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迷

三、列宁的政治遗嘱之谜 1924 年1 月21 日，列宁病逝。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加里宁和托姆斯基乘坐雪橇，穿过寒风凛冽的冬夜，从莫斯科驶抵高尔克村，向这位领袖告别。列宁的逝世，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卷起一阵悲痛的浪潮。在莫斯科，列宁的遗体被安放在后来叫做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中。在1924 年冬格外冰冷刺骨的严寒中，人们排着数小时的长队来瞻仰列宁的遗容，表达他们的深厚感情。至少有70 万人在这里汇集，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潮。广大民众对俄国革命的巨大热情，对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美好愿望，再加上俄国人世世代代的宗教感情，自发地形成了对列宁的狂热崇拜。一项最异乎寻常和最惊人、也最合情合理的决定产生了：列宁的遗体被保存，经过防腐处理，安置在水晶棺中，陈放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墙旁边的花岗石陵墓里供人瞻仰。列宁的陵墓成了圣坛，列宁成了新的神，共产主义是神圣的。列宁，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苏维埃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象征。 1924 年1 月24 日，《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题为《失去父亲的孤儿》，这是一篇深有感情的颂辞。“列宁同志首先是一位领袖……这样的领袖在人类历史上数百年才出现一个……在历史上几乎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如此为他的战友所爱戴的领袖”。在高加索养病的托洛茨基，没有能参加葬礼，他在一封电文中同样表达了一个强烈的崇拜之情：“党失去了父亲，工人阶级失去了父亲，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领袖逝世消息所激起的感情”。斯大林的演讲成为更引人注目的、对人民群众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悼辞，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列宁宣誓：“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吏上，对列宁的崇拜以至迷信成为后来党的领袖个人迷信的一次最重要的开端。无疑的，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领导者，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和盛誉，然而，对作为一个人的崇敬和对作为一个神的崇拜毕竟是有重大区别的。虽然列宁从1921 年就经常患病，后来卧床不起，但他并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他认为领袖应该是在大家的拥戴中产生，他设想的是集体领导。在列宁逝世之后，任何人想要继承伟大领袖列宁的职位，都会被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冒昧。领导全党的是政治局，在政治局内形成了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或三人执政，此外还有影响巨大的托洛茨基。当时，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兼任彼得格勒党的领袖，长期是列宁的亲密同事，他被认为是党内第一号人物，而他自己也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合乎逻辑的继承人。加米涅夫长期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是列宁的第一副手，又兼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是一位革命的传奇式的领袖，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他创建红军赢得内战的胜利，他被看做是“红军之父”和“胜利之神”，他的巨大才干得到公认，但他的自负、狂妄傲慢、装腔作势和高压手段却令人厌烦。斯大林，这时在“三驾马车”内充当第三号人物，他担任党的总书记，身兼书记处、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他倒有点默默无闻，特别同两个极有才华的演说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相比，更有点相形见绌，他沉默寡言，是个自我沉思、很少说话的人，他干着不引人注目的行政和组织工作。此外还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等人。还在列宁逝世以前，代替病中的列宁处理领导事务的“三驾马车”就同托洛茨基发生了几次冲突，他们都讨厌托洛茨基，特别讨厌他的巨大才干和狂妄自负性格的结合。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个无关大局的配角，后来被斯大林流放到国外的托洛茨基称斯大林是“我党最杰出的才能平庸的人”。他们对斯大林的认识为后来的事实所否定，但也因此埋下了他们后来失败的种子。斯大林并不显得是一个竞争者，他不引人注目，平静而谦虚，他一向是党员和干部易于接近的，能够耐心地倾听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他可以站在室内的一个角上，刁着烟斗，花上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倾听一个心神不安的地方书记或普通党员诉说他的困难。曾任斯大林的秘书、后来逃亡国外的巴扎诺夫写道：“他在沉默方面的禀赋是很高的，就这方面而言，在一个夸夸其谈的国度里，他是绝无仅有的。”他对待批评可以表现得心平气和，就是在向反对派进攻时，他也不象列宁或季诺维也夫那样尖刻。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力求做到善与人同。就连大肆诋毁斯大林的安·费·安东洛夫- 奥费申柯也在书中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些非常爱好争论的人。在20 年代初期，辩论的声音响彻各种各样的会议，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列宁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争论者。在这种环境下，斯大林的那种保持沉默的本领是惊人的。他把几十年来养成的沉默寡言的作风变成了一种锐利的武器，使他能够在屡次的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斯大林已经暗中把自己做为列宁的最可能的继承人。他在与列宁以及其他周围同事共同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有深刻的认识，列宁是他尊敬的领袖，他服从列宁的领袖地位，并且维护列宁的威望，但他并不盲从，有时还公开同列宁冲突，敢于坚持自己的主见，这曾经引起了列宁不留情面的批评。列宁病重以后，斯大林开始认真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他认为其他任何人都不足以领导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自己，才是最当之无愧的合适人选。这样，他就有了一种肩负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使命感，并且为此而展开了扎实而有效的活动。正是在这时，列宁逝世后不到四个月，发生了一件关系到斯大林政治命运的 “爆炸事件”。1924 年5 月，在第十三次党的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天，列宁的夫人、有条不紊的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逝世前的两份口授记录寄给中央委员会，并给加米涅夫附有一封说明信，说她所以扣压这两份被称为“遗嘱”的记录，是因为列宁表示过明确的希望，这些记录要在他逝世以后交给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收到这两份记录的第二天，加米涅失就将这些记录在由六名政治局成员组成的小组中进行了传阅，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决定把这些记录交给党的代表大会做参考。 1924 年5 月21 日，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到会的是四十多名中央委员，宣读了列宁的“致党的代表大会的信”。列宁的这封信对党的六位最高领导人逐个做了全面评价，特别指出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他太粗暴，不适宜担任总书记职务，建议把他调开，换一个更好的同志代替他。这对斯大林来说，无疑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指责，斯大林事前对此一无所知，他现在为此而感到深深的痛苦和忧虑。他一直对列宁是忠诚的，作为列宁最得力的助手，他勇敢无私地把自己贡献给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位自己尊崇的伟大领袖的挑战，对于事情的结局他没有把握。斯大林面对主席台坐在右边第一排椅子上，紧皱额头，一言不发，绷着脸，两眼直视窗外，这是决定他命运的时刻。然而，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他们需要斯大林，为了共同对付托洛茨基。斯大林当然更需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帮助来渡过难关。季诺维也夫首先发言：“同志们，你们知道，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我们不止一次宣誓要实现伊里奇的遗志，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没有出现，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列宁的担心是多余的，建议批准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托洛茨基以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以他强有力的表情，显示出他对这一切的轻蔑，在他的心目中，他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毋庸置疑的伟大领袖。加米涅夫一直是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他现在提议通过表决来决定。表决结果，以三十票对十票决定，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这些记录不应发表，不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只把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团长，同时向他们说明，列宁当时病重，他周围的人向他提供了不准确的消息。斯大林因此松了一口气，但在当时大家正对逝世不久的列宁狂热崇拜的气氛中，他还是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提出了辞呈。结果，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中央委员会，一致投票不接受他的辞职。决定斯大林一生政治命运的爆炸性事件，就这样悄悄地处理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共同赢得了这一次胜利。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的信件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它是党内的一项机密。有意义的是，斯大林在一生中一直保存着列宁的信件，他去世的时候，这封信在他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被人们发现。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首次公开宣读了它的内容。长期以来，列宁的遗嘱被秘而不宣，各种历史教科书和宣传舆论使我们形成这样一种看法：斯大林是列宁指定的接班人，只有斯大林才是列宁唯一真正的战友和思想路线的继承者，列宁- 斯大林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两人共同领导了俄国革命，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定论是如此千真万确，不可动摇。然而，列宁遗嘱的公开和当时历史材料的披露，使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列宁和斯大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列宁为什么要建议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同样地，还有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的看法，都需要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重新认识。列宁的身体一向强壮，1918 年8 月遭社会革命党人范尼娅·卡普兰枪击不久，就康复并重新工作。但到了1921 年，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脑动脉硬化正损害着他的身体。这位身材矮壮、曾经精力无穷的人，变得容易疲倦了。他变得脾气暴躁，容易发怒。夏天他用了不少时间到离莫斯科不远的高尔克村休养。内战之后斯大林担任三个最重要的职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季诺维也夫的提议下，他被任命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说明列宁对他高度信任，因为建立这个机构是为了自上而下地监督政府各部门，以消灭旧政府遗留下来的颟顸无能和贪污腐败这些缺点。 1922 年4 月3 日，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斯大林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作为他的助手。总书记的职能是协调复杂的党内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从名义上说，它从属于政治局，是中央处理日常事务的一个秘书班子，在俄文中，书记和秘书是同一个词，书记就是秘书。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人都看不起这一工作，这一疏忽大意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斯大林这时已身兼四职，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惊人的权力，这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 1922 年5 月26 日，一次严重的中风后列宁的右半身瘫痪，不能说话。但他不是一个对疾病消极低头的人，他一再奋斗，来克服瘫痪和恢复说话的能力。在休养的数月中，他得以退居幕后，来考虑党、国家以及党内人事问题，他可能正是在这时候才第一次发现斯大林手上集中了极大的权力，这令他不安。人们往往认为斯大林当时正暗中攫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但事实上，他基本上是由列宁主动提拔起来的，他运用自己的权威有效地开展着工作。列宁同斯大林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22 年9 月以后，是围绕各民族共和国合并成联邦共和国的问题。斯大林主张把各共和国作为自治单位并入俄罗斯苏继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强烈地谴责这一做法，他主张所有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内，均应以平等地位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联盟，即组成“苏联”。10 月6 日辩论这个问题的会议列宁没有参加，他牙痛，但他写了一个条子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写道：“我宣布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这鲜明地表现了列宁的风格，对他不赞成的错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列宁对斯大林处理格鲁吉亚人的问题也大为不满，1922 年12 月底，他口授了一份《关于民族问题的备忘录》，其中说：“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发脾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他强烈谴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很难指望斯大林会支持这份备忘录，因为他不是一个准备忍气吞声、企图讨好列宁、阿谀奉承的人。列宁的病情不断恶化，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关注着党的前途，医生允许他每天口授四分钟。1922 年12 月23 日到31 日，他口授了一系列短文，他的秘书玛丽娅·沃洛季切娃结这些口授记录加了一个题目《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就是有名的“列宁遗嘱”。列宁首先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分别做了评价，指出他们是“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但他们两人存在着分裂的危险。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 人到100 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而列宁提出的单纯增加中央委员人数也是一副无效的药方，但列宁早已敏锐地看到了他们两人之间分裂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说几句。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该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以上是对六个人分别所做的政治鉴定，我们应该记住，这是列宁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所提的最后结论性意见。信中毫不掩饰地对六个人各自的优点和缺点都极其中肯地谈到了，这显示了列宁宣言不讳、公正坦诚的性格。在这里，列宁表达了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不信任，肯定了托洛茨基的卓越才能，但指出他过分自负，还提到了他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面。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新的事件，导致了列宁与斯大林的又一次冲突。列宁病童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代表政治局同医生讨论了治疗方案，经商定：“伊里奇有权每天把他的看法口授五至十分钟，但这不是书信性质的，伊里奇不要指望任何答复。禁止他接见政治访问者。朋友和他身边的人不应与他谈论政事”。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列宁更好地休息，有利于治疗，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重病的列宁在不了解问题的情况下不适当地干预政务。斯大林负责同医生联络，安排列宁的治疗工作，这是一项吃力而不讨好的差使。列宁不能放弃参与政治，他用拒绝同医生进行一切合作相要挟，同时他依靠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姐姐玛丽娅·伊里奇娜和三、四个秘书，争得一些需要的文件。当斯大林得知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列宁口授的信后，就给她打电话，愤怒地威胁说，要叫党的监察委员会来起诉她，因为她违反了政治局的指示。这深深地触怒了克鲁普斯卡娅，她向加米涅夫提出了控告，她愤然写道： “列甫·波利索维奇：昨天斯大林使我蒙受了一场劈头盖脑的最粗暴辱骂，就因为在医生的允许下列宁给我口投的一个便柬。我不是昨天才入党，整整三十年来，我从未听到哪个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鲁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在我与斯大林看来，是一样宝贵的。此刻，我需要鼓起勇气尽可能完全控制自己。我比所有医生都更了解什么可以对伊里奇说，什么不可以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令他烦恼和什么不能，无论如何这一点我比斯大林更清楚”。列宁于1923 年1 月4 日，又为他的口授记录作了一个补充，是专门针对斯大林的：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引起这场火爆发的原因，可能是斯大体对克鲁普斯卡娅的粗暴行为，列宁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件亭，他的措词表明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严重不满。但这是否意味着列宁有意进行一场反对斯大林的政治斗争呢？从1923 年1 月开始，列宁又口授了《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目的是激烈批评官僚主义，“说句老实话，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再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也没有什么要求可提。”这两封信很明显是针对斯大林的，因为斯大林一直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1923 年3 月5 日，列宁又口授了两封重要信件，第一封是给托洛茨基的：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委员会中亲自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现在这一事件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我不能指望他们会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承担辩护的责任，我就放心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您不同意这样做，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把这看作是您拒绝的表示。 “致以崇高的同志敬礼。列宁”。托洛茨基拒绝了列宁的要求，退回了备忘录。当列宁的秘书沃洛季娃打电话要得到个明确回答时，托洛茨基说，因为身体不好，他不能接受这一任务。他不愿卷入同斯大林的直接冲突之中。另一封信是给斯大林的： “致斯大林同志绝密·亲启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致敬列宁” 这封信是不留情面和带有威胁性的，它被人们称为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绝交信”。这肯定使斯大林感到极大痛苦和伤心，也更增加了他对克鲁普斯卡娅的不满。克鲁普斯卡娅虽然是列宁的夫人，在布尔什维克党中享有广泛的威望，但她有时一心只想着丈夫，是个有名的爱大惊小怪的女人，斯大林对她发火的事在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是不会引起过份吃惊的，因为老布尔什维克大部分都是从流放的残酷环境中走过来的，他们在政治斗争中都毫不留情，谈不上宽容和温和。但斯大林还是立刻写了一封道歉信。从上面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再联系列宁同斯大林的几次冲突，可以看出，列宁晚年，特别是列宁患病后，对斯大林的不信任和不满在不断增加，但如果把这看成是列宁同斯大林的个人恩怨造成的，那就错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即使在1922 年4 月，列宁还同意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并且对他还是信任的。只是在列宁病重退居幕后，来认真观察和思考，他才发现斯大林的权力过大，联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他感到有必要限制斯大林的权力。同时，他了解斯大林大粗暴这个性格特征，斯大林比起其他人更独断专行，无所顾忌，这是令人耽心的。十几年以后，苏联三十年代大恐怖的事实最充分地证明列宁当时的耽心不是多余的，而恰恰是具有先见之明。列宁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借助托洛茨基，表达了对托洛茨基的信任。但如果由此认为列宁希望让托洛茨基来接班，正象后来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所自以为是的那样，那也错了。列宁并不打算把权力交给某一个人，他设想的是集体领导。很显然，托洛茨基是可以排在前边的。1927 年斯大林在中央全会的演说中说：“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这虽然有些自我辩解之意，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只有斯大林是坚定不移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虽然他后来在一些方面背离了列宁主义原则。当然，粗暴却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一个重大缺点。假如列宁再活几年，那情形又会是如何呢？可以设想，列宁不会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他会有效地同斯大林的错误作斗争。列宁不会让斯大林来做接班人，这是没有疑义的。但从当时的现实政治考虑，斯大林又是最有可能接列宁班的人选。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做出选择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1923 年3 月第三次病情发作之后，列宁最终脱离了政治舞台，虽然他一直神志清醒，但已不能说话，对一切已无能为力。俄国革命按着自己的惯性轨道在前进。列宁的逝世，“中央两位卓越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裂终于成了现实。那么到底它是如何产生、发展和结局的呢？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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