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智慧

全球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读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近10年来，全球化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都表现出抗争十分激烈，从 1999年12月美国西雅图到坎昆会议期间大规模的抗议事件，从全球化怀疑派到全球化自由派在国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都表明全球化论题所涉及的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无论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面对还是逃避，全球化问题早已成了21 世纪的显学，人们已经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来研究与理解它。它早已成了世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一词，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的美国与法国，到1970年代，“全球化”已经为世界各国及学术界广泛使用了。按照国际经济学家叶尔金的说法，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制度和文化等障碍让生产要素、资金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过程。在这种界定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全球化的作用与功能的理解则轩轾相异。最为极端的，一是“全球化怀疑派”，一是“全球化自由派”，其余讨论都在这两端数轴上的一个个点上。对于全球化怀疑派，他们主张全球化完全是一种迷思，一种理论上的玄想。因为，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现在人们所称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早在19 世纪晚期的金本位时代，铁路和轮船降低运输成本并且欧洲转向自由贸易后，发生了显著的商品价格趋同现象。当时劳动力的流动性很高，成百上千的人从“旧世界” 移民到“新世界”。因此，目前所称的“全球化”，只不过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或区域化而已。而就经济区域化方面而言，它日益使区域经济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向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可见，当代流行的所谓“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全球化理论的自由派主张，全球化主要是指各国在市场上的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等充分的流动性及无差别待遇，从而使得国家间的生产要素得到最优配置，或按国际分工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因此，全球化并不是一方得利另一方则受损的“零和博弈”，而是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的比较利益。可见，全球化既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程度也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全球化完全是一种双赢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既不是怀疑派也不是自由派。在斯氏看来，全球化（清除自由贸易的障碍以及使得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可以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力量，并且它具有使世界上所有人（尤其是穷人）都致富的潜力。但是，全球化同样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穷人）产生毁灭性影响。因为，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中，尽管市场处于经济运作的中心，但政府同样也扮演着一种重要（如果是有限的）的作用。在现实的市场运作中，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市场既不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政府也不能够成为包医市场失灵百病的良方。因此，他既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反对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因此，在全球化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政策部分地建立在过时的假定之上，即那种认为市场可能自发地趋向有效结果的假定上，而不考虑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结果是，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高层在对一些国际经济危机事件处理时，往往会开出一些与当事国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处方或政策，而这些政策导致了许多国家中的饥饿和骚乱，甚至于让大量的社会财富越来越流向富有阶层，而使社会底层的民众生活越来越穷。因此，对于全球化的问题，并非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应该用合适的方式来让广大民众分享其利益。就得对全球化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应该对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包括国际贸易协定和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强加在发展中国家身上的诸多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而这点也正是斯蒂格利茨最近出版并畅销全球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的主要内容与旨意。在本人看来，经济全球化既给各国带来不同的利益，也会因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及社会冲突导致经济状况的恶化。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化加剧了利益集团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因为它还使国际上流动的群体不太愿意与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合作，由此产生争端与冲突。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不应该因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对其本身给予否定，而是应该如何设计适宜的政策和制度来缓解这种冲突，并由此寻找一条通向现代文明之路。因为，全球化已经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人们只能面对。也没有简单的预先安排好的选择，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从其带来的正负影响中探讨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解决之道。特别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全球化早已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在推动着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的重组。目前，跨国界的政府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由于国家间的主权正在弱化，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的界线也正走向模糊。由此形成的国内外相交事务日益形成一种新领域，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迅速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及社区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全球化正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促使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世界秩序的重组及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急剧变迁。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变化、机遇、风险的动荡时代。一方面，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全球化让人类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之成果；另一方面，地区间的冲突、战争、恐怖主义盛行，各种差距日益扩大，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耗费和浪费有限的资源，破坏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应该是化不利为有利，既要分享世界现代文明的成果，也要对现代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全球化能够让民众生活水平提高、能够让其潜力更好发挥、让其人性更好张扬，我想这既是本文讨论全球化的宗旨，也是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的目标。这就是我读斯氏书的一点理解。（2004年3 月）健康或疾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近几年来，无论是英国的疯牛病、SARS，还是目前正在世界盛行的禽流感，它们如一个个难以挥去的梦魇，侵蚀着人类，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生命，影响着人们生活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它们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地球时，每一个脆弱的生命随时都会面临危险与威胁。可以说，正是这个难以确定的病毒正在挑战着人类的智慧、勇气与承受力，挑战着现有的制度安排。尽管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来应对并最后战胜它，但是挑战给我们的生活、我们脆弱的生命、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确定因素。面对禽流感等病毒的不确定性，人类的生命变得如此之脆弱、社会经济变得如此之动荡，英国、香港特区、中国内地都经历过这种经济动荡的轮回。可以说，人类如何走出这些病毒恐惧的阴影并遏制它战胜它，是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不得不面临的重大挑战。诚然，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是自然抗争及社会制度改进的结果。我们不需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光是在近几十年中，20多种新的病毒一种又一种被发现，面对这些新的病毒，人类一直处于无知之中。面对着这种无知，人类脆弱的生命也只能处在不确定的风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项报告中说，仅1995～2002年间，全球就有过至少30起突发性疫情的爆发，只不过大部分离我们比较远而没有在意它们罢了。如2000年10月在非洲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病毒，及1999 年在纽约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脑炎，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病毒，人一经染上，死亡率很高。而只是英国的疯牛病、中国去年的SARS才引起了世界广泛的注意。而且，随着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现代通讯的发达，人类总是以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医学科学成就就可以为脆弱的生命化解来自自然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当然，医学上的一次又一次重大发现，脆弱的生命不断地得到维护，社会经济也勇往向前。特别是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更是把对脆弱生命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如天花）掌控在人自身的手中。随着1980年代天花病毒的灭迹，曾有研究人员认为，“传染病的威力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实际上，脆弱的生命所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完全缓解。新的难题与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而且医学科学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对医学科学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医学科学的不完备性更是表现得无遗。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建构在日益复杂的网络中时，复杂技术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对人们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响及社会经济发展之冲击越来越大。因此，健康或疾病对社会经济增长如何也就成了经济学家们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正是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卫生经济学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据我的同事张宇燕博士最近介绍，目前国际上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戴隆·阿塞摩格鲁和西蒙·约翰逊，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 2003年合作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做《历史中的疾病与发展》。该论文要回答的问题是：健康条件和疾病环境上的差别是否是导致穷国和富国人均收入差别的主要原因？从一般经济学理论来说，健康作为一种商品，它不仅是一种影响生产的中间商品，而且还是一种直接影响效用的最终商品。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健康本身还是从健康派生性来说，健康或疾病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收入与健康之间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但在假设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正相关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地消失。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对其他不利于健康的产品和劳务有着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也说明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工作压力增大所带来的负效应。同样，随着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些根源于贫穷的疾病也逐渐地消失，而那些与收入无关的疾病则构成了疾病负担中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用通俗的语言来表示，就是健康或疾病至少在3 个方面直接对人均收入的增长起正向或反向作用。首先，健康者比疾病缠身者有更好的劳动力，无论是从劳动生产率上来看，还是从出勤的天数或获得工作的机会来看，健康者都要比疾病者要好，前者的就业机会及获得的收入就会多；其次，健康者比疾病者的预期寿命会更长，这样前者人力资本的投入就会多，而后者会间接地减少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人力资本的好坏决定了个人收入水平的高低；再次，身体病弱还会直接损害人力资本的积累，比如有病的孩子的家长往往缺少送他们去读书的积极性，雇主通常也不愿意在有病的员工身上进行在职培训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的高低不仅决定个人的收入水平，也决定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劳动生产率。同时，这些直观的判断也获得了不少经验方面的支持。如据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约翰·盖洛普和杰弗里·萨克斯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表明，在疟疾流行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健康条件的改善将会使其人均收入每年提高大约13个百分点。还有，他们在2001年为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题为《宏观经济学和健康》报告中给出的“投资健康以求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也表明，在贫穷国家扩大健康服务的覆盖面，将会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发展。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也表明，在世界上两个极度贫困的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这两个地区，不仅人均收入水平世界最低，而且人均预期寿命也最低，但是在收入水平低的中国、斯里兰卡的人们的寿命期望值则远远高于富裕得多的巴西、南非等国。不过，从总体上来看，一个地区的健康水平对该地的GDP 影响很大，同时一个地区的富裕程度反过来又决定该健康水平如何。但是，直观上的看法、经验上的描述能够证明健康或疾病与人均收入增长或GDP 的增长有必然联系吗？如果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如果没有内在的联系，人们被这些现象所捕获的症结在哪里？我们能够从中找到更好的解释。正如张宇燕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我们可以在某些场合或某个历史时段找到健康与增长两者间关系的证据，但我们无法肯定究竟谁是原因谁是结果。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之一完全可以表现为健康状况的改善。不过，微观层次得到的结论往往难以推及宏观层次。举例说，健康的个人在与其他人竞争高收入工作岗位时无疑更容易取胜，但当所有人的健康状况改善时，整体人均收入水平并不一定必然随之提高。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要从中找出更反面例子也很容易。也就是说，假定健康对一国经济增长并不产生任何直接影响，那么健康或疾病的经济学意义又何在呢？这就是阿塞摩格鲁等人在《历史中的疾病与发展》要回答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只有当健康或疾病对制度选择产生影响时，疾病环境和健康条件才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换句话说，健康或疾病对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是通过制度选择来发生作用的。例如，在十六七世纪，西班牙人为什么能够那样迅速成功地征服美洲？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源于欧洲的各种组织与制度？其研究表明，这并非凭借武力或智慧，而是靠西班牙拥有相对免疫的天花等传染病。在整个美洲，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在欧洲人进攻之前，就已经从一个部落传到另一个部落，这些传染病杀死了约95 ％的美洲土著居民。由此，欧洲人迅速建立起了各种组织和制度，并依靠它们来对新大陆大肆掠夺。张宇燕指出，如果美洲土著居民拥有某种免疫优势、并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欧洲殖民者，那么整个美洲历史也就得重写，世界历史进程也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美洲至少是在沦为殖民地之前还会维持上百年的传统，地理大发现对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巨大影响力便会大打折扣，欧洲的金银财富迅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催生资本主义的制度变迁就可能被大大推迟或胎死腹中，亚洲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就有可能率先步入资本主义轨道。事实是，欧洲人在几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关头运气足够好。在那些相对于欧洲人而言疾病环境较佳的地方，如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他们就开始移民、定居，并创立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而在疾病环境糟糕的地方，如疟疾和黄热病横行的非洲，他们就施以“榨取性” 的“非保护”制度，扶持和勾结当地上层，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世界正是400 年前那个世界的继续。也就是说，从经验与直观来看，每一个个体的健康水平与个人收入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因果联系的，而且个人的健康水平高、预期寿命长越是会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其积累的人力资本就可能越多，个人收入增加的机会就越多。但是，从宏观或整个国家来看，其情况又十分复杂，特别是在一些非常时期，健康条件或疾病环境与不同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又十分复杂，不可能用统一的模式或经验来解释与说明。而且，在不少情况下，健康或疾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它通常是借助于制度变化而起作用。尤其是，一些突如其来的致命传染病之爆发，对制度形成的影响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它在特定的历史时点上和特定地域内，约束或刺激了制度选择的内容或方向。而这种集体选择一旦完成，就可能成为这个群体中的生活惯例，或是创立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以后的经济发展就在这种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上决定经济绩效的优劣。无论是2003年的SARS爆发，还是目前正在世界流行的禽流感，对一些相关的行业看上去确实是冲击不小。但是，对于去年的SARS的影响，国内有研究表明，其流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而SARS出现，则推进了国内不少制度安排创新。如民众饮食方式的改变（北京餐馆的公筷制）、生活习惯的变化（如洗手、个人卫生注重等）、医疗卫生预警机制的设立（由此也推动了不少行业的制度安排创建，如金融预警机制设立等）、社会医疗卫生保障体制的完善等。而这些制度的确立对国内经济现在及未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还有，香港禽流感发生之后，香港政府就在考虑如实施中央屠宰，以减少禽畜动物病毒传染可能给香港带来的威胁。目前，国内禽流感的出现，中央政府也出台相关的防范禽流感的措施及利益补偿机制。可以说，这些制度安排的出现，不仅会改变民众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而且也会改变相关的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从而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销售，其生产规模化、程序化、产品流通快速化、广泛化已是大势所趋，禽兽的饲养与销售也是如此。这不仅提高了产品生产与销售之效率，同时也加速了传染病及病毒传播的速度、范围及突发性。当脆弱的生命面临着这种挑战时，我们要做的不仅在于研制出更多预防疫苗与药品、提高医疗之技术，更重要的是如何来改进我们的制度，以便更好地保护民众生命财产。这才是问题最为重要的方面。（2004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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