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大事记

　　　　　　　　　　　　　　　　第1章很多关于法西斯时期的作品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标题，但最好的要属《外公枪毙了爸爸》，这是法布里齐奥·齐亚诺写的一本回忆录，记录了法西斯政权后期的一些琐碎事件。他叙述的事件发生在1944年1 月11日上午9 点20分，当时，维罗纳城门外执行了一次处决。维罗纳是意大利的北方城市，位于德国和拉丁世界的十字路口，很多世纪以来控制着通往勃伦纳山口（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东段，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边境上）的通道。因为背叛了法西斯意大利的伟大“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5 个法西斯头领遭受了枪决。执行处决任务的是一个行刑小分队，他们都是年轻的意大利人，但另外有3 个纳粹党卫军在一旁监督。在被处决的5 个人当中，最著名的是科尔泰拉佐伯爵加莱亚佐·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照相机镜头旋转记录着死刑过程，齐亚诺转过身来面对着枪手，他这个最后的姿态要比他一生中大部分的行为更有价值。6 个月前，盟军开始把目标指向意大利本土并迅速逼近西西里岛，法西斯防御军队士气非常低落。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7 月24日至25日，齐亚诺和其他18名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反对墨索里尼继续担任意大利的作战总指挥。正是由于这种背叛行为，齐亚诺、埃米利奥·德博诺、卢恰诺·戈塔尔迪、乔瓦尼·马里内利和卡洛·帕雷斯基如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说，他们的血将被用作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的圣餐。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于1943年9 月，继续在意大利北部实行法西斯统治。墨索里尼此刻坦率地承认，这次处决“具有政治意义”，而并非单纯的司法处决。齐亚诺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1930年4 月24日，齐亚诺与墨索里尼的大女儿埃达结了婚，婚礼豪华而奢侈。科斯坦佐·齐亚诺曾担任法西斯的交通部长、海军将领，是战斗英雄、民族主义者、里窝那的管理者。他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他的投机生意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额财富。结婚以后，加莱亚佐·齐亚诺成为法西斯最阔气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墨索里尼的指定接班人。他曾任驻华外交官，又相继担任了法西斯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1943 年2 月开始担任驻梵蒂冈大使。齐亚诺是他那个时代的雅皮士，如果他不在办公室，那就很可能在优雅的海滨胜地或是罗马阿夸桑塔高尔夫球场找到他——他正是在阿夸桑塔遇见埃达的。齐亚诺深得罗马这个永恒之城里的年轻女贵族们的青睐，据说他与她们上床的频率甚至比墨索里尼臭名远扬的性征服纪录还要高。　　齐亚诺有时穿着法西斯的黑衫并配上法西斯敢死队的吓人的装束（他实际并不是敢死队的队员，加入法西斯党的时间也没那么早），也尽力让自己的演说不比别人的差（尽管受到尖嗓音的限制）。在这些场合中，他宣称自己是“法西斯革命”的仆人和真正的信仰者。1939年11月4 日，他在以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维托里奥威尼托区纪念日的爱国活动（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周年纪念庆典）之后，便前往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在那儿，他向其他法西斯头目（朱塞佩·博塔伊、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和埃托雷·穆蒂）表示，他衷心希望英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德国，并且清楚地解释道，英国值得取得胜利，因为它代表着“高尔夫球的最高水平、威士忌和舒适的生活”。　　不管多么瞧不上齐亚诺的轻浮草率，博塔伊还是在1943年7 月25日和他一起投了票。1944年1 月以前，他一直四处躲藏，等待时机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从而抹去自己的法西斯记录。穆蒂死了，他是在1943年8 月企图躲避皇家官员逮捕时被射死的。当时，人们普遍呼吁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设在加尔达湖附近的市镇，但是帕沃利尼却支持把它设在萨罗。据一位很富同情心的历史学家称，他做出这种选择最根本的动机是对墨索里尼的崇敬。当然，到1944年1 月的时候，这位来自于佛罗伦萨、其阶级和文化背景可与齐亚诺相媲美的帕沃利尼已经转变成一个“超级法西斯主义者”，并高声宣称他的昔日旧友最终应该受到惩罚。　　然而，墨索里尼试图反对这样的报复行动。齐亚诺与埃达的婚姻情况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夫妻俩的生活里或许充斥着赌博、酗酒甚至毒品。但是，在1943到1944年间的危机中，埃达证明了自己对自己的男人、两个儿子的父亲、她始终深爱着的丈夫是忠贞不渝的（她这时仍然亲切地称呼他“公鸡”）。她质问、威胁、斥责自己的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并且残酷和怯懦。面对着自己最喜爱的女儿，这位领袖低下了头，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齐亚诺的命运。另一位来访者看到了一个看起来“疲惫沮丧”的人；这位萨罗共和国的领袖用手努力压着胃部的痛处，他想解开衣领，好像呼吸有点儿困难。　　但是，埃达的歇斯底里在她的母亲拉凯莱·圭迪那儿却不怎么管用。拉凯莱始终看不起齐亚诺，在她看来，这位拥有至上特权的少爷太腐化了，居然打高尔夫球。尽管拉凯莱做了20年意大利统治者的妻子，但她很珍惜自己的国母形象。她朴素、节俭、见识广博，对丈夫忠贞。1943年，她知道有人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她的忠贞后来发展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妒忌和敌意，她相信人终有一死，而那些叛逆者应该受到惩罚。作为家族中真正“坚强的人”，她要让其他人认为她是从来不哭的。那些像帕沃利尼之类的在萨罗共和政府后面摇摆不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不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对拉凯莱表示称赞。博洛尼亚大学校长戈弗雷多·科波拉认为，新政府表明了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他写道，新政权必须用鲜血来巩固，而不应像“犹太教教士、共济会会员和女人”那样喜欢妥协。毫无疑问，德国盟友和萨罗共和国的庇护者们对这种观点拍手称道。他们处决齐亚诺有着特殊的原因。自从1939年春天起，这位当时的外交部长就已经对纳粹主张的世界秩序持怀疑态度，直到最后关头才极不情愿地同意意大利参战。纳粹分子很坚决地认为，齐亚诺以及其他那些落入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手中的同伙应该被处死。他们必须去死，这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应受的惩罚，同时也被当作是对意大利到目前为止在战争中遭遇的令人羞辱的失败的补偿。换句话说，他们必须算清这笔账，因为在法西斯政权中，“一切都是为了政权，没有什么可以反对政权，没有人可以游离于政权之外”，“极权主义”一词就是产生于这个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已被证明是空洞和虚伪的。尽管没有人说得如此直白（目前为止意大利编年史还没有对此事进行过多的评注），但是毫无疑问，齐亚诺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替罪羊，墨索里尼才是一个失败的极权主义者、一个失败的法西斯独裁者、一个失败的民族领袖和一个失败的为纳粹－法西斯新秩序而战的战士。　　1944年，那些曾经指责墨索里尼制造了所有灾难的人不再讨论这位独裁者的罪过和缺点，因为萨罗共和国的宣传已经在为新的困难时期塑造一个新生的墨索里尼了。即使在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也断言，自1943年9 月以后，墨索里尼勇敢地把自己当成意大利人民的盾牌，抵御德国联军的愤怒以及持续战争的恐怖。但是，血肉之躯的墨索里尼却忐忑不安地住在加尔尼亚诺的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他远非一位英雄人物。他生病了，疲惫而沮丧，家人也在他周围争吵。他的大儿子维托里奥软弱但又自命不凡，曾被墨索里尼称做“白痴”，但此时他却迟到地对高等政治显示出极大兴趣，并且得到了他的堂兄维托的协助。聚集在这个地区的还有许多与墨索里尼关系更远一些的亲戚— —一位历史学家竟列出了200 人。正如一位观察家讽刺地评论道，墨索里尼对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只有在他们不侵犯他的工作空间时才是如此。然而，对于所有放弃法西斯主义的人来说，处在死亡阵痛中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小墨索里尼们和圭迪式的人物向人们表明，家庭这个机构并没有成为牺牲品而落入“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中。　　在心灵的深处，拉凯莱或许想知道贝尼托是否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忙碌着，给来访者留下的印象是勤奋、专心地操持着家务。她告诉一位官僚，丈夫存在的问题是他相信任何与之交谈的人，可是她却谁都不相信。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因丈夫和克拉雷塔·佩塔奇仍然保持着关系而诅咒他。1943年8 月到9 月间，墨索里尼把他这位最后的、愚笨的但自己又离不开了的情妇短暂地关押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把她安置在一座名叫奥索里恩的别墅里面，那儿曾经住过一些修女。埃达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43年12月26日，她尖叫着说，战争失败了，他们都完全生活在错觉当中，他们不能让加莱亚佐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牺牲品。然后，她离开意大利去了瑞士，从此再没见过她的父亲，也再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好听的话。相反，她还声称自己是“叛徒和盗贼”的妻子，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只有两个最小的孩子，罗马诺和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并因此而智力低下的安娜·玛丽亚没有让墨索里尼太恼火。二儿子布鲁诺在战争期间的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的遗孀吉娜·鲁贝蒂也住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她很受墨索里尼的喜爱，这位领袖可能是更钦佩她有胆量公开嘲笑那些认为轴心国能打赢这场战争的人。　　1944年1 月，墨索里尼还试图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最严重的是，当他故意让齐亚诺走向死亡的时候，他是怀着万分的懦弱在逃避现实。在处死齐亚诺等人的前夜，这位领袖胆怯地故意躲避着以自己的地位所能够允许的宽恕他们的机会。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清楚，目前纳粹德国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只有看到别人的鲜血才会感到满意，尤其是他女婿的鲜血。他也可能意识到，一旦做出这种牺牲，他们就会原谅或是忽视他明显的无能。这种动机无疑使他在事后更加渴望从友好的来访者那里得知女婿和昔日同事被处死时的详情。然后，在确保对自己的利益毫无损伤的情况下，他可以虔诚地表明，他们不该遭此下场。更为可怜的是，墨索里尼还试图把自己拒绝干预此事的责任怪罪到旁人身上，悲哀地说他在1 月10日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元旦那天他就因发烧和胃痛卧病在床）。还说是其他人充满敌意的阻挠使他没有听到他们恳请宽恕的请求。他还亲笔给齐亚诺的母亲写了封信，强调他自己是多么的孤独。当埃达表示他的这些痛苦的说辞不足以让她信服时，墨索里尼怀着十足的自负向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宣布，“命中注定我要遭受所有人的背叛，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即使在 1945年3 月，他仍然在谈论着自从齐亚诺死了以后他所忍受的“残酷和长期的” “痛苦”。处于自我困扰之中，墨索里尼试图躲避一度包围了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的灾难现实，拒绝面对周围积聚的复仇情绪。　　挑选与之交谈的人爱听的话说是他的习惯，墨索里尼在女婿被处死之后这样主张，“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继续前进了，我们一定不要让任何事情挡住我们的去路，而是要继续前进以取得合理的结果”。1944 年1 月到1945年4 月，意大利的历史的确是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经历，意大利半岛北部成了二战前线的通道，同时也陷于复杂的内部争斗与残杀之中。相反，“被解放了”的南方在盟军和王室的联合统治下，就其所经历的民族传统阶级暴政、性别及地区差异以及在意大利的贫穷与盎格鲁－撒克逊解放者的强大之间的差距而言，相比北方不是那么严重。在当今的意大利，至少在一些群体里面，鼓吹有必要原谅和忘记社会共和国的罪过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相信，当时的意大利人，包括二战以后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内，很多都认为墨索里尼是值得理解和尊敬的，并且选择为他而战。“内战”时期，道德不受任何一方垄断，意大利人相信，与入侵的代表自由民主的盟国（以及他们的共产主义朋友）相比，忠于萨罗共和政府更能体现出对国家荣誉的承诺。　　抚慰过去是很好的，这对于坦白自己的过错和承认自己所犯的大量无法避免的罪过很有好处。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只是纳粹德国的傀儡盟友，而德国这个在现代国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家仍然在继续灭绝欧洲犹太人，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对意识形态上的或种族上的敌人进行着大屠杀，直到1944年，仍在日益迫近的失败中遐想着胜利的蜃景。佛朗哥只是个“半法西斯分子”，但他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胜利后，可能已经屠杀了10万国民，将另外30万人永久流放。此外，其余的人也在饥饿中挣扎，整整一代人的自由受到了压制。如果纳粹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将会是何种情形？即使不管墨索里尼“真正的”意图可能会是什么，他难道就不会做出一系列恶劣的“合理结论”了吗？1944 年1 月，乔瓦尼·真蒂莱之类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的确在文章中迫切要求意大利从这位让国旗重新升起的领袖身上重拾民族精神，并且要求对反法西斯主义者给与 “无情的惩罚”，但他的这些言论同当时全世界都处在战争中这一背景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些同事，如通过实行20年的法西斯统治而聚敛了大量资金并因此而声名狼藉的阿尔登戈·索菲奇，现在也不再痛骂法西斯主义体内生长的、必须被彻底无情切除的腐败“脓疮”并要清除它“最后一滴腐败的血液”了。可以想像的是，乔瓦尼和索菲奇以及其他支持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正在为他们的政治对手鼓吹一种可怕的结局，而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么做。他们或许相信，和平将会像以往那样不言而喻地带来妥协，但他们不了解纳粹同盟的本性，在坚持这种传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死神。　　毫无疑问，直到1945年春天之前，游击队的数量还很少，尤其是他们本身的动机也并不是太纯；毫无疑问，抵抗力量也有自己的凶手；毫无疑问，英美的轰炸机也在意大利城市上空疯狂地空袭，而盟军武装对待被解放出来的意大利人民所做出的文明行为也只是摇摆不定的；毫无疑问，取得胜利的美好想法最终未能在1945年成为现实。然而，如果另一方获胜，包括东山再起的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胜利，将会把欧洲、世界以及意大利本身带进黑暗的时代。 1944年至1945年间，墨索里尼很少考虑这样的前景，可能是面对的困难太多了。毕竟，无论是在1940年，还是甚至是在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之时，他都没有说明发动战争的目的。作为一个傀儡独裁者，在处死了自己的女婿和其他同事之后，他原先的优先地位才得以继续下去。尽管盟军向崎岖的亚平宁山脉挺进的速度很缓慢，但他所控制的领土却在不断地缩小。1943年10月1 日，那不勒斯陷落，之后，罗马和佛罗伦萨也相继于1944年6 月4 日和8 月11日陷落。如何解释德国人留给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独立的含义是个棘手的难题，对于他们来说，意大利边境也是攫取的对象。德国人的心思是，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在1918年以前是由哈普斯堡帝国统治的，他们想从1943年9 月起让这两个地方“暂时”收归德国管理。墨索里尼装模作样地向他的官员们抱怨说德国人没有和他商量，并且要求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意大利。实际上，希特勒，这位独一无二的德国“领袖”，仍然赞成由墨索里尼在法西斯意大利重掌权威。戈培尔的说法似乎更合乎逻辑：要“恢复” “德国”对“他们”曾经统治过的领土的控制权，并且敦促德国收回整个威尼西亚地区。不久之后，这位纳粹宣传部长在日记中草草地记下了他和同事长久以来的想法：“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共和国是如此的软弱无力，谁来担任墨索里尼内阁的部长职位都无关紧要”。对于绝大多数纳粹头领来说，墨索里尼更像个傀儡，而并非独裁者。　　正是在这种被德国藐视的氛围之下，1944年4 月，墨索里尼前往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城堡与元首进行了两人之间的第16次会面。掌管萨罗政府正规军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发现墨索里尼很紧张，并且说话总是绕圈子。 4 月22日的讨论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也争辩说他的臣民正在意大利建造一个真正的政府。不管多么的不可信，他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坚持己见，包括让德国改善意大利战俘和移民劳工的生活条件，这些人从1943年9 月起实际上就被德国当作奴隶劳工使用。同样，他怀疑希特勒是否能够解释清楚德国对的里雅斯特以及其他意大利边境领土的真正意图。“巩固意大利共和政府符合德国的利益”，他急切地恳求道。但是，希特勒却反常地保持了沉默。鉴于战争还在继续，墨索里尼又谈到了令他感到困扰的战略上来。他告诉希特勒，英国才是轴心国真正的敌人，难道就不能说服苏联接受它以前的边界，从而把整个战场转移到西方吗？墨索里尼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想与斯大林达成妥协的想法，这暴露出他对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理念的认识的肤浅。同时，这也暴露出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德国领导人思想中的狂热有着深深的误解。1944年，德国正在东部战场打着一场真正的战役，这是整个二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为了自己民族的小小的利益，一位意大利领袖热切地希望纳粹能够脱离这场战役，这完全是痴人妄想。　　然而，尽管墨索里尼的表现极为拙劣，但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让元首接受了他的一些想法。而其他德国人也许还在评论着墨索里尼作为谈判者的无能，并把他跟维希政府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相提并论。之后，两人就加强意大利军事防御能力的方法又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讨论，希特勒也针对盟国的一些“不合常理的” 特点以及轴心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发表了一番评论。此时，元首恢复了一些往日对这位意大利领袖所持有的敬佩之情。他坦率地表明，他已经决定要“坚决地” “依赖”墨索里尼了。　　作为恢复领袖威望的一个象征，元首还允许领袖到由德国提供训练帮助的意大利圣马可师兵营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自己的士气也暂时受到了一些鼓舞。回到意大利之后，他立即公开发表了他所谓的与元首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并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用惯用的比喻评论道，战争“对于人民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测验”。在测验中，一个国家不一定总能取得成功，它“有可能会输得很漂亮，也有可能会赢得很糟糕”。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到前线看一看，他的乐观主义就会受到打击。　　在与元首的会谈中，墨索里尼坚持认为罗马是“意大利的精神中心”，应当尽一切力量守卫这座精神之城。但是到了7 月，当元首和墨索里尼准备进行最后一次会面时，罗马这个永恒之城已经陷落了，这个事件促使墨索里尼可怜兮兮地问一个法西斯同党，这是否意味着罗马人民已经把他遗忘了。1944年，想在意大利找到一群兴高采烈的人是很困难的。在乘火车去往位于东普鲁士的希特勒总部的途中，墨索里尼还停下来向正在接受纳粹专家训练的意大利士兵们发表了讲话。他试图用种族主义鼓励这些年轻人（还有他自己），但是，他的种族主义对于任何纳粹听众来说可能都还不够纯正。他宣称，“在30个世纪的历史中，罗马城中从未出现过非洲人，但现在它的城墙已被那些野蛮粗劣的种族亵渎了”，意大利的“多种肤色的敌人”应该意识到，最终的胜利是不属于他们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队，正如正在听他讲话的士兵一样，将会是他们真正强硬的对手。　　不管他的或是听众的士气是否受到这些情绪的鼓舞，人们都不大愿意接受的言外之意是，意大利移民先前所寻求的伊甸园“美国”，现在却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进行思索的问题。格拉齐亚尼曾经在演讲中谈起公元9 年被阿米纽斯摧毁的瓦鲁斯古罗马军团，与他相比，墨索里尼的演讲至少更有针对性，但他却意识到自己正在谈论一场“德国人” 消灭了“意大利人”的战争。　　1944年的夏天，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乘火车旅行是很不安全的，墨索里尼一行不断因炸弹袭击和铁路故障而被耽误。因此，当意大利人看到机车停在铁路旁待了一个小时却还无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终于，火车艰难地到达了目的地，墨索里尼下了车，元首裹着毯子，伸出左手而不是右手来欢迎领袖。在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有意安排下，墨索里尼迟到了。德国保守派中的左翼打算暗杀希特勒（他们打算利用外交方式与西方势力结成反对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强大战线，这和墨索里尼所期盼的战争模式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两位饱受打击的独裁者之间要想进行严肃的谈话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场的翻译为后人描述了房间里受到炸弹袭击后的景象，这两位老人就好像在无可奈何地等着戈多的到来，希特勒坐在一个翻过来的箱子上，墨索里尼坐在一把摇晃的椅子上。不出人所料，希特勒此后最感兴趣的就是描述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发誓一定要让失败的刺客死得很难看。他宣称，他躲过这次劫难表明上天正在拯救他，并将帮他取得最终的胜利。墨索里尼用些陈词滥调表达着他的震惊和悲痛，但看到希特勒此时没有了原先的傲气，他心中却在窃喜。从东普鲁士回去后，他对一个法西斯记者说，“我们并不是惟一遭到背叛的人”。两位独裁者最后一次马马虎虎地对前线战况评论了一番。希特勒强调佛罗伦萨是他的“梦想之城”，一定要守住。墨索里尼则再次请求把那些在德国的意大利军队派遣到意大利南方。这次，心烦意乱的希特勒立刻表示同意。虽然元首做出这个小小的让步，但回到意大利之后，墨索里尼仍然找到很多理由和德国大使鲁道夫·拉恩争论不休，因为意大利共和国已经不再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了。　　5 个月以前，墨索里尼还很期望与他的这位德国保护人见上一面。这次，他显然很明确地告诉拉恩他不想听到的是什么。墨索里尼提到，“许多意大利工业家正张开双臂等待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接着他又补充道，更多的工业家对于9 月8 日意大利放弃德国联盟是负有责任的。他暗示此时正是压制和规范这些社会力量的时刻，也是让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这一名称中的“社会”真正变为现实的时候。同样，此时也可以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创造一个大众的和“革命的”基础，他在1943年7 月25日之前就想这么做，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在那几个月里，有关“社会主义化”的谈论很多，墨索里尼也很高兴能够借用 1919年的法西斯主义，他当时的计划中包含着推进社会平等的激进计划。毕竟，墨索里尼曾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他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使用了年轻时代使用过的词汇，他甚至有些感激那些讨论让意大利朝着左翼方向发展的同事。布鲁诺·斯潘帕纳托是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始终和墨索里尼在一起的一个记者，30年代期间，他又到处宣扬要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间寻求意识形态的调和。他后来说：“社会主义化不是即兴创作，不管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应当极其严肃地对待它。”　　斯潘帕纳托在文章中有意赋予法西斯主义一段合法的历史，这也为战后新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政治空间。正如1919到1920年间所表现的那样，在意大利社会共和政府时期，墨索里尼自己的社会革命路线也是摇摆不定的。但无论如何，他的权力以及想要摆脱德国控制而独立的想法对于形成真正激进的政策来说犹如杯水车薪。相反，时常出现的情况是，墨索里尼不断退缩，避免正面作答，他期望在第一天安抚一个谈话者，第二天再安抚另一个。因此，他对他的一些新精英们说，与恢复常态的要求相比，任何社会变革计划都是次要的，应结束暴力，恢复民族尊严。在其他一些场合，他催促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化。由于发现实现灵活平等社会的承诺存在矛盾，他指示他的官员不必要求那些向共和国提供财政资助的人具有党员身份。墨索里尼可能也是为了使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他为此而付出的努力，或许可以用他在1944年8 月作出的那段辛酸的评论作为最好的总结：“任何人都会犯轻信的错误，不论他处于何种阶级或智力水平，这是很惊人的事实。”他继续说道，在任何竞赛中，“谎言总会战胜事实”。这也难怪，在这之后不久，他自己的这些胡言乱语就变得一目了然，他告诉一个忠诚的法西斯听众，意大利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化具体体现为“具有人性的、意大利的、可实现的” 社会主义形式，但不知何故，这种形式却避免社会均衡。　　在花言巧语和制服的下面——墨索里尼要求身着制服，以避免出现“民主社会懒散”的现象——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一条道路的边缘蹒跚而行，这条道路不是社会革命，而更像是无政府状态。武装力量的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雷纳托·里奇手下的“共和国国民卫队” 与格拉齐亚尼竞争，要建立一支传统的“国家的”和“非政治的”武装力量。 1944年8 月，“共和国国民卫队”最终被吸纳进了国家军队。那时，其他独立的武装组织也正在继续发展。法西斯党总书记帕沃利尼当时正与内务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发生个人争端，在他的支持下，一支由自愿者组成的“黑衣旅”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理论上效仿法西斯在崛起掌权阶段时法西斯小分队的做法。像那时一样，他们现在也通常是代表当地的一种精神，成为支持当地首领的一支力量。他们同样诉诸于暴力行为，甚至可以威胁推翻墨索里尼。最为臭名昭著的半独立的首领是尤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王子，他就是所谓的“Ｘ级鱼雷快艇”（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的指挥官，一位海军英雄。博尔盖塞毫不犹豫地提议道，领袖的超凡魅力已被历史埋葬（他大声宣称，加尔尼亚诺人只存在于“民间传说”中），他还在纳粹领导层中寻求保护者，并且想寻求一种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于1944年1 月被捕，后来在纳粹头领的干预下得以释放。1945年的前几个月，墨索里尼仍感到不安，担心博尔盖塞可能会发动政变，打算通过提升他为实际根本不存在的萨罗海军总参谋长来削弱他的实力（并答应为他众多的通奸行为保守秘密）。同样，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记者也并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一致，而是相互争论不休。墨索里尼为长期（非政党）担任警察长官的阿图罗·博基尼之死表示沉痛哀悼，同时也就萨罗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公共秩序和媒体舆论存在的问题作了最为坦诚的评价，他悲痛地低声说道，回到1940年——“如果没有警察长官，想管理这个国家就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意大利人也在忍受着德国以及他们自己人的恐怖活动。1944年3 月，一颗由游击队放置的炸弹在罗马墨索里尼曾经住过的宫殿附近爆炸，30多名士兵在此次事件中丧生。为进行报复，就在阿皮亚路附近一个名叫阿迪亚蒂恩的山洞里，德国人包围了335 人并将他们全部屠杀（其中包括77名犹太人）。6 月，作为对游击队袭击的报复，赫尔曼·戈林师在向托斯卡纳的瓦尔迪基亚那撤退时也屠杀了200 多人。9 月，位于博洛尼亚外围的马扎博托的家乡同样遭到了相应的报复。在城市里也是如此，德国纵容恐怖策略。他们在米兰的洛雷托广场公开曝尸的行为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抗议，他悲痛地对拉恩说，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士气并损害民心。的里雅斯特和阿尔托－阿迪杰之间的边境领土是意大利在一战中获得的战利品，目前由德国管理，他们承诺说，如果纳粹能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就把它划归德国统治（纳粹党卫军首领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以前残忍地从事着灭绝犹太人的职业，如今把的里雅斯特的未来具体化了）。在墨索里尼一生中，当然，是自从他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以后，他就已经播下了暴力的种子，现在，他和他的国民开始收获了。大量的法西斯狂热分子有着与德国人一样的杀人意愿（与那些不信法西斯主义并且在等待着这场折磨意大利的灾难赶快结束的人一样多）。萨罗政府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到1944年的时候，食品供给缺乏，通货膨胀无法控制。这个新政府在宣称要实行公正可信的配给计划时，与原来的法西斯政府同样无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却把目光从他周围爆发的灾难上转移开，然后全神贯注地进行自我辩白——在6 月到7 月间，他在米兰的《晚邮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抱着很大的偏见记述了1943年7 月的失败。如果他能够编写这段历史的话，他很可能会美化自己的名声。　　然而，到了1944年的年底，墨索里尼的确努力举行了最后一次群众集会。像以往那样，他的演讲技能可以迷惑和感染他的臣民。他告别大湖区的灰暗，又回到了米兰，并且在它的歌剧院里发表了演讲。他谈到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国王和他的总理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对他的背叛，谈论1943年7 月到9 月的分裂行为对意大利人民产生的影响，并赞扬有着优秀素质的意大利人民还是意识到了与德国和日本盟友并肩作战的必要性。他声称，这场战争还没有输；财阀统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协约肯定很快就会破裂。他企图复苏早先的法西斯主义精神，对社会主义化也是认真的，还小心地提到了1927年到1935年法西斯政权的黄金时代。他再次把马志尼称为时代的预言家。新秩序将支持促成一个统一的欧洲，意大利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意大利人，而因为他们是欧洲人，所以同时也会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而能感觉到自己是欧洲人”。墨索里尼还声称，正是这种混合体将确保他们坚定地抵抗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犹太共济会成员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些也就是他们的“恐怖”的混合敌人。无论过去受到多少挫折，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将会寻找到“第三条路”。　　当战争没有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和他的听众都可以把自己沉浸在对这些话语及美好时光的回忆当中。但是阴暗很快就再次来到现实中。墨索里尼努力要成为一位不辞辛劳的统治者；在友好人士的眼里，他像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在他的顾问看来，他也是一个“细心、勤奋、专注”的人。同样，他有时也称赞一些优秀官僚的技能和敬业精神，称他们对于任何统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的魔力一下子消失了——1929年至1943年间，他是在罗马威尼斯宫雄伟壮丽的“两半球之厅”里统治意大利，而现在，他却窝在位于加尔尼亚诺的邋遢的办公室里，即便是友好的旁观者也都认为，他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乡村律师或医生。他声明已经厌烦了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也厌烦了自己）。他后来荒唐地企图起草新宪法，这也证实了他的职位形同虚设。墨索里尼装作对这样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即一个领袖是否应该最多任职两个7 年或是两个5 年。假如他在1936年当意大利军队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之时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他还能对自己的名誉抱有什么幻想吗？　　他已经意识到，现在该是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了。他仍然偶尔接受一些采访，有一次还热情地谈论起新闻这一职业，回忆说“办一份报纸就像是做了一回母亲一样”。他有时也探讨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他一直更喜欢猫而不是狗，可能是因为想到了希特勒，还想到自己“当狗的几年”。墨索里尼承认他犯过错误，但那都是逻辑推理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出于他本能的判断。如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囚徒，命运的一个玩偶。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个朋友。他很少或者根本不信仰法西斯主义的信条，但是却相信意大利人民的善良，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他也坚持这么说。反过来，当他与一个意大利人谈话的时候，他却驱使意大利人仍然要把法西斯主义当作20世纪的理念，告诉他们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现在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为了遏制德国，并且他早就知道美国注定将成为世界强国。有时他也声称，在内心深处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惟一一个把社会主义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并创造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人。他再次努力否认自己对1924年的社会党代表人物贾科莫·马泰奥蒂被害事件负有责任。“能击倒一头牛的溃疡病”困扰着他的工作，但是对他来说最惨的还是失去了弟弟阿纳尔多，“他是那种传统的意大利人，廉洁、聪明、安静、富有同情心”，他的光辉鞭策着意大利人民。在长期的职业生涯里，能让他尊敬的人很少。毕竟，利己主义是“至高无尚的法则”。人类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他们一边谈论着精神和灵魂，一边却在相互争夺、残杀和欺骗。　　要不是有这场他应当负相当大责任的战争，欧洲人民和意大利人民也不会经历恐怖和屠杀，而他也将以最为平凡的方式了却一生。4 月15日，墨索里尼在与一位昔日的仰慕者谈话时用了一个可以想见的最不恰当的比喻：“我命中注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这个时刻就要到了。” 第二天，墨索里尼在政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解释说，他要到米兰去，但不会在那里待太长时间，然后将到帕沃利尼和他的“黑衣旅”的集合地瓦尔泰利纳去。他又不是很明确地补充说，他将最后一次“走向人民”。4 月18日，在事先没有和纳粹盟友商量的情况下，他最后一次去了米兰（如果算上他在死后尸体被送到米兰那一次，这可能是他倒数第二次到米兰），这让纳粹盟友非常气恼。在米兰，他也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于是便住在了当地官员的府邸里，好像他的政府在那里还继续存在一样。当时，失眠正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神经紧张，对周围的事物无动于衷，寝食难安，而这种情况在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即便这样，他仍然机械地说，战争就是一场“伟大的戏剧”，这场戏剧可能不止有五幕，而是六幕、七幕或者八幕，而他早已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已经全盘皆输了。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他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沦落成了一个“政治梦游者”。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