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张治中临危受命出任书记长，似乎为三青团带来一丝生气，他决心在调整党团 关系和惩治腐败方面有所作为 正值党团关系游移不定之时，1940 年9 月，张治中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书记长，接替了陈诚的书记长职务。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1890—1969），安徽巢县人。他六岁人私塾读书， 1906 年离家外出，先后到安庆、扬州等地，当过杂货店学徒、缉私营候补兵、警 察。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随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 1912 年进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1916 年毕业，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 北洋军阀的腐败，使血气方刚的张治中不堪忍受，他毅然决心另谋出路。 1917 年7 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张治中离开“安武军”，到广东追随孙中山。 在驻粤滇军中担任过连长、营长，还在驻粤桂军总部中担任过参谋、师参谋长和桂 军军校大队长等职。并且曾一度到四川担任川军独立旅参谋长。 1924 年1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重新解释 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张治中是积极拥护的， 同时，孙中山决定筹办黄埔军官学校，张治中参加筹建工作。6 月，黄埔军官学校 开学，他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嗣后相继担任第三期学生总队代队长、第四期步 兵一团（入伍生团）团长和军官团团长。在此期间，他同在军校工作的周恩来、邓 演达、恽代英等来往密切。当时的黄埔军校有两个组织，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的斗争非 常邀烈，而张治中的立场是“中间偏左”。1925 年，在左、右两派的冲突日趋激 烈时，张治中的言论和态度逐渐左倾。右派称之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 并把他同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诬称为“黄埔四凶”。 1926 年3 月20 日“中山舰事件”后，张治中公开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反共 做法。然而在后来他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同年7 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 派张治中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随军北伐，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黄埔军校改 组为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成立分校，张治中被任命兼教 育长。这时，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共产党人浑代英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 达等力争张治中反对蒋的反共行为，张说： “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是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极力 争取张，“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曾命令张率领武汉分校学兵团赴江西。 张感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他“是不愿国共分裂的”，“既不愿站在国民党 立场来反共，又何能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内心非常矛盾，真是痛苦极了。” （11）他决定辞职不干。“四一二”后，蒋介石电召张治中到上海，电文中有“党 国危亡，人才缺乏”这一类极恳切的话。到上海后，张向蒋提出到海外去学习的要 求，蒋不同意，派张到上海负责筹备一个掌管全军训练的训练处，公谊私情，使张 推迟了出国的打算。张把训练处组成后，已到8 月，值蒋介石宣布下野，张趁机出 国去欧美考察，离开现有环境，到国外换换空气，游历德、法、意、英、美、日等 国。 游历欧美匆匆8 个月，对张治中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他“看到欧美各国所采 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虽说各有各的长处，可是也有不少的弱点”，“才觉得只有 革命的三民主义，不但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且是一个改造世界的完善的原则”。 （12）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张治中的信仰是坚定的。他认为，中国目前最迫切的 问题，是如何团结统一，埋头建设，达到富国强兵的境地。作为一名军人，他认为 只能在“强兵”方面尽一份力量。 1928 年7 月，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 不久，他要求调任军事教育工作，被派往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任训练部主任、教育长， 度过了漫长的十年（1928 年秋至1937 年春）军事教育生活。 张治中当时认为，“共不当剿，逆则当讨”，在1930 年蒋桂冯阎中原混战中， 他先后以武汉行营主任和教导二师师长身分，站在蒋介石方面，对冯玉祥、阎锡山 作战。1932 年，张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同十九路军一道，予日本侵略军以 沉重打击。1933 年12 月，任国民政府第四路军总指挥，参与围攻福建人民革命 政府。每次战事结束，他仍回军校任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治中“是 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人”。 1936 年西安事变时，张治中为了营救蒋介石，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讨 伐”，蒋介石被释放后，张多次在军校演讲《蒋介石的人格与修养》、《拥护领袖 之真谛》等，歌颂蒋介石，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 一三”之役，“从8 月13 日至9 月23 日这整整的40 天中，无分日夜的指挥策 划，四出奔驰”，“始终是站在最前线”，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 11 月，调任湖南省主席。当时八路军驻长沙的代表是徐特立，周恩来，叶剑 英等常到长沙去，张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很融洽。1938 年10 月武汉沦陷后，张治 中担心长沙不保，曾打算长沙失守后即进行敌后游击战，并请叶剑英任省府高级顾 问。11 月，张治中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示，引起13 日长沙大火，焚饶 三天三夜，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蒋介石为推卸责任，给张以革职留任处 分。 1939 年2 月，张治中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恃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 对内联络各部会，对外联络各战区，参与机要。1940 年9 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政 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统治集团中，张治中是一位有识之士。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 问题上，他始终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国内和平。邓颖超曾称他是同中国共产 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进行过多次和谈。 1945 年秋，为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他曾亲自接送毛泽东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 1946 年春，作为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之一，又一次同马歇尔、周恩来到延安。张 治中“三到延安”已传为历史佳话。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让出他家的住处给毛泽 东会客和休息。1945 年冬，张治中奉命入疆，在他临行之际，周恩来面托他设法 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监狱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慨然承诺，这样使一 批共产党人得以在1946 年6 月全面内战重开前夕获释，并安全返回延安。 在国民党内，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 他既因对蒋介石的竭智尽忠，深得蒋的信任，他又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 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 如在1948 年夏，他给蒋介石写了上万言的《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 此时国民党的统治已呈风雨飘摇之势，政治腐化，病入膏育，财政经济，濒于 崩溃，军事局势，土崩瓦解，信中指出：国民党的造成这一切的根本错误，在于 “标榜革命而实不革命，标榜三民主义而实不实行三民主义之政策”，“虽本党之 政策政纲悉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然一切未付实施，如同废纸。此二十年来，除对抗 战为遵循民族主义之行动以外，所谓民权，实际上则为官权绅权与土劣之权。基层 农村直接领导人民以至代表民权之分子，悉为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君子道消，小 人道长，善良侧目，道路嗟怨，人民对本党政权之失望，已达极点”。“至于民生 主义，首重平均地权，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而使耕者有其田。 直至今日，不但对此一目标杏不可即，甚至最初步之办法——二五减租，亦碍难实 行。而豪强兼并，变本加厉。贫农之痛苦日深，思乱日甚。以言节制资本，??本党 仅一意培养官僚资本与豪门资本，??本党之经济政策，实始终为买办阶层意识所支 配，距离现代之资本主义尚隔天渊，其与民生主义自根本背道而驰”。这封信对蒋 介石在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干部政策、个人修养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 言辞严厉，毫不隐讳，超出了党员干部对党魁应有的态度。张治中指出国民党的涣 散和腐败主要是由于党内缺少“民主领导之作风”造成的，而党魁蒋介石负有很大 责任，张指出，蒋“性情急躁，动以盛气斥责干部”，“辱及人格，每以不伦不类 之联语、打油诗作荒谬无稽之批评”，壅塞言路，“使干部养成掩饰蒙蔽之风气”， 影响极坏。特别是从1938 年“总裁制建立以后，党之民主空气，益见消沉，一切 惟总裁是赖”。 张治中在这上万言的建议中，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指出若干 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 于具体之现实政策”，“此类抽象之道德观点，一般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甚至党内 之若干同志，咸以为老生常谈，不能得到预期之政治效果与良好反应”。指出蒋介 石兼职过多，“集万几于一身，对党之最高权力会议——中央常会，恒不能亲临主 持，致失以党治国之领导权威，直等事务会报；且各事辄由秘书长“组织部长司上 下传达之责，浸假而形成‘公文领导’制度。于是实际负责之同志，克以因缘时会， 卖弄技巧，以派系意识代替党之组织关系，使以主义为中心、以革命为任务之政党， 变为以派系甚至以个人为中心之党。党员不为革命入党，而以私人权利入党，使有 志气有革命性之人士，咸望望焉而去。??由中央以至地方，党之内部为政治奔竞角 逐之场所，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为社会有识人士所不齿，为一般人民所厌恶。” 因而张治中认为，“当前局势必须作彻底全面之改革，始能有效的挽回颓势”。否 则一败涂地，势所必然。（13）1949 年4 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 代表团同共产党拟定的“和平协定”，遭到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后，周恩来恳挚而又 坚决的挽留张治中，对张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 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张治中留在北平，经过两个多月的矛盾彷徨后，毅然做出正 确选择，于6 月26 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说明这次和谈破裂的责任在于国 民党。他认为国民党应既“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政权更替的历史常 例”，“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 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他 主张国民党应“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但然放弃政权，”“毅然决然 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 奋斗。”（14）9 月10 日，张治中致电新疆的陶峙岳和包尔汉，促成了新疆的和 平解放。 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张治中都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 的代表人物。 1949 年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张治中应邀参加会议，被 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又被任命 为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 月，张治中同彭德怀赴新疆， 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张治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在1949 年参加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中央副主席。张治中为人正派，襟怀坦荡，对共产党直言 不讳，肝胆相照，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 年9 月，张治中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方面说 明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说明他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被任命力三 青团带来了一丝生机和活力，但旋即消逝。 张治中临危受命，其时的所谓“危”，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如前所述，三青团内部的派系冲突和倾轧。 二是国民党反共军事磨擦事件的升级和反民主措施的加强，三青团的主要任务 由发动和训练青年参加抗战转变为反共反民主。1941 年1 月，国民党制造了屠杀 共产党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然而这一事件并没有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而是 引起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反对。这一事件最严重的影响在于，它在既非国民党又非 共产党的人群中造成了不安和不满，代表中间阶层的各中间党派的生存受到了严重 威胁，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 村建设派为团结抗战和以求自保，在是年3 月秘密成立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国民政府鉴于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则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 有些非共产党人士被逮捕，有的逃往香港或解放区去了。新闻检查加强，自由言论 出版物被查封。 这样，有些拥护国民党的人士也因危及他们生命的安全和自由而对国民党寒心 了，国民政府那条绕在自己脖子上的自我毁灭的绳索愈拉愈紧了。 三是由国民党的腐化引起的经济、政治军事危机的加深。1940 年秋冬，是导 致国民党经济破产的通货膨胀的开始。几周之内，米价上涨了一倍多，其他物价也 普遍随之上涨。店员每天都在更换价目牌。粮店前，争在涨价前购米的人们排成了 长龙，等侍开门。国民政府在物价飞腾之际，规定国家税收在农村要以征粮代替征 钞票。它在官样文章上，一再重复加强物价限制及其他反通货膨胀措施，可在私下 里，党政要员和政府机关都带头破坏刚通过的法律，利用其特权和政策制定者预先 得知资讯的地位，从新的涨价中获取暴利。由于官方在物价抬头时掌握了国家的经 济生活，通货膨胀就帮助国民党把利润集中起来，也帮助它消灭了中产阶级，特别 是靠工薪收入为生的人。 因为工资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这些赖工薪生活的人们，包括许多经过现代 化训练，为政府的抗战建国所急迫需要的技术人才和专家就被国民党疏远和抛弃了。 相当多的中上层和民族工商业者也遭到了损害，无止境的通货膨胀使他们无力维持 正常的生意和生产，把他们抛进贫困的深渊。党政官员衮衮诸公在利用通货膨胀牟 取暴利的同时，制造了一个异常庞大的与之疏离的阶层。而这种离心力对于革命是 非常有利的。在此后的岁月中，通货膨胀成为造成国民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与 此同时，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渗透到军队，军队将领怠情气馁或低能，军心不固，士 气不振，官兵意志消沉。自抗战开始以后，官兵益饱受不合理之待遇，中央所规定 的给予，完全不顾事实。 例如每月给草鞋三双的费用不足买一双之价，埋葬费不足购一张草席。而在兵 役方面又存在着种种积弊：乡镇保长良莠不齐，借役政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兵役 不能公开合法的办理，以强迫或抓壮丁抵额，怕被抓者施贿赂而免，既被抓者又送 钱得以买放，抓人、买放、克扣、虐待等情事层出不穷，呈“暮宿石壕村，有吏夜 捉人”的兵荒景象。如此如何能严明纪律，提高士气，令官兵甘心为抗战效死恐后？ 以上三方面的因素，是张治中接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时必须面 对的问题。 张治中回忆说：他接任书记长的时候，对于这一工作感到很陌生，对这一组织 的作用和过去的情况向来没有研究过。他决心在调整党团关系和惩治腐败方面有所 作为，而对于反共问题，他则主张淡化三青团的反共色彩。张治中接任这一职务后， 始终把三青团看成是一个青年组织、训练、服务的机构，所有一切措施，主观上是 从抗战出发，张治中的态度尽管如此，然而在国民党从整体上防共、限共、反共的 环境下，他要想完全躲避国共两党斗争的漩涡而置身于事外，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 的。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