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产阶级报告

福利国家：新中产阶级的温床(2) 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北欧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在二战后的30年时间中，北欧国家原先以渔业、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迅速转变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交通、通讯、医药保健、信息、环保等高科技产业以及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了北欧国家产业的重心。经济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占社会人口比例最高的农民和渔民阶层，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占社会人口比例最低的阶层。以农业和渔业产品闻名于世的挪威为例，据挪威中央统计局2000年提供的数据，2000年挪威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3672％，石油业占2335％，制造业占9 14 ％，建筑业占3 53％，电力占1 73％，农业和渔业则分别仅占0 76％和0  7％，其他则为政府公共支出。正因为如此，那些以农业、渔业为生或者以手工业为生的老中产阶级阶层正在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 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则迅速上升。在芬兰学者苏尔肯所罗列的数据中（见表3-1 ）可以看出，从1960～1990年，北欧各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上升了 1～2倍。表3-1 北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增长（1960～1990）*19601970198019901瑞典 129%192%258%318%2 丹麦7 8%122%170%229%3 挪威8 0%12 3%186%223%4 芬兰8 2%119%170%238%*Sulkunen ，Pekka,The European New Middle Class: Individuality and Tribalism in Mass Society(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2) ，p 26 尽管许多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也大力推行福利政策，但真正福利国家的典型首推北欧国家。与其他主要欧美国家不同的是，由于采取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还是以瑞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国保持着较为惊人的高税率和同样惊人的名目繁多的福利。瑞典的纳税人所交纳的平均所得税达到其收入的31% ，而雇主税的税率为33% 。大公司的经理几乎要交60% ～70% 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 。正是由于较高的税率，为各种福利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使瑞典的家庭都成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个家庭由一对父母和一双子女构成，人均收入不低于15万瑞典克朗（税后），人均住宅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 dajun com cn/ruidianshehuihtm 。经济的发展以及福利政策的推行使一些社会底层的平民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成为中产阶级。根据苏尔肯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见表3-2 ），北欧国家约有2/3 的上层中产来源于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其父辈通常是一些低级雇员，如熟练工人或者半熟练工人。表3-2 北欧国家上层白领的来源* 父辈的职业丹麦芬兰挪威瑞典1 上层白领 25%27%21%24%2 下层白领19%14%18%25%3 企业主13%5%13%6%4 熟练工人29%22%21%27%5 不熟练工人4%5%7%5%6 农场主10%27%20%13%总计100%100%100%100%*Sulkunen,Pekka,op cit , p 29 在另一项关于芬兰中产阶级的实证研究中，鲁斯和拉昆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指出，在完成了某种必需的教育后，某些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无论是与其父母比还是与自己原先相比，都有明显提高，这是芬兰新中产阶级发展的主流。但他们也指出，也有少数人经历了一个社会地位下降的过程，他们原先的社会上层地位现在变得难以界定，从而成为新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Roos,JP  Keijo Rahkonen, “In Search of the Finnish New Middle Class ”,Acta Sociologica, 1985(28),pp 264 ～265  对于欧洲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北欧学者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迁的后果。“资本主义的结构重组，首先造成了流通（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业）、管理和经营领域的雇用工人数目的巨大增长，同时却削减了农业和工业人口。第二，在再生产领域，专业性劳务例如医疗看护、社会工作、婴儿保育，也经历了巨大的增长。第三，增长的消费能力要求越来越多的个人服务和文化产品。第四，越来越多的福利国家创造出大量的管理者。”Pekka Sulkunen，opcit ， 1992，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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