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犹主义及其未来(1) 卢：在开始一个新的章节之前，我想和您一起回忆一下您的一些个人感受。在 《平行侧道》和《割礼告白》中，您谈到了您的父亲。他是个旅行推销商，是达捷 公司的果酒和烈酒代理。这个公司的老板出身于“富贵人家”，是个天主教徒，并 且因循守旧。您父亲总有一种受压抑和受凌辱的感觉。他身上经常充满茴香味，因 为他推销的是茴香酒。您经常用“可怜的父亲”来称呼他，而您父亲也这样称呼他 自己的父亲。您有一个犹太人爸爸。当您18岁的时候，您就陪父亲一起旅行了。此 后您就把自己也看成是犹太人、马格里布人、遭殖民统治的人和被迫改信天主教的 犹太人，只得“身不由己地严守某个秘密”。 这种受屈辱的父亲的观念，这种犹太人父亲被基督教欺辱的观念对弗洛伊德的 影响也很大。亚格布·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医生的父亲）是个纺织商。有一天，他 向儿子讲述了一件从前发生的虐待犹太人的事。有一次，一个排犹主义者将亚格布 的皮帽子扔到了下水道里，而他却不知道奋起反抗。亚格布讲述了被欺辱的故事， 而弗洛伊德讲述了罗马历史上的另一个故事，那就是哈尼巴尔向父亲保证，一定要 为他报仇而去杀死敌人。因此弗洛伊德扮演了犹太民族胜利者的角色，为了报复， 他创立了一个分析梦境和潜意识的新帝国。 弗洛伊德把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建立在重振父亲威信的必要性上。那时的欧 洲，父亲的权威正在削弱。同时大家也知道，在希腊拉丁文化的影响下，犹太商人 的子弟们在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平上正在“超过”他们的父辈。 至于拉康，他的感受同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父亲受辱的感受很相近。他出生在一 个信奉天主教的富商家庭中，在很小的时候，就目睹了父亲（阿尔弗雷德）遭到暴 君式的祖父（埃米尔）的欺辱。拉康对家庭虐待行为深恶痛绝。他完全同意弗洛伊 德的观点，也主张重建父亲的权威。但他采取的方式有些古怪，那就是为父亲创造 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从您这方面讲，您不太支持重振父亲权威的观点，而主张推翻 西方的父权中心主义，及其必然结 果—重男轻女的做法。 德：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您刚才所讲的几位学者之间相同的观点和不同看法。不 能把我父亲的情况同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父亲的情况相比较。我也不能肯定我父亲所 遭受的屈辱是否与犹太人的特性有关，至少我小的时候没有直接的感觉，只是隐约 能感受到。 但我对父亲怀有无限的同情。当他12岁，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在达捷公司 干活。我爷爷就在这个公司当个小职员。开始的时候爸爸当学徒，长大成人后就干 上了旅行推销商这一行。他总是开着车到处跑。有时，我陪他旅行。我能开车之后 就替他开车。他向每个旅馆、每个咖啡厅、每个杂货店推销商品。我看他总是充当 求人的角色，去求伙计，也求老板。那些老板们的神态很让我恼火，不管他们是蛮 横的时候，还是装得温和的时候，而那种假温和的态度更让我愤怒。我父亲的名字 很长，其中有一段叫夏尔，这也是达捷公司老板的名字（达捷是多么奇怪的姓呀， 使人想起一种罪孽的名称）。 从那时起，我就不考虑什么“犹太人问题”了。哪里都有老板和雇员、富人和 穷人。甚至在家里，我父亲也是传统习惯的受害者。那些传统习惯是黑暗、残酷和 致命的。他似乎一直在做出“牺牲”，“他为我们而牺牲自己”，他有时自己也这 样讲。在我整个童年时期，我与父亲一同受苦。我指责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承认他 为全家所做的贡献。这才是“父亲受辱”的真正感受。他是个负责任的人，一个被 责任感压得直不起腰的人，他的背都被压弯了。他也确实驼背了。从他的体态、外 形和举止上都能看出他的不堪重负。我对“驼背”这个词特别敏感，那是因为我没 有能力把父亲从这种直不起腰来的命运中解脱出来。我父亲在阿尔及尔工作，而阿 尔及尔港口恰恰叫做“穹隆港”。 在《平行侧道》中，我有时把自己比作商家代表，提着重重的箱子到个各学术 和文化市场上去推销自己的产品。但我的产品内容更复杂，更离经叛道，更左道旁 门。为了给我父亲鸣不平，我在自己的“商品”中加进了一些无章可循的理论，我 四面出击，要给父亲讨还公道。 1940至1942年间，当国家排犹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猖獗的时候，我父亲的老板保 留了他在公司的职位，让他继续为他们服务。我父亲很感谢他的老板给予他的保护， 而当时在各方的压力下，他们本有权将这个犹太雇员辞退的。我看到父亲对那些人 毕恭毕敬地说尽好话，以感谢他们慷慨地“同意”将他这个为他们工作了40年的人 “留下”，当时我真感到耻辱。我父亲工作非常努力，总是在工作，从不休假。我 觉得父亲是个典型的受害者形象：不被“家里人”理解，遭到“社会”的盘剥。我 想说我自己也体会到了父亲的感觉。（当我了解了父亲的境遇和对他深切同情的时 候，在我内心深处怎能体会不到他的感觉呢？） 卢：关于父亲受辱的问题是你对父权主义进行评论时的重要内容。我觉得您的 亲身经历对您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德：我从没有想过把父亲受辱的经历（受到“家长作风”的凌辱）与为父亲恢 复名誉连到一起，也没有朝相反的方面去做，即把父亲受辱的经历与推翻父权主义 的理论联系在一起。我对老板们的愤恨，甚至对母亲的怨恨（因为我总是认为她没 有充分理解和分担父亲的痛苦），主要是出自对父亲的同情。我是一个能够理解和 同情父亲苦难的人，而且父亲也愿意对我诉说自己的痛苦，从我小的时候他就这样 做。每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慢慢地向我诉说一切，并且把我当成别 人对他的冷漠和不理解的见证人。在近代社会里，排犹主义的受害者们都有类似的 感觉。1942年，我被当时就读的宾·阿克嫩高级中学无缘无故地开除了，我不知为 什么，也没有人向我解释原因。对我伤害最大的是我每天都遭到街上的孩子和同班 同学的辱骂，有时是威胁和拳脚，因为我是“肮脏的犹太人”。那件事给我心灵上 带来的创伤直到现在也没愈合。 您刚才请我回忆一些过去的个人感受。对我来讲，仔细地讲述过去的个人经历， 分析弗洛伊德的思想根源，并对父权主义发表评论，确实不容易。我对父亲的感情 是同情之中夹杂着抱怨。他缺乏威严，哪怕在愤怒的时候也厉害不起来。我对他只 会向我发泄怨言的做法也表示遗憾。后来，我有时也站在母亲一边反对父亲。这都 是一些难以启齿的话。 卢：现在咱们谈一下本章的主题吧，即关于排犹主义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 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排犹主义的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我也出身于一个 犹太家庭，但我的家庭比您的家庭更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总之比您家的境遇要好 一些。我感觉到，自80年代后，法国知识界对犹太人的生活情况更加关注了，因为 有些人对犹太人的态度似乎正在发生转变，排犹主义有所抬头。有必要对此进行分 析。 德：我们怎么敢这样直截了当地谈论排犹主义的问题呢？在当今的法国，排犹 主义不是正在向我们走来，而是已经就在我们面前。不是怎样防止排犹主义的问题， 而是怎样防治。 我这样讲也许有些冒失。别人可能会这样理解我的话：排犹主义就在我们面前， 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对此却无动于衷或不闻不问。但我觉 得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认为与自己毫无关系。对我来讲，作为犹太人或自认为是 犹太人，我不可能是排犹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在谈到犹太人的生活、犹太 教、犹太人的特性、犹太人的势力、以色列国的成立以及该国半个世纪以来所执行 的政策等重要问题时，我尽量避免带有感情色彩。 从10岁起，我就对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一直保持着警惕。然而，我不得不承认， 只是在今天我才真正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令人惊愕的新的社会现实：法国社会又 重新出现了往日的恶魔，尤其是在公共场所，而以前这种现象是不允许的。 咱们先谈谈阿尔及利亚过去的事吧。以前那里的教育制度从总体上讲与巴黎是 一致的：同样的课程，同样的标准，同样的学历，同样的语言。那里的学校自认为 是拥护共和制的（更重视宣传共和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而大家都知道，所谓 “共和制”其实是“殖民制”，也就是说，推广和传播普遍的价值规律，而当时的 民主意识还很淡漠。这种共和制教育将所有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文化和阿拉伯语言都 排除在外，甚至将阿尔及利亚人也排除在外。在小学里，阿尔及利亚学生与法国学 生的数量基本相等，然而小学毕业后，大部分阿尔及利亚学生就不再继续学习了， 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上中学，而上大学的人就更少了。 当我被宾·阿克嫩高级中学开除后，我的父母让我在“城里”的马伊莫尼德高 级中学学习，并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埃米尔·莫帕斯”，这也是学校所在的街道的 名称。那条街在阿尔及尔大教堂的后面，靠近卡斯巴市的边缘。那里有的老师也被 学校开除了，而他们的同事们连一句抗议的话都没敢说（同在巴黎一样）。这些犹 太教师们组织起来创办了一个学校，为的是让那些被社会遗弃的孩子们能有学上。 我上的就是这样的学校，但它给我留下的却是痛苦和悲伤的回忆。正是在这样的学 校里，我开始认识到什么叫悲痛，什么叫烦恼。类似的经历在我的一生当中都留下 阴影，使我无法再忍受任人摆布的境遇。 那时，我对这种“犹太”氛围非常反感，我觉得这是一种威胁，因此想方设法 地躲避（比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根本没去马伊莫尼德高级中学上学，但一 直瞒着父母）。我认为危险并不仅仅是来自犹太学校，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自各 个方面。由于这个原因，在上犹太学校的前一年，我曾以同样的方式逃避童子军的 活动（是贝当政府命令成立的），是一位老师强迫我加入童子军的。 卢：在《平行侧道》中您讲到，您当时不愿意从属于犹太社团，因为您对社团 这个词很反感，您今天也同样反感。我也一样，对种族团体和社圈都不感兴趣。在 书中，您还讲了您的三种不同的身份（犹太人/ 马格里布人/ 法国人）。 德：一方面，排犹主义使我深受其害，给我造成的创伤至今仍没有愈合。另外， 我也根本无法融入那所犹太学校，因为这个同族人的圈子也在采取残忍的手段去报 复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尽管他们这样做是被迫的和无奈的（面对外部的威胁，只能 这样做）。这种自卫措施当然是很自然的和合法的，甚至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从中 感觉到了一种冲动，一种集体的、强制性的冲动。由于是团体内的共同行为，以至 于这种冲动变成了一种排斥其他民族的行为。 因此当时我所经受的痛苦是来自两方面的，两个对立的方面。但要想了解我创 伤的根源，那可能需要追溯到更早、更远的时期。这种创伤留在我的脑海里，体现 在我所有的讲座中和著作里。因为这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解脱的方式。 卢：尽管我知道不能把精神创作视为个人生活的直接反映，但我仍觉得凡是有 特色的作品都与个人的经历有联系，作品和经历之间似乎有一种“俄狄浦斯式的联 系”。 德：当然。但两者之间必须有一种恰如其分的、细腻的和独特的媒介。要想把 此事研究透彻，那可需要花工夫…… 卢：现在，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做到既要避免形成一个种族社 圈，又保持某种“犹太人的特殊情感”。 德：我认为这种“情感”是阴暗的、难以捉摸的和不稳定的，它既强烈又变化 无常，充满着矛盾。对我来讲，这种情感如同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它使我忘记或 否定人类过去的一切文明成果，背离自己的基本信念。这种不安的、甚至是坚定地 否定一切的观念肯定会使我消沉，使我自身的“创造力”荡然无存。因此我有时认 为这种情感是感情用事，是危险的、肤浅的和外在的。它使我只关注犹太人的特性 而忘记其他的一切。但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犹太人的特性在我的生活中并无任何实 际意义。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的这些观点与公共舆论是相矛盾的，甚至是 相悖的。但只有那些自我封闭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排斥所有不同的观点， 听不进相反的意见，甚至不愿意与别人交流。其实这些人并不真正地了解自己。世 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也不是只有周围的人，“我”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 的人，也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原子。 我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来讲。我想再谈两三点意见，但只是局限于咱们正 在谈的关于犹太人的特性问题。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 有分歧（也许有两种、三种，甚至更多的观点）。我一直在研究各种各样的观点。 这种内部的意见分歧令我苦恼，正因为此，我才更要充满激情地努力工作，要全身 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我的许多著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也在不停地思考， 自己是否真正属于犹太人团体。另一方面，我认为并不是只在犹太人社团中才存在 意见分歧，尽管谁都承认犹太社团中的意见分歧是很典型的。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的是，意见分歧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虽然令人不愉快， 但也能使人解放思想，保持清醒头脑，不至于因为观点单一而昏昏欲睡。我并不把 自己看成是某个社团的附庸，因此我能对本应从属的那个社团的政策得出比较正确 的判断。现在我对犹太社团保持着前所未有的警惕，对欧洲的、法国的、以色列的 以及其他犹太人定居点的犹太社团都是如此。当我认为需要对这些社团进行批评的 时候，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批评，决不会向来自社团内部的任何压力让步，也不会 向任何威胁（哪怕是潜在的威胁）低头。我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去评价和审视我本 应从属于，但实际上又不从属于的那个民族和国家的行动和政策。您知道，要想抵 抗来自犹太人社团的各种压力（我将这些压力称为“讹诈”）经常是很困难的，有 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讹诈都是经过周密思考，陈述严谨，并且有着充分的 理由。他们讲的有些话是有事实根据的，比如在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上的态度， 犹太人所遭受的种族灭绝，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关系等等。我不想总是抓住这个问 题不放，以免让别人误认为我只关注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认为杀人、伤人以及所有 现代史上的灾难（种族灭绝、大屠杀、强行没收和集中营监禁），从历史的角度来 看都是个别现象。 关于历史灾难问题，让咱们再看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吧。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 期（1940~1944 ），排犹运动在阿尔及利亚非常猖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二战后， 仍存在着潜在的和分散的排犹现象。当我第一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时，我设想可 能脱离了逆境。我天真地认为在法国，尤其在文化和知识阶层，排犹主义可能没有 任何市场。这种幻想持续了好长时间。我不愿意放弃幻想，直到它彻底破灭为止。 （这时我对自己讲：“注意，你在睡觉，而排犹运动却醒着，它很会伪装自己，连 我都上了它的当！”）以后我也许又会做别的梦，不管是好梦还是噩梦，直到下一 次梦想破灭。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