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这样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他说回家之后，“我三夜没有睡着觉，想呀 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外人， 不是能靠得住的人？”有了三天三夜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的 人着想吗？为此，他得出结论：　要理解送礼人的心情。 所以他说，“有些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我要收。还 有一些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生活在 这种环境之中。” 没有雪鸡的山谷，狐狸不来；没有草籽的山丘，田鼠不打洞。慕绥新既然有 收礼上这样体贴下情的理论基础，那送礼者岂不蜂拥而来。面对着那滔滔不绝的 “朝圣人流”，慕绥新不得不抬高门坎。换句话说伴随着慕绥新的步步高升，他 收礼的数字，也几乎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越来越多。特别是任位高权重的市长之 后，更是无所顾忌。他在笔录中讲，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花样翻新， 慢慢地就把钱权的交易淡化了，而把这看成人情往来的一种方式，过年过节不送 土特产了，送个卡，后来卡也不送了，送俩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结果这条 路就铺开了。 当然，送礼与收礼古而有之，并不是慕绥新的发明创造。可是慕绥新成为位 高权重的高级干部之后，早就越过了“抽烟靠送、喝酒靠贡、工资原则不动、老 婆基本不碰”的“原始小康”阶段，钱对于他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但是他还 是被“世俗绑架”了，他既然认为收礼是“润滑油”，收礼属于“感情投资”， 有利于事业，有利于上下级关系，他就没有理由不把收钱的这种方式延续下来。 只不过他延续得富有创造性，延续得充满人情味。那就是慕绥新笑眯眯地收，收 得非常大度，收得不拖泥带水，收得干净利落，收得送礼人心里非常温暖，甚至 收得一点也不隐瞒，好像根本没有当成回事。根本使人没有往受贿方面想，而是 一厢情愿地认为：　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在先进发达地区，每逢年节领导给下属发红包，已经属于一种昭示温 情、关心群众、鼓励干劲，调动积极性的一种方式。 而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相对滞后的沈阳送红包，就像钱塘江大潮似的海水倒 流，不是领导给群众分发红包，而是群众给领导送，并且已经蔚然成风，变成一 种时尚、一种风气。 不仅逢年过节必须送，送红包的时间也无限扩展，领导出国、领导住院、领 导过生日，只要能找到领导高兴的借口，都可以视为送礼的最佳时间；当然，水 涨船高送红包名目也跟着多了起来。什么生日礼、什么老人节、什么情人节等等。 于是，每天都有送礼的，有人给慕绥新平均一下，几乎一天就收近两万元，这岂 不使慕绥新每天都感觉生活在节日里，每天都感觉受到尊重，而心情极佳？ 那时他大脑中也闪现过不辜负党的信任，坚决拒绝收礼。可是他万万没有想 到他到任第一个春节，第一个送礼的是马向东。他初来乍到，没有势力范围，如 果谁来送礼，慕绥新都清高自傲地拒人千里之外，那显然非常得罪人，马向东会 怎么想？工作怎么能好好配合？无疑马向东的礼，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事业的 角度，他都必须收。况且他当时并不富裕，他的财富与他的官衔很不相称。 而事实上大多数官员，没有立即送礼，不是不想送，而是开始摸不清慕绥新 的嗜好，不知道慕绥新得意“哪口”，送点什么礼品好？想来想去，大多数智商 不低的官员，都没有选择明晃晃拿着礼品，那样太显眼了，那不是给领导上眼药 么？而选择送点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天知地知，含蓄方便，顺理成章、合情 合理。 况且，我们党在搞计划经济时曾经包打天下，施甘露于天下苍生，老百姓也 曾感激这社会，把账都记在党的干部身上。而在历史转型期，我们开始搞市场经 济，一时半时还离不开行政干预，而他作为一个大都市的市长，需要他帮助的人 太多了，给别人的好处都是国家的政策，他不过是执行政策的人。他无论给别人 多少好处，他慕绥新也不用掏自己腰包，可是人们还是把好处记在他的头上，因 为他是掌握政策的人。而任何政策都不是万能的。总是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 另一些人。他只不过是移动了政策“可给可不给”的砝码，这个“砝码”无论落 在谁头上，谁都要记住这个的恩惠，而不是好政策的本身。换句话说，我们的人 民就把过去对党的感激，转移到某个人身上。这是我们国家存在的一种现实，也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公仆，常常带有一种上帝的感觉。慕绥新把送礼和收礼看得这 样明白，理解得这么透彻，岂能装“二小子”？ 　　-------- 　　一米书吧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