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3.一种出人意外的判决 8 月21 日，对被告的正式审判结束。这时，检察长维辛斯基作出了一个使全党和全国震惊的声明： “在以前几次审判会上，一些被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赖因霍尔德）在自己的供词中提到了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拉狄克、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他们是被作为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参加了罪恶的反革命活动的人而提到的，这次案件的被告正因此而受审。我现在认为有必要通知法庭，昨天我已经命令根据被告的声明开始对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进行侦查，根据这一调查的结果，总检察长将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关于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侦查机构已经掌握了指控这两个人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因此，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已被提出刑事起诉。” （18）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了中央下一步的重大行动。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后来被作为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意味着另一次大的公开审判已着手进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国内外和党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虽然1929 年他们被作为右倾反对派赶下了政治舞台，但他们坚持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反对强制合作化和剥夺农民和反对片面高速度工业化的思想，以及主张实行政治和解的主张，都被30年代的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仍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宣布开始对他们侦查，意味着宣布消灭原反对派的总体战，意味着要用极端的行政政治手段彻底结束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不同势力和意见，建立完全的个人专制统治。维辛斯基的声明第二天登在了报刊上。它像一个重磅炸弹立即掀起了社会的狂澜。但在当时个人迷信泛滥的苏联，表现于社会上的仅是自上而下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极左思潮的狂热表现。像以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每一次受审时一样，全国的企业和机关纷纷集会要求彻底搞清楚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和丑恶的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消息报》社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该报的最后一页上标着该报的总编辑：布哈林。托姆斯基看到登在报上的维幸斯基的声明，当天在他的位于鲍尔舍沃的别墅里自杀了。托姆斯基20 年代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苏联工会运动的领袖，去世前任中央候补委员。很明显，他从基格夫被刺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从第一次公开审判中，看到了苏联的灾难进程已无可挽回，因此他决心避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到的巨大凌辱和贬责，保持自己的尊严。而在当时的苏联，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选择自杀的道路。几个月以后，当时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也被迫自杀了。党中央委员会立即谴责了托姆斯基的行动，把这样的行动归咎于托姆斯基本人。 8 月22 日上午开庭后，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词或起诉总结发言。它是一篇为伪审判扬威张目的即兴杰作。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检察长嬉笑怒骂、挥洒自如地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扮演了一个玷污社会主义法制的典型角色。在权力大于法律，法律可以被任意修改、解释甚至被代替的时候，作为法律代表的检察官如要存在就只能充当当权者的代言人。对于这一点，维辛斯基不仅明白，而且本人甘愿充当这样的角色。后来，他于1937 年3 月在检察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讲话说：“必须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和时刻，比如说，法律实际上过时而应当把它们撇在一边。”（18）为了使这种无视和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得以贯彻和实施，维辛斯基提出了他的法学 “理论”。他说，在涉及国事罪的案件中，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是被告自己的承认。另外，维辛斯基还论述了法庭的任务。他说，法庭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的，因为犯罪事实已经过去，法庭无法再制犯罪过程。既然无法确定事实真相，那就无须去这样做，只要确定被告罪行的“最大可能”就够了。因此，法庭的目的便不是寻求真相，而是确定被告由起诉所认定的犯罪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被法庭确认，便可作为判罪的根据予以判罪。（20）而在被告权利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犯罪的“可能性”是诡辩术所不难证明的。法庭论证被告犯罪的“可能性”和被告本人的承认加在一起，构成了维辛斯基审判学的基本理论，是专制政权任意施为的法学根据。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以及后来几次公开审判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面对如此重要、如此众多、罪行如此严重的被告，检察长先生拿不出哪怕一件确凿的物证，来证明这一阴谋集团及其罪行的存在，但却丝毫无碍骄矜的公诉人揭露和申斥被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如同一个导演看到了自己的成功之作，维辛斯基显得是那样地得意和神气十足。当然，说维辛斯基是导演并不确切，因为真正在后台当导演的并不是他。但是，起码是他在前台临场指挥并享受成功的喜悦。他看到，在他导演的剧作中，除了像斯米尔诺夫等个别人进行过不成功的反抗外，被告们对他在起诉书中提出的指控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屈，有的甚至于想方设法争相予以承认和证实。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桩骇人听闻的大阴谋，而根本用不着顾及事实和听众是否相信，也根本用不着担心他的话会受到批驳和揭露，因为他要说的话是遵循最高指示，是不受党和人民的检查和监督的。很可能，像维辛斯基这样的混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政客和文痞原本就认为，历史本来就是演戏，谁演得真切谁就是胜利者。维辛斯基首先对大审判的必要性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他说，还175 在三年以前，斯大林同志不仅预见到了敌视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的必然的反抗，而且还预见到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活跃的可能性。目前的法庭审判完全地和十分明确地证实了这一预见的伟大和英明。接着，他抨击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再次列举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各种罪行。接着，他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基洛夫遇难的事件： “这些资本主义的疯狗竭力撕碎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最最优秀的人物。他们杀害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珍贵的革命家，这是一个卓越的、非凡的人，一个心底坦荡和乐观的人，就像经常挂在他嘴边的笑容一样，他的坦荡和乐观就像我们的生活本身一样。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基洛夫；他们把刀戳向了我们的心窝。他们以为能够因此而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惊慌和恐惧。”（21）然后，维辛斯基剖析起斯米尔诺夫的顽固不化和支吾搪塞。他说，斯米尔诺夫顽固地否认他参加了托—季中心的任何恐怖活动，可是他的罪行已被其他人的供词所证实。然后，维辛斯基以他擅长的诡辩术，信口雌黄地尽情地发挥着，分析起斯米尔诺夫犯罪的经过来；“我知道，斯米尔诺夫要自我辩护，他会说，他已经脱离了中心。斯米尔诺夫会说：‘我什么也没有干，因为我当时在监狱里。’这真是一个天真的证明！斯米尔诺夫从1933 年1 月1 日起就蹲在监狱里，可是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尽管蹲在监狱，仍然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因为发现了斯米尔诺夫呆在监狱时同外面的朋友联络的密码。这一点证实联系是存在的，就是斯米尔诺夫也不能否认这一点。”（22）维辛斯基尽管这么说，却自始至终没有向法庭出示这方面的任何证据，也没有表现出用出示所发现的密码来说明案件的意愿，尽管物证在定案中的首要作用是尽人皆知的。而人民在当时甚至不敢提出要检察长出示罪证的要求。其实，像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主要被告的起诉书一样，维辛斯基的皮夹里除了洋洋洒洒耸人听闻的声明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称为证据的东西。后来，直到20 多年后对季诺维也夫案件的主要被告平反时，也没有发现斯米尔诺夫的任何密码。显然，密码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总检察长伙同内务部制造的假证。因此，我们不能把维辛斯基的问题仅仅归结于使用错误的法律学理论，充当恐怖政策的辩护士。他已堕落到使用诬陷手段，充当刽子手们帮凶的地步。维辛斯基随意把恐怖主义的理论强加到被告头上。当然，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样拿不出任何说明被告曾经公开或隐蔽地散布恐怖主义的证据，而只能使用被告被迫作出的供词：“那么，这些先生们怎样使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恐怖活动相适应呢？根本不能！然而，这些人曾经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或许季诺维也夫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里说，马克思主义与恐怖主义是不可能相容的“在这次审判中赖因霍尔德说，1932 年，季诺维也夫曾为恐怖手段的使用进行辩解，他说，‘尽管恐怖手段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但在现在这种看法应该取消。’”（23）当话题涉及到理论问题时，善于诡辩的维辛斯基越发不可止步，他情不自禁地卖弄起他混入布尔什维克以后才学到的知识和理论：“与民意党人的恐怖时期作对比确实是无耻的。在民意党人的时期，那些真诚地反对沙皇制度，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确实使用了自己特有的然而永远无可指责的方式。我想起他们时心里充满了尊敬之情。因此，对于上述侮辱性的相提并论，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或许是出于这种假惺惺的义愤吧，维辛斯基在讲话的终了喊道：“我要求将这些疯狗枪毙，一个不剩地枪毙！”（24）按照法庭的程序，公诉人发表起诉总结发言后是被告们的“最后陈述”。 8 月22 日上午，被告们把自己的“最后陈述”的稿子交给了莫尔恰诺夫，后者把它们送交叶若夫审阅。最后陈述也要由审判当局批准的作法，再一次证明了公开审判的虚伪性。叶若夫把稿子中有关被告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掉了。因为被告对列宁的崇敬心情的流露和对自己革命经历的回忆，自然会唤起人们对他们的罪行的怀疑，对他们的指控也会显得站不住脚。另外，法庭根本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从赤胆忠心的革命家变成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因此，从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几位主要被告曾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学生这一历史事实，也根本看不出他们曾经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活动，曾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曾在国内战争的战火和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甚至他们曾经担任过的众所周知的职务也不准提及。起诉书和判决书中，紧挨姓名的职务一栏里，填的全是“职员”。革命的风火锻造了他们的血肉和灵魂。可是现在，他们只能作为腐朽透顶的囚犯，突然出现在这个人间世界上。 8 月22 日晚间和8 月23 日，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被告们说话的顺序与被审判时一样。第一个站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或许是他忘记了不准向法庭提及自己革命经历的警告，或许是由于难以名状的痛苦的煎熬，穆拉奇科夫斯基情不自禁地谈起了自己的经历。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经历。他13 岁时就因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过。他本人是个工人，他的父母和祖父都是工人。他的祖父组织并领导过著名的南俄工人协会。从阶级观点来看，他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人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社会基础。“可现在”，穆拉奇科夫斯基痛苦地喊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却是一个反革命！”（25）法官和检察长都警觉起来：他往下要说什么呢？维辛斯基甚至欠起身来，准备发暗号了。暗号一发出去，会场里就会有专门的听众大声起哄，打断穆拉奇科夫斯基的话。不过，维辛斯基虚惊了一场，一切进行顺利。穆拉奇科夫斯基一时感情冲动，说不清是绝望，还是悔恨，抑或是被压抑的愤怒，大约是由于这些情感的综合吧，他两眼含泪，猛地一拳砸在被告席的木栅栏上。可以想见，此时此刻，这位革命家的心中翻腾着何等痛苦和愤懑的惊涛骇浪，它几乎要冲破那人为设置的无形的堤坝。但他紧紧地抓住了长凳的靠背，终于克制住自己。或许他在想：不管面前的法庭多么伪善，多么狰狞，不管历史是多么不公正地让这样的法庭充当人民的法庭，但历史毕竟是让它充当党和人民的法庭，他在自己的最后时刻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对抗党和人民。理智终于约束住难以约束的感情。他说，他之所以提到自己的过去，那仅仅是为了使大家“记住，不仅一个将军，不仅一个公爵或者贵族能够成为——反革命，就是像我这样的工人或工人出身的人也可以变成反革命。” （26）最后他说，他是一个叛徒，活该被枪毙。审判长乌尔里赫朝维辛斯基投出满意的一笑。它是献媚者的笑，胜利者的笑，是野兽脚踏着自己的牺牲物时的笑。绝大多数被告都表示服罪。他们用污垢的语言谩骂申斥自己，把自己称作叛徒、强盗、败类，说自己不值得宽容。突然，叶甫多基莫夫冒出了一句并非无意的反问：“到底有谁会相信我们众口一词的话呢？”接着，他不由自主地抒发了内心的抑郁：“谁会相信我们这些把基洛夫杀死，对着他的新坟演出这么一出丑恶的闹剧的人呢？谁会相信我们这些不是由于我们本身的罪过而是因侥幸而没有变成谋害斯大林及其他人民领袖的人呢？谁会相信我们这些作为反革命匪帮，作为法西斯和盖世太保的盟友而站在法庭上的人呢？”（27）加米涅夫谈完自己最后的话以后便坐下了。但他又站了起来。他想给自己的两个孩子说几句话。他的孩子一个是飞行员，一个还是孩童。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素以民主正派和平易近人而著称的革命家加米涅夫，竟不能唤亲生子于堂前，抚其项背而教诲之，而只能像一个普通的死囚犯人那样，遥寄顾盼之情，这是何等地悲怆和凄凉！那无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竟不能饶恕一个功绩卓著并已退出政治舞台的革命老人！加米涅夫只能采取他根179 本没有想到的方式对他的儿子说话。当然，他的话不仅是说给他的儿子的。而且我们看到，遭遇到千古奇冤的革命家加米涅夫在他临终之际，仍然关心着人民和人民的事业。“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看，要向前看。同苏联人民一块跟着斯大林向前走！”（28）然后，他坐下了，用双手捂住了脸。所有在场的人都动了情。据说连法官们呆板的面孔也一时失去了常态。季诺维也夫站起身，照着内务部为他拟好的稿子念起来。他呼吸困难，声音平淡，缺乏自信。他不看听众，不寻求他们的共鸣，与往常那个在党的会议和共产国际大会上令人倾倒的天才演说家相比，他判若两人。他讲话的内容与加米涅夫的讲话类似，他机械地揭露和批判自己，证明他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布尔什维克原来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叛徒，而只有斯大林才是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和继承人。他对自己进行了拙劣的和机械的理论批判，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显然是发言稿修改者的东西：“我先是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变成反布尔什维主义，接着又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而我的季诺维也夫主义，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29）最后他说，任何惩罚都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更使他感到可怕，即“我的名字将和与我坐在一起的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我的右边是奥利别尔格，左边是纳但·卢里耶”（30）季诺维也夫显然认为这两个人是内务部的奸细。虽然他自己也在内务部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重压下屈服了，但他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和列宁的战友的尊严还没有泯灭。斯米尔诺夫再次否认他直接参加过任何恐怖活动。但是，他谴责了托洛茨基，说他是站在街垒另一边的人。最后一名做“最后陈述”的人是弗里茨·达维德。除了奥利别尔格之外，他和其他3 名所谓被托洛茨基派到国内的人都没有要求宽大处理，当然他们心里有谱：绝无生命危险。后来的事实则证明，他们积极、忠实地与内务部合作的态度以及内务部将予以宽大处理的许诺，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审判组织者将受骗上当的人使用过后，或者说他们失去使用价值后，为了灭迹，不动声色地把他们也一道枪决了，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他们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当所有的被告讲完之后，法庭宣布休庭，审判庭成员进入了会议厅。此时的时间是8 月23 日晚7 点半。判决书已预先由审判长乌尔里赫准备好。在准备过程中，乌尔里赫几次易稿，每次都是呈交代行休假的斯大林的职务的卡冈诺维奇审阅。卡冈诺维奇对最后一稿也作了修改。在判决书的第3 页上关于阴谋分子准备暗杀的名单中，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在第7 页上写上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深夜两点半法庭重新开庭。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长乌尔里赫呆板地读了15 分钟的判决书。按照判决书的说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一瓦加尼扬、斯米尔诺夫被判定犯有如下罪行：（1 ）根据托洛茨基的指令，组织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中心，以谋杀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2 ）通过列宁格勒地下恐怖集团，准备了并于1934 年12 月1 日实施了对基洛夫的凶杀；（3 ）建立了一系列恐怖集团，企图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德赖采尔、赖因霍尔德、皮克尔、戈尔茨曼、弗里茨—达维德、奥利别尔格、贝尔曼—尤林、莫·卢里耶和纳·卢里那被判定犯有如下罪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积极参加了谋杀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准备活动。最后，审判长念到了判决书的量刑部分。大厅里时而响起紧张的咳嗽声。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部被告的姓名，接着，他停顿了一会儿，最后宣布所有被告被判处极刑：枪决。托洛茨基与其儿子谢多夫也被缺席判处死刑。在场的内务部的干部熟悉审判程序，以为审判长会接着说：考虑到被告过去的革命功绩，本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施用死刑。但是，他们所期待的情况并未出现。在人们的惊愕中，乌尔里赫已经不慌不忙地将判决书放进了文件夹。这时，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声吼叫打破大厅的沉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业万岁！”（34）这是两个卢里耶中的一个。直到这时他才突然明白他们被无情地玩弄了。但是，说句公道话：既然他们被选中充当牺性品，他们又怎么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呢？犯人们被带出了法庭，送进了密封汽车，向卢比扬卡监狱驰去。当时，托洛茨基正在挪威。当他了解到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情况后，便向报界发表声明，向国际联盟发出电报，向各种组织和集会寄发呼吁书，请求国际舆论帮助主持公道。但挪威政府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却建议托洛茨基离开挪威。当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接受地。最后他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同意，于1937 年1 月9 日到达墨西哥。最后的时刻公开审判会结束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的价值已完全清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诚恳地履行了君子协定，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斯大林去履行协议。根据新的法令，犯人被宣判后可在72 小时内提出赦免的请求。有一些人递了请求，但全被驳回。斯米尔诺夫没有提赦免请求。实践证明，就连给犯人留下3 天请求赦免的法令，在最后时刻也被践踏了。24 小时后，就宣布判决已经执行，16 名被告无一幸免。后来从内务部传出了一些执行判决时的情况。季诺维也夫身体很差，正发着疟疾。他被告知说要送他到别的牢房，可是当他看见警卫人员，他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据说，他无法控制自己，绝望地高声喊着要斯大林兑现对他的许诺。人们觉得他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不过，也可能并非如此，因为他激动的时候声音总是很高。因此，他可能要把临终前的话说出来。他当时患有心脏病和肝病，因此可能发生冲动。据说，押送季诺维也夫的内务部的一个中尉，担心季诺维也夫在地下室走廊里继续喊叫，就把他推到隔壁牢房中枪决了。后来，这个中尉因表现镇静而得到了奖励。加米涅夫从牢房中带出来后，没有抱怨，但显得很震惊。他从容就义。负责行刑的内务部的一个中尉在执刑后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踹了尸体一脚，又朝尸体开了一枪。斯米尔诺夫视死如归，步履稳健，他说，他们在法庭上表现不好，他们被这样对待是受之无愧。还有其他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被告的家属也受到了惩罚。“在镇压时期，实际上受害的往往是受害者全家，包括子女，亲属甚至熟人。”（32）这大概就是卡冈诺维奇所爱说的“砍伐树木，木屑横飞”的一种表现吧。叶甫多基莫夫的儿子被枪决。奥利别尔格的妻子贝蒂也被送到劳改营。贝蒂在监狱中得了病，很瘦，她企图自杀，从楼梯的栏杆跳了下去。最后，她于1940 年被斯大林遣返德国，与其他被遣返的共产党员一起交给了盖世太保。加米涅夫的一家命运很悲惨，1935年3 月，加米涅夫的前妻奥莉加·达维多夫娜（托洛茨基的妹妹）和大儿子亚历山大先后被捕。亚历山大于1939 年7 月被处决，当时只有33 岁。另一个儿子尤里克1937 年只有16 岁，1938 年1 月被处决。前妻1941 年秋被处决。加米涅夫的小弟弟，H ·B ·罗森菲尔德夫妇1935 年7 月被判刑后死于服刑期间。加米涅夫的孙子维塔季克到1951 年19 岁时被流放，身体受损，于34 岁时去世。被告被执行判决时，许多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在外地度假。斯大林在高加索。莫斯科只留下了形式上的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他们审查赦免请求，但他们得到指示，即如果政治局没有相反的指示，一律将赦免请求驳回。叶若夫留在莫斯科监视了各方面的情况，以保证公开审判顺利进行。季诺维也夫等人被枪决之后一星期，斯大林命令雅哥达从劳改营中选择了50 名反对派积级分子予以枪决。同时，劳改营中政治犯的权利被取消。1937年3 月这些权利又暂时恢复。但是几个月后又下达了大规模处决的命令。住在沃尔库塔的大多数托洛茨基分子都送到莫斯科枪毙了。其中有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尔盖·谢多夫。 1938 年3 月，在劳改营枪毙了索克拉特·格沃尔基扬等20 多名原左翼反对派分子。以后这样的处决时有发生。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和审判后，由于中央的宣传和组织，全国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浪潮。镇压的目标是“左翼”反对派的成员，他们现在一律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以及“伪装”的和“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及托洛茨基分子的帮凶。报纸天天报道“敌人”被揭露和镇压的情况。“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保护者”、“思想战线上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在科学中的破坏活动”、“女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娃的托洛茨基沙龙”，“乌兹别克斯坦农业人民委员部中托洛茨基的痕迹”等，诸如此类的文章、报道随时可见，恐怖气氛弥漫全国。注释： 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 卷，莫斯科1961年，第404 页。 ②《真理报》1964 年4 月3 日。 ③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维辛斯基何许人也？》，（苏）《文学报》.1988 年1 月27 日。 ④奥·拉齐斯：《转折》，载（苏）《旗帜》杂志1988 年第6 期。 ⑤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第71 页。 ⑥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09 页。 ⑦《大恐怖》，第109 页。 ⑧乔尔·卡迈克尔：《斯大林的杰作》，纽约1976 年英文版，第97 页。 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17 页。⑩鲍里斯·列维茨基：《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纽约1972 年英文版，第87 页。（11）（12）《大恐怖》，第110 页。（13）《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9 页。（14）《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1 页。（15）（16）《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0 、171 页。（16）《斯大林肃反秘史》，第55 页。（18）《大恐怖》，第114 页。（19）H ·米罗诺夫：《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恢复和发展（1953—1963）》，载（苏）《苏共历史问题》，1964 年第2 期，第19—20 页。（20）H ·马斯洛夫：《30 年代的政治审判：性质和特征》，载（苏）《论据与事实》杂志，1988 年第7 期和第8 期。（21）（22）《大恐怖》，第115 页。（23）《斯大林的杰作》，第100 页。（24）《大恐怖》，第116 页。（25）《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3 页。（26）《大恐怖》，第116 页。（27）《斯大林的杰作》，第112 页。（28）《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5 页。（29）《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6 页（30）《大恐怖》. 第110 页。（31）《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7 页。（32）《苏其中央政治局委员M ·索洛缅采夫与＜真理报＞记者的谈话》，载《真理报》1988 年8 月19 日。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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