法。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重要性减少了，它的工作则由政治局所设立的各种小委员会——所谓“五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八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来担当。可举1946 年10 月3 日政洽局决议为例： “斯大林提议：一、政治局外交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今后不仅过问外交问题，还要参与国内建设及国内政策问题。二、六人委员会加上苏联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沃兹涅宰斯基，称七人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名）” 这简直是扑克牌的术语。（会场笑声）很明显，在政治局设立这样的委员会，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其结果是政治局部分委员不能参与国家最重要事项的决定。我党最老的党员之一——克里门特·埃弗里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处在一种手脚简直无法动弹的状态。连续几年里，他在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斯大林不让发给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文件。每当伏罗希洛夫同志一听到召开政治局会议消息时，他总是要打电话问能否参加。有时斯大林也同意他出席，但总是勉勉强强的。斯大林出于自己极度的猜疑，荒谬地怀疑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英国的特务。（会场笑声）的确怀疑他是英国的特务。为了听到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自己家里的谈话，安装了特别的窃听器。（会场激愤）斯大林作出片面的决定：将现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列·安德列维奇·安德烈耶夫从政治局的工作隔离开来。这是肆无忌惮的恣意行为之一。还应当考虑到下面这件事，在第十九次党代会召开以后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在自己的演说中点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名字，把一些毫无根据的罪名加在这些党员身上，斯大林如能在自己的权力宝座上多坐几个月的话，真说不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能不能在这次党代会上演说了。显然，斯大林有一个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他常说政治局委员必须有新人来换。第十九次党代会以后，斯大林提出25 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其目的在于除去政治局的老同志，而引入经验不多的新人，好让他们用各种方法来颂扬自己。可以推测，斯大林的意图在于将来进而肃清政治局的老成员以掩盖自己所有那些可耻行为——也就是我在这里分析的那些行为。同志们，为了不至于重犯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以前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度的称颂。当然，在过去，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现在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指出的所有这些都是在斯大林同意之下做出来的。斯大林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同志们，列宁经常强调指出：“谦虚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绝对不可少的。”列宁本身就是谦虚的最好化身。我们不能说自己在这方面已经以列宁为模范，向他学习了，只须指出以下这一点就够了。许多城市、工厂、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苏维埃机构、文化机构以我们的名字命了名，好象成了这些仍在健康地进行活动的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私有财产。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参与了各个城市、电台、企业、集体农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行动。我们必须纠正这一点。（鼓掌）然而这件事应当慢慢地稳步来做：为了防止错误和过头，中央委员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慎重考虑。我想起了乌克兰人是怎样得知柯秀尔被捕的。原先，基辅电台总是一句：“柯秀尔电台开始播音”，然后才播送节目的。有一天，没有听到柯秀尔的名字就开始了节目。于是每个人都知道柯秀尔出了事。而且恐怕自己被逮捕。因此我们现在撤销所有这些命名称号，人们就会认为：企业、集体农庄、城市用的命名的这些同志遭到了什么不幸，会认为他们又被逮捕了。（会场骚动）以往，某个领导人的权威和重要性是如何判断的呢？是看有多少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他的名字命了名。已经到了我们消灭这些“私有财产”，把工厂、企业，工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了。（笑声、掌声，赞同声）这是符合我们的主张的，个人崇拜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体现的。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我想，大会代表们能够正确理解所有这些提案。（雷鸣般的掌声）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决肃清个人崇拜，我们还必须在思想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作出正确的结论。其目的如下：第一、要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指出个人崇拜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气味，而是违背了党的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并对个人崇拜进行斥责和消灭。对于企图复活个人崇拜的一切尝试，不管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要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在思想活动的一切领域，必须重新树立并真正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重要原理，即作为历史创造者，人类一切物质精神福利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在变革社会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共产主义的胜利等等。与此同时，必须作出巨大努力，以在历史、哲学、经济学及其他科学或文学美术领域对个人崇拜的有关的种种错误见解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进行批判和纠正。特别有必要在最近的时期编写出具有马克思主义客观性的党史教科书、苏联社会史教科书以及有关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事件的书。第二、要把过去几年以来，党中央系统地、有组织地进行了的工作继续下去，这些工作的特点是，所有的党政机关从上到下严格遵守党领导下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集体领导的主要原则。遵守党章规定了的党内生活原则。广泛地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第三、要彻底恢复那些由苏联宪法规定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原则，与滥用职权的个人专制行为进行斗争。由于个人崇拜的恶劣影响，长期以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法制秩序遭到了破坏，由此而产生的恶果，必须完全加以肃清。同志们，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了我党获得了新的力量，而且不可动摇地团结起来。大会还表明了我们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决心。（雷鸣般鼓掌）我们彻底地提出了同与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个人崇拜这一根本问题，并提出要消灭其恶劣后果。这一事实，乃是我党伟大的精神和政治力量的证明。（长时间鼓掌）我们坚信，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各项历史性决议武装起来的我们党，将带领苏联人民沿着列宁主义道路取得新的成功和胜利。（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鼓掌）我们党的光荣旗帜——列宁主义万岁！（暴风雨般长时间鼓掌，一同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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