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产阶级报告

幻灭：威权统治之下的理性与奴性(2) 中产阶级在这次政变中所扮演中的角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唯利是图，或是从属于精英阶层的奴性使然。利益纠葛与奴性确实存在，但还有其他的理由使中产阶级畏惧高拉特1964年的政策。高拉特的激进路线并不是唯一应该为中产阶级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承担责任的原因。或多或少，中产阶级人士都感受到，他们的身份本身已濒临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容忍政变，或至少不去有意反对它的想法，就像另一种厌倦的感觉——对诸如坚定的原则或明确的局部利益等都再次以失败而告终的厌倦之感——一样，广泛地在中产阶级中传播开来。在老共和时代被滥用的民主进程，1930年之后建立中产阶级民粹主义的失败尝试，埃斯塔多·诺沃不受欢迎的独裁者的姿态，以及1945年之后选举中出现的冷漠和喧嚣——这就是所谓“反民主意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代替了此前的种种思潮，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实践里出现的原因。假如了解到，作为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途径之一，竞选政治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中产阶级的信任，那就不难理解，很多人并不会因1964事件而感到不安——尤其是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在萨拉·里安德罗·杜普雷1949年发表的小说《多娜·劳拉》(Dona Lola) 里，一个中产阶级主人公反讽说：“民主是伟大的。”高拉特的 “民主政策”使底层的贩夫走卒都成了富裕的人，而中产阶级则在这场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反对剥削者”运动中失去了很多。从这一点而言，认为中产阶级并非天生的权力崇拜者，而是处于左右摇摆的两难境地，这并不奇怪。Ibid,pp 244 ～246  军人威权政治的稳定 1964年以后，军政府谋求保证其统治的第三种手段是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传统上，巴西的独裁主义政府对不同的政治信仰不是相对宽容和实际的，反映在政治文化中，就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还非常罕见。然而，面对激进的大众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古拉特以后的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来铲除产生“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关闭巴西高级研究学院，使大众扫盲计划非政治化，对所有传播媒介进行审查，并积极地寻求提炼一种新的更合适的政治价值，再由官方来强制灌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心是民族主义，它主张人们应忠于政府、热爱国家、恪尽职守等，总之，人们应该热爱巴西，热爱巴西的一切。世界杯足球赛也被充分利用来达到这一目标，当巴西获得世界冠军时，“全国各地都是旗帜、颂歌、赞美诗、大量的张贴画及传单来赞美巴西的伟大。”显然，不论巴西社会存在多少矛盾，军政府总算在这一时刻把全民族从形式上团结在了一起。新政权全面取缔了一切民主活动以及一切民主组织，严厉镇压了一切工农活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恢复了“稳定的秩序”。与伊朗国王的不同之处在于，军人并未包办一切，而是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权，转入了一批留美归国的专家们手中。这些专家主张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率、降低工资、恢复工业利润为主要目标。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要为本国持续的积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于是，在政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工人实际工资被迫降低，政府开支也大幅度削减，而向工业界和农业部门提供的贷款却大为增加。其宗旨是提供一切企业主可望得到的利润，以此来增加生产和提高生产率。从效果上看，新政府取得了某些成功：通货膨胀率从1964年的919%开始下降，至1970年以后已降至20% 以下。与此同时，巴西经济开始回升，1968～1984年间出现了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的增长阶段。今天，巴西已开始向很多国家和地区出口工业品，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以经济的飞速增长作为成功标志的话，巴西似乎是成功的，但其成功的代价是民主自由的丧失，工人利益受到强制性的损害。由于工人被迫接受低工资，生产增长的收益主要落入了工商界的手中。从1971 ～1984年，巴西实际工资呈下降状态，1984年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比1971年下降了50%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数字，也是军政府强制性措施带来的后果，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极大地损害了工农的利益，但它却多少使经济有所增长。而工农大众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并未奋起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除了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中产阶级对工人的敌视之外，其原因也还在于巴西的整个经济状况似乎在好转，这就使一般民众对未来抱有某种模糊的期望，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巴西军人政变的原因在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即：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就迫使政府按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推行反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靠社会中下层支持上台的民众主义政府无力承担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代价；只有军人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权，才能通过排除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强行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同时还因为二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极容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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