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兵造反成名片 逍遥派东进孔孟乡 　　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历史的长卷中有流芳千古的史话，有光彩照人的篇章，但 也有阴沉污浊的画面。四十年前开始的那场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非 常运动，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到“四人帮”垮台，神州狂躁了十年，国人 经受了无数的苦难和创伤，被称之为“十年浩劫”，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灰色的一 页。 　　那场运动自批判《三家村》的噪音响起，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 辩论会聒噪不止；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青年学生手举小红书狂热奔 走，串联呼号；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拉大旗向旧世界宣战，一个人就是 一个战斗队，三五人就是一个兵团。在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的“血统论”喧嚣一时，中国人被分为“红”与“黑”的两类，于是有了走红的红 五类、红线、红海洋、红卫兵、红小兵、红袖章、红代会、红司令的事物和名称， 和有了被抹黑的黑七类、黑线、黑帮、黑店、黑风、黑旗、黑纲领、黑司令的说词。 在“红”与“黑”的斗争中，红的发紫的人又被分划，中国人又被重新组合，出现 了被称为“派”的人群，于是革命派、保守派、保皇派、走资派、夺权派成了热门 话题，观点的对立和纷争，像控制了灵魂 　　，亲朋好友、恩爱夫妻、和睦家庭反目为争，国人陷入了口水的海洋和灾难的 深渊。 　　在期间，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在“破旧立新”，“兴无灭资”的一片嘈 杂声中，大批的商店铺面被砸，大量的文物古迹被毁，无数个家庭被抄。紧接着横 扫“牛鬼蛇神”，连超凡脱俗的僧尼也成了革命的对像，一切被视为“黑”的人失 去了自由，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抹成花脸，戴上高帽，挂上大牌游街示众，人格 的尊严荡扫无存，不堪忍受污辱的人自尽反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惨绝人寰逼供 审讯，使不少人成为酷刑下的冤魂。新鬼喊冤旧鬼哭，草菅人命的事件在不断的发 生。 　　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把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黑类”编押在 各地、各单位的“劳改队”，冤魂遍布中国。“牛鬼蛇神”每天早晚，喊着“坦白 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向伟大领袖请罪。其中的不少人经受了跪煤渣、叩响头、 坐飞机、吃面条的摧残和折磨。更为恐怖的是在“文攻武卫”名义下的长矛大刀， 武斗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阴霾密布。文化大革命已成 历史，经过那场灾难的人不会忘记历史上那魔怪翩跹一幕。 　　一九六六的夏末秋初，“5408部队”从“四清”运动的阵地撤回了兰州，又乘 上一只船，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漂泊。此时，“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外地学生向全国各地渗透，“西进”的《红卫兵》 来到兰州煽风点火，接二连三的冲击省委，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代表毛主 席”要求省委的主要领导出来和他们见面，要揪出制造“兰州事件”的幕后的凶手 和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一天晚上外地学生串联了一批兰州的大中学生，又冲击 围攻省委，在“5408部队”中得到消息的人闻风而动，去和红卫兵辩论，在辩论中 被对方误认为省委机关的干部，被称之为“保皇派”。被冠名为“待分配大学生” 的“保皇派”们发现自己还有“学生”的名分，于是连夜赶制了红卫兵袖章，第二 天又去辩论，比自己年龄小七八岁的学生们称之为“胡子兵”。 　　在“胡子兵”和红卫兵辩论的那些天里，“甘待生”中的大部分人还在隔岸观 火，其中除了极少数人不关心此事外，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态度，有的赞称，有的 反对，于是“一只船”上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个群体，也相互辩论起来，“5408部 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旋涡。但大家在“学生”名分的观点上还是保持一致，共同 要求组织部给自己“正名”，允许大家出外串联，遭到了拒绝。此时组织部内也出 现了给领导贴大字报的现像，领导们也自身难保，对“待分配大学生”管理失去控 制，在“到北京见毛主席”的一片呼声中，“5408部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戴上了 红卫兵袖章，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到北京赶上了毛主席对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师生 第七次接见。 　　从北京回来，“一只船”上出现了战斗队、兵团、司令部等造反组织。最初这 些组织的大部分，只是帖大字报，刷几份标语，跟着形势喊几个口号，或表达对文 化大革命的态度和认识，没有什么具体的造反目标和行为。但也有个别造反组织秘 密进行着轰动“一只船”的行动。当时，组织部内的造反者，风闻康生点名一位副 部长是隐藏的反党分子，于是抄了副部长设在招待所的办公室，有个造反组织的个 别人也参与了这项行动，不久在招待所的礼堂里批斗部长，部长虽然没有戴高帽、 挂大牌，还是坐了“飞机”。而后，“5408部队”内在部长是“何许人也”的问题 上各执一词，观点相同的人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到工厂、农村、车站串联，寻找知 音，和社会上的造反组织进行联合。从此，“一只船”淹没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汪洋 大海中。 　　当时，兰州地区最大的造反组织是《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 “红联”）此外还有《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一 些较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红联》在兰州军区、甘肃省军 区的支持下夺了甘肃省委的权，成立了《红联指挥部》，省军区的司令员掌控着指 挥部的大权。“二五夺权”后，红联内部发生了内讧，当天下属的《七一战斗对》 反对“二五夺权”，第二天下属的《红战总部》发表了《关于兰州时局》的申明， 对“二五夺权”提出了不同意见。《红联指挥部》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和《红战 》，造成了《红联》内部的分裂，“二五夺权”也在一片对声中夭折。 　　“二五夺权”后加剧了兰州地区形势的动荡。六日清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播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宣告《革联》成立，并痛批“二五夺权”是场阴谋，大多数 的“甘待生”站在院子里洗耳恭听。在当时，官方的电台里发出造反派的吼声在全 国少有，这意味着甘肃的一大喉舌失去了控制，后来被称为“甘电台事件”。《革 联》的总司令是中国人民大学生分配来的“甘待生”，在他的鼓动和影响下“甘待 生”中的大部分人转向了《革联》，“一只船”被颠上了洪流的浪尖，“甘待生” 成了《革联》的名片。然而“一只船”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有七八个人成立了一 个《韶山红兵团》加入了《红三司》，领头的也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来的“甘待 生”。此外，还有几个人坚守着《红联》的阵地；另有几个人游离于这三派之间， 被称为“逍遥派”，我就是其中之一。 　　逍遥派，最自在的，看书看报逛大街，还有时间谈恋爱。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甘待生”中有几对情侣颠簸在“一只船”上，我在第九章里提到的那个在“滨河 路上漫步，雁滩桥上私语”的故事就是一例。这年五月，组织部按“知识分子接受 再教育”的精神，动员“甘待生”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逍遥派”中的 大部分人预以响应。我和我的一位同窗去了兰化第五化建公司，在一个机械车间我 的同窗学习钳工，我给一个叫玉芳的东北姑娘当学徒，学习镗工技术，同时还有兰 大即将毕业的两个女生。我们吃住在化建，晚饭后兰大两个女生常到我们宿舍来打 牌，“先二不二，扣底钻桌子”。兰大女生中的四川妹子非常泼辣，说钻就钻。后 来我的师傅玉芳也来凑热闹，钻桌子的泼辣劲也不亚于那个四川姑娘，大家在一起 玩的十分开心，有时忘了时间，一次玩过了十二点，我和我的同窗去送玉芳。回来 的路上，我的同窗开玩笑说，玉芳和辣妹子对我有了意思，听了他的话我并未其然。 　　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我感到玉芳对我在意。她对我家庭追根问底，也主动地 向我介绍她的家庭情况；说他的父亲是企业的领导干部，已被造反派揪斗过多次， 现在靠边了，每次挨斗回家后，一个接一个的抽烟，思想包袱很重，精神压力很大。 还说父亲当权时，她是车间里、厂里的香花，捧她追她的人很多，父亲靠边后，她 的几个好朋友也渐渐地远离了她，车间里有人威胁她要她和父亲划清界线，诱导、 煽动她反戈一击，此外几乎没有人主动和她唠嗑。还把她父亲抽的中华烟给我送了 一盒，当时能抽到中华烟的只有高干。一天吃午饭时，车间里的人都走光了，她却 说我们把加工件赶完再吃饭，原来她把午饭带了两份，让我和她一块吃。吃饭时她 说，别看我比你小两岁，十八岁我就进了这个车间，也快有八年工龄了，也算是老 工人了，但我还是羡慕你们这些大学生，哪天到我家里去玩敢不敢！我从来没有去 过高干家庭，好奇心驱驶，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一个星期天的晚饭后，玉芳把我领到兰化的职工宿舍楼群，一栋青砖的四层楼， 她家住在三楼，有两间半房子，而且厕所和厨房还是共有，她父母住的房间较大些， 也兼客厅，没有什么特殊的摆设，正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桌子的左边摆着果盘， 里面有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右边放一个塑料壳的暖壶，桌子中央摆着两个毛主席 的石膏像、一大一小。看上去和普通工人家庭没有太大的差别。玉芳把我向她的父 母作了介绍，说我就是她的徒弟。玉芳的母亲对我的到来还算热情，她的父亲的态 度略有些严肃和拘谨。 　　在送我回来的路上，玉芳告诉我，她曾经向她的父母说过我的情况，并拐弯抹 角、以羊易牛、若隐若现地表达了她的心思。在那个工人阶级雾里飘香 　　，知识分子臭不可闻的年代，我的师傅能对我有倾慕之心，我确实有些感动， 但我还是真诚的告诉她：“我们这些人再分配的去向不明，前途难料，你不要自讨 苦吃。”听了这话爽朗大方的玉芳一路上再一言未发，又和往常一样，到我们的宿 舍又钻起了桌子，之后她再也没有向我提起她家庭和个人的事情。 　　一个月的兰化锻炼改造结束了，回到招待所后给我安排了一个接待红卫兵的工 作，我们接待的是甘肃各地来的串联者，我的任务是带领他们到省委、兰大等一些 大字报集中的地方看大字报，或到几个风景点游览。在众多的接待者中，给我印像 最深的是一个和我同姓的女青年，她是陇东一个林场的工人，没有几天功夫她和我 拉上了同姓“宗族”的关系，称我为大哥。回场后她给我来了封信，信中说她的父 母没有儿子，盼望她找一个同姓的对像，生下后代也就姓朱，能够香火有续，按照 父母的意愿，青春年华过了二十有五，在兰州遇上了你，不知大哥你有意无意。在 那时，两地婚姻的确不少，但要调到一起谈何容易，我不愿有这样的鹊桥之禧。 　　逍遥的日子虽然浪漫有趣。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并未按“逍遥派”的意愿转移， 之后，兰州地区形成《红联》、《革联》、《红三司》三大派群众组织，各派凭借 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资源攻击和瓦解对方。传单报纸满天飞，高音喇叭 到处响；工厂、机关搞辩论，大街小巷也鸣放。尤其是《革联》被视为保守派，与 《红三司》的斗争是你死我活，两派随时利用社会新闻制造事端，使激烈的派系斗 争火上浇油。溺死黄河的现像在兰州是常见的，一旦黄河有尸体漂浮，双方都争先 恐后的去打捞，把它作为对方的罪证，大肆宣染。后来的斗争越演越烈，每当抓到 对方的辫子就组织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中还有车队，游行的人数和动用的车辆一 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有时游行的车队占满了兰州市的主要道路。每当 游行，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商店关门，公交车辆停止运营，机关不能正常办公， 兰州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造反派在各自标榜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唇枪舌战，相 互攻击，指责漫骂，直至武斗。 　　兰州时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到了兰外，各地州市的造反派也是如敌对垒，进行 着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这期间我去了武威，家乡传言着地区赵副专员上吊自杀的 新闻。这位赵副专员就是我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过着十分清苦生活的陕北籍领导干 部，文革初期被安排为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专员。当时武威地区的财政十分困难，赵 副专员把文革经费把的很严，造反派只知道革走资派的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为 要钱对他进行轮番批斗，突派先得到了一些经费，而后也给景派批了一些，由于银 行是突派掌握，景派的经费未能兑现。景派怒目切齿，又揪斗了赵副专员，说他 “耍阴谋，放暗箭”，对他进行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无奈之下把自己的存折给 了景派。当晚赵副专员去了我故里的一个农民朋友家，两人叙谈了一夜，但农民朋 友万万没有想到，次日黎明赵副专员和他的握手是绝别。赵副专员悬梁在甘新公路 旁的打铁棚里，天亮后被当地的农民发现，不少人都认识这位亲民爱民的专员，对 他的死无不痛心和悲伤。 　　据传，景派为了在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赵副专员死骨未寒又 抄了他家，发现了赵副专员的日记，其中有这样两段手迹：“满共几个钱，你也要， 他也要，不知给谁是好；就这一件事，今天批、明天斗，不知何时了。”“东头到 西头，吃尽苦头，山头变派头，到处是头；‘黑头’戕‘白头’，要的是人头，革 命未到头，怎能不献头。” 　　武威的两派斗争逼死了人命，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兰州的两派斗争也是箭在 弦上，一触即发。我回到兰州的头一天，发生了七里河桥的石子大战，据传两派以 桥为界，卵石像密集的子弹投向对方，这就是兰州的造反派武斗的开端，紧接着发 生了围攻《甘肃日报社》的武斗事件，第二天宣传车在街头大肆宣染“皋兰山下人 头滚滚，黄河两岸血流成河”。而后，受压的《革联》组织人马在兰州军区门口静 坐示威，在甘肃省军区大院内进行绝食斗争。老大是《革联》的绝食队伍中饿了两 天，其间我约老二去看他，还给带去了面包和饼干，劝他进食，他已饿的像蔫茄子 一样，还是决心不变。其实，我们带去的食品是有些多馀，绝食的现场就有大量的 食品和开水，只要他们想吃想喝，应有尽有，而且还免费供给。 　　之后不久，省委书记被揪斗，有几个副书记也被列入了走“资派”的名单，省 委机关的造反派对这些人的意见不一，有的保，有的批，有的明批暗保，也许是为 了转移视线，化解对抗，组织部派出一些未参加造反组织的人去调查他们的问题， 我和我在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侥幸的被派出调查一位省委副书记的问题。 　　那个时代，特别重视人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问题，最吃香的是“三代红”和 　　“五代红”。我们打算调查工作从副书记的家庭出身和家庭历史问题入手。一 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我俩买到了去郑州的车票，计划从郑州转车到副书记的家乡 山东省肥城乡刘庄公社。列车在“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造反声中走走停停、停 停走走，每到一站就能听到火车晚点的广播，熬了三天两夜，直到七月十五日的晚 上才到郑州。炎热难当的郑州人，在大街小巷的道路旁席地而睡，男人们只穿一个 裤头，女人们除了胸前的那块遮羞布，也和男人们没有什么两样，我俩穿着长裤长 衫在俗有火炉之称的郑州寻找旅店。找到的旅店没有电灯、没有蚊帐、也没有凉席， 这一夜热气蒸、臭气熏、蚊子咬，长夜难眠。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天刚亮，广播 声、警报声、汽笛声震耳欲聋，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满载着头戴钢灰，手持长矛大 刀人群从我们的面前驶过，通向“二七”纪念塔的方向，使我们想起在历史教科书 中讲述的“二七”大罢工的壮举，然而眼前的长矛大刀不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 而是指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和骨肉同胞。看到这种局面，我俩有些害怕，连早饭也没 吃，忘记了疲劳、乏困和饥饿，匆匆赶往车站，买到了去徐州的火车票。 　　徐州是中国的古战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利用等车的时间吃饭时，我的同 伴出了个字谜让我猜，谜面是：“守徐州丢了大半，战吕布打掉锦冠；骂曹操盗走 花马，恨董卓有心无肝。”我知道《三国演义》里张飞守徐州的故事，很快揭出了 谜底，我的同伴开玩笑说，还不是太笨。徐州也是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兼有南北 风俗特色，那里的月亮门给我留下了江南园林风格建筑的印像。当天中午我们到达 了山东省肥城，传说肥桃曾是献给王母娘娘的美物，此物只能天上有，世上只有几 人尝。我们想看看肥桃是个什么样子，但始终没有找到，后来听说在树上就被外贸 部门订购了，绝大部分外销，进入了洋人的口中。没有见到肥桃也罢，在饭店里吃 饭时又出了丑，我们把玉米面煎饼当做鸡蛋饼去买，惹笑了店主人。店主人说玉米 面煎饼是他们这里的传统食品，几乎每个饭馆都有售。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这 样的食品，买了几张，夹上大酱大葱，吃起来味道真是不错。 　　肥城县距离刘庄公社还有一段路程，当时还没有通往那里的车辆，我们只好徒 步前行。在炎炎烈日下走了约三个钟头，沿途看到不少推车进出城的农民和在田间 劳作的妇女，察验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景像和“盘中餐”的滋味。 公社所在地是一个偌大的村庄，在农村像这样群居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村 头遇上了一个老者，好奇的向他询问，老者向我介绍说：“这个村庄有好几百户人 家，抗日战争以前这里的人家居住比较分散，自从日本兵侵略山东，分散的人家经 不住鬼子的侵挠，为了抵御侵挠和打鬼子的需要，于是逐渐地相互靠拢，形成了现 在的群居格局。”老者还问我们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当我们提到副书记的名字时， 他惊奇地问：“他现在怎样了？” 　　副书记是他家乡的名人，在沿途提到他的名字时无人不知。在老者的指点下， 我俩走向一个丘陵地带，翻过几座连绵起伏的小山，来到了副书记故居的生产大队， 此时太阳已经下山，巧的是我们刚到大队部门口，迎面出来的是大队书记，我们向 他说明了来意，他的第一句话是“俺们副书记怎样了？”这使我们感到副书记在他 乡亲心目中的份量。大队书记听说我俩还没有吃晚饭，就赶紧从一个社员家里拿来 几个红薯让我们解讥，红薯就是这里的主食。我俩在吃红薯时，大队书记找来了两 张破旧的凉席和两条半新半旧的床单，安排我们睡在大队部的场院里。刚刚躺下， 成群的蚊子像饿狼扑食一样将我们包围，好在场院里还有柴草，我俩又起来点火熏 蚊子。蚊子被驱散后，乏困的我们裹着床单很快的就入睡了，然而第二天醒来，我 俩混身疙里疙瘩，床单上斑斑血迹。 　　第二天我俩被安排住在生产队长家里，主人是一个中年男子，家里有老婆孩子 三口人，住在半山腰石头墙的两间房里，房里除了两张床和炉灶，几乎没有什么家 当。主人向我们介绍说，他领导的生产队庄稼粮年欠收，社员门的生活都很苦，红 薯和高粱能吃饱就不错，有的人家时常断顿，他家是队里唯一有条新蚊帐的人家， 怕蚊子咬着我们，所以把住处安排在了他家。 　　早饭后，生产队长给我们找来了村里一位有学问的老者，他皱纹满面，胡子里 长满了故事，平静地向我们讲述了副书记的家庭历史，其中说到副书记家里是书香 门弟，其父虽经营土地，但博览群书，崇尚孔学，养了四个儿子，分别取名继孔、 继孟、继颜、继曾，孔孟颜曾被历代号称为至圣、亚圣、复圣、宗圣。继颜少亡， 其他兄弟三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继孔读的是清华大学，三人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 命，目前三人都是地、省级干部。在这位老人的讲述中我们没听到对副书记家的非 难之词，因为他是富裕中农成份，对他的讲述有些嫌疑，于是按“四清”运动时的 做法，在贫下中农中进行访贫问苦，其中的调查对象中有生产队的贫协组长。 　　贫协组长曾给副书记家当过长工，我们想他会有阶级恨、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 会痛诉在副书记家受剥削的遭遇，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很少讲副书记家的饿坏话， 却给我们讲了褒赞副书记的故事。说副书记在大学时他正好在他家当长工，他每假 期回家，就像他的亲兄弟回家一样，晚上和他睡在一起，无话不说，给他讲过不少 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白天和他一起下地劳动，还给他送过崭新的力士球鞋。一次 副书记回家正好是麦收，他把成把成捆的麦子散给地里捡麦穗的穷人，他仗义疏财， 穷人都喜欢他。贫协组长末了说，那时副书记的叔父管家，土改时他的父亲已经死 了，给他的叔叔戴了一顶地主分子帽子。在其他的调查对像中也有不少人讲述过上 面的这些故事 　　在副书记的故里我们工作了三天，没有调查出想打倒他的造反派们所预想的结 果。三天后，我们按照组织部提供的调查线索路经泰安，登上了久慕中的泰山，造 化神秀的巅峰，确实给了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冷眼向洋看 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的天目中我们眺望刘庄，同时感觉到那里的人民是多么的 诚厚耿直、朴实善良。 　　我们调查工作的第二站是济南。午后我们到达了济南，好像又进入了火炉一样， 不论是大街小巷，还是饭馆、商店，见到的人不论是男是女，除了遮休的部位，身 体其它的部分都裸露在外面，在街头巷尾的老人手里不是拿着蒲扇，就肩上搭着湿 淋淋的毛巾。我俩仍旧穿着长裤长衫，常被过往的人们当做怪物注目，一眼就被认 出是外乡人。傍晚我俩买了一个大西瓜解暑，只吃了半个，抱着剩下的半个去找旅 店，找到的旅店没有凉席，睡在床上如卧针毯，好在旅店里有淋浴，我们俩时不时 的到浴室冲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俩浑身都生了痱子，剩下的半个西瓜也坏了。 在济南我们真正尝到了什么叫热的滋味。 　　在济南，我们主要的调查对像是原甘肃省委副书记，时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经门卫通报，听说我们是从兰州来的人，他像接待亲朋好友一样，让门卫把我们领 到了他的家中，他见到我们显得有些激动，他说自离开兰州，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 甘肃人，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兰州发生了什么，他特别关心他同僚的情况，并 向我们一打听。我们向他调查单刀直入的从副书记开始，他说他和副书记共事的时 间不长，但对副书记的评价是老实人。而后他向我们谈了他熟悉的时任甘肃省委书 记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革命时期的陕西十大才子，他们是： 刘子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德生、张达志、张仲良、王世泰、汪锋、霍维 德。他还特别提到了当时在甘肃省任职的一位副省长。这位副省长文革初期在西关 什字的群众大会上公开亮相说：“我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给兰州人留下过很深的 印像。这位副主席对他的评价也不一般，说副省长在延安时期搞后勤工作，经常带 着人马，在枪林弹雨中冲破封锁，从国民党的控制区用大洋和鸦片烟换回人民军队 所需的物资，说他很有头脑和经商手段，在人民军队中是一个好管家。谈话末了， 副主席说他在甘肃工作过多年，也走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困难时期甘肃人民吃了 不少苦，他也有责任。说到这里他又把话题转向在大跃进时期的甘肃省委书记，说 省委书记盲目冒进，仿效北京，也在甘肃搞了十大建设，吹夸了甘肃的经济，特别 是那个引洮入庆工程，缺乏科学依据，劳民伤财，工程没有搞成，还死了不少人， 甘肃的情况越来越糟。困难时期，中央委任的省委书记到甘肃收拾残局，实际上是 代过受任。此言一出，副主席自感言重，就马上转移了话题，再三挽留我们在他家 吃饭，说话间，夫人端上了几碟小菜，主食是油辣子夹馍和小米稀饭。 　　从肥城到济南一路走来，只听到了一位已不再甘肃当权的省委书记的不是，没 有搜寻到副书记的劣迹，本来在天津还有调查任务，此时我们感到如此下去，回兰 后难交答卷，也许还会给戴上“保皇派”的帽子，不如就此罢休，把火车票直接买 到了北京，同伴借机探亲，我从北京返回。 　　我和我的同伴从初中至参加工作，同学共事长达十二年之久，他从未向我显露 过他父亲的身份，在火车上给我讲了他在延安时和毛姣姣同在一个幼儿园的故事， 说他的父母住在北京的木犀地，让我也到他家去。我听说过木犀地是中央首长们居 住的地方，我才悟出他父亲是大官。今天也想不起来当时是什么心理因素作怪，出 站后我直奔售票处买北京到兰州的火车票，同伴紧跟我到售票窗口，劝阻我到他家 住一宿再走，说如果我不到他家，他的父母知道了会批评他的。他听说有晚十一时 的车票，便说买上也好，此时离上车近有五个钟头，于是我去了他家。 　　同伴的父母见到我们又惊又喜，其父问我们怎么来的北京，在兰州参加的是那 个造反派组织，当我们说是“逍遥派”时，好像松了一口气，仍表情严肃的告诉我 们，中央已经对甘肃的问题表态了，支持《红三司》，兰州军区已向下传达了中央 的《八五文件》。据他所知，昨晚《红三司》到处在抓《革联》的头头。听到这个 消息，我不知是忧是喜，心情急切的想回兰州，饭后同伴把我送上了车。 　　这是一趟直达兰州的火车，列车始发时车厢里就有许多空位，到西安大部分人 都下车了，过了天水，我坐的车厢只剩了三人，次日傍晚火车到达了兰州，但没有 听到火车站的播音，下车后看到十几个车厢里下来乘客寥寥无几。走出车站，秋风 瑟瑟，传单、纸霄、大字报的碎片到处乱飘，瓜皮等垃圾满街，路上行人很少，也 没有见到一辆公交车，在苍白的日色下我来到了兰州大学的门口，几个戴《红三司 》标志的人对我进行了攀问。我刚进组织部招待所的大门，服务员小高惊奇地对我 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对她说：“我刚从北京回来。”然后她接着说：“这 几天《红三司》的人轮番不断的来搜抓《革联》的头头，见到‘甘待生’不管三七 二十一就打，拷问《革联》的司令到那里去了，人都跑走了，你们住的那两层楼都 是空空的。”正说着我的一个早在六月份就远离兰州的同学，也茫然走进了招待所 的大门。 　　这一晚，聪明善良的小高安排我俩住进了招待所的会议室，她以为这里不会有 人来搜寻。午夜，一群手持长矛大刀的人闯进了招待所，让服务员打开招待所有的 房门，没有见到“甘待生”的一个人，败兴而归时，有人说看看会议室。服务员打 开会议室的门，第一个闯进来的是我在第十六章里写到的那个在野马湾打过黄羊的 司机，我向他陪了一个笑脸，但他还是带有杀气的问我，你是那一派的？，我说和 我聋子是一派。他认识聋子，也知道聋子是《红三司》下属的《韶山红》兵团的头。 然后又指着我的同学问我，他是那一派的？我说他和我一样。就这样我骗过了这个 省委机关《红三司》的司令，我和我的这位站队在革联的同学躲过了一难。有意思 的是文革后，组织上调查我的站队问题时，我提供了三个调查对像，其中有我的这 位同学，他证明我参加的是《红三司》，其他二人分别证明我参加的是《红联》和 《革联》。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到底参加了那个组织，我肯定的告诉领导，“二 五夺权“后我是独立的个人，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 　　熬过了这恐怖的一夜，也许《红三司》的人知道了《革联》司令的下落，或者 上面有什么表态，之后再也没有来搜捕，但我俩还是战战兢兢地度日。八月十一日， 省委机关《红三司》的司令又来到了招待所，见到我们再没有过问站队问题，只是 见人就发一本由《红三司》甘肃省级统战系统红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汇编的《中共 中央关于甘肃问题批示的三个文件》的小册子，被称为“八五文件”，还和我交谈 了打黄羊的经历。 　　从“八五文件”的产生过程不难看出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社会已经乱了套。 “因为中央政治局有的人没有清理”，特别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混进党里、政府 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没有完全揪出来，或被彻底打到， 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还继进行下去。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页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