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遗梦

　　　　　　　　　　古道身践祖母训西出阳关生死路　　饥饿像洪水猛兽，摧残着人们的心灵，肆虐着人们的肉体，吞噬着人们的生命，这就是一九六○年那场灾难的现实。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在庄浪、酒泉、武威搞“四清”运动时，尽管工作组再三强调，疏导贫下中农在进行忆苦思甜时，不要讲述困难时期的遭遇，但他们总是难以控制那场灾难的悲情，述说着那场灾难造成的一个又一个悲剧。四十年后，在西去的列车上，我给老伴回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新千年开始，老伴退休了。这一年是爸爸去世三周年，清明节我特意去武威扫墓，弥补我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三年前八十高龄的继父不慎摔倒，从此抱病卧床，我曾几次寄钱让爸爸住院治疗，由于听了游医的鬼话误治，使病情加重，当我打算去看望他老人家时，小女儿多次来电话催我去南京给她面相终身，就把西去的事安排在了后面，大女儿陪我东行。到南京后的第二天老伴接到老家来的电话说爸爸去世了，她心急如火的和我们联系，直到我在南京后的第三天才联系上。接到老伴的电话后，我和大女儿立即动身，马不停蹄的往回赶。一路上爸爸的音容不断地在我脑子里浮现，自到这个家的五十多年来，他没有去过他的出生地，始终如一的把武威当做亲亲的故乡，像老黄牛一样，默默奉献，辛勤地耕耘着朱杨两姓这块贫瘠的土地，养活了朱家三代人，养育我们姊妹五个长大成人，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我这个肚子不痛的儿子。他对我那么关爱、器重，就是亲父亲也不过如此；他对我恩重如山，难以报答。到了武威，弟妹们眼巴巴地盼着我的到来，安排爸爸的后事，希望能见上爸爸最后一面。大弟弟告诉我，爸爸在弥留期间，一旦睁开眼睛就问：“” 你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听到这话，我的心里无比酸痛，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对不起爸爸，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未能在他的身边。这是我终身难以抹去的内疚，痛苦和悲伤使我采取了给爸爸发大丧的方式，来弥补我内心的缺憾。　　料理完爸爸的丧事后，为了两个女儿所盼的“纪念”，我故地详游，拜访了一些年长的亲友和邻居，去了我曾读过书的几个学校，游览了几处名胜古迹和开拓着市容，走遍了我小时侯玩过的地方，处处荡抹着我儿时的记忆。新关已不是旧时的摸样，我受过启蒙教育的光明寺小学，破旧的建筑已不复存在，邵逸夫先生捐资修建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好一幅现代化的气派；我家的门前是热闹非凡的农贸市场，人头攒动，盛况繁荣。荣华公司的崛起，占拒了新关的绝大部分地盘，兴建了现代化的工厂，年轻人在这里荣耀地创造着未来。上河滩也被新建的荣华大桥覆盖，一条宽敞的大道把新关和城区连接了起来；荣华小区的建成，有不少城里人也来到新关居住。之于高家台埋葬我生母的地方、达家坟、还有许多我小时候玩过的旧址，都已荡然无存。武威的变化令我惊叹，真可谓翻天覆地、人世沧桑。　　新世纪的第一年，我也被宣布下课了。回顾参加工作的三十六个春秋，我驾驭命运的小舟在党政机关、企业和学校的三块水域里来回漂泊，终于在企业的码头靠岸，和众多的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一样，到社会的养老保险机构领取养老保险，安排晚年生活。我所受的教育给我贯输了一种思想；我们这些读书人吸食的是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血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勤奋忘我的报答着养育了我的人民。在这种观念被打破后、知识分子也被称为劳动者时，我也基本上耗尽了劳动能力。虽然养老费与过去的工资待遇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但它毕竟给晚年生活照射着一缕阳光，比起那些为衣食奔波的人们，我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现实。　　这一年的春节，小女儿和小女婿也来兰州过年，带来了不少南京特产，春节期间大包小包的提着拜年；你请我宴，今天到这个餐厅，明天到那个酒店，美食好酒，各种名吃，使人眼花缭乱，七天来几乎没有在家吃饭。如果把六○年的生活拿来相比，那简直是地狱天堂。在此期间，女儿女婿盘算着出资让我和老伴出去走走，我俩也都有这个心愿。四十年前的那场厄运，一旦想起来我就毛骨悚然，老像把魂丢在了新疆，为着寻找那丢失的魂魄，还有老伴还不知道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戈壁、绿洲、王母娘娘的洗澡盆是什么摸样，也思念在新疆年过了八旬的舅舅，由于这诸多的原因，我们把旅游的去向确定为西出阳关，出行的时间定在了五一黄金周之后。　　交通的便捷和信息化的讯猛发展，使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近，一个电话就能使的千里之外的人近在咫尺，航空运输在迅速地缩小着人们生活的空间，朝发晚至的火车能使千里之外的亲人当日能见面，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人流的长河中激荡着使人意想不到的浪花，在西去的143 次列车上遇到八年前在188 次列车上的那个东北人，巧的是又在同一个车厢的同一个卧仓内。　　这个关东大汉还是那么豪放，他再三说，中国这么大，有近十三亿人口，能再次见面真是一种缘分。八年前他在洛阳车站下车时给我的印像他是一个商人，也许是缘分之情吧，我问他这些年生意搞的怎样？他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五年前就把那顶推销员的帽子甩给了别人，自己办了一个企业，现在已发展到500 万元的资产，也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总。这次他专程从东北来到嘉峪关接他退休的舅舅，到他的企业发挥余热。说到他的舅舅，我就想起接触过的东北人，他们为大西北的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特别是在那不毛之地上建设了酒泉钢铁公司的东北人，尤为令人起敬，他们在瀚漠中创造了人间奇迹，由于他们的奉献，才有了今天的戈壁钢城嘉峪关市。　　一路上和关东大汉谈的十分投机，提起了八年前在火车说的那些顺口溜，他说：“顺口溜虽然是些牢骚话，但还是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民意，有些也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和现实，比如说工人阶级还是不是主人翁的那顺口溜编的就比较见底。”我说你说说我听，他脱口而出：　　五十年代翻身解放，扬眉吐气；　　六十年代共度难关，齐心协力；　　七十年代领导一切，顶天立地；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低三下四；　　九十年代分流下岗，朝不保夕。　　这个顺口溜编的形像生动，虽然道出了中国工人阶级五个历史年代的地位和变化，但也有偏颇，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没有改变，新时期工人队伍的状况并不完全是那样。五六十年代工人阶级的概念是指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八十年代以来，当知识分子也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工人阶级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问关东大汉：“你和你企业的员工算不算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关东大汉一时回答不上来，想了片刻说：“你说的是理论问题，我们生意人不关心这个，只要能赚钱，管它什么阶级不阶级的。”然后他还是引以自豪地说： “我原来是企业的产业工人，曾经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如今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接着他反问我：“现如今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个体、私营和民营企业创造的，你说这些企业的员工算不算工人阶级。”我说：“这是理论界还在争论的问题，我也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的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层面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经济形式多样化的今天，发生和发展着复合性、多样化的社会经济群体。比如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属于那个阶级。当今在劳动力不断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突现的是社会的不同界层，而不是阶级。现时代的人们以与时俱进的思维寻找着自己的社会位置，你的社会位置是民营企业主。”我又半开玩笑说：“不过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当成是新兴资本家，反而有可能还会登上政治舞台。” 他说：“怎么可能呢？”我说：“非公有制的经济群体中，将会涌现出更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甚至还会有更多的巨富，他们将会在国家，更多的是在地方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我的这些话把关东大汉说的心里乐滋滋的。但他还是谦虚的说：“混到这一步对我来说已经不错了，该知足了，不问什么舞台和角色，能够与时俱进也就行了。”在这里关东大汉转移了话题：“ 　　现在的人脑子活得很，跟着形势走，紧拉政策的手，就连编顺口溜的人也不僵化，现在又流传‘十种人’你听过吗？”我说：“不知道，没听过。”他又说起 “十种人”：　　一种人掌实权，点色玩美又弄钱；　　一种人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　　一种人大盖帽，勒索受贿有新招；　　一种人假改革，国有资产兜里塞；　　一种人干个体，宰了老张宰老李；　　一种人是电霸，不给好处就拉闸；　　一种人搞欺诈，骗来票子大把花；　　一种人作田老，交了粮食收白条；　　一种人下岗了，生活无着等低保；　　一种人是盲流，不知何处是尽头　　关东大汉说完《十种人》，我开玩笑说：“你的记性真好能说出那么多的顺口溜，将来你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不过我问你宰没宰过人？关东大汉直爽地说： “曾经有过，想在我资产几百万，再干那事就钻到钱眼里去了。”相反的是我规范经营，照章纳税，却有人常找我的麻烦，今天抽样，明天检查，后天评比，那些爷们变着花招从我兜里掏钱，我能被少宰一点就够幸运了。我说：“看来办个企业也不容易，我知道所谓评比就是拿钱买荣誉，难道检查还需要花钱吗？”关东大汉苦苦一笑说：“你知道什么叫巧立名目吗？我再给你念段顺口溜你就知道了。”于是他又念起了顺口溜：　　游山玩水称“考察”，胡吃乱拿称“检查”；　　钱权交易称“下海”，贩卖户口称“开发”；　　公款消费称“投资”，乱戴乌纱称“提拔”；　　造成损失称“学费”，异地为官称“处罚”；　　关东大汉接着说：“你看这胡吃乱拿都不是钱么！还有摊派、募捐、赞助、献爱心、搞扶贫等各种要钱的花样，有的拖拖就算完了，有的还得动真格的。我们的这碗饭也混的难着呢？” 　　社会的变革像大浪淘沙，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调整，它必然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多的顺口溜反映了社会生活中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面前，老百姓发出了怨言，同时也对政府和公仆们深深的抱有希望，这时我想起了接受我葫芦赠的那两个县官，在六十年代，他们和众多的父母官一样，和老百姓共度难关，在人民的心里树起了共产党人的丰碑。火车快到武威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四十年前的那场灾难，老伴和关东大汉聆听着我的述说。　　一九六○年的冬天，武威特别寒冷，头天从井里打来的水，一夜之间缸里就能结厚厚的一层冰。冬至阴极阳至，我的家乡有接阳的习俗，这天各家都把水缸或水桶盛得满满的，以求来年吉祥，粮食满仓，生活有余。冬至的第二天武威下了一场大雪，那雪足有半尺厚，我家的水缸就冻裂了；那间泥草屋里虽然有热炕，，屋顶上早晚还是挂着冰霜。此时久病的奶奶病势越来越严重了，胃痛起来汗水像豆珠一样滚，痛得无奈时让婶婶用手使劲按她的胃部，还让我用脚挤压她的胃部止痛。奶奶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婶婶想着在她临终前让她吃上一顿饱饭，千方百计搞来了一点面粉，做成面糊糊喂她，奶奶摆着手不让喂，挣扎着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我是不行了……吃、吃、吃什么…也没有用了，给娃娃们吃吧，救、救…救他们吧！”这天夜里奶奶又突然醒过来对我说：“书不要念了…到玉门去…找个工作。” 这是奶奶临终前对我的嘱咐。第二天早上，大雪纷纷扬扬，奶奶已经不省人事了，呼吸短促，拉起了毛声，这时婶婶叫我赶紧去给玉门的姑姑发电报，给爸爸的单位和大姑的家里捎话，说奶奶不行了，叫他们赶紧回来。当我披着雪花返回家门时，奶奶的双脚已经踏入了地狱的门坎，睁着两只眼睛，回睦着对人世间的留恋。我扑到奶奶的身上，把住奶奶的双肩，盯着奶奶不瞑的眼睛，失声地哭叫着：“奶奶！奶奶！奶奶！……”院子里的张爷听到我们的哭叫声，托着浮肿的身子，来看了奶奶一眼，步履螨跚地返回时载倒在了雪地里。户外刀片似的雪花抠打着门窗，天愁地惨，奶奶闭上了双眼，奄然归西。　　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天崩地坼，望着奶奶的遗容我有些木然。婶婶说，奶奶躺下了，我们只有这一间屋，再不能等你爸爸和姑姑们了，快去给魏家姑父的大哥报丧，他家人手多，请来商量发送奶奶。　　我走出家门，新关白茫茫的一片，连树枝上也是雪挂，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在厚厚的雪地里我艰难地来到了魏家，跪在门口通报了奶奶去世的噩耗。魏大叔见了赶紧从炕上下来，双脚吃力地塞进了那双不相适宜的鞋，颠颠簸簸地来到了我家。当时生产队的队长是曾给我讲过长工故事的严大哥，也来到我家。三个大人商量起了奶奶的后事，魏大叔说：“天寒地冻，人们都饿的爬不起来了，打坑抬杠是两件大事。” 　　严大哥动情地说：“老奶奶是好人啊，吃斋念佛一辈子，做了不少善事，给过我母亲不少帮助，从未嫌弃过我家贫穷，和我母亲好了一辈子，就是地冻三尺，我也要让她老人家入土归安。”为了解决抬埋的两大难题，于是商定墓穴打在离我家不足二百米的窑沟河旁，在木匠铺钉做一个木匣子入殓，严大哥包了煨坑打坑，魏大叔包了订棺抬棺，并给大姑父家报丧，第二天天明出殡。当晚棺木买来了，奶奶的遗体装进了那个用铁钉钉成的木匣内，坟地也解冻了，严大哥连夜在打坑。第二天早晨魏大叔的三个兄弟也来了，就在起棺的时候，大姑父扛着一个迎魂幡，步履艰难、上气接不上下气的走了进来，这个引魂幡是发送奶奶时唯一的纸火。大姑父已经走了三十多里的路程，把迎魂幡交到我的手中，倒跪在奶奶的灵前，蜡黄的脸上流着心酸的眼泪，他想送奶奶一程，但力不从心，眼睁睁地望着我打着迎魂幡，魏家四个弟兄抬着棺木走出了院门。在奶奶西归的路上白雪皑皑，没有儿子、女儿女婿送行，形影寥寥，一片凄惨。　　讲到这里，关东大汉打趣说：“我是城里长大的人，虽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坎坷和磨难，但也在困难时期吃过糠、上山下乡扛过枪；大串联时渡过江，文攻武卫负过伤；东奔西跑闯过关，南征北战经过商。听说过不少困难时期的故事，那时侯活过来的人真不容易。这时143 次列车缓缓地进入了武威车站，触景生情，我接着关东大汉“真不容易”的话题，又说起了首出阳关。　　这年冬天，学校的生活不够正常，不是缺柴，就是断煤断粮，生起不久的火炉也停了下来，教室和宿舍里冷的发颤，学校在管理上也放得很松，尽管是劳逸结合，半天休息半天上课，但还是有不少同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安葬完奶奶后的第三天，学校提前放了寒假，发给校籍生的粮票比往日的定量少了四斤。离校时有两个同学告诉我他们要到新疆去找工作，问我去不去，这一天院子里张爷爷也离开了人世，他纯粹是饿死的。饥饿难奈，苟延残喘的生活常常是我情绪不安，早想着离家出走，强烈的刺激产生了冲动，我要走，我不能在家困守了，我要出去找饭吃，我要自立为生，我要到玉门去。　　这天晚上，我把身上揣的粮票一两不剩的掏给了婶婶，把它留下来顾及两个骨瘦如柴的妹妹。临走那天，婶婶把奶奶病危时搞来的面粉全都拿出来给我烙个五个薄饼，加起来总共不到半斤，给了五元钱、三斤粮票，还给姑姑捎了一颗包心菜。我说：“明天晚上我就到玉门了，粮票用不着。”婶婶说：“拿上万一有个用处。” 我把钱和粮票，还有学生证揣在身上；把薄饼和包心菜、还有一个喝水缸子装在一个草绿色的军挂包里；戴上方梅留下的那顶灰色的棉军帽，就要出门时，婶婶突然改变了主意，一把拉住我不让走了。她眼泪汪汪地说：“你爸不在，你走了他回来我怎么交待，你是朱杨两家仅有的希望，你出去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在新关就难活人了，朱家的先人在九泉之下也不能饶我。”我知道婶婶的苦心，她二十多岁守寡，没有前行，后来招夫养子，历经艰辛，总是想保住我这根独苗，生怕有一差二错。正是她给了我太多的爱和希望，我决心要出走，那怕是挣不来一分钱，在外面混碗饭吃，也算是给她分忧解愁。我对婶婶说：“你想到那里去了，我是去玉门姑姑家，让他们给我找个工作，就是找不上工作姑姑也会给我饭吃，万一不行也就回来了。那有那么害怕，我出门就饿死了。”我这么一说，婶婶也少了些心中的疑虑，拉着我的手走出了家门，千叮咛万嘱咐：“到玉门后叫姑姑发个电报来我就放心了。” 　　严冬的武威一片萧条，被认为繁华的东大街、南大街路上行人稀稀落落，沿街的店铺也是门庭冷落，有数的几个饭馆进出的人却是不少，吃饭的人排着长队，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拿着介绍信、钱和粮票登记买饭，要饭的人比吃饭的人还多。狼狈不堪的乞讨者跌倒爬起、磕头作揖，苦苦哀求吃饭的人给他们施舍一口，我经过一个饭馆时亲眼目睹了一个乞讨者的惨状；一个人刚把饭端在桌上，乞讨者伸手就在碗里抓了一把面条，那人无奈的哎了一声，摊着双手，跺了一脚，把掉在地上的筷子捡起来，吃着碗里残剩的面条；乞讨者饿狼吞食似的把面条填进了嘴里，边咽边往外面跑，这时饭馆门口的一辆汽车正在倒车，乞讨者一下钻进了车尾，顿时惨死在了车轮下。当警察闻讯赶来追究时，目睹者作证，异口同声的说：“他是自己钻到车底下的。”人们纷纷议论着他钻车的动机，有的说他是怕人来抓他打他；有的说他是饿极了，不想再活了；更多的人说他在饭馆里经常抢饭吃，活的无奈了自寻了绝路。　　惨不忍睹的现实震悚着我，敲打着我年轻的心灵，刺激着我脆弱的神经，像有一团阴森可怕的乌云笼罩着我的心头，仿佛祁连山在流泪，石羊河在哭泣，鼓楼钟在哀鸣。　　饿魔驱使着饥民离乡背井，通往火车站的那条路上，盲流的人群背包搭担，托儿带女、扶老携幼，渴望着异乡的面包和甘霖，心情急切地向车站走去，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火车站的侯车室门口拥挤的水泄不通，侯车室里人山人海，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吵杂声此起彼伏，哭声、骂声、喊叫声、哀叹声、惊呼声、还有值班员从铁筒喇叭里发出的疏导旅客的呼叫声，各种声音汇成一片，震耳欲聋。我刚挤进候车室，一个囚首垢面的人猛猛的把我推了出来，乘着推开的空隙拼命地挤出人群，侯车室里传出了大声喊叫：“抓住他！抓住他！他偷了我的钱包，”但没有一个人做出回应。喊叫声提醒了我，我摸我的挂包时，挂包里所有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挂包上拉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我晦气的离开了侯车室的门口，坐在侯车室门前的台阶上心情忐忑不安，好像站在十字路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着去留。这时迎面来了一男一女，男的背着一个褡裢，女的背着一个行李，他们也许是走累了，顺势也坐在我旁边的台阶上，我才发现男的是我的一个堂舅，女的是堂舅的儿媳妇，年龄和我差不多，我要称他表嫂。堂舅问我：“你去哪里？”我说：“打算去玉门。” 　　堂舅说：“玉门有啥好的，那里的工人也是吃不饱，有人把工作不要了去了新疆；七级工八级工，不如新疆人种的一垄葱。我看你还是跟我去新疆吧，我们吴家楼车门的人几乎都跑到了新疆去了，你的舅舅和表哥他们都在石河子，那里粮食多，有人帮助你，吃饭没问题，你是高中生，说不定在石河子还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堂舅的这番话驱散了我心头的沮丧，又使我有了到舅舅和表哥那里找工作的希望，于是我下定决心跟堂舅去新疆。　　当时火车站积压着大量的盲流人群，正常买票去新疆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扒火车的人很多，货车上成群的人往上扒，尤其是煤车上扒车的人最多的，车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尽量疏散旅客，有时还安排在未装满货的蒙罐车里拉人。就在我和堂舅谈话期间，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汉子走过来说，有一趟西去的蒙罐车就要发车了。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拔腿就去扒蒙罐车。夜幕沉沉，盲流的人群争先恐后地爬蹬着蒙罐车，有些老人小孩三番五次的爬不上去，这时中年汉子突然出现在人群中，帮助那些老人孩子上车，堂舅上车后拉着表嫂上了车，我扒住车厢吃力地往上爬着，中年汉子把我推上车，他也上了车。不一会过来一个乘警打着手电在车厢里晃了几下关上了车门。我隐约的发现车厢的两头码着稻草包。　　汽笛长鸣，蒙罐车开了。车厢里没有一丝光线，在黑暗中人们呼叫自己的亲人和同伴，摸寻着自己的行包，寻找着安身的地方，一个男子摸行包时可能摸到了一个女子的含羞部位，那女子尖叫着骂那男子；“不要脸，你瞎摸啥！”一个女子脚被人踩了，又是尖叫的骂声，中年汉子出声劝阻：“都是出门人，大家都互相让着点，黑咕隆咚的，摸就摸了，踩就踩了，不要大惊小怪的”他这么一说，车厢里安静了许多，但还是有人没消停下来。　　午夜火车停靠到了河西堡车站，不知是谁打开了铁门，路灯的光线照射到了车厢，透进了新鲜空气，人们焦躁心情平静了许多，借着光线没有摸到行包的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行包。不少人爬上车厢两边的稻草包，堂舅、表嫂，还有那个中年汉子也爬了上去，蒙罐车的当中变松了许多，几个老汉、娃娃强占着地方打算睡觉。发车铃响了，上厕所的人提着裤子往车厢跟前跑，有的人慌忙中忘了自己没有系上裤带，伸着两只手就往车上爬，裤子掉到了半腿，露出了光光的屁股，　　哐啷一声，黑暗又笼罩了车厢；堂舅说他那儿还有空当儿，让我也爬上去。我爬上稻草包后摸着稻草包里疙里疙瘩的，但猜不出里面放的什么东西。火车开了，饥饿、急噪、疲劳了一天的人们都困乏了，车厢当中的那些人都睡着了，有的还打起了呼噜，爬上稻草包的人坐也不是，卧也不是，有的人未能入睡，打开了话匣子。堂舅问那中年汉子，：“你到那儿去？” 　　中年汉子说：“到新疆去。”堂舅说：“新疆大了，有没有个具体的地方。” 中年汉子说：“南疆有个亲戚，来信说那里不错，让我去看看。” 　　堂舅以为中年汉子也是逃荒的人便说：“从乌鲁木齐到南疆要坐七八天的汽车，不如到北疆，那里有许多兵团农场，也能找活干。” 　　我只是歌曲里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但新疆具体是个啥样，一无所知，他们两人的对话使我脑海里浮现着美丽的牧场、肥壮的牛羊，茫茫的戈壁，跋涉的汽车，于是昏昏入睡了。第二天早上火车停靠在了河西堡到山丹之间的一个小站上，等候正点列车通过。在这个小站上停的时间很长，除了个别老人和小孩没有下车，绝大部分人都下了车，有的上厕所，有的找水喝，我上完厕所上车后，表嫂找来了水，堂舅喝了几口，，表嫂喝了几口，我满以为堂舅也能让我喝几口，却在剩下的水里倒进了炒面，伸进两个手指头搅拌。炒面拌好了，堂舅给表嫂抓了一把，问我吃啥，这一问使我特别心寒。我后悔不应该跟堂舅来，我什么吃的也没有，还要坐两三天的火车，我能到新疆，能见到我的舅舅和表哥么？事到如此，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有硬着头皮，听天由命了。看着他们进食，我馋延欲滴，心慌意乱。　　火车开了，人们回到了各自占据的地方中年汉子见到我没有吃东西，悄悄地说：“你知道这草袋里装的是什么吗？”他说：“昨晚你们睡着的时候，我在一个破口处摸了，那里面装的是白菜，那东西解渴也能解饿。”说着从破口处拉出了一颗白菜给我吃，我边吃边给堂舅和表嫂撕了几片，中年汉子没吃。我们三人偷偷地吃起了白菜。其实稻草包里装着白菜不是中年汉子第一个发现的，在我吃白菜的时候，对面的稻草包上也有人在吃白菜，这个秘密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大白菜成了难民们解渴充饥的快餐。坐在蒙罐车上人们不知道客运的时间、停靠的车站和最终的去向，一路上要给东进西去的正点车让道，像老牛拉的破车，走走停停，黄昏时才到了张掖，二百多公里的路程，几乎用了一个对时。　　蒙罐车停靠在张掖车站，值班员打开车门向里面喊话：“旅客们！这趟车到达了终点车站，请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下车，需要西行的旅客不要出站，请排队直接上对面的客车，客车从本站始发开往新疆，车上有座位，请不要拥挤。”尽管值班员不停的喊着：“车上有座位，不要拥挤。”但盲流的人群还是蜂拥而动，堂舅和表嫂急不可待的下了车，中年汉子乘机在我的挂包里装了一颗白菜，下车后紧追忙跑跟上了堂舅和表嫂。表嫂和中年汉子手疾眼快，上车后抢占了靠车门的四个座位。不一会车站的门打开了，人流向车厢涌来，一个中年男子坐在了我身边，片刻时间空位上都坐满了人，没有找到座位的人把行李放在走道里当席而坐，列车员过来让他们挤到了座位的中间，留出了人能抬脚走路的空间。不一会又是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开了。　　夜幕下车灯闪亮，照射着人们千姿百态的面容，我第一次发现中年汉子气质与众不同，他问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中年男子：“你是张掖人吧？”中年男子微微点头，轻声一应“是”。中年汉子接着又问：“你们张掖的情况怎样？” 　　中年男子说：“还能怎样，张掖饿死了一层人，我进车站时车站外面就躺着几个饿死的人，还没人来收尸呢。那个地委书记胡吹冒聊，把张掖人害苦了。你知道这趟列车为什么在张掖始发吗？河西走廊的饥荒，饿死人的问题就是在张掖东窗事发的，党中央做出了抢救人命的政策，才有了从张掖始发的‘专列’。” 　　中年汉子说：“还是毛主席英明伟大，不知中国还要饿死多少人。你说地委书记是谁？” 　　中年男子说：“就是统治河西走廊的土皇帝。”听了中年男子的这话我有些吃惊，心想这话前些年说出来，不是右派也是现行反革命。中年汉子不以为然的说： “地委书记有地委书记的问题，天灾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张掖地区的县乡领导也有他们的责任，不少县乡领导虚报浮夸，也是造成地区灾荒的一个原因。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张掖人和一个武威在一起吹牛，张掖人说张掖有个木塔，离天只有尺八，武威人说武威有个钟鼓楼，半截子穿在天里头。有些领导的浮夸就像吹牛的张掖人和武威人一样，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老百姓那有不遭罪的！！”。　　列车上开始查票了，中年汉子掏出一个证件，我们三人都没有买票，中年汉子说堂舅和表嫂是逃荒的，说我和他是一起的，列车员放过了我们。中年汉子和中年男子继续着灾情的对话，列车员提着一个大铁壶走进车厢喝着：“谁要开水！谁要开水！” 　　堂舅从褡裢里掏出一个制作非常粗造的搪瓷缸子，这个缸子在一个小站上用过。当时蒙罐车里光线不清，我没看清楚它是什么样子。在客车里我清楚的看到这个缸子是用镔铁制的，内外了斑斑驳驳的搪瓷，缸耳子还是歪的。说到这里老伴插话说：“你说的那种缸子，我家也有一个，那是我困难时期用过的刷牙缸，我说把它留下来作个纪念，让孩子们也知道我们在困难时期是怎样过来的，你偏把它仍了。” 我说：“那破玩意又不是什么宝贝，困难时期用过这种缸子的人多了，不是什么稀罕东西，留下来你想让它进历史博物馆？再说现在青年人不会相信历史上会发生那样的苦难，听不进去我们说的这些陈籽麻烂谷子。”关东大汉笑了，我又把话题拉到了“专列”上。　　堂舅接了一缸子水，放在茶几上凉着，不一会摸着褡裢里想掏东西吃，看着我又把手放下了，他的表情使我意识到，我成了卡他们咽喉的余物。表嫂说：“爹还是吃点吧！我心里难受！！堂舅从褡裢里摸出一个馍馍，给表嫂剥了半个，剩下的半个装进了褡裢，那缸子水堂舅和表嫂各喝了几口，堂舅在剩下的半缸子水里倒进了炒面，把拌好的炒面先给我抓了一把，然后用三个指头撮着，小心翼地往嘴里放，生怕掉下一个喳喳。堂舅的那把炒面是我一天一夜来第一次进食。我早就饿过劲了，失去了饥饿的感觉，那把炒面像救生丸，吃下去后调动起了我生命的欲望，但也像强心剂激起了胃的痉挛，心里更加发慌，两手发抖，浑身虚汗，难受的不知如何是好，挣扎着从挂包里拿出白菜就啃，中年汉子看出了我的痛苦说：“吃吧！多吃点白菜就不难受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饥饿对生命的威胁。想起那些在饭馆里抢饭吃的人，此时我和他们的心理需求和渴望没有什么两样，真正认识到了粮食的宝贵和感受到了饥饿的痛苦。　　“专列”毕竟是“专列”，在西行的路上正点运行，站站通报站名并提醒旅客看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我疲惫的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朦朦胧胧的听到柳圆车站到了，哈蜜车站到了，挣扎着向窗外望去，黑夜深邃无边，空旷的戈壁上回响着车轮滚动的声音。堂舅和中年汉子还没有睡意，谈论着哈密瓜和火焰山的故事，我听到中年汉子的地理、历史知识比堂舅更多。这一夜时间很长，也过的很慢，第二天下午太阳刚刚偏西，火车到了终点站大河沿车站。下车后中年汉子被一个戴棉军帽、穿军大衣的人接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感到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在呼啸的寒风中，我们三人和众多的盲流者寻找着各自的归宿。当时的大河沿车站有几间简陋的平房，候车室里人满为患。车站的四周是敞开的，来往着运输物质的车辆，汽车掀起的尘土在大风的吹动下一浪超过一浪，盲流者三五一伙，在风浪中东跑西颠，憔悴的脸上愁云满面，其中不少人背着行包，迟步向前，有的妇女娃娃见过来人就哀求：“爷爷！爸爸！给上些吧！行行好救救我们吧！”那些脸上发“胖”的人跌倒后半天爬不起来，有的躺在路旁奄奄一息。看到这种情景，堂舅说：“这里太可怕了，我们赶紧去买汽车票，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我和表嫂在堂舅的带领下经过一个又一个帐篷，帐篷的旁边几乎都是土堆，土堆的上面冒着青烟，堂舅说那青烟下面是地窝子，是人们住人的地方。多数帐篷门口写挂着标牌，各种各样的“站”数不过来，其中有物资站、货运站、转运站、储运站、供销站、加油站、接待站、汽车修理站，近处有商店，远处有煤场。我们终于找到了汽车站的售票处，门口排着长队，我排在长队的后面，长队拉的越来越长。当轮到我买票时售票员说，买到石河子的车票七天后才能坐车。我问堂舅买不买？堂舅说：“七天后我们就饿死在戈壁滩上了，赶紧走，另想办法。”我以为堂舅来过新疆，可能有别的门道，跟着他进了一个地窝子，原来是个旅店。此时我已口干舌苦见到旅店的暖瓶，那暖瓶的外壳是竹草编的，要了堂舅的缸子，喝了足足有两缸子水，还没有解渴，堂舅说给他们也留点，我没再喝。等他们俩喝完了水，我肚子越来越难受，我对堂舅说：“咱们去吃点饭吧！”堂舅说：“到那里吃饭？”我说：“到外面找个饭馆子。”堂舅问：“你有粮票吗？”我说：“有。”这时堂舅几天来紧绷的面孔舒展了些，便说：“那我们就把行李放在这里，包包蛋蛋的提着背着叫人家看着还以我们是要饭的，连饭馆子也进不去。”他虽然这么说，但只放下了行李，却背上了褡裢。　　在火车站西面的一个拐角处有一个饭馆，这里的人群也是熙来攘往，我在饭馆的不远出见到一张破席四角用石头压着，下面好像藏着什么东西。饭馆里也是要饭的人比吃饭的人多，我们刚到饭馆门口，一个人从里面抢出一把面条往外跑。买饭也要排队，挨到我时售票员看了学生证，说一次只能买一碗，我排了三次队买了三碗面条，每人吃了一碗后，堂舅说再来一碗，我感到肚子还是空荡荡的，我也还想再吃，于是每人又吃了一碗。吃完饭后我们走出饭馆，白家姑奶奶和他的儿子延寿迎面而来，她见到我好像见到了救星，上前抓住我的手说他们困在这里了，而后再什么话也不说，竟眼泪汪汪，欲语凝咽。我不知说啥好，我把饭馆找零的粮票给了她六两。她拿着粮票，如获至宝的进了饭馆，看着她的背影我想起了奶奶。　　回到地窝子，好像我们的旅途生活融合到了一起，堂舅仍然以长辈的口气问我：“你身上到底有多少粮票？”我如实地告诉他：“出门时我只带了三斤，刚才我们吃了一斤二两，给了我白家姑奶奶六两，现在还有一斤二两了。”堂舅听了说： “我带的馍馍也吃完了，剩下的炒面也不多了，加上你一斤二两粮票最多在这里能维持两天，明天早上起来我们赶紧到路上挡车。”我心里想，在火车上我只吃了你一把炒面，见你拿出一个馍，也没给我吃一口，你们偷着吃馍馍我也知道，我只有一斤二两粮票了，你也把它算进去了。虽这么想，却不能说，也不敢说，因为他是舅舅，还要靠他们把我领到石河子去呢。第二天醒来我感到脚有些麻木，穿袜子时发现脚肿了。堂舅说不要紧，那是坐火车坐的，我也没有在乎就一同去挡车，等到日落也没挡上车。晚上回来我们三人吃了些炒面，堂舅说明天找个车多的地方肯定能挡上，先到饭馆里吃饭，坐上车就不难受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给堂舅说我先去排队，你们后边来，乘他们没来的时候我先吃了一碗，等他们来了又买了三碗每人吃了一碗，吃完饭后我们又去挡车，结果是无望而归。晚上堂舅还是不甘心地说，明天吃完饭后我们再去挡，我就不信挡不上个车。我说还有四两粮票了，堂舅很不高兴地说那你俩去吃面条，我吃炒面！吃完饭后我们再去挡车，还是那个地方，不知过了多少辆车，就是不理睬我们，越等越急，我险些被车撞上。这时我有了恐惧感，我想着粮票用光了，五块钱吃饭花了一块一角，住店四角，剩下三块五角钱在私人手里连个拳头大的馍馍也买不上，要是挡不上车，万一堂舅不管我，我就饿死在大河沿了，突然又想到车站有个石河子八一农场的接待站，和八一农场的舅舅联系在了一起。我对堂舅说：“我们去找八一农场的接待站，就说我们的亲戚在八一农场，向他们求助。”我们又急急忙忙地折回到车站，接待站的人问我：“你的什么人在八一农场，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的舅舅，叫吴泽南。”那人好像认识舅舅，点了点头又问：“你有证件吗？”我说：“有学生证”，那人拿着学生证和旁边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商量了一下又问：“你们几个人？”我说：“三个人”，然后那人把学生证还给我说：“你还是个高中生，有用处！有用处！今晚八点钟，我们有一辆发往乌鲁木齐的车，你们先到那儿自己再想办法，你们每人要买两元钱的车票，不要走远。”买完车票，我身上只有一块八角钱，如此寒酸，但八一农场接待站的帮助，特别是那“有用处！有用处！”的话鼓起了我的勇气和信心，使我又见到了光明和希望。　　那时带表的人很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谁也买不起那昂贵的奢侈品，太阳的影子就是钟点，八点钟的时刻我们无法掌握，就一直等在接待站的门口，日头刚落的时候，接待我的那个人走出来说时间快到了，交给了我一封信，并说：“见到你的舅舅，拿着这封信领你到团部去。”我把这封信如获至宝的揣到了身上，不一会就发车了，那是一辆嘎斯车，车厢上面搭着帆布蓬，车厢的两侧有木板支架的座位，车后面是敞开的。乘车的人不少，但在司助人员的调度下很有秩序，没有行李的人基本上被安排在座位上，有行李的人也按序把行李放在车厢中间当座。开车前司助人员清点了人数，向接待站进行了汇报。　　嘎斯车在沙石路上西行，后面的尘土不断地卷入车蓬，人们裹着头或缩着脑袋听任着风沙的摆布，盼望着车开的快些，但坑坑哇哇的路上汽车怎么也跑不起来，有时停车，有时饶道，午夜后才到了大板城，不知是放风还是别的原因，车又停了下来。这时间司机说上厕所的人可以下车，我也下了车。汽车在这里停的时间很长，王烙宾的《大板城的姑娘》给我种下的印像是大板城是戈壁滩上的绿洲，是个美丽的城市，有漂亮的姑娘，我在这里没有见到动人的倩影，踩着大石头隐隐约约看到路旁的村庄，汽车靠在了灯光闪亮的汽车修理铺前，原来是嘎斯车出了故障。　　经过一夜的折腾和熬煎，我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碾子沟的长途汽车站。下车后，堂舅说他和表嫂去找一个人家，顺便给石河子发个电报，让舅舅和表哥来接我，叫我在车站的候车室等着，不要走远。堂舅和表嫂走后，我也走出了车站，想看看这个地方的新鲜，最引我注目的是狗拉的爬犁和维族人烧馕的烤炉。我站在一个店铺的门口看着做馕的过程，黄澄澄、热腾腾的馕饼使我垂三延尺。制馕的人抄着不太流利的汉话问我：“你买么？来一个么！”我问怎么卖？那人说：“一个么，一百克粮票，一毛钱么！”。我才知道新疆的秤论克，这里虽然不是异国，但有他乡的别情。我没有粮票，一克也没有，我只是问问而矣，转身离开了这个使我垂延欲滴的地方，朝着汽车站的方向走来，走到了离车站不远的碾子沟的堤坝上又好奇的向堤坝上的几个帐篷走去，那些帐篷是南江、还有塔城、伊梨农垦兵团招募农工的接待站，我脑子闪过去这些兵团的念头，但还向望着石河子的八一农场，那里对我 “有用处”，希望舅舅快些来接我。我离开了那些帐篷，走着走着辩不清了汽车站的方向，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指点，迷迷湖湖的进了候车室，倒在候车室的墙根里惶惶忽忽的睡着了。当我苏醒后，太阳已经夕照了，我的旁边躺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急促地喘着气，车站的人过来问我：“他是你的什么人？”。我说：“不认识”，不一会来了几个人把那人抬走了。这时我害怕了，感到了死亡的恐惧，是多么的希望舅舅和表哥马上来救我，那怕是堂舅也好，他的褡裢还有炒面，能给我吃一口多好，或者把我领到他认识的人家吃一口饭也好，我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痴呆呆的瞪着两只眼睛，眼巴巴盼着他们的到来，，一直巴盼到后半夜还是不见一个人影。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等，又苦苦地等到了天明。我想着他们要是不来我就完了，忽然我向门外看去，我的眼睛闪出了一条生路，我缓慢地向那招募农工的帐篷走去。　　我进到塔城的一个招募站，先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让他们看了学生证，然后量体重，量完体重，量秤的人有些不太相信地说，这人体重怎么这么轻，想再量一次，旁边的一个人向量秤的人摇了摇头说：“我们招的是农工，文化程度不重要，关键是身体要好，体重必须在四十五公斤以上。”我又找到了几个南疆的招募站，他们以同样的理由把我拒之门外。最后一家虽然也没有要我，但总算得到了一些安慰。看我学生证是个武威人，给我倒了一杯开水，问我怎么来的新疆，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他说体重是收人的硬规定，你体重轻，身体太单薄了，面黄肌瘦，干不了又苦又重的农活；再说乌鲁木齐到南疆要七八天的汽车，像你这样子，半路上就完了；石河子离这里不远，你还是回去等你舅舅吧！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一脚高一脚低地回到了候车室，又倒在了墙根下，心想石河子不远，舅舅和表哥为什么还不来；堂舅是答应领我到石河子去的，为什么两天了还不见他的踪影，是不是我没有给他钱，电报没有发，是不是把我当包袱抛了他们自己走了。此时我满腹的哀伤和悲凉，想着想着又惶惶忽忽的闭上了眼睛，脑子像演电影似的浮现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影。这些人影中有婶婶、奶奶和白家姑奶奶；竟然我同桌的影子也浮现了出来，她和我发生了争吵，从此一刀两断；最可怕的是杨家坝河的洪水把我冲走了，我拼命的在水中挣扎着，大妹妹在河堤上顺着洪水边跑边撕心裂肺的呼叫着：“哥哥！哥哥！”我从梦中惊醒了，候车室的外边被黑暗笼罩了，在微弱的灯光下，一个维族小姑娘站在我的身旁问我：“同志！你买饼吗？” 我有气无力地问她：“多少钱一个？” 　　小姑娘说：“三块钱一个么！”。我低声低气地哀救：“小妹妹！我是困在这里了，我只有一块五角钱，能卖我一个吗？”不知她听没听懂我的话，揭开小篮子的毛巾取出了一张薄饼递到了我的手中，我把钱掏给她数也没数，仍站在我的身旁，睁着两只大眼睛，盯着我吃完饼子走了。　　吃完饼子我把挂包里仅存的两片白菜也吃了，好像又活过了。这时我想，我已经成了一个一无所有、孤独无助的流浪汉，要是舅舅他们明天再不来，我会被抛尸在碾子沟的荒郊野外，强烈的救生欲望使我胡思乱想，我要走，我不能在这等死，于是想出一个非常冒险的办法，天亮后扒车回家。天还没有大亮，我偷偷地上了一辆去大河沿的汽车，藏匿在座位下，天大亮后一个维族司机上车来察看时发现了我，有半汉半维的话说：“你…票么…买了么？”我伸出头来，半坐半跪地哀求：“叔叔！你行行好，我三天没有吃饭了身上没有一分钱，我想回家去，请你把我带到大河沿。”他见我不肯起来，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懂我说的话，伸出手一边拉我一边说：“起来么！起来么！”让我坐在靠驾驶楼的那个座位上，开车时他还从驾驶楼的玻璃窗里看了我一眼。　　这个维族司机车开的快，下午三点多就到了大河沿，旅客们都下车了，我仍昏睡在车厢里，维族司机把我叫醒，指着停在火车站的列车对我说：“你么，是往口里去的么，那趟车是开往北京的么！”我在维族司机的扶助下下了车，艰难地向那趟列车走去，眼睛里冒着金花，快到车跟前时，看到车厢门口站的女列车员好像在那里见过，忽然在脑子里闪出十年前土改工作组的方梅的影子，那列车员的模样和我记忆中的方梅长得一模一样，我急切地向她走去，下意识地念叨着方梅！方梅！方梅！走到车厢门口她惊疑地看着我，然后挡住问我：“你买票了吗？”我说： “我困在新疆了，我家在武威，我想回家去，我一分钱也没有，只有一个学生证。” 他说：“你把学生证拿出来我看看。”她看完学生证后说：“你先上来。”我非常吃力地登着车梯，她把我拉上车，车厢的连接处人挤的满满的，见我挤不进去，她打开乘务室的门把我推进去，又把门锁上。不一会火车开了，她来到乘务室，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说：“你喝点水先缓解一下。”我喝完水，脑子清醒了许多，她接着说：“你上车前嘴里念叨的谁？”我说：“方梅。”她问：“你怎么认识方梅　　？”我说：“土改时她在我家住过，我戴的这顶棉帽就是她给我家留下的。” 她问：“你看我长得像方梅？”我说“你和十年前的方阿姨长得太像了，我见到你时好像做梦似的，心里有一个念头，如果你真的是方阿姨就能救我，但又像是幼觉。她说：“方梅是我的大姐，我俩长的很像，你说的话我相信，你没有买票也不要紧，我们对没有买票上车的饥民灵活处理，你不要乱走，就在这里休息，我会帮助你。” 说完这些她出去了。当时火车上凭车票每天上午和下午给旅客供应面包，每次每人一个面包，每个不到一两重。不一会她给我拿来了一个面包，并对我说：“慢慢吃，吃了就会好一些。”到了晚上为了使另外一个乘务员也能休息，她在车厢里给我找了一个座位，查票时她和另外一个乘务员也不问我有没有车票。连续两个白天，每当供应面包时，她告诉餐厅的服务员也给我发一个。就这样方梅的妹妹用一片爱心和同情心挽救着我的生命，我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一进门就倒在了地上，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到了离家前的状态。　　我唠唠叨叨的讲了一夜，关东大汉说：“你可真够玄的，工作没有找上，差点把命丢了。”我接着说：“我出关到进关的路上，度过了难忘的十一个昼夜，这十一天里我吃到粮食最多也就是一斤半，平均每天一两五钱，而有连续三天没有进食，可想而知我到家门口是什么样的惨状；这十一天里我每天都是度日如年，饥渴、焦虑、恐慌、等待、期盼、绝望，每一天都过的那么漫长；这十一天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饥饿、难堪、凄凉、哀伤、悲惨和痛苦；这十一天里我体验到了死亡的威胁和对生存的渴望，幸运的是没有把命丢了。我之所以能活着回来，多亏了那些帮助过我的好心人，中年汉子、维族小姑娘，维族司机、方梅的妹妹、还有那两个兵团农场的接待员，他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至今我牢牢地记着他们，时常缅怀着他们的恩德。”关东大汉开玩笑说：“你还是命大，我也听说过那年头去关外的路上有不少饿死的人。还是活着好啊！要不你那有再出阳关，现在的新疆和四十年前不一样了，新疆人说共产党在中央，社会主义在新疆，你这趟去可就大开眼界了。” 　　清晨，关东大汉在嘉峪关车站下车了。吃完早点，老伴的脑子好像还在昨夜讲述的情景中，问我那次去新疆的事后来舅舅知道不？我说后来我给舅舅去了信，还告诉了八一农场接待站给他捎信的事，舅舅来信说那个给他捎信的同志已经调到塔城兵团的农场去了。之后我和舅舅一直保持着联系，六一年我考上大学后舅舅给我寄了二十元钱，巧的是那个同志后来又搭救了应惠。　　六一年的秋天，我去兰州上学，寒假没有回家。这时，白家姑奶奶和她儿子延寿已在塔城的兵团农场安顿下来，回来处理家里的什物，还想给延寿说个媳妇领到新疆去，延寿年龄大了，一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临走时来到我家，说了塔城的不少好处，想把应惠带到塔城去。婶婶心想，家里吃的跟不上，饥一顿饱一顿，应惠也十四岁了，能听使唤了，跟着姑奶奶到新疆还能吃顿饱饭，于是合拍了姑奶奶的意愿。应惠一走，铸成了大错，爸爸回来和婶婶大吵大闹，老俩口甚至闹到要离婚。婶婶也知道错了，又是写信，又是寄钱，又是发电报，叫姑奶奶赶紧把应惠打发回来，过了好几个月没有音信。春节过后，我收到了家里的来信，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事情，我特别担忧，婶婶太糊涂了，在古浪那次，差点叫人把应惠骗走，这次也是凶多吉少，远隔千里之外，应惠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我们那里能知道，人急了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干的出来，有可能应惠被他们当做了童养媳，我心急如焚，也是急中生智，想起了让我捎信的那个同志，记得舅舅说他调到塔城的兵团农场，就当下写信给他。过了一个月，家里来信说应惠回来了，暑假回家应惠告诉我她就是在那个同志的关照下离开新疆的，那个同志还对应惠说你哥哥上了大学，再不愁找不上工作了。我常在想，人世间还是好人多，能遇上几个好人也是人生的幸运和福气。　　凌晨，143 次车到达了乌鲁木齐车站，下车后我们直奔石河子的舅舅家，有个表嫂还从来没有见过我，说舅舅外甥长的太像了。在此期间我们又谈起了那次去新疆的事，舅舅说：“十二（是那个堂舅的排序）不是个东西，把外甥领到新疆丢了，把你还差点饿死。”我说：“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也是逃难的人，他没来车站找我，那也是自保性命的选择，好在他在火车上还给了我一把炒面，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现在我不是很好么！” 　　在石河子住了七天，那里吴家的人太多，亲戚也转不过来。七天后我们返回乌鲁木齐，寻巡了我丢魂失魄的碾子沟，那里变化很大，已经是面貌全非，那段经历给我留下的伤痛太多太多，巨变后的碾子沟还是抹不去记忆中的悲凉。人世间有很多艰难，尽管艰难的情形和程度各有不同，熬过艰难就是辉煌。这时我意识到碾子沟是我人生旅途上的真正起点。　　二出阳关圆了老伴的梦，也找回了我丢失的魂魄。从乌鲁木齐到天山，在王母娘娘的洗澡盆里划艇，而后到月牙泉边照影，和小姑一起在石油城里游览，最后登上了天下第一雄关，每到一处都有亲友接待，旅途一帆风顺。感触良多，感受最深的人间最温暖的是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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