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尿遁
      
          夜半尿遁,一代宗师身留大陆,成为学界佳话; 阴差阳错,误会连连,导致吴
      宓和钱钟书师生反目; 长篇小说《围城》问世,引出半个世纪的文坛公案1949年11
      月,雾锁重庆。曾经歌舞升平、被誉为抗战堡垒的陪都,乱如炒豆。人民解放军刘、
      邓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乌江防线,兵锋径指重庆城。
      
          11月23日,在一片慌乱和人心浮动中,僻处重庆远郊的北碚西南师大校园内,
      两位身着黑色中山装的国民党情报人员,手持机票、信函,匆匆由台湾赶了过来。
      
          神秘的不速之客此行的目的,是专门敦请名满天下的“学衡派”宗师,抗战时
      留寓西师的教授吴宓去台湾大学任教。颤巍巍地移步上前,握着那封由台湾“教育
      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联袂写就的措辞诚恳的邀请信,吴宓脑中掠过一丝
      不祥。前不久,他家的世交兼乡党,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便是以同样举措,被挟
      持去了台湾。行前,于右任面对来访送行的吴宓,凄然叹曰: “勿走我的老路,华
      容亡命,沦为奔亡之虏,恐他日再难相见。”
      
          想到这里,吴宓将信函一放,眨眨眼,推辞道: “谢谢! 我不服南方水土,不
      能去台湾。”
      
          两位使者一听,顿时面面相觑。国民党溃败在即,大陆政权更迭之际,国共两
      党忙于争夺各类人才。自9 月以来,一大批学界精英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昆明
      等地抢救出来,安全送到了北京。得人才者得天下,这个道理谁人不懂。吴宓便是
      国民党内定的学术大师,非得抢至台湾去不可。为此,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
      大校长傅斯年特地以学生、老友的身份出现,安排好专人赴西师相邀。须知,这时
      赴台只能乘坐飞机,不少达官显贵忙于奔逃,要谋得一张机票可谓天大难事。就连
      “行政院长”阎锡山,此时也当起了“票务员”,亲自掌控去台机票。吴宓此行的
      机票,则是由蒋经国出马,特地从阎锡山手中留出的一张。
      
          今见吴宓执意不从,两位使者急了,他们半是哄骗半是威胁道: “我们此行,
      殊为不易,望先生鉴谅。再者,清华要迁台,您是清华的老教授,清华需要您。直
      言之: 您吴雨僧教授者,是清华的老前辈、我们的宗师,凡我清华同学,绝不能丢
      下您不管。以您的身份,即便留在大陆,共产党未必能见容。今天,您恼我们、打
      我们,我们也得把您扶上飞机! 否则,我们无法给学界以交代。”“嗡”的一声,
      吴宓顿觉凉透肌骨,脑海里一片空白,他木然地张愕着嘴,说不出话来。
      
          两位使者不由分说,草草替他收拾一番,硬把吴宓半是绑票半是搀扶塞进了汽
      车。傍晚,一行3 人住进了重庆宾馆。机票已经买好,五更天奔向机场,清早飞往
      台北。
      
          吴宓叫苦不已。他如一只关进笼中的鸟,此时只有听任摆布。原想进了市区,
      抽个空子开溜或捎个信息,让学生营救,但两位使者要了个套间,请吴宓安卧里间,
      他们外间就寝。
      
          夜深人静,外间鼾声隐约,吴宓却辗转反侧。身陷樊篱,真正是身不由己,怎
      么办? 如果屈从他人意志,强被人拉去了台湾,国民党专制统治滋味自己已尝够了,
      再说,前半生负笈留洋,归国后四处漂泊,难道垂暮之年还要流落他乡?
      
          不! 不能听任摆布。想到这里,吴宓悄悄穿好衣服,蹑手蹑脚摸出了里间,但
      仍惊醒了外面二人。吴宓只好假称尿急,需上厕所,二人忙上前扶住他,送入厕所。
      
          吴宓顾不得斯文,迈上蹲位,声称要大溲。
      
          一阵寒风袭来,大家同时一激灵。二人抱抱冻得发抖的双肩,哆嗦着说: “好
      吧,您蹲好,我们去披了衣服来扶您。”然后,一溜烟跑回室内。
      
          吴宓趁机跳下蹲位,快步溜下楼去。二使者听到急速的脚步声,情知不妙,叫
      声: “糟糕! ”抓过衣服,便飞似的追下楼来。吴宓知道自己跑不过他们,急中生
      智,闪身躲进了楼梯间。宾馆大门半掩,过厅灯火通明,值班侍者伏在案上,正迷
      迷糊糊地打着盹儿。
      
          二人气喘吁吁追下楼来,却不见半点动静,他们忙推醒侍者,急急地问道: 
      “喂,见到一位老先生出去吗? ”侍者揉揉眼: “唔,唔,好像有位老先生出门去
      了。”
      
      
      
          二人快步出门,侍者继续瞌睡。吴宓屏住呼吸,悄悄出了宾馆大门。马路上空
      空荡荡,朝左望得到七星岗,朝右可眺及临江路口。吴宓定了定神,不见那追来的
      二人,想必他们已奔进了对门苇家院坝的小街。他们在那里寻觅不着,会很快折回
      来的。该往何处去? 所幸,左边一个路灯电线杆两边斜钉了满堂广告牌,直抵墙壁,
      构成了小小的三角隐蔽处。吴宓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猫着腰钻了进去。刚
      刚站定,他便见那二人从对面巷子里出来了。他们站在马路中间,四处张望了一会
      儿,气咻咻地一跺脚,判断吴宓是朝临江门或武库街去了,便分别朝这两个地方奔
      去。
      
          见他们走远了,吴宓这才长舒一口气,迅速从广告牌后面钻出来,快步穿过马
      路,溜进了苇家院坝。他从未来过这里,浑然不知东西。好容易等到天明,街巷上
      有了行人,他问明路后,便沿上清寺出了城,找到一家偏僻的旅馆,老板见他憔悴
      苍老,身着褪色破旧的蓝布长衫,又无行李,不肯收住。吴宓困顿万状,再无力上
      街奔走。情急间,他写好一个纸条,许以酬谢,差人送往重庆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康
      心之处,二人本是好友,康心之这才差人把他接了出去。
      
          藏匿几日后,重庆迎来了解放,吴宓方才安然返回西师。吴宓,字雨僧,1894
      年8 月生于陕西径阳一个门阀世家。其嗣父吴仲旗曾任陕西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
      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幼年丧母,过继给嗣父后,在上海长大成人,
      1910年,吴宓考上清华学校。两年后,清廷倒台,吴宓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
      进了哈佛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日后中国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二人因出身
      经历、志趣爱好相同,成为莫逆之交。在哈佛大学,吴宓的两位导师是著名的法国
      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他师从二人,深受影响,在古典文学、诗歌、
      佛学等众多领域造诣甚深。归国后,怀藏“白壁德主义”的他以学贯中西、坚决捍
      卫传统国学而知名,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派别———“学衡派”。
      
          由于学衡派力持旧学,反对新学,无形中便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和胡
      适为敌,几番热闹的论战下来,便被打得鼻青脸肿,尤其是鲁迅的妙文《估“学衡”
      》风行于世后,吴宓连同“学衡派”便成了笑柄,时人多贬低他们。
      
          吴宓学成归国后,即与陈寅恪等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在其教帜下,莘莘
      学子后来闻名于世的不少,为世人熟悉的便有钱钟书、王力、傅斯年、季羡林等。
      傅斯年去了台湾,而其他诸君,自上世纪80年代始,因文化断代,又复为治学的中
      流砥柱,从这种角度看,“学衡派”大获全胜于无形之中,足见吴宓的影响。
      
          刚刚作古的、已是学界泰斗的钱钟书便是吴宓的高足。殊为遗憾的是,二人似
      乎在解放后便不曾交往。
      
          1941年,吴宓流寓昆明,执教西南联大。钱钟书从法国留学归来,他赴昆明,
      找到了恩师吴宓。早年,出身无锡名门望族的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因父亲
      和吴宓私交甚浓,延请吴宓关照。吴宓便让钱钟书在清华园旁听,并亲自辅导了一
      年有余的外语,钱钟书学业有了长进后,考入外语系,再后来,留学去了法国。应
      该说,钱钟书学有所成,成为学贯中西的顶尖级学者,得益于吴宓的某些帮助。
      
          师生间素有往来。当钱钟书确定归国时,吴宓便与西南联大约定,聘他为教授。
      校方也同意了。系负责人陈福田,在吴宓给钱钟书的信中也附有便函。只是未下确
      切聘书。谁料,待到钱钟书到了西南联大,校方与他详谈后却变了卦,他们告之吴
      宓,说钱钟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校方易辙,师生二人据此
      意态怏怏。吴宓失望之余,便劝钱钟书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任教授,并亲笔写了
      推荐函。钱钟书遂转投湖南。
      
          不久,通过学友、日后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推荐又调至广西桂林大学。适逢抗
      战中期,中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钱钟书颠簸于战乱中,加之西南一隅群山阻绝,
      交通不便,几番迁徙,吃了不少苦。待到桂林后,钱钟书谈及自己归国后的谋职感
      受,唏嘘不已,同时,亦对老师吴宓产生了些怨尤。不想,这类闲聊话题不久便传
      到了吴宓的耳朵里。钱钟书长途奔波,吃了苦头,抱怨一二,或许可理解。但吴宓
      一片好心,更何况为师者,耿介书生,不擅长官场交际的性格,众所周知。作为学
      生,应该体谅。
      
          师徒俩却再无机会来消融因并不太复杂的事件所引起的误会。吴宓因校方没有
      聘用钱钟书,心中有气,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先到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
      然后又到武汉大学,最后辗转入蜀。
      
          钱钟书生活稳定后,完成了后来风行于世的长篇小说《围城》。这本是好事,
      吴宓特地购得一本,细细读过,以他“比较文学”鼻祖的至尊,大加赞赏。然而,
      就是这本书,却最终导致了师生间的进一步交恶。
      
          那些有索引考据癖的人评论《围城》时,指出书中的所谓“三闾大学”,影射
      的是西南联大。抗战期间,联大乃由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内迁
      组成,经长沙转至昆明。更有人言之凿凿,书中“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的高
      松年,便是指吴宓与陈福田,内中吴宓的影子更嫌多一点。那个方鸿渐,自是作者
      取的吉祥名字,鸿(洪)福渐至。高松年在书中也不算坏,高高的松树,经年不衰。
      但若是读了那段有关老科学家的调侃,还有对高松年的抱怨,如“鸿渐等了一个多
      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
      领好意思说话不作准么? ”至于“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
      来越想越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更被索引人士指出,是钱
      钟书怏怏意态的真实流露。
      
          一时间,各类小报,文人纷纷登台,热炒师生间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吴宓似乎
      觉得进一步证实了钱钟书的抱怨,心中大为不快。数年后,有人传话给吴宓,称钱
      钟书评价自己的老师们,出言不逊。他说“吴宓太笨”、“傅斯年太迂”、“叶公
      超太懒”,所以做不出大学问。须知,这些人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吴宓虽
      未作反驳,可心中却狠狠记了钱钟书一笔,师生间全面交恶,老死不相往来。但是,
      这桩文坛公案在半个世纪后仍未了结,晚年闭门谢客、潜心治学的钱钟书并同其夫
      人———散文作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否认,“我从没有说过吴宓太笨的话”。可
      惜,时过境迁,吴宓已是墓草久宿,凄然离世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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