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遗梦

　　　　　　　　　黎明前玉双私奔拂晓后继父入赘　　童年像一张白纸，常被时代点点画画，会留下一些抹不去墨迹。父亲去世的第二年，解放战争进入了高潮阶段，旧政权也在武威作最后的挣扎，像割韭菜一样的抓兵，我亲眼目睹“国民党抓兵一根绳”的经过。　　那是六月初的一个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小窑沟里戏水玩耍，几个人手里拿着长矛大刀，鬼鬼崇崇从桥上走了过去，还有一个腰里缠着一根绳，直奔我同宗大伯家的院内，我们几个有些好奇，凭着光屁股娃娃撵狼——胆大不知羞的劲儿，光着屁股跟了进去。那几个人进门后一下子瞅准了猎物，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扑向了大伯的三儿朱应禄。此时朱应禄正在吃饭，放下碗筷往外跑时，已经来不及了，被堵在门口夹了起来，那个腰里缠绳子的人很快地拉开绳子放在朱应禄的脖子上　　，把胳膊往后一扭捆了起来，旁边的两个人把绳子在胳膊上缠了几个圈，把胳膊往后一扭捆了起来。家里人哭喊着求饶，也是无济与事。就这样朱应禄被五花大绑的押到了七星庙。我们几个小伙伴也跟着向七星庙走去，到了庙门口被那几个抓兵的人唬了回来。就在我转身走的时候，庙里走出来一个眉目清秀，身穿制服的青年把我一把拽住，拉到门侧的一个拐角处问我：“你玉双姑好些了没有？” 　　这青年叫梁清玉，是乡公所的文书。他的叔父是个郎中，和我家是世交。因这层关系，他常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我大姑和黑玉玲、黑玉双在一起玩解结子的游戏，从那时起他认识了黑家两姊妹，之后就慢慢地熟悉了。梁清玉一表人才，引起了黑玉双的注意，每当他来到我家总是主动的过来搭讪。黑玉双念过书，性情活泼，也许是有文化的缘故，他俩的谈话总是很投机。黑玉双虽然知道一些言情小说里的故事，但也是一知半解，梁清玉借机给她补充，把《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讲得活龙活现。他们在一起讲故事，我也在旁边听。武威人把生小孩和动物下仔统呼为“下下了”有一次梁清玉用这个语言习惯讲了一个笑话，引的大家哈哈大笑。他说：有一男子好棋若命，母亲病危的时候还在棋摊上专心致志地下棋，母亲咽气后兄弟找到他气愤地说：“妈死了！”他也没有抬头看说话的是谁，边接话音而说：“谁说马死了，这不是正踏着将里么！”后来妻子怀了孕，家里养的母马也怀了驹。妻子临产的那天，他还是在棋摊上下棋，儿子找到他说：“妈下下了！”他只顾下棋随便说了句“什么马下下了，还早着呢！”儿子着急了又大声说：“不是马下下了，是妈下下了！”这时他才听到儿子的声音，反问儿子：“下了马驹么骡子？”儿子回答说：“下了个丫头子。”次时他才知道妻子生孩子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大都可以分为亲情、乡情、世情、友情、同情和爱情。男女之间的情感，有一种说不清、到不白的奇妙现像。梁清玉虽然面对的是三个姑娘，却把爱情的种子悄悄地撒在了黑玉双的心房。黑玉双青春的花蕾上闪耀着一片阳光，两人很快的坠入了爱河，经常在范爷的泥草房里幽会。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再秘密的事次数多了，时间一长，总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他们在泥草房里约幽会的事还是被黑万兴知道了。那个时代，谁家的大姑娘和小伙子偷偷的在一起，被视为一种天大的丑闻，黑万兴一气之下，用皮带把黑玉双狠狠地抽打了一顿，打得黑玉双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几天没有起床。白寡妇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黑万兴也不好说啥。　　性格倔强的黑玉双虽然比往日憔悴了许多，但并没有失措失欢，当时我把梁清玉问候的话告诉她时，她破愁为喜，从枕头低下取出一个折叠成四方块的手绢，让我当天一定要送给梁清玉。七星庙是不能让闲人随便进出的。我想起了往日黑玉双在房上与梁清玉传言递物的情景，吃午饭时上到房上等梁清玉出来。不一会梁清玉拿着饭碗从屋里走了出来，我叫了一声“梁叔！”就把那方手绢仍了下去，手绢在落时忽然开了，随同手绢飘下去还有一张纸。　　在朱应禄被抓的第二天晚上，黑云压城，雷电霹雳，一时倾盆大雨，此刻间新关街一片汪洋，人们都惊慌地待在家里，防备着意外事故的发生。后半夜雨停了，七星庙里传来一阵阵嘈杂声，先是木棒嗵！嗵！嗵！打物的声音，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然后慢慢地消失了。第二天早晨听说，七星庙里昨夜在吊打逃跑的壮丁。　　快到中午的时候，七星庙里走出了一群壮丁，前面三个五花大绑，满身血迹，步履艰难，还有几个用一根绳子窜绊着跟在后面。有十几个持枪拿刀的人押着这些壮丁向七星庙后面的河滩沿走去。此事惊动了新关，一群人都跟在后面去看究竟。壮丁到了河滩沿，那里已经挖好一个大坑，先前得知情况的几个老人已背朝大坑，面向壮丁走来的方向不停的磕头，大声的叫喊着：“长官饶了他们吧！长官饶了他们吧！”其中一个背盒子枪的人使了个眼色，十几个持枪拿棒者把几个老人七手八脚的推在了旁边，那个背盒子枪的取出手枪朝天鸣放了一枪，紧接着那三个五花大绑的壮丁被推进了大坑，窜绊的壮丁被拉成一字形跪在大坑的旁边。“盒子枪”又朝天鸣放了一枪，沙土像暴雨般的填进了大坑。　　此时，人们都惊呆了，那几个老人还是在暴雨连珠式的磕头，突然一个老头仰天长啸：“天哪；饶了他们吧！活埋人是万万干不得的呀！天理不容啊！”我真切的听到这是范爷喊出的震撼人心的哀告。这声音也许触动了“盒子枪”的良知，他突然下令“停！”此时，土已埋到了那三个壮丁的脖子上，前面的几个老人听到下令停了填土，不顾年迈体弱，纷纷抢过铁锨，跳进坑里往外挖土，紧接着几个眼疾手快的壮汉把几个老人替换了下来，不知是善心所施，还是职业习惯，范爷手里的铁锨不肯让人。其间“盒子枪”下令把窜绊的壮丁押走了，只留下他和两个持枪者守侯，过了半个小时，活埋的壮丁被挖了出来，虽然还有一口气，但脸色铁青，不省人事，在几个老人的喊叫下，新关的人把三个壮丁抬回了七星庙。这件事给我的脑海涂上了两副深刻而形像的画面，一副是惨绝人寰的狰狞面目，一副是哀号饶命的善良众生。　　在七星庙活埋壮丁的当天晚上，范爷不知是受了刺激，还是劳累过度，猝死在了泥草房里，是黑玉双最早知道的。黑万兴念他跟随多年，给新穿了一身老衣，用一个破旧的米面柜当棺材，埋在了上河滩的乱坟岗里。范爷无儿无女，埋葬时无人戴孝，婶婶给了我一沓烧纸，尤妈给了海娃一沓烧纸，黑玉双也拿着一沓烧纸，领着我们去送葬。入墓时黑玉双一面烧纸，一面擦眼泪。　　范爷死后，黑万兴再也没有顾人打更看门。有一天后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全家都惊醒了。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去开门。敲门声停后又是急促的喊叫声，奶奶听出是熟悉的声音，对着窗户说：“我们寡妇人家，你们半夜三更敲门，也不怕人家笑话。”那人说：“朱嫂！我们有事求你，你先开门让我们进去后再说。” 奶奶开门后进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保长，一个是乡公所的公吏。保长进门后说： “你们的大门二门都大开着，我们直撅撅的进来了，半夜三更敲门实在是有点急事，请你不要见怪。”奶奶给保长和公吏让了坐，紧接着保长又说：“不满你说，乡公所的人和我保的乡约到王杨家庄子抓兵，被人砍了，人已经抬回来了，眼下还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只是两人的胳膊被砍断了，流血不止。我知道你家有那“宝贝”可以止血，你行个方便，救救他们。” 　　保长说的“宝贝”是大像的皮，它有止血消炎的功效，在那医药缺乏的年代，它被称之为神药，是爷爷在世时从云南人手中买来的。小时候我们伤了手脚，奶奶给我们刮点像皮抹上，包扎好几天就好了，街坊邻居有了外伤也来要，奶奶总是小心翼翼地刮成细沫，给他们亲自包扎。这一次保长把那所剩下的“宝贝”全都拿走了。　　王杨家庄子的砍人事件，对整个武威都有震动。那两个未被抓到的壮丁连夜逃跑了，解放后知道他们逃出投奔了解放军，在部队干得很不错。上小学后，老师讲课时常把这件事引为穷人反抗剥削的例证，我也常被他们的勇敢精神所感动。　　保长来要像皮的这天早上，尤妈神秘兮兮的口对着婶婶的耳朵说了几句话走了。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黑玉玲来到我家找黑玉双，还问我：“见你玉双姑没有？” 全家人四处寻找，到天黑也没有找到。第二天乡公所的公吏也来打听梁清玉来过没有，后来尤妈的话传到了奶奶的耳朵里，奶奶说这种事不能隐瞒，就把实情告诉了白寡妇，黑玉双天亮前跟梁清玉跑了。　　黑玉双私奔后，黑万兴就当做没有这个女儿，再也没有找过她；黑玉双也再没有回来过。一九七二年秋，我所在单位的招工指标划拨到了天祝藏族自治县，因我会一些藏语，考虑到工作上的方便，把我派到天祝参加招工。县上给松山公社分配了四个指标。这是一个汉藏杂居的地方，那时交通很不便利，松山公社不通汽车，我们一行三人步行前往，整整走了一天，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到公社后都累得精疲力竭了。当晚接待我们的是公社秘书，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这意想不到的相遇使我的精神振作了起来，就拿我两个伙伴的话来说：在这样偏僻的山沟里能遇上一个故知，真是一种巧合。　　第二天，公社特意宰了一只羊，晚上包括公社妇联主任在内的全体干部陪我们吃手抓羊肉，四个八磅的暖壶都装满酒摆在桌上。老同学先一一介绍了每个干部的身份，把摆在酒盘里的十个酒杯都一一倒满，党委的梁书记端起酒盘向我们三个敬酒。然后是共同碰杯，那碰杯的酒是另用茶杯盛的，一杯少说也有二三两，我们三个都被吓住了，尤其是我，从来就不喝酒，先前那三小杯咽下肚已是关公显形、头昏脑涨了，一看这阵势就一再推谢。党委书记说：“天祝这地方的人都能喝酒，碰杯都是用大杯，表示诚心诚意，你们不习惯端起来表示一下也行，公社的人都必须喝干。” 　　碰杯后，党委书记领头打庄，他左右开弓，手势和声碉给人一种唱歌跳舞的感觉，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挨到妇联主任应庄时她也是左右开弓，唯有她把党委书记败下阵来。在他们猜拳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左右开弓的党委书记在那里见过。很像我记忆中的梁清玉，但面目苍老了许多。　　第二日，我向老同学打听，他果真是我记忆中的梁清玉，他和黑玉双的去向二十三年来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迷。下午我冒然去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起身向前拉着我的手说：“昨晚我见到你，感到在那儿见过你，酒醒后我猛然想起你就是源娃。”他给我让坐后倒了一杯水说：“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你也变成大人了，成家了吧？有孩子了吧？你奶奶、婶婶和大姑和小姑都好吗？”从这一连串的问候开始，我们拉起了家常，他问了黑家和尤妈的情况后说：“自从我们离开，再也没有去过新关，年轻的时候也不在乎那次离别，如今我的孩子们都大了，才知道了不养儿不知娘的恩的道理，父母对儿女的付出太多太多，如今也很想念他们，总想有机会去看望他们。你玉双姑很想念她的母亲和姐姐。自解放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他的情况你也知道，他怕给我惹出麻烦，把这个念头一直压在心里，最近几年她又病得不成样子，就是能去也力不存心了。” 　　黑玉双的聪明、活泼、善良、大方和年青时的美丽长相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像，听说她得的是不治之症，使我非常惋惜。我在想，无论如何也得去看看她。又过了一天，那是个星期天。早晨，梁清玉找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拉着我们向县城走去。那时县政府在乌鞘岭，那是一个常见六月雪，飞鸟难经过的地方，深秋的乌鞘岭已经很冷了。我和梁清玉都穿着军大衣，捂着脑袋坐在车厢里，那个拖拉机手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羊皮袄，虔诚而又吃力地把着拖拉机扶手，迎着下山风向乌鞘岭驶去。　　拖拉机开到了安远镇一个靠山坡的小院门口，梁清玉说到了，这就是他的家。小院依阴朝阳，四周是干打垒的围墙，几处残破的地方用篱笆堵着。院内有四间用砖打基的土房，土房的两侧堆放着柴草和牛粪，在柴草堆的旁边卧着一条小狗。　　梁清玉推开院门，那小狗汪汪地叫了起来，屋内也发出喊问的声音：“谁呀？” 这声音显得特别的有气无力，进屋后躺在床上的黑玉双见来了生人，挣扎着坐了起来。梁清玉说：“你看看这是谁？”黑玉双一眼就认出了我。伸过手来拉着我坐在她的旁边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是你来，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我？”我说：何止是记得，你给我印像很深很深。黑玉双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在谈话中，不知是思念还是激动，黑玉双瘦削的双颊流着泪水。　　午饭后，梁清玉安排了一下家里的生活，我们又返回了松山公社。拖拉机刚到公社门口，老同学和我的两个同伴迎了出来，说是要到一个藏民家吃饭。　　拖拉机又增加了三人，把我们拉到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在六十年代初，我们在甘南见到的藏族是随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而定居在这个村庄的藏民是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穿戴和汉民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几个老人会几句藏话外，大部分人都说的是汉语，只是在生活习惯上有些独特的地方。　　我们下车后，主人在门口等候，一个躬腰捋手的姿态欢迎我们进门；一个满间的大土炕上摆着两张四仙桌，四仙桌上摆着一只烤全羊，还有藏刀、筷子、酒坛、酒碗和食盐。四仙桌上的两侧各放着一个鼓囊囊的羊皮袋。我们上炕入座后，主人先打开了一个羊皮袋，往小酒坛里倒了一坛酒，再用酒坛的酒把桌上摆的每个酒碗都斟满。然后，主人先端了一碗站在地下，把酒碗举过头顶，请大家共饮。我知道藏民这样敬酒的分量，你要是一口气把那碗喝干了，就意味为着你真够朋友，也表示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真诚。我经历过这种场面，硬着头皮把这碗酒喝干了，刹那间头昏目眩，昏昏然睡倒了。第二天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睡在老同学的办公室里。　　招工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老同学说他的弟弟在哈溪公社的家乡务农，想在这次招工中走掉，就是年龄有些大，文化程度有些低，至于户口问题他在这里就可以解决，让我把这件事和招工的头商量一下。　　受老同学的委托，我给头儿谈了此事，他思考了一阵说：“我们要的是壮体力劳动，只要身体好，年龄大点，文化程度低些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公社能盖章就行，只是这户口问题他真的能办到？”我说：“他说是没有问题。”头儿说：“那好，你去对他说，我有个侄儿是打柴沟的铁路职工子弟，城市户口，现在天祝中学读高中，能不能和他的弟弟一起走。”我把头儿的话告诉了老同学，老同学不敢作主，领着我去找梁清玉。　　梁清玉说：“按原则是不能办的，招工对像是农村劳动力，而且严禁招在校生，有一个停学证明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招工指标。听说你们手里还有机动指标，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　　头儿知道了这两个问题。由公社向县革委会打了一个申请增加招工指标的报告，头儿拿着这份报告对我说：“听说天祝中学的一个校长是你的同学，我们一同去把这两件事办了。” 　　到了县上，我们径直去了生产指挥部的白部长家。刚到天祝的时候是他接待的我们，并且为他小姨子招工的事情悄悄地请我们吃饭。这次去了他显得更加热情，答应给松山公社增加两个指标，他小姨子没有户口的问题也由松山公社解决。然后我俩又到了天祝中学，我的同学十分为难的答应出据休学证明。　　说实在话，天祝之行我没有起到“翻译”的作用；而意外的收获是见到了在我脑海里有着神奇色彩的黑玉双，又一次梦巡了童年时代。同时也引起我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的思考，当情权法交织在一起时会变无为有或化有为无。　　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又一次去了天祝。这次去没有见到黑双玉，而只到她的墓前拜谒。墓碑上写着“范玉双之墓”五大字。　　黑玉双的私奔，在院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黑万兴和白寡妇恼羞成怒，以怨报德，说奶奶是癞和念经不怀好心，一口咬定是梁清玉和我家串通，把他们的女儿白白的领走了，使他家丢人显眼，那天后半夜有人敲我家的门就是证据，两家吵了起来，并多次纵容黑玉龙到我家行凶闹事，差点酿成血案。此时，尤妈挺身而出，述说了黑玉双出走的经过，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但黑家仍是耿耿于怀。　　那时，我家的生活十分困难，每日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心的尤妈做饭时总是多做一些，把黑家吃剩的饭端给我家。在没有发生这场风波时，黑家虽然知道此事，但还是睁一眼闭一眼。自那以后，白寡妇告诉尤妈。宁可把剩饭倒给狗吃，也不能给我家。　　黑家往来人多，吃饭总是没有定数，剩饭几乎每天都有。黑万兴怕浪费，买了一口猪，圈养在范爷住过的泥草房里，把剩饭倒给猪吃。我家好几天没有开锅了，尤妈非常同情和怜悯，在无奈之下告诉婶婶，她把剩饭刚倒进猪食槽里还没有拌料，让我们快去舀。我提着一个砂罐，乘没人注意时，跑进了猪圈，用双手捧了一罐剩饭，那剩饭还有点温乎，提回来全家即时就吃了。尤妈的这个主意，　　解决过我家不少次的断炊之急。　　寡妇人家生活的艰难，不仅仅是缺吃少穿。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地痞无赖的骚扰，同宗门户的暗算，使奶奶和婶婶受尽了屈辱和心酸。我的那个叔祖在奶奶和婶婶身上打过不少主意，在他的企图不能得逞时，不是辱骂，就是找碴子闹事。动不动把屎尿罐子甩在我家门前，一次恼羞成怒地撕住婶婶的头发拳打脚踢，拔掉了几络头发，撕破了衣服。　　徐家姑奶奶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领着我去找那个叔祖，把我推到那个叔祖的面前说：“你不是很凶吗？你不是要逼我嫂子和侄儿媳妇嫁人么？你真想达到这个目的，你就把这个娃子杀掉，你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就别胡来，把自己放尊重点。”姑奶奶的这几句话，问得那个叔祖哑口无言，刹了他的威风。　　男人是女人倚重的大山，女人是男人停泊的港湾。大山倒了，再强的女人也有困惑。婶婶在无数的困惑面前忍气吞声，含辛茹苦，期盼着光明，寻找着希望。这一年的四月，武威爆发了学生运动，党的地下组织营造着解放武威的氛围。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谣言，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产生了恐慌，尤其是那些有黄花闺女的家庭，为自己未出门的女儿发愁，一时凉州闺贱。　　黑玉玲还算运气不错，找的夫婿年龄虽比她大得多，但家境富裕，也算是门当户对，黑万兴还得了一笔丰厚的彩礼，出嫁那天是花轿迎亲，宴请亲朋，十分体面。婚后不久跟着丈夫到武威周边的一个县城做生意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相比之下，我大姑就寒酸多了。　　汪国辞婚后，梁清玉的叔叔做媒，把大姑介绍了城门口一个姓王的人家。未来的大姑夫王兴福也是一个车把式，因局势紧张，未出去跑车。　　王家老兄俩祖先是东北来的满族人，丧夫后汉族母亲带着他俩嫁给了回民，母子三人也随了回族。这个回民再没有生育，一直像亲儿子一样照关着他们，母亲和继父相继去世后，兄弟俩各奔前程。老大四处游荡，改回为满，一直没有结婚，到老时回到弟弟身边；老二婚后改回为汉，生了三男四女。一家十口靠摆小摊为生，夏秋卖蔬菜瓜果，冬春卖蒸土豆和干鲜果品。　　那个时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儿女的婚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是这样一个家庭，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奶奶还是看上了这个女婿。他身材伟岸，名眉大眼，谈吐不凡，奶奶对大姑说：“会择的择婿哩，不会择的择家哩，小伙子长的棱眉仁眼，个头大身子骨又壮，凭那身力气，也把人养活了。”就这样大姑定了终身。娶亲那天没有花轿，也没有婚宴，来了一头毛驴把大姑驮走了。　　大姑出嫁后不久武威解放了。一天家里来了一男一女，穿着灰制服，戴着红星帽，他们和奶奶、婶婶谈了很长时间，腾出了一间房子，晚上他们就住了进来，这是我最早见到的解放军。　　这是一对夫妻，男的操江西口音，女的是陕北人。他们自己做饭、有时顾不上就吃炒面和干馍。他们有一个搪瓷盆，洗脸、洗衣服、洗脚、甚至和面、淘米、洗菜都用它。婶婶说：“你们什么都不讲究，一个洋瓷盆派了不少用场。”那女的说：“一水洗百净，没关系的。我们都是吃粮人，随住随走，有些东西随用随丢，你要是不嫌，我们走时把这盆子给你。” 　　男的见了小孩总是叫“小鬼！小鬼！”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小鬼！小鬼！” 的叫我，我到他家，他们做的大米饭刚出锅，给我盛了一碗，这是我第一次吃大米饭。他们没有第三只碗，那个女的用牙缸盛着吃饭。　　住了没有几天，他俩就要走了，走的时候领来了一个操陕北口音的解放军，介绍了我家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的房东，他们是寡妇娃娃，家里很穷，没有依靠… …”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的，那个男的对奶奶说：“我们队伍里也有很多小鬼，让我把你的孙子也领走吧，说不定将来还会有出息。”奶奶说：“我们几辈子就这么一个根。”那男的笑了。后来陕北人转成了区上的干部，人们称他“赵区委”。解放军夫妇临走那天，他们果真把那个洋瓷盆留给了我家。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教了一首歌，歌词的前两句是：“九月十六日子好，武威人民解放了。”我才知道那两口子是解放武威的先头部队。可惜的是那个洋瓷盆在五八年被抄家时弄丢了，要不留到现在也是一件革命历史文物。　　解放后不久，河西走廊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甘新公路上来跑运输的马车也越来越多了。徐家姑爷爷又拿起了鞭子，去了兰州。这次回来，他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兰州人，提着一箱兰州百合来看望奶奶，这个兰州人后来成了我的继父。　　爹死娘嫁人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嫁人的方式不同，婶婶始终记着父亲的遗言，一定要把我养大成人，最终选择了招婿入门的方式。这也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却引起了一场风波。我的那个叔祖却出来阻饶，说要是招进来，必须得改姓，并且还要立个字据，字据上还要写上：“小子无能，愿随女改姓。”否则就不能进门。当时徐家姑奶奶也在场，就问他：“徐玉珍是朱家的媳妇、徐家的女儿，你说让他改姓谁？”问得那个叔祖无言以对。　　奶奶说：“改不改姓又能怎样？新关街上姓朱的人家多了，我们情况好的时候，大家都来攀宗认亲，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姓朱的谁家给过我们一把米、还是一把面。不改姓不让进门，你们谁来养活我们一家老小五口，算了吧！你也管不了我们的事，他来了还是姓杨，生下的娃娃也姓杨。” 　　吃了哑巴亏后，那个叔祖还不死心，又到处造谣说：“徐玉珍招的人来路不明。” 第二天赵区委来我家询问生活情况，奶奶把这件事告诉了赵区委。赵区委说：“好事！好事！”难得徐玉珍有这份心意，真了不起。　　一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他们是奶奶和婶婶的娘家人，还有我的大姑和大姑父。在明媚的阳光下，徐家姑奶奶、姑爷爷陪着继父来到了我家。奶奶兴奋地说：“从今天起朱杨两姓就是一家人了。”说话间把我拉到身边说：“快叫爸爸！”我叫了声“爸爸！”继父点了点头，把我拉到他身边。　　继父杨国兴，兰州人。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故里皋兰县石洞寺。　　石洞寺原名石空寺，位于兰州市北部45公里处，是皋兰县石洞乡魏家庄阳坡村的一座古寺庙，依阳坡村东山而建，分为上下两寺，两寺相距一华里。石空寺最早是杨石空家的佛寺观，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后来几经战乱、兵劫火烧，于清朝同治年间被毁，光绪年间重修。相传有一年人们避雨时看见一只山羊从上寺口窜入又从下寺口跑出，其实两洞并不相通，人们神话般的认为是这只山羊打通了山洞，就将石空寺改称为石洞寺。这里的杨姓人都认为杨石空是他们的祖先。　　爸爸也是一个苦命人，少年丧父，十四五岁时母亲被逼改嫁，远走他乡，自后母子二人再也没有见过一面，只身一人的他给石洞寺一个姓魏人家放羊。到十六岁时魏家置了一套马车，跟着主人随车饲养骡马和打杂，学会了吆喝牲口，后来经魏家介绍受雇于人，成了一位车把式，在陕甘青一带拉运输，解放前曾多次来过武威，对武威的乡土人情有所了解，自招赘入门后，就把武威当做他的第二故乡，再也没有去过皋兰。　　爸爸性格内向，为人耿直，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什，但很懂得人情礼义。对我家的亲戚和街坊总是以父亲的名份称呼，对人从不直呼姓名。那时七星庙的小学搬到了光明寺里，光明寺高台上的建筑是区政府的用地，高台下的平房是学校的教室。他进门的第一件事是送我到光明寺上学。赵区委见了问我“这是谁？”我说：“是兰州爸爸！”赵区委点了点头，把我们领到了袁老师的办公室报了名。过年的时候买了两匹土布，给全家换了新衣服，还说不要忘了给我大姑做上一套。　　正月初二，他还和婶婶去了婶婶的娘家，给岳父岳母拜年。那时徐家爷爷生活也很艰难，儿子二十出头了；发愁没钱娶媳妇，认为这个兰州来的女婿肯定会有钱，就张口向爸爸借五十块银元给儿子娶媳妇，他毫不迟疑的答应了下来，这也是他仅有的积蓄。婶婶对他的冒失很不高兴，回家后嚷嚷了起来：“你把钱全都借给人，我们怎么过？再说，我的娘家我最清楚，那是一个填不满的穷坑。” 　　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旧话重提。一九八0 年我回家探亲，遇上了徐家大舅。大舅的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大舅说：外甥子，借点钱给你的二表弟说个媳妇。”他这一说爸爸翻起了老帐：“你娶媳妇时借了我五十块大洋，现在你孙子都有了，还没有还我一文钱，现在你又向我的儿子借钱娶媳妇，难道说我们两辈子人都欠了你家的媳妇？”问的大舅只是一笑，一言不发。从不善言谈的爸爸，竟然能说出这些话来，我又惊奇又好笑，感到爸爸上了年纪了，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想着点什么。　　说来大舅向我借钱并没有什么奇怪，祖祖辈辈在那个连吃水都很难的穷山坳里，一直是缺吃少穿，给儿娶媳妇是天大的难事。可惜那时我的确没有钱借给他，我给大舅算了一笔帐：“我和老伴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总共是100 。96元，除此而外再没有任何收入。这些钱每月向各自的老人孝敬各10元，大女儿上学，小女儿入托每月共要花去30元，还剩下50。96元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日常生活费。”大舅听了说： “你们工作的人的日子也精打细算，看来生活上也并不宽余。” 　　虽然说服了大舅，未能借给他钱，我还有些内疚，过了两年，我回家时特意去看望他，他的二儿子结婚了，儿媳妇是用他的女儿换的。在武威这种叫“换门亲” 的婚事并不少见，我大姑的二儿子媳妇也是如此。自后大舅离开了那个“填不满的穷坑”，在政府移民政策的感召下迁移到了武威和民勤交界的九墩乡。　　爸爸进门后，我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九五0 年武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土改前三年我家也是新关有名的穷困户，再加上爸爸是雇工出身，土改工作组把我们作为依靠对像，婶婶是土改积极分子，参与丈量土地和划分阶级成份的具体工作，后来被选为高坝乡的妇女主任。我家因有一亩多坟地，被划分贫农，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还分到了二亩地和地主老财穿过的绸缎衣服。　　划阶级成份的那些日子里，七星庙天天晚上开会，开大会的时候，下新关的男女老少把七星庙围得水泄不通。那个小时候顶着方盘卖馍馍发了起来的张罗锅是下新关唯一的地主，斗他的那天晚上有两个拿着红樱枪的民兵把他押了上来，张罗锅驮着背，眨巴着眼睛，交待着他剥削穷人的经历和事实。突然在人群中站出了一个留风头的青年，举着拳头喊了一声“打倒地主张子春！”与会的人也举着拳头高喊 “打倒地主张子春！”口号声震耳欲聋，吓得张罗锅浑身哆嗦。这个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张罗锅在兰州大学读书的儿子。这个青年的举动得到了土改工作组和群众的赞赏，张罗锅的交待群众也比较满意，当下张罗锅被划为“开明地主”。　　这个青年是高坝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义举震撼过我幼小的心灵，至今没有忘记。　　土改以后，爸爸在家种了两年地，不久掀起合作化运动。武威城里成立了车马合作社。一天，一个抄兰州口音的人来找他，爸爸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把他迎进了门，我第一次见到爸爸热情而激动的面孔，来人叫魏宝珊，是爸爸青年时的伙伴，同村乡亲，这次来是找爸爸到车马合作社赶车，从此，爸爸重操旧业，一直到退休。　　爸爸出去赶车，我们家的生活更有了保障。后来婶婶被选为初级社的副乡长，又推荐她去学习新法接生，成为高坝乡唯一的新法接生员，我们家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爸爸出去赶车，半年后才回来。此时婶婶生了一个男孩，爸爸高兴得不得了，精神倍增，没有几天又出远门了。那时婶婶也十分劳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会，若遇上接生，有时两三天不能合眼，累得回家就成了一团泥，对小孩的照顾也就有了疏漏。一天那个弟弟突然发起了高烧，医生诊断是急性肺炎，虽经抢救，但因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特效药物治疗，下午就死在了医院里。这对奶奶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她哭喊着说：“这个怎么得了，他老子回来我们怎么交待！”。　　爸爸回来后，不见了自己的儿子，先是蒙头睡了几天，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和婶婶吵架。吵来吵去吵出了个俩人去皋兰的结果。一天晚上把出走的行李都准备好了，奶奶眼泪汪汪地对婶婶说：“自古以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你们已经铁了心，我也不好阻拦你们，只是这几个穷命的娃娃没人养活。”婶婶听了奶奶说的这些话，凄然泪下，泣不成声。　　第二天早晨，爸爸、婶婶背着行李就要出门，和徐家姑奶奶迎了个满怀，徐家姑奶奶一见此状，顿时把他们背的行李夺了下来，一把鼻子一把泪地指着爸爸说： “亏你杨国兴还是个男子汉，你们还没有七十八老，娃娃没了还可以再生，三十多岁的人了连这个都不懂。你把她带到皋兰，你带走了人能把她的心也能带走吗？她自小是在朱家长大的人，她的魂始终在朱家。”这劈头盖脸的一顿，拦住了他俩的去路。婶婶听了搂着大妹妹泪如泉涌。　　爸爸和婶婶去皋兰的矛盾暂时缓和了下来。一天他俩到藏经阁找和尚算卦决定去留。和尚问他们“你们要算啥？”爸爸说：“我们有个肚不疼的儿子，你看看将来怎样？”和尚揣测了一会说：“你这肚不疼的儿子将来能得益，守则吉，离则凶。” 自从算了这一卦，爸爸再也未提去皋兰的话了。　　对和尚的这一卦，我至今还是“以妄言妄听之”的态度处之。但对爸爸和婶婶来说，他们确实相信，自后对我更加器重，对我的管教也抓得更紧。我参加工作以后，家里的重大事情，爸爸和婶婶都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常常以我的意见为准。　　爸爸在车行里也是一个有名的把式，他会调教牲口，饲养的骡马腰肥蹄轻，特别是他的鞭技，打得很准，能够调动牲口奋进。他要是打马的耳朵，绝不会打到鬃毛上。一九五三年武威的满城要改造成武威炮兵学校，他每天往满城拉砖，每天中午我到河滩沿给他送饭。一天羊家坝河的水阻塞了城乡的交通，爸爸双脚站在车辕上高悬着鞭子，三鞭子下去，他的车猛然间过了河，在他后面还有两辆拉砖的车，还是爸爸用同样的办法赶过来的，在吃饭的时候，爸爸的那两个同事对我说：“你爸爸真有两下子。”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婶婶生了一个女孩，奶奶把她看的非常金贵，不管是男是女爸爸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正如奶奶和婶婶预料的那样，他展开了笑眉，在这个家更加安心了。　　这个妹妹生下来以后，整夜啼哭，奶奶找人写了一份避邪的告示叫我贴在大门口。那上面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生了个夜哭郎，走路的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个告示没有起什么作用，还是照样哭，尤其是婶婶夜里出去接生的时候，她哭的更加厉害，在无奈之下，就把她抱到对门的婶婶那里喂奶，这个婶婶是我那个叔祖的大儿媳妇，和我婶婶是同月的产妇，他忠厚老实，不顾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奶吃，先把我的妹妹喂饱。我的这个妹妹确实没有少吃那个婶婶的奶汁。　　后来这个妹妹的哭声随然少了些，但还是不够乖顺，奶奶听了旁人的指点，给她找了个干爹。找这种干爹的讲究是，日出前路上邂逅，遇到的第一人就请他做干爹。天未亮奶奶就到路上去等人，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五里东沟的李廷忠，奶奶约请他做干爹。妹妹百日那天，李廷忠如约来到我家认干女儿。这天妹妹起了个乳名叫 “李存”。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婶婶生了一个男孩，爸爸和婶婶如获至宝，取名“宝宝”，全家都对他有些娇惯，小时候非常调皮，经常惹祸招灾，婶婶为他吃了不少苦头，流了不少眼泪。爸爸为他避祸还断了两个手指头。不过到结婚后却很懂事，在侍侯爸爸、婶婶的晚年生活中，他是最得力的一个。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婶婶又生了一个小弟弟，取名荣荣。我们兄弟三人虽不同姓，但都是爸爸婶婶养大，婶婶把两个弟弟的学名和我排在一起，大的叫杨应勇，小的叫杨应军。寄托了爸爸婶婶对我的信任和期盼。　　爸爸来到我家撑起了一片蓝天，点起了一盏明灯。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要求上早自习背书。当时也没有钟表计时，鸡叫三遍就起床到学校，教室里黑乎乎的，那时不用说电灯，就是用煤油灯的人家也是微乎其微，同学们都是用土豆做的清油灯拿到学校照明。一天早上，同学们都点起清油灯，灯光撕破了黑幕，微弱的亮光映到黑板上，黑板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四行字，一个大同学好奇地走到讲台上把那四行字念了出来：　　小孩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　　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下苦心。　　早自习后，天也亮了，区政府文教助理员来到教室看见了这首打油诗，他故作震惊地问是谁写的，同学们回答说：“不知道”。后来这首打油诗引出了麻烦，甚至成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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