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1.“元凶”重上刑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打成反对派的首领后，已经是第三次登上刑堂。第一次是涉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第二次是因“莫斯科中心”案，第三次是要为反革命的“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承担罪责。由于多次被捕，不断的传讯，经常的体罚和刑讯，单人牢房的煎熬，流放的离索之苦以及种种精神上的折磨，使得他们的体质已极度虚弱，精神已非常疲惫，处于一种失常的半麻木的状态。公开审判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这次将他们放在最后加以审讯，恐怕是认为他们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大可随意予以摆布。而且一般说来，处于失常和麻木状态的人往往对被指控的罪行漠然处之，并非出于本意地机械地予以承认。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终究曾经是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要让他们承认直接参与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承认他们与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共同策划和从事反对国家的阴谋活动，恐怕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用最后的毅力支撑着病弱之躯和疲惫麻木的精神。关于季诺维也夫身体和精神极度虚弱和疲惫的状况，可以从他被监禁时给斯大林写的信中看出： “1935 年4 月10 日。还在1935 年1 月初，我被关在列宁格勒的关押所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同志参加一次对我的审讯时，就对我说：‘您在政治上已经被枪毙了’。 “我知道，就是我的肉体至少也正在完结。只有我本人感觉得到并懂得，我的精力是如何迅速地和不可救药地，一小时一小时地耗竭，再说，在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1935 年4 月14 日。无论如何，我至少没有很久要活了，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不会再多了。 “我现在应该努力做到一件事，就是让人们谈起我这点最后的时刻时说，我已经意识到事件的全部可怕性，已经彻底悔悟，已向苏维埃政权完完全全地说出了我知道的一切，与一切事情和一切反党的人决裂，并且准备去做一切、一切、一切，以证明我的真诚。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在燃烧：向您证明，我不再是一个敌人。没有什么要求是我不能满足的，只要能证明这一点我常常这样长久地凝视着报纸上您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肖像想：亲爱的人们，你们就看着我的心吧，难道您竟没看见，我已不再是您的敌人，我整个身心都是属于您的，我明白一切，我准备去做一切以赢得原谅、宽恕”“1935 年5 月1 日。哎，我哪里还有力量使自己不哭，不发疯，继续活下去呢”“1935 年5 月6 日。假如我能指望到的话，那就让我什么时候那怕稍微地赎一赎自己的罪过。在监狱里，人们对我是仁慈的，给我看病，等等。但我老了，我感到震惊。几个月来，我老了20 年。精力在枯竭。 “ 帮帮忙吧。相信我吧。请您不要让我死在监狱里。请您不要让我在单身牢房里发了疯。”1935 年7 月10 日，季诺维也夫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张便函上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 “问题不仅仅是剥夺自由，生病及其他。问题首先是精神因素。我抑郁不堪，我完全垮了。就是在集中营里，要是能够工作和来回活动活动，使我哪怕能够有些时间舒展一下也好啊。”①当季诺维也夫被作为“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的首领，从车里雅宾斯克监狱递解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当时，他的肝病恶化，审讯因此延期。他用过去的经验衡量他这一次将要面临的审讯，加上身体不好，为了过关，他便给政治局写了封信，预先含糊其词地承担了谋害基洛夫的责任。他的承认被驳回。他不了解，这一次审讯无论从规格还是从内容上都已大大升级。上边不是让他像上次审判那样，仅仅对基洛夫被害一事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是要他彻底“悔过”，真正承认是他领导了恐怖中心，然后以阴谋恐怖罪和危害国家罪将他们予以彻底消灭。于是，在没有获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等被告口供的基础上，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的审讯开始了。这次审讯是一场政治骗局，因为无论审讯者还是被审讯者都明白：证据是没有的，别人的口供也是假的，但被审讯者必须根据上边的政治需要，承认组织和领导了“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整个审讯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如劝说、威胁、对质、安排奸细、伪造口供、折磨、刑讯、人质和空头许诺等，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什么审讯，而是政治交易。让我们先看看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初采用的劝说的手段。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重要地位，内务部的重要头目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负责对他们审讯。米罗诺夫具体分管对加米涅夫的审讯。他是一个实干的经济学工作者和反间谍专家，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严谨的工作作风。30 年代初期，因办理所谓“工业党” 案件而显露出他的才干，被中央高级领导人看中，从此青云直上。1934 年被任命为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经手处理过经济方面的一些大案，是雅哥达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可惜，由于上命难违，他的才干往往用于整治老布尔什维克、老干部、老革命，充当政治迫害的工具。这与他的良心和温和的性情相违背，常常使他陷入苦闷。他的家庭生活的不幸，他热爱的漂亮妻子沉湎于别人的诱惑，加深了他的悲观和失望。他处在这种矛盾的情绪中，开始了对加米涅夫的审问，他力求采取劝说的方式使加米涅夫认罪。他预先对审问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如何让加米涅夫了解自己的罪行，如何对他说和说什么。但当米罗诺夫听到卫兵皮靴的咚咚声和接待室里的说话声，他顿时变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尽力掩饰着自己的慌乱。门开了，加米捏夫在卫兵的押送下进来了。他没有看加米涅夫，在押送单上草草签了字，就让卫兵出去了。加米涅夫站在办公室正中，看上去老了不少，显得疲惫不堪。米罗诺夫指了指椅子，加米涅夫坐下后，疑惑不解地盯了他一眼。米罗诺夫显得很窘迫：不管怎么说，站在他面前，要受他审讯的是加米涅夫呀！米罗诺夫曾经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听过他的演讲。那时，整个会场掌声雷动，连坐在主席团的列宁也为他鼓掌。米罗诺夫看着眼前的加米涅夫，他还无法完全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坐在他面前受他支配的囚犯就是那个加米涅夫吗？他惶恐不安到忘记了自己作为侦查员的身份，不由自主地称呼眼前的受审者“加米涅夫同志”。后来他改过口来，向“加米涅夫公民”指出，一批被捕的反对派分子在供词中指控了加米涅夫，说加米涅夫从1932 年起，就伙同其他人准备用恐怖手段谋杀斯大林等政治局委员，并和季诺维也夫一起派人杀害了基洛夫。加米涅夫义正词严地据理反驳说，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忠于列宁的学说，一贯反对个人恐怖。接着，加米涅夫举出了他根本无法进行阴谋恐怖活动的事实根据。他和季诺维也夫从1932 年秋天起几乎一直呆在监狱和流放地。即使在不太长的监外自由的日子里，他也受到内务部特工人员的昼夜监视，内务部秘密政工局还在他家安插了一个坐探和“保镖”，监视他的交往活动。加米涅夫针对赖因霍尔德关于在加米涅夫家参加秘密会议的供词，提议米罗诺夫看看内务部每天外勤监视记录，就可以看出赖因霍尔德从未到过他家。加米涅夫还气愤地指出，1935 年的审判是一场闹剧，是一场政治交易。米罗诺夫坦率地告诉加米涅夫，作为一个审讯员，他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政治局完全相信针对他的口供是真实的。米罗诺夫的话明白地暴露了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从一开始就明白，案件是假的，是一场新的骗局。劝说达不到目的，继而是威胁。我们知道，无论在国家与国家，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还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中，威胁通常是强者对弱者采取的一种手段。在案件的侦查中，威胁通常是在不掌握罪证的时候采取的办法。“托一季集团”的审讯者充分意识到和利用了这一优势地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公开的威胁。据奥尔洛夫所著的书中透露，米罗诺夫将审讯加米涅夫的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说加米涅夫态度顽固，治服他的希望不大，并接受了斯大林的指示，后来米罗诺夫将他与斯大林的谈话告诉给一个好友。 “您认为加米涅夫不会招认罗？”斯大林狡黠地眯虚着双眼问道。 “我不知道”，米罗诺夫回答道，“他不听劝告。”“不知道”？斯大林问道，样子特别吃惊，死死地盯着米罗诺夫。“那么我们的国家，以及全部工厂、机器、军队、全部武装力量和舰只一共有多少，这您可知道吧？”米罗诺夫和全体到会者都吃惊地望着斯大林，不明白他的话中之意。 “想一想再回答我，”斯大林没有让步。米罗诺夫微笑了一下，以为斯大林要开个什么玩笑。但斯大林好像并无开玩笑的意思。他盯着米罗诺夫，神情分外严肃。 “我问您，这一切有多大的力量？”他穷追不舍。米罗诺夫慌张了，他还在等待，仍旧希望斯大林马上就会把这一切当作玩笑。但斯大林注视着他，等他回答。米罗诺夫耸耸双肩，像个考场上的中学生，没有信心地说道： “没人知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那么，会不会有某个人抵挡得住天文数字那么大的压力？”斯大林严厉地问道。 “没有，”米罗诺夫回答。 “这就行了，别再说什么加米涅夫或者某个犯人能经得住这个压力了。您的公文包里没装上加米涅夫的供诉，您就别来向我汇报！”斯大林最后说道。 ②任何人读到上面的话都会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手握强权的人的直接威胁，至少是对威胁的鼓励。对于这一点，当时米罗诺夫是清楚的。他觉得，这是在迫使下级用极端的手段帮助领导人清算历史的旧帐，用刑事审讯手段去帮助人解决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为了弥补因季诺维也夫患病而失去的审讯时间，叶若夫决定亲自出马，以政治局的名义公开威胁他作出伪供。谈话于一天深夜在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进行，在场的人有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米罗诺夫奉命做详细记录。季诺维也夫病后身体非常虚弱，一副病态。叶若夫谈话时不时地瞅一瞅自己的记事本，上面似乎记着什么重要指示。叶若夫宣称，政府获得了德国和日本准备进攻苏联的机密情报和文件，为了捍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党要求季诺维也夫帮助党粉碎托洛茨基集团及其活动。接着叶若夫点破了这一要求的实质，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必须在公开审判中承认托—季集团企图杀害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罪行。叶若夫的话几乎等于是说，即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这样的罪行，那也必须承认这样的罪行。这是公开的欺骗和讹诈。叶若夫针对季诺维也夫气愤的态度威胁说，如果他自愿参加公开审判并承认一切罪行，他的命就能保住。反之，他将受到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他和所有反对派成员，包括呆在劳改营的反对派分子，都要统统处决。加米涅夫在受审时也受到同样威胁，如果他不投降，他的儿子将被枪毙。季诺维也夫不怕威胁，表示不怕丢掉脑袋。他愤怒地拒绝诬蔑自己，拒绝把自己骂成罪犯，拒绝充当审判组织者的帮凶。和平谈判不能迫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屈服，于是，其它合法的和非法的获取口供的手段都被调动起来。对质的方法完全失败了。首先与季诺维也夫对质的是他过去的秘书皮克尔。但皮克尔一见自己的老领导，未敢重复自己的假供。加米涅夫与赖因霍尔德对质时以准确有力的质问使后者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加米涅夫让赖因霍尔德点出他多次到过加米涅夫家密谈的时间。赖因霍尔德点出了1932、1933 和1934 年。加米涅夫让他回忆一下住宅的特征，比如房屋的位置和屋内陈设。从没有到过加米涅夫家的赖因霍尔德当然无从回答。这样的对质完全证明了赖因霍尔德口供的虚假性。参加对质的米罗诺夫的态度给这个虚假性做了旁证，他甚至例外地不做对质记录，以避帮加米涅夫说话之嫌。为了防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自杀和窥测他们的思想动态以求一逞，雅哥达在他们的囚室里安排了奸细，冒充被捕的反对派成员。奸细也经常去“受审”，抱怨和咒骂，以赢得同情。季诺维也夫对他们很警惕，而一向以民主和宽厚而在党内著称的加米涅夫则很关心他们。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抵抗，内务部甚至打算采取伪造口供的卑鄙的手段。叶若夫在与季诺维也夫的谈话中公然蛮横地说，没有他季诺维也夫的供词照样办事，因为他可以把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加进审讯记录而在报上公布，这样的供词中将载明，季诺维也夫被其他所有被告揭发后，已彻底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此外，内务部不惜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采用通常对待一般政治犯和刑事犯采用的非法审讯手段。时值夏天，封闭的牢房里非常闷热。雅哥达为了摧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志，吩咐向他们的囚室里放暖气。患有气喘病的季诺维也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当米罗诺夫的劝说和攻心失败后，雅哥达决定用体罚和刑讯手段整治加米涅夫，挫掉他的锐气。他把加米涅夫交给了内务部行动局副局长切尔尼克。切尔尼克是雅哥达的亲戚。有赖于此，他谋取到了副局长的职位。他还负责保卫克里姆林宫，经常护送斯大林。这个人盲目崇拜大权在握的领袖并且是鼓吹这种崇拜的受益者。而他自己，一旦有权在手，便成为一个粗暴无札、自高自大、无廉耻之心的人。在他的眼中，唯位尊者是敬，因此常常媚上欺下，以虐待犯人为乐。由于革命良心的泯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昔日的革命领袖不过是可以由他任意施暴的对象而已。切尔尼克接手审讯加米涅夫后，气氛骤变。他的审讯室里经常传出辱骂和拷问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吵闹声。他不但对加米涅夫这样令人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施以刑讯，而且肆意污辱加米涅夫的人格。他把加米涅夫骂成胆小鬼和工贼，只会在咖啡馆里聊天的吃党饭的无赖。他甚至随意说出要把加米涅夫枪毙掉的话。切尔尼克这样的人身上有个人迷信时代培植起来的狂妄野心家的影子。叶若夫和雅哥达还使用人质这一手段对付加米涅夫。叶若夫恶毒地利用加米涅夫思念儿女之情，他让审讯员向加米涅夫宣读了赖因霍尔德的最新供词。供词中说，他和加米涅夫的儿子在莫查依公路上的奥金佐夫附近，跟踪过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汽车。这种以子女的生命对被告进行讹诈的卑鄙手段，使加米涅夫惊愕和气愤到了极点，他大骂叶若夫是革命的掘墓人。当叶若夫离开后，加米涅夫不由地对米罗诺夫说，苏联发生了地地道道的热月政变，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由于不善于接受法国热月政变的教训，而使热月政变在苏联重演。雅哥达在对待被告的手段上一点不亚于他的同伙和上司。他当着加米涅夫的面签发了对加米涅夫的儿子的逮捕证，再次向加米涅夫施以精神打击。在给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种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和打击，使他们对本人的前途绝望，对过去受他们领导的同志尤其对他们的子女的生命极度担心，从而发生思想动摇的时候，审讯的策划和组织者对他们使用了极其阴险的手段：空头许诺。据奥尔洛夫在《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透露的情况，雅哥达觉得叶若夫经常有意避开他直接过问案情的举动，表明他对自己的敌意和对自己地位的威胁。雅哥达决心亲自治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保证即将举行的公开大审判顺利开场。他命令下属严密注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动摇的迹象。这样的机会终于被他等到和抓住了。 1936 年7 月的一天，季诺维也夫与叶若夫、莫尔恰诺夫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激烈谈话后回到了囚室。他突然向莫尔恰诺夫提出了与加米涅夫会面的请求。雅哥达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将季诺维也夫带到他的办公室，几乎是谄媚地向季诺维也夫晓以利害后，让他在一间安放了录音机的囚室里与加米涅夫进行会谈。季诺维也夫认为必须出庭，但须有一个条件：斯大林必须亲自证实叶若夫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加米涅夫虽有些犹豫和不满，但最后同意了他的看法。两个人商量了谈判的条件：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证实自己的诺言。斯大林听到雅哥达报告的消息欣喜若狂。第二天，雅哥达、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疑惑不解的是，不是政治局全体成员，而只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三个人在场。斯大林的解释是：这是政治局的专案委员会，有权听取他们的全部意见。季诺维也夫说，他和加米涅夫近几年来接受了不少许诺，可那些许诺统统都没实现过。接着他问，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怎么能再相信新的许诺呢。基洛夫死后，他们被迫承认对那一凶杀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雅哥达当时转达了斯大林亲口许下的诺言，说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作出牺牲。然而，目前又正在准备最卑鄙的公开审判来迫害他们，这个公开审判不仅要给他们抹黑，而且还会沾污全党。季诺维也夫声泪俱下地恳求斯大林取消公开审判，因为把列宁的政治局委员和私人朋友诬陷为匪徒，只会使党蒙受奇耻大辱。“假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假如他看到这一切！ ”季诺维也夫喊了几声，嚎啕大哭起来。斯大林平静地指出，由于过去他们不听警告，结果落得现在这个哭鼻子的下场。现在只有服从党的意志，不然会落个惨得不能再惨的下场。针对加米涅夫指出的关于不枪毙他们的保证，斯大林反问道，难道他们想要一份正式的担保协议而不相信政治局的担保吗。伏罗希洛夫甚至失去了斯大林所保持的表面平静，事后他说：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太猖狂了，好像他们有权强迫政治局接受他们的条件似的。这实在令人气愤！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脑筋，他们就该跪在斯大林同志面前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如果他们不想要自己的脑袋，那就让他们去死！让他们见鬼去！” 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表现进行了分析，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他们庸人自扰，以为我们组织审判是专门为了枪毙他们，这太愚蠢了！仿佛我们非得经过审判才能把他们统统枪毙似的。如果我们认为非枪毙他们不可，审判又有多大意义呢。他们忘记了三件东西： “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 “第二，既然他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他们，那么，在他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他们呢？ “第三，这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③斯大林的最后一席话讲得很有感情，听起来非常真诚和具有说服力。或许是这些话再一次感动了他们，或许是他们再次相信了斯大林的保证，加米涅夫站起身，以他和季诺维也夫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俩就将出庭。斯大林做了肯定的回答。这次谈话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的待遇大大改善。他们被转到宽敞凉爽的囚室，洗了澡，换了衣服，还给派来了医生治病，吃上了营养灶，还可看书，看守的态度也变好了。牢房几乎变成了疗养所。当时，甚至连雅哥达及其助手们都觉得任何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都不会被枪毙，未来的公开审判是一场彻底粉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政治斗争。斯大林本人及通过其亲信向被告下达某种指示、意见和许诺，并非一次两次，仅与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有关的被告就不止一两人。看来，撇开许诺时具体说的话不说，不杀的许诺是确实存在的。这种政治上的许诺在瓦解被告的意志方面起到了酷刑和人质等严酷的非法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一次许诺最后被兑现。另外，我们看到，任何被告在得到斯大林的许诺时，都不是面对整个政治局。这说明中央政治局并非铁板一块。在执行许诺上，有的人仍然是可以信赖的。甚至到1938 年秘密审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鲁祖塔克时也没有理会鲁祖塔克提出的面对整个政治局的要求，“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来，因为斯大林不想和他讲话”。④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于斯大林许诺也是疑问多于信任。这一点可以从1936 年7 月12 日季诺维也夫给斯大林的信看出。季诺维也夫还是那样诚恳和坦率，然而他已经在安排后事了。 “我的状况非常糟糕。我担心我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我有一个热切的请求：把我在乌拉尔斯克市写的书予以出版。书还没有写完（未来得及写完），不过主要内容还是写出来了，我是用心中的血写的。 “还有，我要斗胆请求一件有关我的家庭，特别是儿子的事。您在我儿子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认得他。他是一个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的天赋。请您帮助他们。 “现在完全忠实于您的Γ·季诺维也夫。”⑤7 月中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始供认所谓罪行。他们的屈服为公开审判的顺利举行提供了最后的保证，也在瓦解一些被告的最后抵抗方面起到了刑讯所起不到的作用。捷尔—瓦加尼扬得知两位大名鼎鼎的反对派领袖已经答应出庭，认为像自己这样的人再为党的名誉去斗争已变得没有意义，于是绝望地在供词上签了字。但他即使屈服以后也没有丧失革命家的尊严和气度。开庭前不久，检察长维辛斯基来到了内务部，办理案子和被告的交接手续。被告被一个一个地带去，由维辛斯基当着内务部头头的面，走形式地讯问被告是否承认供词属实，本人是否已签过字。轮到捷尔—瓦加尼扬时，他鄙夷地盯了维辛斯基一眼说： “老实说，我有合法权利不承认您是什么检察长。内战时，我逮捕过您，因为您是真正的反革命！”维辛斯基顿时变得脸色苍白，无言以对。捷尔—瓦加尼扬十分满意这句话所起的作用。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宽宏大量地补充道：“嗨，算啦！您别害怕，我已无法再抓您了。”⑥内务部的头头看不起维辛斯基这个在自己面前溜须拍马的人，捷尔—瓦加尼扬此举使他们感到十分开心。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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