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是从哪儿开始的？(3) 不幸是从哪里开始的？彦彦说两年来她把自己拷问得直想跳楼，但她知道连这 个权利也已被剥夺了。她说不知道这种拷问最终会不会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其实 再怎么样也已没有什么意义。 我说不是这样的。这种“拷问”意义重大。对自己、社会和每一位即将做母亲 的人，责任和义务应该是共同承担的。因为从母亲的子宫不正常流血的那一刻起， 社会有责任帮助母亲做出知情选择，而不是推诿和敷衍。否则，不幸的母亲就不止 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母亲会不会被这样一组数字触动： 我国每年大约有２６６００个先天愚型的患儿出生，也就是说，每２０分钟， 一个“傻孩子”诞生，他们占正常出生儿的１／７５０。如果把另一些有出生缺陷 的畸型儿加到一起，这个数字便是每年３０万～４０万。我国先天残疾儿童约占儿 童的４％～６％，而每年肉眼可见的出生缺陷儿，其比例是每１０００个婴儿中近 １４个孩子有问题，那些死于母体的胎儿不在此列。 相信母亲们“对孩子健不健康的恐惧远超过对有没有孩子的忧虑。”（一位怀 孕母亲说） 其实，早在１９６４年英格兰———威尔士、瑞典建立起第一个人类出生缺陷 监测系统，加强对孕妇的产前诊断就一直成为各国医生努力的方向。技术的发展也 提供给医生更多的手段实施孕期检查。包括用Ｂ超、Ｘ线、ＣＴ等形态影像学的检 查，及对血液、染色体、血清等进行遗传、代谢或免疫功能等各种手段的检查。 我们及上一代城市母亲们对孕检并不陌生。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城市孕 期女性到指定医院做常规检查、建围产档案是母亲的必需课程。我们是怎么走进课 堂的呢？或者战战兢兢把自己完全交待给爱搭不理的医生，从不敢多问一句“那么 专业的问题”；或者干脆马马虎虎地逃避婚检、孕检例行公事。彦彦承认从一开始 自己就对孕检没有足够重视。而她恰恰是最应重视和被重视的高危人群（妊娠年龄 在１６岁以下或３５岁以上的高龄初产妇、家族中有显性或隐性遗传病史）。 母亲们说，被重视，有时候是要凭运气的。果真如此，我们凭什么还会对技术 和服务产生那么大盲目依赖和信任？甚至放弃自己作决定的权利？这是最值得母亲 “拷问”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掌握技术的人如何把技术的进步真正传播和服务 于每一位母亲，这是社会该认真反思的。 我悲观地想，技术最终是无法彻底解决人类的缺陷的。正如在环境和遗传进行 的复合作用之下，人类目前只掌握着不足１００种遗传病———有几千种是无法被 医学定义的。而服务的改善却能够补救和安慰母亲们流血的心。这是一个社会在进 步中必须和能够做的。 １９９９年８月，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的“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值得每 位母亲特别关注，因为它的各个干预措施将是最直接关怀母婴的。它也表明了，自 ７０年代一直以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服务政策，开始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 的方向转移。 （数据资料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