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天使与魔鬼 “他是个永远充满希望的人，病态的乐天派，对政治一窍不通，这方面他从来 没有一帆风顺过。”这是几年前利利亚娜·贝当古对她父亲的评价。 20世纪30年代以及德军占领期间，舒莱尔“指挥官”的确曾在浑水里艰难地行 进着。作为1914～1918年一战时的功臣，5 次受到嘉奖，他却在人民阵线最初成立 时便加入了极右势力的行列。“他太容易被蒙面党右派人物的邪念所引诱，”菲利 普·布德雷尔这样说，“他接触他们的领导人，给他们提供资金（至少给革命社会 运动组织）。” 生意场上的天才，却是政治方面的怪才。我们后来还看到，他不但保护了犹太 人，资助了抵抗运动，甚至还藏匿了被德国人强迫去服劳役的法国人！这使得他的 人格特征变得格外地扑朔迷离。 欧仁·舒莱尔迈向政治的第一步就择友不慎。在这位富裕的工业家面前，有一 个人说他真诚也好、机会主义也好，细心地倾听了舒莱尔的理论，然后把舒莱尔拖 入令人厌恶的冒险之中，这人就是欧仁·德隆克勒。欧仁·舒莱尔曾对一位革命社 会运动组织的朋友雷蒙·阿贝里奥（其真名为乔治·苏莱斯，是该组织负责委员会 成员）解释说，他本人“由于很多具体和强烈的原因，总之是客观的原因，同德隆 克勒很熟，好像喜欢他手上某件特别得手的工具”。 戴瓜皮帽，穿着三件套西服的欧仁·德隆克勒身材有些肥胖，甚至大腹便便， 一点儿没有恐怖主义分子的特征。他于1890年生于布雷斯特，毕业于巴黎高科学校。 像舒莱尔一样，他也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勇敢地战斗过，也是圣纳泽尔和伯努埃特造 船厂能干的工程师，还是法院的特聘专家，并在10多个董事会里占有席位。但他并 不是一个全职的显要人物…… 1934年，他加入由夏尔·莫拉斯主持的法国行动组织（Action fran 峚ise ）。 他对该组织的老式保皇主义很失望，认为太温和，便于1935年12月同一些持不同政 见者（包括让·菲约尔、阿里斯蒂德·科尔、加布里埃尔·让泰和雅克·科雷兹等） 创立了革命民族党。人民阵线上台后，这一本来合法的机构于1936年6 月变成了地 下组织，名为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其更为世人所知的名字为蒙面党。这是1936年 7月29 日由《法国行动》（L 誂ction fran峚ise ）杂志的主编莫里斯·皮诺发明 的外号，他总想方设法嘲弄这些人，说他们玩弄神秘，总是过分无聊地使用笔名， 想引人注目还使用代码。“剧院里的密谋者”（这是皮诺的原话）其实就是一群闹 剧演员！ 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们染指了好几起流血事件，为的是“协助”外国权 势，特别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如暗杀知识分子卡洛及内洛·罗斯利），还实行 恐怖政策（星型广场谋杀事件，暗杀迪米提·纳瓦西纳）。1937年11月，该委员会 居然还试图策划了一次军事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与蒙面党接近的军事负责人拒 绝承认他们有政变的企图。 很多作者均详细论述过蒙面党的历史，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一简短的 回顾只是为了了解一下这一运动，而其中欧仁·德隆克勒毫无疑问是它的领袖。这 位负责人又是欧仁·舒莱尔的好朋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后者是它的一位资助者， 只是还没有任何能够详细说明这个秘密组织的资金来源的调查。 德军占领法国之后，蒙面党再一次跳了出来，而舒莱尔则正式成为他们中的一 员。1940年9 月15日，德隆克勒在警察局又申报了一个新的政党：革命社会运动党， 以它的缩写方式（MSR ）又称为“爱助党”（Aime et sers）。欧仁·舒莱尔的名 字在他们的组织机构里被列为第三位重要人物，排在德隆克勒和让·丰特努瓦（《 民族革命》杂志的主编）之后，头衔是该党“主席及一切与技术研究有关的委员会 主任”。 革命社会运动党的宣言是很说明问题的，试读如下：“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欧 洲，我们愿意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合作，也同一切其他欧洲被解放的民族如自由 资本主义、犹太人共同体、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共济会等一起行动”（第一条）； “使法国及法国人民得到彻底新生……”（第五条）；“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 家……”（第十一条）；“塑造统一的、刚烈的和强大的青年团体……”（第十八 条）。“没有革命家就无法进行革命”，这是纲领的结束语。 合理工资的理论，是欧仁·舒莱尔的最爱，被他们用到第八点：“创立一个社 会主义的经济……以保证产品的合理分配，提高企业产量的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 在革命社会运动党内部，这位工业家可以说给某类显要的富裕阶层提供了担保。 对欧仁·德隆克勒来说，“他是我们未来国家的经济部长，是我们的组织中最重要 的人物”。只不过在此之前，他尤其是他们重要的资助者。1941年2 月15日，革命 社会动动党与民众国家联盟（RNP ）合并，后者是一个亲法西斯组织，由马塞尔· 德亚领导。 1941年3 月到10月，欧仁·舒莱尔在合并之后的“总体经济技术委员会”任主 席，而且是他在法兰宫城成立了该党的一个办公处。但是合并后的两个组织并不和 睦，最后导致分手，各自回到自己原先的老窝。舒莱尔同德隆克勒有了距离，慢慢 地疏远了他。这是大使馆的一份报告记录下来的，1942年3 月18日，舒莱尔曾去过 德国大使馆。报告中写道：“他（舒莱尔）告诉我他有段时间不跟德隆克勒来往了， 他希望继续他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 在这整整一段时间里，欧仁·舒莱尔发表了好几次演说，并与最激进的团体有 过接触。 1941年6 月15日，在医疗保险互助会大厅里，在民众国家联盟的第一届大会上， 他宣称：“然而，不要误解。这三项和平革命可以实行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另外一次 革命，一次预备性的革命，起到清理和矫正的作用。而这后一次革命……注定是流 血的革命……” 1941年10月31日，企业家在使节剧院里又做了一个题为“经济革命就是革命的 经济”的演讲。在出席的德国重要人物中间有一位工业家，施米林斯基博士，他后 来这样描述过：“我今年有机会把欧仁·舒莱尔先生……引见给了比朗博士先生 （法国军队司令部领导之一），前者是化学工业家及法德协议优秀勇敢的拥护者， 此外，他对经济有着非常革命的想法。他在民众国家联盟里担任经济部主任职位。” 一个月以后，11月23日，革命社会运动党的政治部又在医疗保险互助会大厅集 会。法国信息与报刊事务所（AFIP，斯塔非尔宣传机构的再现）报道了这件事。记 者首先把会场的装饰描述了一番：“在一块红蓝相间的布上画了一把白色的剑，上 面有革命社会运动的标志：爱助党。荣誉者们穿着制服在讲台下立正站着。”然后 他引用了“主持人”舒莱尔的开场白。 舒莱尔提出民众国家联盟和革命社会运动党两党分离的原因：“要达到合并… …双方就必须在基本点上达成一致。对于我们来说，基本点就是完全彻底地分家， 同一个不太遥远的过去、同第三共和国、同共济会决裂。” 1942年10月12日，人们又见到了舒莱尔，这次是在夏约宫由德国控制的报刊与 广告事务所组织的“法国电台日”活动。 一个700 人的大宴会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人士，现在回顾起来直让人冷透背心： 有犹太问题总特派员路易·达基耶尔·德·佩莱波瓦，德国大使奥托·阿贝兹，党 卫军鲁道夫·拉恩，巴黎维希政府的代表弗尔南·德·布里农，马塞尔·德亚，前 蒙面党人、荣誉团公会服务处老板及未来保安队队长约瑟夫·达尔南，法国民众党 创始人雅克·多里奥，还有“同谋者”团体的阿尔方斯·德·夏托布里昂等。 战争结束后，在一次演讲中，欧仁·舒莱尔这样解释道：“很显然，不管对方 是谁，我们都不能停止宣传，而且一定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用我们发现的真相去 说服他人……” 现在的问题是，欧仁·舒莱尔有没有利用这些关系去发展他的生意，特别是同 德国人？战后法官们的调查并不具说服力。1940年7 月至1944年8 月的德军占领时 期，舒莱尔的公司向德国人销售的总生意额中，欧莱雅占2.37％；梦皂为13.86 ％ ；瓦伦丁为39％（那时舒莱尔已经不只是股东了）。 没有经济方面的合作记录，但有些作家仍然会关注这些公司在占领时期的经济 增长幅度，因为“当时为了发展，光靠销售是不够的，首先得装备工厂。而要把原 材料弄齐，就得需要很多的聪明才智或者……跟维希或德国人搞好关系”。不管怎 么说，欧仁·舒莱尔的公司似乎并未因时代的因素而受到影响。 精力充沛的企业家，绝无仅有的工业家，广告之王，想像力丰富的经济学家， 这个男人只是对政治一窍不通。 像雅努斯神一样，他在战后完全变了，这副面孔正是众多证人为他辩护所提到 的。他的律师所提供的一份文字，就我们所知，是惟一一份可以用来为他这位赫赫 有名的顾客辩护的书面材料。这是从一份小册子上找到的，被暗地里再版。舒莱尔 写道：“希特勒主义是我们这个机械文明时代新的不可估量之力量，加之一种急切 要征服和独裁的愿望……德国人只相信力量……要想与狼抗衡，惟一的办法并不是 做羊，而是要比狼还要凶狠。” 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那一套在诉讼过程中记述下来的冗长的事实，而它们直 到现在仍然无人问津。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舒莱尔”，保护犹 太人、收留被德国人强制做苦役的年轻人、甚至还帮助过抵抗运动的成员！人们完 全可以说，这个工业家真够机会主义，用两副面孔来给他自己留条后路，他做这些 事主要是1942年以后才开始，否则他应从德军占领之始便行动起来。 从1940年8 月到1941年3 月，舒莱尔和他的两名主要合伙人，乔治·芒若和威 廉·埃尔特一起秘密往来于德占区和自由区之间，一共30次，每周一次。他们用的 是一份从伊夫林省宕石占领区司令部偷来的通行证，上面盖的是假章。这条专线给 很多越狱的士兵和其他人（还有许多信件麻袋）带来了方便。直到欧莱雅总部受过 一次盖世太保的搜查才结束了这个秘密通道，那是在1941年3 月24日。德国人找到 了一些假文件（舒莱尔知道它们的存在），他们逮捕了芒若和埃尔特。埃尔特是购 买部主任，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了下来，他被秘密关押了57天，又遭受了9 个月 的牢狱之苦。 原瓦伦丁油漆公司的老板沙兹凯斯先生是犹太人，在众多的证词中间，我们选 用他的证词：“1940年6 月，他（欧仁·舒莱尔）把我和我太太藏在了他阿古艾斯 特的别墅，一共三个星期。同时，他还把我们所有可能被抄走的物件全部藏在他家。 全国分成敌占区和自由区以后，他把我送到了南部自由区……1941年，他向我表示， 他对德国人所采取的下流（他原信中的用词）手段十分愤怒。舒莱尔先生又把我送 到瑞士，而我刚从那边回来……舒莱尔先生也对公司里其他犹太同事做出了同样的 慷慨举动……” 沙兹凯斯先生最后以所有犹太同事的名义结束证词：“包括下列犹太同事：利 蓬斯基、格鲁泽尔、科冈、卡恩曼遗孀、利普什兹。” 在强迫劳动方面，很多人为舒莱尔做了正面的陈述。欧莱雅企业委员会“知道 舒莱尔帮助一大批法国人免受去德国服劳役之苦，开始是同德国强劳办公室做了坚 持不懈的谈判，然后是收买了有关德国职员，证明他们不适宜被征用……”这份证 词于1946年12月2 日由8 名法国总工会代表和两名天主教劳工会的代表签名。 免于服劳役者给舒莱尔写的信更加令人感动：“在您的帮助下，我刚刚在医院 里躲过了风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身心地向您表示我的感激之情。”（1943 年3 月14日戈尔内）“我永远忘不了1943年2 月3 日，为了免去德国服苦役……您 想办法让我以病人的名义进了圣约瑟夫医院。”（1944年12月21日亨利·沃尔夫） “我想告诉您，所有的欧莱雅年轻职工……都生活在安宁中。他们不无讽刺地说， 他们更愿在这里做开垦土地的艰苦工作……而不愿去几天前人们建议让他们去的地 方。”（1943年4 月4 日泰雷萨里厄- 贝赞克）“我被指定做替班后……我请求您 的帮助，您马上建议把我藏在您的圣价别墅作为农工。”（1944年9 月5 日安德烈· 阿尔特曼） 圣价。村里的肉店老板罗伯特·沃德朗已经80多岁了，精神矍铄，系着领带， 在招呼两个顾客时回忆说，他父亲埃米尔总跟他提起“从城堡来的年轻人们说来这 儿是为了逃避去德国”。 最后，我们终于要谈到抵抗运动了，欧仁·舒莱尔曾帮助过一支游击队，提供 了购买枪支和帮助犯人越狱的资金。游击队队长夏尔·科德隆，也是原“战斗队” 负责人和原法国多姆山省的安西兹游击队的成员，他说道：“舒莱尔先生一直与我 领导下的抵抗运动组织有来往，从1941年1 月一直到全国解放。他家里收留和藏匿 了许多爱国者，并不断给我们提供有效而重要的协助……因此他被吸收成为我们协 会的成员。” 马塞尔·莫乐是补锅匠，也是奥弗涅大区“战斗队”的成员，他说得更加详细。 他提到从1940年开始，由于舒莱尔的经济支援，有200 多名“法国集中营的犯人” 得以越狱逃到自由区；1941年秘密购买的枪支藏在热纳维利埃，一直藏到1943年， 然后被运到奥弗涅大区。还是1943年，舒莱尔分好几次交给他“差不多50万法郎”。 不管怎么说，为了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舒莱尔当然少不了应酬并利用他的那 些关系。他和弗德里克·约里奥- 居里（阿古艾斯特的熟人之一）之间的通信往来 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些信件。 1942年6 月12日，这位科学家向舒莱尔（这不是第一次）推荐一名犹太化学工 程师，当时是战俘的罗歇·莱维，以便帮他在舒莱尔的公司里找一份工作。“我敢 肯定他能帮你的大忙。”学者说。舒莱尔的回信的日期是1942年7 月18日，听起来 很有意思。首先舒莱尔因迟回复请求原谅，他“患上急性关节炎后去波旁朗西疗养”， 然后说“非常抱歉对此无能为力”，舒莱尔还解释说：“最近，我已经在斯卡皮尼 先生处努力了好几次，所有个人的释放均遭到拒绝。” 舒莱尔所提到的乔治·斯卡皮尼其实就是法德委员会主席，贝当元帅于1940年 7月要求斯卡皮尼与德国政府谈判以给予战俘尽可能好的待遇。这个“法德委员会” 也想把两国的高层拉得近一点儿…… 这故事后来的结局是，欧仁·舒莱尔给约里奥- 居里的信中有个附言：“长期 治疗舒莱尔太太的医生拉亚尼先生（不是雅利安人）已经去了自由区。我现在正寻 找一名很有经验的妇科医生，至少能住在附近，这样交通方便，其医疗方式也须同 我太太的性格相符。居里医院院长先生是不是认识什么人？” 在那个时代，事情得做得巧妙一些…… 1947年6 月27日，欧仁·舒莱尔获得了彻底的解脱。在此之前，1946年11月6 日的预审中，地区职业清查委员会还曾提案对他作出“严厉处罚”的判决，即“禁 止他在该公司占据领导位置”，禁止“参与一切理事会工作及商业监督工作”，最 后，“禁止担任任何合作性质的管理或行政工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在德国 占领时期以其政治立场为敌人提供了方便。” 从第一次判决到第二次的重判，人们不得不利用一切手段、动用好几名大人物 的影响才把舒莱尔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首先是皮埃尔·德·贝努维尔将军的作用。他从一开始到解放一直都是抵抗运 动的战士。德·贝努维尔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个国家级人物。由于他在清查 委员会的总书记和省政府之间做了很多努力，最后终于成功。 “舒莱尔的档案材料”随即进行重审。补充了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证人，他们全 部进入了讨论。滨海夏朗德省议员马克斯·布吕塞也出面解释舒莱尔如何逃脱了一 次盖世太保的偷袭！共产党人雅克·萨杜尔，当时是圣马克西姆市长，也没忘记这 个在1925年就为他提供证词的朋友。他投桃报李：“（舒莱尔）对希特勒分子及维 希政府的支持者深恶痛绝。我自己就受到过他的保护。我被拘留期间，舒莱尔曾给 我寄过很多包裹……” 在他的档案里，还有两封安德烈·贝当古的信。一封是1944年9 月27日的信， 提起他回到解放后的巴黎；另一封是1944年1 月29日写的，描述他在监狱里的生活。 年轻人也为工业家担忧：“我真不希望您也遭受这种待遇，您跟我讲过您的担忧。 我离开巴黎之前的几次谈话使我想到您的处境很危险，所以您一定要千万小心……” 6 年之后，欧仁·舒莱尔把他独生女儿的终生幸福托付给了这位年轻人。那是 1957年8 月23日的一个早上，在他76岁高龄时在普卢巴兹拉耐克作出的决定。去世 后，他葬在讷伊古公墓的第三区，同他第一任夫人贝茜永远地安息在一起。 去世之前，舒莱尔是“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即布热德运动（Mouvement poujadiste）的同情者。他在这里结识了让- 马利·勒庞。现在，这位国民阵线的 领导人还记得同舒莱尔在法朗宫城共进过两次晚餐。 欧仁·舒莱尔通过他的老关系救起了许多面临迫害的人……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