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扬精神分析(2) 卢：我的意思是，应该重视弗洛伊德开创的事业，继续从事元心理学方面的研 究。如果只注重您所称的弗洛伊德重要的理论研究，我们就可能会忘却弗洛伊德的 本质原则和他的发明创造，以至于重新回到那些旧的下意识概念中去（思维、神经 细胞、认知、阈下知觉等）。这些概念在历史上曾经很重要，但与弗洛伊德创造性 的理论体系相比，就显得很贫乏，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取得了许多别人所没有发现 的研究成果。我的印象是，在哲学领域，人们还没有遇到类似的倒退的危险。精神 分析领域有它特殊的脆弱性，弗洛伊德所注重的下意识研究很可能遭到拒绝，被否 定或被看成是一种“危险”，因此而被排除在意识和理性之外。因此，为了保持精 神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有必要不断地重温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以便反对在精神分 析领域出现的所谓“超逾”弗洛伊德的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是要“葬送”弗洛伊 德的理论。 德：是这样。但弗洛伊德开创的事业还将继续下去。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应 该承认弗洛伊德理论的“创造性”。但我们也应知道他所从事的研究与我们现在所 进行的研究还是有所不同的。他所开创的部分领域仍有人在继续进行研究，但我本 人并不从事“下意识”和第二场所论的研究。我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引用或使用这 些理论，但离开了这些特定场合，我对它们的价值及其意义并不看好。弗洛伊德的 有些理论至今仍是起作用的，这并不是我即兴的或表面的答复。相反，这是对科学 真理的尊重，是从科学、生活或科技进步中吸取经验。科学领域是在不断进步、不 断创新和永不止步的。 将来，精神分析的研究可以脱离元心理学而独立进行，也许可以脱离我们刚才 提到的所有理论概念。由此产生了令人焦虑不安的战略性问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总不免想到我们也许会为挽救精神分析的命运而斗争，因为有些人总想将其彻 底否定。我并不是说弗洛伊德的著作即将“过时”，我只是想说他的理论不能止步 不前。 卢：您并没有写《弗洛伊德的幽灵》，但我觉得《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是充 满弗洛伊德的观点的，比您直接论述精神分析的著作更具弗洛伊德倾向。因此我相 信在共产主义遇到挫折后必须保持革命精神。同样，我也在思考如何使弗洛伊德的 创造精神保持下去，因为精神分析作为治疗的方法和临床实践并没有像共产主义一 样遇到挫折，尽管有些人那么说。然而，尽管精神分析在临床医学上起了很大作用， 对此我并不否认，但刻板的体制使精神分析封闭在学术圈子之中。我相信精神分析 新的创造力将来自外力，来自像您这样的人以及文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也许还 来自科学家，因为这些领域的专家们不想让精神分析这门科学封闭在与世隔绝的试 验、计算或测定之中，这与它的本意并不相符。 我个人处于一种既是局外人又是圈内人的奇怪地位。由于我的家庭原因和受到 的教育，我是“精神分析的女儿”，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但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处 于“精神分析之友”的地位，因为从事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医生属于精神分析领域 的圈内人士，而其他领域的知识界人士属于外界人士，我就属于外界人士。这两部 分人之间存在着界限。将来应该使精神分析医生及其患者与弗洛伊德学派的圈外知 识界、理论界人士加强交流。 德：我也许只有一点不同意见，那就是哲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并不是简单 地推翻过去就可以一帆风顺地取得进步。只有在汲取过去成果的基础上前进，才能 避免出现倒退的局面。这是个基本的战略问题，哲学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一个概 念、一句话、一次发言、一个论据都可算得上是哲学上的谋略。 您将两个所谓提前“夭折”的理论，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比较， 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两种理论虽然遇到了曲折，但都不可能消亡。这两种理论之 间也有差别，一种理论至今还影响着整个世界，另一种理论只是在法制国家，在欧 洲式的民主和天主教国家，也就是说在非伊斯兰国家才有生存条件，从总体上讲， 伊斯兰国家不能接受精神分析，我在《精神分析的精神状态》中论述了这个问题。 您问我怎样继续保持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力。我在有关精神分析的著作以及其 他文章中都曾谈到这个问题。当前紧迫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进一步宣传和扩大弗洛伊 德的影响。 我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弗洛伊德学说本身，而是弗洛伊德分析法律、权利、宗教 及政权等问题的方式。比如由于弗洛伊德开创性的理论，人们更加关注责任性问题。 人并非总是有意识地做某些事情，也并非对每件事情都有明确的法律意识。人的意 识是复杂多样的，不能都用法律意识去评判人的行为。人总是在努力地不断接受外 界所制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并非是自身固有的，因此人总是不能完全适应这些外部 条件。人的本性是难以完全制约的。弗洛伊德对理所当然的责任问题提出了质疑。 我在12年前作了一个题为《关于责任问题》的演讲，谈到了作证、秘密、好客、抱 歉和死刑等问题。我试图从“下意识”的角度谈“对事情负责”、“对别人负责”、 “对自己负责”等问题。 卢：对我来讲，我想分析一下您于1981年就提出的“地缘精神分析”的问题。 那年，勒内·马约尔在巴黎组织了一次法国、拉美国家学者的聚会，目的是揭露拉 美国家存在的专制问题，以及讨论有些精神分析学家是如何为专制体制服务的问题。 在那次聚会中您使用了这个词。 您指出，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第30届国际精神学会上，该学会的领导们将精神分 析分为3 个区域：1. 墨西哥以北地区；2. 墨西哥以南地区；3. 世界上的其他 地区。这种划分方式以前从没听说过，因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欧洲，即精神 分析的摇篮，没有欧洲也就谈不上精神分析。还包括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包括那些 非天主教国家，在那些国家（比如印度和日本），精神分析的影响还很有限。但已 有许多迹象表明，在这些国家里，精神分析将会有很大的发展。比如在中国和韩国， 精神分析的书籍被大量翻译成本国文字，读者也在不断增加。 我很欣赏您的那次演讲。我曾经认为精神分析只能在法制国家，也就是人们通 常所称的“西方国家”才能行得通。而今天，精神分析在那些因为政治原因曾被禁 止的国家里又重新出现，如俄罗斯、罗马尼亚、波兰等。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精 神分析的扩展进程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了。国际精神学会可以任意输出它的标准 产品，如同企业在国外建立分厂或输出技术人员一样方便，用不着考虑地区特点、 “售后服务”、当地劳动力或消费者的精神状态。 比如，国际精神学会要求那些希望成立“研究小组”的东欧的精神分析医生们 完善精神分析治疗设施，因为目前的设施完全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但并不能因为 下意识、癫狂或欲望是普遍存在的心理想像，就强迫那些刚刚恢复精神分析的地区 建立标准化的设施、治疗时间或治疗程序，因为这些标准化的规则不见得完全符合 当地的实际情况。 另外，即使是在精神分析获得明显成功的国家，也有人在不停地攻击、嘲笑和 威胁精神分析，认为这是一条歧途。人们总是在说，精神分析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过时了，根本就不能治疗精神疾病。有人不停地预言弗洛伊德的理论将要消亡。而 且，在医学院里，精神分析还没有被当成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法国就是这样。法 国的高等学府一直禁止开设精神分析的课程，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和法兰西学院都是 如此。法国为此开展了激烈的讨论，您也参加了讨论。 德：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方式向外国输出的西方思想，并不仅仅包括各 种标准、成果和立场，也有一些能够引起危机和令人消沉的东西。今天人们看到的 是，一方面是人权和民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是颓废的和可以摧毁人们灵魂的东西 得以发展。这两种东西是连在一起的。由此产生了这样反常的结论：现代化，就是 欧洲化。然而欧洲正在衰退，正在分化，正在发生变化。欧洲所输出的东西正在引 起人们的疑问，欧洲自己也对这些东西也产生了疑虑，或者是对这些东西正在进行 自身免疫。欧洲给外界一种美好的形象，而它是靠自身免疫才得以生存下去。那是 一部美丽的悲剧…… 因此可以说，欧洲的精神遗产并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整体，也算不上是精神财富， 而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和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因此，今天很难把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关 系说清楚。其他国家一方面极力反对欧化，但另一方面又正在让自己欧化，而这种 欧化并不是通过以往的那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途径进行的。不管我们愿意与否， 我们看到并参与了这种矛盾的行动：欧化的全球化和反欧化的普遍化。不管是不是 欧洲人，我们应该对这种矛盾的现象进行思考。 如您所说，精神分析在欧洲产生，并局限在欧洲的传统环境中，此后扩展到北 美洲和南美洲。即便在这些地方，精神分析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以致精神分析在 不少机构中还处于地下或边缘状态。它在大学里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它有些 影响，那也不是通过正式的授课途径，而是通过旁门左道，如文学作品等。在它的 发源地，在它生成的文化环境中，精神分析的市场其实是很有限的。 卢：这也许是下意识的理论所引起的恐慌。 德：作为一个“人”来讲（个人、公民或国民），他都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方 式，他在精神上铸起一道屏障，在屏障后面积蓄力量。尽管欧洲各国的情况不尽相 同，但欧洲社会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注重伦理和法律的制度，强调人权和公民意识。 我所讲的“制度”和“意识”与精神分析所讲的并不一样，精神分析试图通过弗洛 伊德的理论将欧洲的文化、文明和进步当成一种模式向世界推广。 这种“制度”和“意识”的建立首先是为了抵御人们所感受到的威胁。因为 “下意识的逻辑”与伦理、政治和法律概念是不相容的。如果人们严肃地、不折不 扣地将精神分析的理论落实在行动上，那将是一场不可想像的、无法形容的地震， 甚至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讲也是如此。 有时，我们会在内心中感受到这种地震式的危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对此 很了解，甚至非常了解。所以我们要说模棱两可的和虚伪的话，或者说些反话。我 们装作精神分析根本就没存在过。哪怕是我们相信精神分析的革命性的作用，至少 承认精神分析在日常生活中或在社会实际中的作用，我们仍佯装不了解精神分析， 就同上个世纪一样。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拥有独立自主精神，都相信自 我意识，而且我们都坚持这种“自主”精神。我们都知道，我们同时具有多种意识， 但这几乎并不能改变任何事物，改变不了个人的灵魂和肉体，改变不了社会、民族、 法律和政治。 1981年，当我撰写《地缘精神分析》的时候，我就惊奇地发现，国际和国内重 要的精神分析机构发生了危机，甚至走向没落。当然弗洛伊德的影响还存在，但从 精神分析的角度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已经被国家的法律和体制或国际法所代替（ “反人类罪”、“种族灭绝”、限制自由、国家刑事法院、废除死刑等），以致使 精神分析失去了它的革命性质。弗洛伊德时期精神分析的政治主张已经有些过时和 不符合实际了。从这个角度讲，精神分析的各类组织显得陈旧了，有时甚至显得有 些可笑。 精神分析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是最早的国际组织。但随着法 律、伦理和相关政策的“国际化”进程的发展，我不能肯定其他的组织的作用，甚 至怀疑是否有必要成立。 卢：有两个重要的精神分析的组织。一个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创立的精神分析 星期三协会，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组织，带有古典风格和希腊文化的特色：中间是 一位大师，学生们围座四周。另一个是随后成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是一个行 业协会性的组织。该协会不认可任何人的大师地位。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们承认弗洛 伊德是该学科的创始人，但他们之所以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办成协会性质的组织， 其目的是使该组织的每位成员都可以成为一名享有威信的人物。 对于第一批弗洛伊德学派的人来讲，精神分析像是一个创始人的私人领地，他 可以随意指定信徒，如同“原始部落”一样。于是有些人离开了弗洛伊德，他们自 称是叛逆者，不从属于任何小团体。从1910年起，弗洛伊德将领导精神分析领域的 权力移交给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大约20年间，该协会是惟一正式合法的精神分析 组织，它并不由其创始人直接领导。创始人主要从事研究和创新工作，起大师的作 用，但并不是统帅，该协会的领导人是他的第一批信徒。随着该学科的不断分化， 从1927年起，国际精神分析协会逐渐失去权威地位，但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仍是惟一 的合法组织。实际上，那些搞分化的人并没有离开该协会。弗洛伊德仍然健在，他 仍是主帅，这些人只是想在协会内部创立一些新的流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精神 分析的分化趋势更加明显，以致使这个精神分析领域惟一的国际组织不再具有代表 性。但这种分化活动却恰恰反映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实质：权力分散、废除精神控制、 反对君主权。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