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

第三十三章病倒过，我深知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99年春节刚过，我收拾起心情，再次踏上东莞这片熟悉的土地，一般有过找工经验的人都知道。年前两个月，工作容易找，过了年后的两个月里头工作不好找，特别是正月，求大于供，企业不愁招不到工人，且春节后两个月之内广东省有文件规定禁止招收外来民工。这些年一直是这样。我并不急于找工，而是在常平木抡村的一间秋锋租住的出租屋里，那个出租屋毫无商量的余地就接纳了风尘满面的我，我关在屋里写稿，拿到《东莞日报》、《常平》报和一些杂志上发表。我知道，三天不出门，世界就变样了，我并不急于找工作，却急急地走进了电脑培训中心。我学的是OFICE 办公应用软件，在电脑培训室，我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同学，电脑室一般有四种人，一种是中小学生，一种是急于找工作但苦于没有一技之长的，一种是企业老板，他们都是上了年龄的，为了赶上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办公而学，还有一种就是以学电脑打发无聊的时间或跟上时尚潮流的，我要写的就是这一类人。一米六五的陈青娇媚动人，属于标准的魔鬼身材，她学过影视，也拍过广告，一个是米妮，米妮是兰州人，大本学历，在内地是电视台的主播，普通话说得很标准，长得秀秀气气的，一个小娜，她们三个都有男人养着。没事干才来学电脑的。陈青说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她们每天一起出去吃饭，也带上我。上的都是高档的馆子，一吃几百元，付款时眼都不眨一下，一点儿不心疼。我不去，她们几个就拉。说实话，当时，我非常想不通，这么靓丽的女子做不什么不能挣钱，偏偏走了这一条路，我也去过陈青和小娜的家，陈青的男人在一家外资厂做高级管理，听说就要跟老婆离婚把她转正。他们买了房，也准备出洋。小娜的男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香港货柜车司机，还经常到培训班来接她下课。她边学英语也学电脑。也许我原来学过CCDOS 系统，有基础，她们每天不懂的基本都是我教她们。所以，她们很喜欢我，大家知道我没钱没工作，写作也挣不了钱，对我很好。接触久了，我也知道她们的一些辛酸故事，也就理解了她们。经常请吃请喝，我感觉她们每个人都会做一手好菜，煲一盅靓汤。学电脑陈青最聪明，一学就会，但她忘得也快，我最认真，那个小娜就摸不着门道。每天蒙查查的，学了也等于没学。十五天的课程我学完了，也暂时在那里练习打字速度，她们接着学别的软件，我把所有办公软件的书都买了，偷偷学会了。便开始想着去找份工作。本来市文联的詹老师介绍我去另一家鞋厂做厂报文学编辑，可是我来晚了一天，人家已经招了人在试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也就错过了。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找工作的艰辛，由于我的心气比较高，只要是我做过的工作，别人给我的薪水不高我就不干，诸如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我更是问都不问，我怕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扼杀我的浪漫情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我又想到打工族中写一些悲欢和奋斗事迹，激励自己不断上进。记得夏日的一个早晨，我早早地起床来到了东莞的智通人才市场，呵，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招聘单位排开去也有四五十家，招什么的都有，包括普工，我边走边看，花十元钱买张门票便可以入场，应聘什么工种好呢？我走到一个叫力图的玩具厂问招工的人说我应聘人事文员，那人抬眼看了一下我，说，你是不是大学生。我说：“不是。”“不是不要的。”他答。“为什么，我想听听原因，我不愠不火。他说：”没有读过大学不可以写东西，很多工作做不到。“一听写东西我就来劲了，我说：”我没听说过一定要有大专学历才可以做的，这个算不算大专学历，我有没有能力做这份工？“我把鲁讯文学院的结业证、作协会员证和厂证摆在他面前，我做过两年人事主管呢？够了没有。不够的话我把简历给你。”我又摆出了发表过的报刊剪辑本和出版的诗集。这下他彻底服了，给了我一张求职表，我填上后给他，连我的地址、联系电话也没给留下，我感觉即使进了那间厂，跟这样势力的人做同事，工作也不会开心的，我这样做只是想告诉他不要唯文凭是用和以貌取人。生活就是这样，你越是软弱，人家越是看不起你，你强一点，人家便拿你没法子。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随后，我又进入了另一个招工的摊位，这次是人事助理，那两个招工的人看完我的简历后特开心，填了表格还说了好多好话。然后又去了几个招工处，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位，有一家茶山的公司聘我做业务员，32元/ 天的待遇，但要自己先掏出成本，这工作是有挑战性，但我没足够的钱来跑市场，且做业务一年打不开市场，需要持久战。那时，一般的人都觉得做业务员太累。我想找一家月工资过千的企业做厂刊，那天没有厂要招企业内刊编辑，也只好回来，以后再说吧。有一天，碰到《常平》报的梁老师，他告诉我，让我去欧威尔工艺品厂找湖南宁湘来的姜上泉看看，他的笔名叫宁湘，他说姜上泉是厂里的人事主管，又是厂报编辑，再说那时厂里也需要人，看能不能介绍个写字楼文员之类的工作。我去了，上泉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他说他会找机会安排我进写字楼的，先让我在车间做一段时间，说写字楼暂不缺人，有机会了一定让我去做，为了生存，我为了感谢他的好意，我去上班了。我知道我又回到了十年前的工作，这样也好，无官一身轻嘛，做员工虽苦，但乐在没有精神压力。我被分在流水线上，波丽工艺品的修补工，车间里吵得要命，白色粉末到处乱飞，只是有点不习惯，我想适应几天就好了。上泉安排我进这个部门是一片好意，想让我多挣点钱，听说这个部门一个月的勤工奖就有八十元，比别的部门多出二十元。有熟人介绍才能进入这个部门的。那个九江的副组长燕子听说我是她那个部门的，首先就问我是谁介绍的，看她挺得意的样儿，以为我到她的部门去做女皇帝，而不是来打工的。我说没人介绍我自己找上门来的，她不信。人家都告诉我，这个跟我一个省的江西女子心眼好坏。要我以后少理会她。上了班才知道，我很不适合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这个车间吵杂不说，还有一种难闻的气味，且灰尘满天。刚来的时候，天天加班，工友们都觉得很累，而我居然苦中作乐，天天在饭堂敲我的小霸王学习机，一天2000字的文稿投入信箱，我给姜主编较上劲说：“看你的打印速度快，还是我的写稿速度快。”编辑们也一个个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把我推上执行主编的位置，因为我们都在生产一线作业，所以执行主编也系挂名，我们只管自己写稿，完成采访任务，真正的编辑工作由姜主编一人承担，由文员张玉红负责排版设计打印，以后的日子，稿件不断被各级大小刊物，黑板墙报登上大雅之堂，《春草绿》成了常平企业文化的一朵奇葩。也受到常平文化站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已有三十多篇文章被《东莞日报》、《东莞文艺》、《常平报》等各大报刊选摘。其实，《春草绿》在我没进厂前，已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声名远扬。除了努力写作，我还要适应环境，我对工作向来都是认真、负责任的。谁知进厂的第三天就开始咳嗽，起初以为是感冒，吃点药就行，每天打针，吃药，坚持上班，谁知这病不但没好且越来越严重，我好不容易才请到半小时的假，去了厂外的医务室拿了点感冒药，还是不见起色，头重重的晕晕的，高烧持续不退，打喷嚏流鼻涕，最要命的是咳嗽，几十人的大宿舍每晚吵得工友们都没法入睡，耳内像秋蝉在叽叽地叫个不停，又吐又泄也不想吃饭，连走路都没劲。接连五天，我滴米未进，每餐只吃两羹匙的葡萄糖就赶去上班，到第七天已是吃啥吐啥，站立不稳，我想这绝不是什么感冒。于是左说右说才请了假，燕子还说我是装的，我连跟她解释的劲都没了。我真想去常平医院作个彻底的检查。那时，货赶得死紧，我只请了一个晚上的假，每天累得够惨，连货都拿不动。幸好，我们的班长杨清林善解人意，他把最好做的货分给我做。当时，我已身无分文，新进厂连一个老乡也不认识，认识工友又都没钱，再加之我这个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轻意求人借钱，是新认识的好友余小霞，她得知我病了没钱，就拿出仅有的一张五十元大钞，那晚下班后连冲凉都没来得及就陪着我，去厂外的卫生院看病，仅有一面之缘的文友焦雪，自己身无分文，却到老乡那里好不容易才借来些钱给我，这段时间已接近发工资，她借这十元钱确实跑了好几处，大家都没钱，眼巴巴的等待发薪水的日子，虽然是杯水车薪，但这份人友情、这份关爱温暖着我，借来的钱几天就用完了，没钱有病的日子，真的不好受。这时候，我们《春草绿》的主编姜上泉，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病了，跑到车间找到我关切地问：“身体是本钱，你有病为何不去请假看医生？说着把一百元放在我的工作台上，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也听不清，一任泪水横流，爬满我的脸颊模糊我的视线，我连一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他已经走出了车间，一工友问我：”他跟你很熟，是你老乡？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我只是他招进来的员工之一，进厂那天才真正认识他，只是给《春草绿》写过几篇稿子而已。就在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春草绿》的兄弟姐妹们热情洋溢地在培训室共商组稿事宜，探讨文学创作，而我却躺在九江水的一家诊所里，让点点滴滴的渗有青霉素的葡萄糖注射液缓缓流入我的静脉。又过了两天，病俞来俞严重，算算已有十多天了，这时耳鸣与咳嗽伴着我整夜无眠，我想准是体内那个部位出了问题，得好好去常平医院查查，于是我斗胆找到课长刘天富，说了自己想去医院看病的想法，我说有一个星期的假就够了，看好病再回来赶货，刘课长关切地问询了一下病况，说你的身体那么差，脸那么苍白，眼也凹下去了，又咳得那么厉害，恐怕是病得不轻，你要把你的病彻底治好，调理好，我给你二十天的假，明天就给你办好请假手续。二十天，我不敢想象，要知道，赶货期间，请一天假也是那么的不容易，脑里不仅跳出一句诗：“我要的是一阵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的春天。”刘课长的关怀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翌日，我拿着组长、课长、人事小姐签满爱心的“外出放行单”，心里充满了感激与敬意。到医院一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上呼吸道感染，这种病的症状与重感冒相似，所以当成感冒来治疗既浪费了钱又拖延了病情。必须每天打针吃药，最少要15 天才能治愈，于是，每天吃一些抗菌药、抗生素，隔两天要打640 万单位的翔安青霉素，另加3G卡纳西林渗入到葡萄糖或生理盐水再由静脉注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进医院，也是第一次打吊针和接触那么多的青霉素。请假时间快到期的时候，我的病彻底治愈了。从此，我又恢复了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又可以蹦蹦跳跳轻轻松松地上班了。回到厂里的第二天，我被借调到注浆部，做了一段时间，居然发现自己更适合这个部门忙碌而有序的作业，我便向课长申请留在这个部门。半个月后，我终于如愿以偿。我太高兴了，并写了一首赞美诗：对刘课长及两个部门组长张勇和刘小文，我心存感激。工友们都说，你太幸运了，调部门是很难的，我知道，一张调令单必须两个部门组长和课长还有办公室最高领导的签名，也就是说比进厂还难。我无以为报，除了努力做好本职，再就是以一支瘦笔抒写欧威尔的平凡而伟大的人们。欧威尔人教会我怎样做人处事，打工这么多年，我没见过那个厂的员工有这种任劳任怨的拼搏向上的精神，厂里的管理者是一流的管理者，他们朴实能干又能体恤员工，置身在这样的一个团结进取，其乐融融的企业大家庭，我感到很幸福、充实、快乐、也很荣幸，我骄傲我曾是一个欧威尔人。我想，以后的日子，不管漂泊流浪还是返家务农，我将永远记住这么一群人。他们活跃在南国东莞常平一个小村里的车间厂区。重新上班的感觉是美好的，我在灌浆部上班，车间里只有八个女子，也都分在一个宿舍，没结婚的多。韩红、刘世英、谢丽丽、朱凤娇和我相处得很好，我把她们的生活趣事，全写进了散文篇章里，发表在厂刊上，看得她们笑逐颜开，自己评论自己平常的故事。感悟：落后就要挨打九九年的五月八日，消息传来，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事件直接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在遥远的南斯拉夫，北约的巡航导弹和重磅高爆炸弹，击毁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夺去了中国三位记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三位同胞的生命，并使多位外交人员受伤，几天来，全国各地各界群众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显示出中国民众强大的爱国热情。事关国家的主权和同胞的生命，我们必须发出愤怒的呐喊，为我们死难的同胞和民族的尊严。北约之所以要插手科索沃问题，主要想通过这场战争赢得二十一世纪的强权主义，北约自以为有了最先进的高科技军事技术就能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就能打出一个世界，甚至可以抹开联合国安理会。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开始就反对北约空袭，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克林顿宣称新闻自由，一边对手无寸钱、恪守职责的我新闻工作者进行杀戮，我们强烈抗议北约的暴行，不但显示了公众的爱国热情，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利益，北约必须对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暴行承担全部责任，并对全世界公布事件的经过，必须中国人民致歉并承担罪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声称是维护人权，对一个巴尔干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狂轰炸六十天之久，造成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灾民无家可归，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这种侵略行径，是对无辜百姓的残暴的人道主义践踏。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整个事件，北约炸毁了我们的使馆，但催毁不了我们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变的坚定信念，我们仍以开放改革与和平发展的全局着眼，对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有一个清醒的、全面的认识，努力增强综合国力，努力解决当前全社会最迫切解决各项课程，提高全民素质，从而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胡锦涛5 月8 日的讲话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落后就要挨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给我们上了血淋淋的现代历史课，作为一个普通打工者，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努力学习生产技能，学会安全生产，扎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近时按量完成生产指标，为公司创利，为国家创汇，工余，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提高文化素养，做一个有思想有技术有文化的跨世纪打工人。这是我刊发在厂刊《春草绿》的一篇评论文章，也代表了千万工友们的心声，我一定会让我们的同事记住，也让我的孩子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这一人生哲理，血的教训。听说有几个美资厂的员工集体罢工抗议美国政府。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地好，正合我的心境，我那天很想找个美国佬打一顿。大家看了我的评论，都觉得说得挺有道理，大家都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员工的爱国情被激起了。其实，好多员工一天到晚上班，许多人不知道有这回事，是我的这篇文章让大家都来关注这件事。大家纷纷遣责北约，骂美国政府。后来，这件事得到了解决，那就是几千万的赔款，作为中国人，我们并不解恨，1999年5 月 8日，是刻在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的耻辱，也是我们心里的耻辱。我也用我瘦瘦的笔，写我们注浆大哥的风采，文字是饱含深情的：注浆车间的大哥/ 你用勤劳而粗糙的双手/ 将一勺勺乳汁般的波丽琼浆/ 连同所有的希望、期许和梦想/ 一起倒入模子里搅拌/ 然后从春天滚动到秋天/ 劲力十足挥汗如雨/ 千百次重复蒸干抽空折模的程序/ 终于/ 收获硕果累累的/ 各式成型的栩栩如生的货坯/ 天使般盈盈地迎风站立/ 站成一个个忠诚的卫士守护我们/ 因此/ 我们的内心涌动着激情与豪气/ 我们的生命充满青春活力/ 各款成型的货坯/ 经女孩们纤纤的巧手/ 神奇的妙笔和刀片/ 把浆液丙铜水及瓦斯的威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有点缀其间的气泡被统统抹去/ 整整齐齐排列分类/ 源源不断地运往下一站/ 看着这些注浆的大哥/ 那满是浆液的脸庞/ 尽是苦累也有芬芳。我们的组长张勇是贵州的，挺不错的一个男子，他为人很好，丝毫也不会看不起自己的员工，把我们当朋友，经常带我们一起吃宵夜，去他的房间里煮着吃。他也喜欢像我这样努力的员工，他经常跟我说，你应该有更好的工作和前途，经常说我是一时糊涂才来了这里做普通员工。并鼓励我走出去，找更理想的工作来发挥自己的才华。上泉有了新的发展，走人了，去了塘厦一家电子厂做人事经理，月薪很高，我已经不记得他说过要调我去写字楼工作的事了。他走了，我当然也没什么希望了。那个台资厂是一定要大专生的，而我仅是初中生，按理说，有能力就行。可是，台湾人不讲这些，她们好面子，非得认这个死理儿。还是灌浆部员工的我，业余时间被委以重任，做这个厂刊的主编。两个月一期，稿子还是人事部在编，编委会成员没一个是坐写字楼的，全是一线员工。大的，当个仓管，小的，是个班长。这让我们工作起来很费劲，但因了我们对文学的执着，在没有一分钱办刊经费，又没多少业余时间的情况下，硬是把她顶下来了，并把黑板报办得风生水起，很有看头，这赢得了员工们上下一致的好评、赞誉声声，我们都很开心。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办好这份刊物，办出自己的企业文化特色，这也一直是我的一大心愿，当我审改到一篇好稿，也足以让我开心好半天，同时我也跟公司人事部提议，利用我个人在文学圈内的人际网络，给一些打工刊物和兄弟厂家赠送《春草绿》，以期得到更好的宣传，更多的发表机会。也许我们这群优秀作者群中，有那么一两个甚至更多的人从此走向文学圣殿，成为未来作家。再说，自己写出来的文章除了能激励工友们上进，娱乐员工精神生活，能变成铅字得到社会承认，拿些稿酬也不错啊！大家可以增加收入，挣点零用钱。 2000年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晚上就要出刊了，年尾最后一期。上午，编辑刘权跟我碰头，告诉我说，他没写那篇记录过年风俗的稿子。急死人了，这是我精心策划的春节稿子，怎么能没有呢？我怪他没写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亲自操刀。中午，我跑进宿舍，去采访各个大省的员工，让他们告诉我，她们家的年俗是怎么过的，我采访了十多个人，记录了许多有用的资料。晚上，所有人都下班了，我和编辑们还在写字楼忙活，刘权把一篇篇文章打印好了，准备贴纸要贴出去，写字楼帮我们打印的文员都下班过年去了，我只好自己打字，只有人事部主管黎小庭，还在陪着我们忙这忙那。平时，我的稿是自己用笔写了，文员张玉红帮我打字的，这次我可以用公司电脑继续写那篇《东西南北过大年》的文稿，我快速的打字速度和良好的文笔发挥了优势，十点半，终于把一切都做完了。文章顺顺当当地贴在了黑板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员工围了一大堆，难得大家喜欢看我们的黑板报，我的《没钱过年也潇洒》，以诙谐的语言把没钱过年的日子安排的充实、快乐而富有诗意；《东西南北过大年》介绍了各地过年的民俗风情，颇受读者好评。许多读者追究我说你为什么不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啊！小庭说他明天回桂林老家过年，并带上刘权回去，希望我们能去他家乡采风，并让所有的编辑到外面的小店撮了一顿，算公司请客，他说了许多感谢的话。他说：“真的没想到，写字楼的办公用具，我这个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什么都会，甚至比文员们还顺手。”我想这本就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又不了解以前的我，好歹也在办公室做过五年。说句实话，他平时招进来的文员，大多是刚从学校毕业来的，没什么工作经验，当然打字也不快。公司用的是繁体字，一个一个地敲击键盘，也确实难为了那些小女孩。要过年了，我想，过了明晚，又是一年春草绿。我依然重复流水线的作业，每天12小时，有时还得突击加班，还每次归来，人就像散了架似的，别人睡了我得强迫自己坐下来写一天的感受和生活浪花。11点半过后，宿舍要熄灯，我只好躲进冲凉房甚至是女厕所内看书，每次站着或蹲着到午夜两点多，这样就不会查夜的女保安逮住罚款或抓回去睡觉。12人的房子里，已经变成了16人，我每次还趴在床上写作但不觉得浑身酸痛，因为习惯了。我还会经常到饭堂这个好地方，在别人的咀嚼声中拿出了纸和笔，还会来到洗衣房，把一块硬纸板垫在水池边或楼梯口，在哗哗的流水声中刷刷而写……这些情节一点没变，好多年几乎也没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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