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始末

4.1 反共秘密报告出笼，大搞军事磨擦、文化磨擦、人事磨擦三民主义青年团产生于抗日战争的炮火之中，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时开始建立起来的，是为抗战发动和组训全国青年，如团章所规定“捍卫国家，复兴民族”，“当初似没有和共产党斗争的意思”。①按照这一团体设置的初衷，投身于抗战的神圣事业，“捍卫国家，复兴民族”，应该说是三青团的重要使命之一。不可否认，在抗日战争初期，出于救亡御侮的热情，人们往往缺乏冷静，为表面的轰轰烈烈所迷惑，看不到或看不清潜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危机，以为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局面，以为有了全民族抗战这一消毒剂，国民党统治集团就会止恶扬善，一切腐朽黑暗就都会烟消云散，不复存在。因而确实有一些青年，怀抱救国报国的决心和满腔热情，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努力工作，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确实有过短暂的 “捍卫国家、复兴民族”的抗日活动。如武汉支团部筹备处组织的战地服务总队，1939 年沙市、洛阳、零陵等地团部组织的青年战地服务队，主要从事救护、慰劳、交通、情报、及侦缉敌伪等，这些都是抗日工作的一部分。遗憾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两个多月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因而三青团的性质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国民党政策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异。 1938 年10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日战争逐渐转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经过16 个月的战略进攻，占领了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控制了长江下游沿岸和珠江口。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亡华计划，大量的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它的小国寡民，人力、财力、物力严重不足等弱点已经暴露。到1938 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陆续投入23 个师团、16 个旅团近百万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 万人。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使日军的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日军占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住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的大量兵力，并同国民党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对侵略者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日本军国主义者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争霸太平洋，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达到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就中国方面来说，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全民族的英勇抗战，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自己的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特点还没有改变，远没有具备战略反攻的力量。战争力量的对比，使中日战争出现相持的局面。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影响着敌我双方的方针政策。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同时加紧贯彻“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弥补兵力和资源的不足。在日本的分化、诱降之下，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了，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议会议长。1938 年夏、秋，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在周佛海的具体指挥下，同日方秘密磋商妥协停战条件，秘密签定卖国协定作为卖身契。12月18 日，汪精卫与曾仲鸣等由重庆乘飞机至昆明，次日又飞转越南河内。追随汪精卫先后叛逃出走的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 12 月29 日，汪精卫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即“艳电”），响应日本近卫首相的灭亡中国的第三次声明，建议国民政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边区政府和军队之特殊组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同亲英美派公开分裂了。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也决定着中国的抗日民族战线中各种政治集团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走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集团，抗战开始即高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即有借抗战削弱、溶化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的用心，“抗战必胜”是国民党的“必胜”；“建国必成”是建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国。最突出的事例即如前所述，强敌侵入我腹地，即将鲸吞全中国之时，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对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问题的努力。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它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又由于国民党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是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因而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 1939 年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他指出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仁、智、勇，党基就是党魂、党基、党史、党纪四要素。宣称这是中华民族的固有道德，如果不唤醒、不发扬、不巩固，国民党的命运就会遭受危险。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党务报告决议案》等文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从此以后，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主要注意力，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日益加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该会陆续秘密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对共产党、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的控制，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如《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规定： “各级民众团体中应即成立本党党团，或派遣党的同志居中发生党的领导作用，已派有同志而不负责任者应即撤换，务使所有参加民众团体之分子，均能接受党的训练党的指导党的监督，而不为外界所惑”；“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公立大中学校教职员，应多派本党党员充任，各公私立大中学校，尤应有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与活动，以坚强本党在教育界及学生界之壁垒”；“各级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磨擦，亦应无所避忌”。②3 月11 日，国民政府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任会长，并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和《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次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强调一切思想言论的准绳是“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不鼓吹越逾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不利用抗战形式以达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毫无疑问，这四点都是针对共产党而言的。《纲领》竟公开宣称：“一切思想言论，悉以此为准绳，有违此义，则一体纠绳。③实际上，从1938 年底，国民党即开始在国统区，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方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在敌后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则增派军队和游击武装，制造“军事磨擦”。这时，蒋介石改变了对游击战“有大贡献” 的评判，公开诽谤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暗地里指使三青团河北支团主任张荫梧、山东支团主任秦启荣在敌后搞磨擦，率领他们控制的保安团队袭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制造反共事端。外寇未除，国土未复，同室操戈的刀光剑影已阴霾密布。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不仅有国共两党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而且有国民党同其他在野的抗日党派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也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变化产生了影响。各抗日党派中，只有国共两党有武装，所以“军事磨擦”只限于国共两党，那么，在大后方，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对于既无军队又无地盘的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等抗日党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则表现为“人事磨擦”和 “文化磨擦”。所谓“人事磨擦”，是指国民党一方面强拉人入党，否则加种种压迫，如打破饭碗，断绝生路等等；一方面发现有其他党籍就加以残酷迫害，由特务密告，或秘密失踪，或锒铛入狱，断送生命，父母不得而知，妻子无从探问，因“异党”问题死得不明不白。 “文化磨擦”则是指国民党党、警、宪和文化出版审查机构，对人民实行文化封锁，或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而大兴文字冤狱，“党派团结”必须写作“党派统一”，“民族解放”必须写作“民族复兴”，因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而入狱的事件层出叠见，使不少无辜的青年受尽折磨和摧残。 “人事磨擦”和“文化磨擦”似乎比“军事磨擦”和平，其实是同样的残酷，而且更多更带有普遍性。抗战初期，大多数在野中间党派对于国民党所采取的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民众言论的措施表示欢迎，对于国民党领导抗战大业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如1938 年4 月左舜生代表中国青年党致函国民党正、副总裁蒋介石和汪精卫，表示“同人等观目前之艰巨，念来日之大难，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部非所计及，仅知国家不能不团结以求共保，此外亦无所企图”。 ④各在野党派对国民党设置的国民参政会曾寄予了很大希望。1938 年4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的民意机关。第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于1938 年7 月7 日抗战爆发一周年之日在武汉召开，各在野党派均有代表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虽然认为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完全的民意机关，但毕竟为各党派各方面提供了一个参政议政的讲台和场所，这是“民主政治的开端”。也有的在野党派领导人认为，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问题，不再“决于战场”而是“决于议场”，不再“决于枪杆”而是“决于票数”。认为由此发展下去，中国即可由一党专政进到多党并存，中国即可实现民主政治。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第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积极热情地提出议案，如邹韬奋等提《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陈绍禹等提《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曾琦等提《克期成立省县市参议会案》、吴玉章等提《改善县区政治结构与保甲办法案》，等等，为抗战献计献策，“实验民主政治”。但是，事实的发展远非像他们所预计的那样乐观；其一、国民参政会实际上只是国民党所控制的咨询机关。参政员的权力只以建议、询问、调查三权为限。休会期间由15—20 名参政员所组成的驻会委员会，其职权也仅仅是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实施经过。在占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员的控制下，在野党派提出的一些有利于民主和抗战的提案很难获大会通过。即使勉强通过，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忖诸实施，反而对提案人加以迫害。因此，各中间党派大为失望。其二，国民参政会内讳言党派。各党各派的领袖虽然“参”了“政”，但是国民党并没在法律法令上正式承认各在野党派的合法地位。《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关于参政员的遴选资格分为四项，一为地方省市；二为边区蒙藏；三为海外华侨；四为“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事实上，各党派代表即包含在第四项之中，但这个组织条例中既有“文化团体”，又有“经济团体”，而绝口不提政治团体，更没有“党派”的字样。⑤以此贬低各在野抗日党派的地位，抹煞各在野抗日党派的存在。其三，在国民党的一党统制之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抗日救国的自由被限制、被剥夺。1939 年2 、3 月间，张申府、邹韬奋、沈钧儒、黄炎培、王葆真等倡议在重庆组织“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参加发起者有六百多人，他们制定了会章，并呈文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为“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领区内一切抗战力量，”“配合全面抗战方略”，“以期获得最后之胜利与建国之成功，”“特发起筹设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从事于宣传联络介绍干部号召援助等工作，期在唤起民众对游击区工作之注意，发动民众对游击区工作之援助，并介绍有志参加游击区工作之干部以供当局驱策，亦即结合民众力量以辅助政府。”而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批复：“该会发起组织动机如何，姑置勿论，惟其分子复杂，工作范围又极广泛，难免不为他党利用发展努力之工具”，不仅以“现行人民团体法规并无此类团体之规定”为由， “依法批驳”，不予立案，而且“秘密派员参加以监视其行动，”“严密注意，切实防范”。⑥其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在加紧反共的同时，对各小党派也严加防范，横施压迫。它根据《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中间党派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使对以反共起家的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也未能例外，如李璜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在1939 年2 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连署《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而遭至蒋介石的兴师问罪。李璜回忆说：国民党的当权派在抗战中，无论中国青年党的干部“如何为国牺牲，在四川的同志一律开赴前敌效死，不加保留，而仍不肯放心，在大后方以特务监视中青干部活动，甚为严格，并随时报告其领袖，动辄加我们以警告，即以我个人论，领导川康视察团，视察川康数百十县，（1939 年3 月，成立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蒋介石任会长，下设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赴川康两省各地视察吏治、兵役、治安、及民生四大类，督促政府推进川康建设，以增强抗战力量，李璜被任命为团长。——作者注）征兵征粮，而二陈系的特务暗中如影随形，跟着我走，将我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整理为《李璜最近之言论实录》，送给蒋介石亲阅，要他来警告我。”有“异党”党籍被打破饭碗的公教人员和被除名的学生不计其数。各在野党派自身的生存受了严重威胁。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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