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张澜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秘密刊印成册，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十 几个城市争相传阅，风行一时 这次民主宪政运动是民主党派发动的。 “皖南事变”后，各中间党派力团结以自保并调解国共两党的矛盾冲突，中国 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这三党三派 的领导人联合一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于1941 年3 月19 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军队国 家化、政治民主化，实行民主宪政，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明确的奋斗目标。 1943 年7 月13 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参政员会餐，询问他们对于内政外交问题 的意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之一黄炎培说：“自抗战以来，无论朝野，都要 求抗战”，“但各地干法犯纪者仍不少，而其中以官吏为多。政治腐败，严重阻碍 了抗战建国的进程。而抗战建国，惟有以人民监督官吏，建国从民治下手，才是康 庄大道”。①明确对蒋介石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 同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小册子《中国需 要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是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弊端和危害的长篇论文，系统地 阐释了政团同盟关于真正民主政治的态度。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都不敢发表， 是由他原成都大学的学生秘密刊印成册，于“九、一八”事变12 周年时散发的。 此书在重庆、成都、昆明、延安等十几个城市风行一时，人们争相传阅。 张澜指出，抗战已经到了第七个年头，近年来以言政治，“党员官僚化，官吏 商人化”，“公开贪污，上行下效，法令皆成具文”；“言财政，则专卖统制与各 种收税机关，繁重苛扰，结果是政府受怨，民众受困，大利归于中饱”；“言粮政， 则无谷者必须缴谷；言役政，则有人者不肯出入”；言政党之间的关系，自一党专 政以来，党外人才，多遭摈弃，而国民党外之“各党派更受压迫，不容其公开活动， 许多智能之士，咸怀不平，尤以共产党军队数十万，散布六七省，常有再发生内战 之虞”，影响团结抗战的大业。因此，“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 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一方面“使人民有权来监督政府，纠弹官吏，并协 助政府办理各事，政治才可望合理改善”，一方面“使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之人士， 皆得自由生存发展于宪法范围之内”，“能够真正实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才可 望精诚团结，共图努力建成复兴的大业。 张澜指出：什么叫民主政治？简而言之，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也就是国由民 治。而与之相对立的是“党治”。“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否认其他政党的 存在，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所私有的政治制度。国民党高唱“以党建国”， 就是把国家的官吏、军队和警察，迫其变为党的官吏、军队和警察，把国家的青年， 大、中、小学生，加以利诱、威胁，而变为党的青年和大、中、小学生。因此，机 关有党部，军队有党部，警察有党部，学校有党部，“党权高于一切”，一切党化， 把持专恣，人民没主权，没有自由。党即国家，与所谓朕即国家，毫无二致。国民 党“欲实行一党专政的党治，必先强化其党，统一其党，于是当政的党魁，便应运 而生成为政治上的独裁者，党治便自然而然成为独裁政治”。 张澜说：独裁政治具有不可避免的两大弊端： 第一，独裁者要实行独裁，必先由他的党徒，把他的知识和才能，言论和行动， 大捧特捧；崇奉为不可企及、不可侵犯之人，捧为神。而其左右阿谀奉承之人，为 得其欢心，以曲意奉承为向上爬之阶梯，对党魁蒙蔽国事民情之真相。因此，政令 纷乱苛扰不知改良，官吏贪污虚伪不能惩治，所有党政，一切形成腐化而无法挽救。 政治上的独裁，是腐败等一切祸害的总根源。 第二，独裁者必为多敌之人。独裁者为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异己 者必严加防制，事事猜疑，化友为敌。因此，他对外不能明了敌国的虚实和动向， 对内更要严密防制异己，不容其有反对的言论和行为，甚至及于他的思想。独裁者 的办法是布置耳目网，组织一群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的特务人员，秘密分布于各 阶层各地，或捕风捉影，捏造情报；或藉事邀功，敲榨勒索；或摧残自由，制造恐 怖。因此，独裁统治必然是特务统治。特务统治弄得国内本来团结的，反而不团结， 地方本来安定的，反而不安定，其结果是削弱了抗战的力量，松懈了对敌寇、汉奸 的斗争，只是增加政治上的黑暗。 张澜认为，“人类求生存求繁荣的权利，是任何一个人的天然权利，是与生俱 来的，是自动的，是自主的，不是他人授予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就是主权在民 的政治，也就是国由民治。“如其以一个人一群人一党人的意思，不依全民共立、 全民共守的法律来管理众人的事，而是把持政权，独裁专制，任意扩大统治者的权 力，并不容许全国人民发表不同的意见和得到各种自由，不顾全国人民的主权，那 就决不是民主政治，只可称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党霸政治”。 张澜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几个必要的条件： （一）政治的主权，一定要在全体国民的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一个党的手里。 （二）直接的民主政治，众人的公事，应由全体民众来直接讨论处理。 假若这个做不到，至少也应由全体民众直接推选代表，来组织议会机关，讨论 国事，监督政府，以实行所谓间接民主政（三）民众代表，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 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员，使人照名单推选，或加倍 推选，再由党和政府圈定。 （四）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 复决四权，决不可剥减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 （五）一个国家，应由其有根本大法，应早日颁行其有关于人民权利义务与政 府组织权责的民主宪法。宪法之制成，应由国民代表推举若干人参与议订，再开国 民大会决定而颁布之。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使是一国之元首，亦应严为遵守， 不得以自己的意志变更法律，代替法律。 基于以上几点，张澜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从 速实施宪政。他说：“我希望执政当权的党，在此国民大会未开，宪政尚未实施这 一时期内，要一面认真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来训导人民，使他们有应用 普遍行使民权的能力和经验，一面则从速准备实施宪政。”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之 前应该首先实行做到： （一）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之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外人士， 共同审查宪草，促进宪政。 （二）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 （三）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 （四）在宪法实施前，务级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等，应即具 有审核各该同级政府之预决算，与弹劾其同级政府不法行政官吏之权。②以上观点， 集中代表了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对实现民主宪政的迫切要求，并得到了中国 共产党的热情支持。1944 年2 月21 日延安《解放日报》对该文作了专题报导， 给予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美英等盟邦人士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无能亦颇多评诋，不 愿诚意支持和援助名为民主国家，而实际则实行反民主的一党专政的党治政府。美 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国民党应与国内各个党派处于 平等地位。 在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再次打出宪政的旗号， 在1943 年9 月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所谓“战争结束一年内立即召开国民大 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的决议。于是各党派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国民党统治 区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这一时期，《民宪》、《宪政》等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出面主办的刊物 纷纷创刊。各民主党派并发起各种组织，促进宪政运动。在重庆，沈钧儒、黄炎培 等从1944 年1 月开始，每月举行一次民主宪政座谈会，参加会议的由开始的30 多人发展到两千多人；在成都，张澜、李璜等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发展到华西大 学、四川大学等学生中间；在昆明，罗隆基、周新民等组织了宪政研究会；在桂林， 文化界经李济琛、黄旭初等人发起，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 抗战工作协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抗战，铲除失败主义。全国舆论，街谈巷 议，莫不以宪政为题。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宪政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提出必须以革命的三民主 义作宪政的基础，必须首先实行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言论等自由、开放党禁、 实行地方自治三个条件，必须从“政治解决”国共关系入手，以取信于国人和盟邦。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4 年5 月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提出 “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这已超过了理论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 予以切实的表现”。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是国民党必须放弃十几年来的特殊地位， 结束训政，无保留无犹豫地给人民各项基本自由。“假定一个国家，其国民不能自 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的批评政治的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 限于好的一面，而决不许暴露坏的一面，这个国家便不是民主国家。又假定一个国 家，除掉一个在朝的执政党外，绝对不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公开的组织， 甚至不仅从政治上的活动上限制着他们，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也 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显然的的歧视，这便更不是民主国家。更假定一个国家，其人 民的身体自由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或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 法幽禁，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被害者的家 属无从接见，其亲友亦无从援救，这便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反民 主的国家”！因此，民主政团同盟呼吁：“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 向战后延宕。我们在这里要正式警告国人，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我们在战后 所得的将不是民主，而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必十倍百倍于今天”。③1944 年6 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欧战已有结束趋势，而在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 利的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发生了第二次大溃败。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事之糟乱，并不在政治之下。国民党军队不但体制混杂繁 复，领导统制也弊端百出。抗战开始后，全国军队逾五百万，但杂乱不堪。就历史 系统上看，有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 他各省地方军，各军训练方法不同；在装备方面，中国军队是全世界武器的陈列所 和实验所，德、意、英、日、美、法、捷、苏，各国武器一应俱全。国内汉阳、金 陵、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不同，军队装备有嫡系、非嫡系而异，将领有良莠而 别，在征募方式上，广西是征兵，中央和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本来在 抗战期间，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已渗透到军队，将无战心，士无 斗志，国民党的军队已丧失了战斗力。 日本侵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场覆灭的命运，发动了打通豫湘桂大陆交通线的 “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从4 月17 日开始，至12 月10 日结束，历时8 个月。 上百万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丧地失师，军队损失几十万，丧失国土20 余万平方 公里，丢掉城市164 座，省会4 个，失去空军基地7 个，飞机场36 个，600 万同 胞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本军队打通了由华北纵贯大陆至印度支那的通道，并一 度占领距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一百多公里的贵州独山。举国震惊、朝野愤慨。 豫湘桂的战败，引起了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极大震动。 抗战期间，国民党采取以空间换时间，以西南为最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川、康、滇、贵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也是国民党的命脉所系。那时在西南 各省，尤其是在川康和云南，地方实力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拥有相当数量 的辖地和军队，同蒋介石国民党排斥异已的政策早就有了深刻的矛盾。蒋介石国民 党的势力深入到西南后，他们都有岌岌可危之感，只是为了抗日大局，不能公开同 蒋介石对抗而已。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等等作法 极为不满，对中国共产党不谋私利，为民族为人民的品质和朝气蓬勃的积极进取精 神有一定的认识，因而他们采取对各抗日党派都建立联系，多头寻找政治出路的政 策。如刘文辉在内部提出的口号是：“不依附蒋介石就没有现在，不投靠共产党就 没有将来”。而蒋介石国民党要在西南站稳脚跟，又不得不拢络地方实力派。抗战 以前，蒋介石国民党并没有打破四川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局面。虽然在“八一三” 抗战后，大部分川军出川抗战，为抗日立下了赫赫战功，但自1938 年重庆成为中 华民国的陪都，四川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后，川、康两省 的行政系统仍然掌握在四川地方实力派的手中。县长、区长等行政官员虽然统一接 受过国民党中央的训练，然而徒有其表，国民党中央的政令并不能彻底贯彻下去。 所以，蒋介石绞尽脑汁地抑制地方势力，削弱他们的地盘和职权。其结果是使地方 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豫湘桂战役的失败，预示着国民党中央滞留西南的日子更为旷日持久，对地方 实力派的压制将进一步加强。因此，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始积极地支持民主宪政运动。 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扩大地方职权，改变其“一 切均归中央统制”的独裁政策，提出国民党对中央军和杂牌军，“应该一视同仁， 打破系统关系，实行待遇平等”。龙云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为昆明的教授、名流、 以及各大学的学生，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活动环境。教授们创办了《自由论坛》杂志， 这是在西南鼓吹民主，反对专制主义的一个相当有力的刊物，它公开表示：“我们 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云南大学、西南联 大、中法大学等校学生自治会于“七七”联合召开时事座谈会，到会者除学生三千 多人外，还有闻一多、邵循正、潘大逵、潘光旦等十几位教授。讨论集中在要求改 革政治问题上，潘大逵呼吁“青年们应加紧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不要吝惜任何牺 牲”。潘光旦说：“今天不是‘躲’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追求光明，打倒黑暗！” 闻一多更是激昂地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他说：“而今天不 幸的很，战事正作向失败的方向，大多数人们都在等待着胜利，他们满以为总有一 天，胜利自然落在他们的头上，‘可怕的冷静’正笼罩着中国，但我们青年们能眼 见这种事实而不震惊吗？我们能使自己一手所造的神圣抗战失败吗？不，绝对不能！ 我们应该再来一次‘闹’！”④这些呼声，在学生中得到了热烈的回响。 四川地方势力积极参加了这次民主宪政运动。 四川方面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不满情绪，是与国民党对他们的压制成比例增长 的。1940 年春，在所谓甄别审查的名义下，四川原有的县长有三分之一被撤换了， 而代之以黄埔出身的于部。同时，改组了盐业银行童事会，统制了平民、商业、垦 业和聚兴城等十大地方银行。在军事上，众所周知，川军分散在各个战区，像其它 杂牌军一样，虽在抗日战争中遭受很大损失，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充，所余已无几 了。而在四川本省，中央军深入叙府一带，割裂了西康与四川之间的联系。1944 年8 月，四川省参议员揭发出不少贪污案件（该省参议会不少参议员代表四川地方 势力），国民党四川省当局却在“整饰吏治”的名义下，调动金堂、资中、江油等 23 个县的县长，利用这个机会安插了一批所谓“忠实领袖”的干部。那些因为贪 赃枉法，已经引起民众愤懑的县长老爷，经过“调差”“对调”之后，又仍然安享 其官位，而没有后台又比较清廉的，却被撤职了。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四 川，以四川省为抗战基地的结果，四川人民的负担，是空前的加重了。早在1941年， 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将田赋改征实物，规定正副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 斗。 当时，为着供养几百万军队坚持抗战，征实是必要的；但国民党的官吏趁机大 肆贪污、勒索，仓储、运输部门雁过拔毛，正副税额折征稻谷猛增，1942年每元折 征稻谷4 斗。1944 年度四川省征实数额，原定2400 万担，后因省参议会反对， 减为2100 万担。这个负担仍是过重的。因此，不断有“欠粮”和“抗粮”的事件 发生。国民党上自财、粮二部高级官员，下至行政督察专员、县长、田管储运处长、 以及党、团人员，均“分途下乡追收”，“如粮欠在征收人员或包商者，限即日交 清；欠在保甲人员者限十日交清；欠在粮民者限一月交清，即有延误，由专署县府 拘押讯办！务使全省三年来欠粮，如数缴清，颗粒不准短收”！除正税外，四川民 众还必须担负繁重的杂捐摊派，杂捐摊派一般是正税额的二三十倍，甚至有超过275 倍的。⑤在豫湘桂大片土地失去以后，只保有西南的国民党政权，为维持庞大的军 事官僚机关，对四川民众和士绅的压榨，更为加重是必然的。这一切，自然要引起 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 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华西日报》，自1944 年5 月以来，就连续不断地主张 “迅速刷新政治”，以挽救目前的危机。据统计，仅从5 月10 日—6 月23 日， 该报发表要求民主的社论，即达17 篇之多。它驳斥了专制独裁者想坐待胜利的自 私算盘，指出：“目前军事的危机，决不是单靠盟国的若干协助，就可以改变的”。 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治的彻底刷新”，并认为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⑥他们看穿了那些“目注心营，无非想利用人类为民主、为和平与消灭德、意、日 法西斯强盗所流的血，暗中灌溉新的暴力统治的企图”。⑦因此，它明确表示了对 一党专政的反对态度，它说： “关于政权属谁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的政权，应该永为掌握政权的政党所掌 握，老实说，这是反对民主之最露骨的表现”。⑧深居西康的刘文辉，也于8 月1 日在西康省参议会上发表加强团结的主张，他指出：“今天不只要各党派、各军队 团结，而且要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团结。其目的在进行大后方的保卫战， 除此以外，别无他途”。⑨成都的民主宪政促进会，曾于5 月10 日郑重提出对国 事的十项主张，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点：（一）尊重人民言论、人身、思想信仰及 一切结社集会之自由。“公教人员、学生、士兵入党入团，须基于自愿，并不得以 党员团员资格，为铨叙考核之标准，及享受其他特权”。（二）刷新政治。“给予 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政府用人，应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 “切实改革征兵、征实、征税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炮，革除苛扰，以减轻人 民痛苦”。（三）实施全民动员。“举凡训练民众，组织民众，均应以国家立场出 之，不再以党的立场出之，实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以保国家复兴之 基地”。 ⑩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已冲破了国民党的控制和封锁，动摇了它赖以生 存的基地，震撼了它的统治基础。 值此之际，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年9 月4 日至 18 日，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三届三次会议，由国共双方报告谈判情况。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报告中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 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的国是会议，组织 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民 主人士、各阶层人民的响应和支持。 10 月10 日，中国民主同盟（是年9 月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 代表会议，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了入盟者必须是党派成员身分的限制）会议 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排除 派系及地方观念，以军事能力与作战成绩为选任与升降军官之标准”；“全国一切 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通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 求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 提出立即开放党禁，承认各党各派公开合法地位，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 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改善公务员待遇，并 厉行裁汰冗员，严惩贪污”。（11）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期间，青年党领导人左舜 生和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对记者发表谈话，均表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左舜 生说：“各党各派团结努力，己是全民一致的要求，民主宪政的推进，也应以此为 据，我以为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应立即实现。政治问题只能以政治方式来解决，决不 能用流血方式来解决。”张君励则讥笑国民党人所津津乐道的“统一”，“统一” 应是“由于政府设施之感人，不由于强压”，“专恃有形之武力和军警等，而忽视 其自动自发之忠诚，则猜忌防制之术，终而穷之”，这种“统一”并不是真正的 “统一”，而是表面的统一。而实行真正的“统一”，“必须以各党派共谋的民主 政治”为基础，必须建立各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12）国民党内部的开明人士， 对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深为不满。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1943 年12 月就在《 中央日报》上发表《实施宪政的几个问题》，而后不断到处演讲，发表文章，高喊 不应当再维持一党专政。他认为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独裁的官僚集团。 “纵令中国在战争中是在反法西斯轴心营垒之内，然而，它正不复为民主国家了”。 他说：“如果我们把宪政实施，一天天搁下来，不能完成国家的建设，那就不但违 背了建国纲领，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政府对于人民丧失威信，更予反对党 以攻击本党的口实，而中央也就会为人民所不满”。（13）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 子1944 年5 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针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吹捧曾 国藩，歌颂清朝“建国规模宏远，政制法令精密”，间接地指责蒋介石，“今天有 人歌颂旧时代，以及旧时代的人物，我真不懂是什么道理。举例说，他们说清朝的 制度好，我要问。如果是真好，清朝为什么会灭亡？这论调真太危险了！他们又喜 欢推崇曾国藩，却不知道即使今日有曾国藩出现，依然拯救不了中国，最多也不过 可以使今日的中国，成为曾国藩时代的中国！崇尚旧，不如崇尚新，推崇曾国藩， 不如推崇国父”！真正继承三民主义，就必须执行建国大纲，实施民主政治。（14） 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为抗战胜利前后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 民主宪政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冲击着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党的政策 不改变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国民党政权并未到摇摇欲坠的境地，因为中国的人民，包括抗日的政党 深深了解，祖国的大部国土被日本蹂躏着，虽然八路军、新四军收复了广大的地区， 但是城市和水陆交通线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广大人民仇恨日寇的心理和情绪是非常 强烈的。要赶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要收复失地，是人民的普遍要求。蒋介石打着 抗战的旗帜已经七八年，他所领导的政府是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所共认的中央政府， 也是被国际承认的中华民国的代表，抗战的旗帜是很重要的。在野的党派不满意它， 人民不满意它，但都还没有要求推翻它。抗战以来，大后方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和 几十起民变，口号大多是要求民主权利、反对贪污、反对它的粮政、役政等办理不 善，没有提出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口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包括国民党在内，并 且国民党要在联合政府中占最大比重和主导地位，蒋介石也深深了解这一点。到抗 战的中后期以后，他的抗日政策是抗而不积极抗。如果真抗，他怕日本人打垮他； 如果不抗，他怕中国人民唾弃他。他的这种两面政策是很巧妙的，他实际不积极抗 日，而把注意力放在战后与共产党的斗争，但表面总不说不抗。 他要把抗战的旗帜紧紧地抓在手里。 在此种思想主导下，国民党蒋介石对广大人民的民主宪政要求，一方面虚与委 蛇，如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置“宪政实施协进会”，由蒋介 石自任会长，“协助国民政府准备宪政的实施”，清谈宪政，作表面文章；一方面 策划未来，以阻挡民主的潮流。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