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刑讯和屈辱
      
          内务部为了贯彻上级指示,要把根本不存在的“托—季联合中心”这样的阴谋
      恐怖集团挖出来,就只能凭借专政机关的强大威力,采用各种非法强制手段,强迫
      人犯承认罪犯身份,编造罪行,作出伪供。这一点可以从许多人犯在受审时所写的
      申诉书中看出。
      
          奥利别尔格遭受两次审讯后,于1936  年1 月27  日写了一份申诉书,这份申
      诉书说明了他被迫作出伪供的情况。申诉书中说:“1 月25  日您对我进行了最近
      的一次审问后,我心里充满了可怕和痛苦的死亡的恐惧。今天,我已经比较安宁些
      了。我觉得我能够诬蔑自己,无所不能,只要能结束痛苦就行。然而我还是没有力
      量往我自己身上抹黑,张口说出明显的谎言,即我是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的特
      派员等等。我来苏联是出自自己的本意。现在,当我已在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
      这是一种荒唐犯罪的举动。我对此感到痛苦和后悔。我不仅是自己倒霉,而且祸及
      了我的妻子和兄弟。现在我明白了,我这一步是多么不对,我说的是我根据不可靠
      的信息来到苏联,隐瞒了我过去曾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经历。”⑨第二天,奥利别尔
      格又交了一份申诉书,恳请内务部领导召见他。他想当面举出一些人证来,说明他
      没犯过指控他的罪行,说明他无罪。
      
          奥利别尔格的申诉根本未被审理,后来在法庭上也没有提。他后来开始承认自
      己有罪,承认了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
      
          捷尔—瓦加尼扬的申诉说明了他被非法审讯的情况。
      
          瓦加尔沙克·阿鲁秋诺维奇·捷尔—瓦加尼扬被定为“托—季联合中心”中托
      洛茨基派的三名代表之一。捷尔—瓦加尼扬是一个有教养的亚美尼亚人,为人正直
      谦虚,1912  年入党。十月革命前,他在莫斯科士兵和工人中进行革命鼓动工作。
      他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强烈信念,他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加上他那黝黑英俊的脸
      膛洋溢着的友善和真挚,他那深沉的嗓音所蕴含的坚韧和信心,使他成功地发动了
      莫斯科中心彼得洛夫兵营两个团的起义,向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士官生部队发起了
      进攻。革命胜利后,捷尔—瓦加尼扬被任命为莫斯科党委会军事部主任。1918—1920 
      年,他曾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内战时,担任亚美尼
      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不关心个人的仕途升迁,不像有些带着私念加入革命队伍的
      人那样,革命时瞻前顾后,革命胜利后则居功自傲,追逐名利地位和权势。他结束
      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后,便潜心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担任《在马克思主义
      旗帜下》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左倾反对派失败
      后,他被开除出党。以后,一直被作为异端分子,过着时而被任用时而被放逐的动
      荡不定的生活。因涉足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
      1934  年恢复党籍,但1935  年又被开除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捷尔—瓦加尼扬被捕后,由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审理他的案子。
      
          别尔曼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的良心,但他受党的纪律的束缚,必须违心地执行
      上面的命令。他为捷尔—瓦加尼扬坦荡的革命胸怀和一身正气所感染,与他建立了
      友谊,没有对他施以酷刑,一直以党的利益和党的需要为由,劝他做出假供。但捷
      尔—瓦加尼扬拒绝做假供。他说:“我倒是从心里愿意满足中央的希望,但要在假
      供上签字,我却不愿意。请相信,死,我是不怕的。
      
          在十月革命的街垒战中,以及后来在内战中,我已多次出生入死。当时,我们
      之中有谁想到过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如果要在你们所需要的供诉上签字,那至少
      得让我相信,这些供诉确实符合党和革命的利益。可我打心眼里感到,这些供诉只
      能糟蹋我们的革命,只能使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⑩当别
      尔曼要他服从党的纪律进行交待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党员四条纪律中最主要的
      一条是承认党纲。他说,如果中央现在的新纲领认为必须毁掉布尔什维主义及其奠
      基人的名誉,那么,他不承认这个纲领,也不再认为自己应受党纪的制约。再说,
      他自己早已被开除出党,因此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服从党的义务。捷尔—瓦加尼扬
      在审讯时的表现,深深感动了别尔曼,后者觉得他不仅革命功绩胜过内务部许多人
      一百倍,而且是一个有思想的、视死如归的了不起的人。
      
          在被囚禁的秘密审讯时,捷尔—瓦加尼扬压抑不住内心的义愤,曾两次绝食抗
      议。后来,他割破手指,用鲜血写了一份申诉书,并请别尔曼把它交给斯大林和雅
      哥达。在另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他气愤地声明要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
      无法忍受卑鄙、恶毒和无耻的诽谤,那些破绽百出和显而易见的谎言。“他们发明
      了这一谎言,其动机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我却无力对付这一显而易见的谎言。我
      以对列宁的神圣的怀念起誓,我与反革命匪徒和暴徒的恐怖言论和恐怖勾当,没有
      任何关系。”(11)捷尔—瓦加尼扬的这封申诉信根本未被提交法庭。1936  年8 
      月10  日,即公开审判的前9 天,斯大林审阅了维辛斯基起草的公诉书,把捷尔—
      瓦加尼扬划进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而且,把他作为这一中心中
      托洛茨基一翼的一名领导人。
      
      
      
          穆拉奇科夫斯基被捕时,身体和精神都很虚弱。1936  年4 月23  日,他的妻
      子致信内务部,向他们讲明了丈夫的身体状况,医生检查出他的神经系统和神经节
      患有疾病。而且在被捕前,他就是长期病号,住过很长时间的医院。但是,内务部
      对这种情况根本不予理会,照捕照审不误。穆拉奇科夫斯基忍受着病体的折磨,咬
      紧牙关,一次一次地走进刑堂。对穆拉奇科夫斯基的初次审讯持续了90  个小时而
      没有结果。斯大林曾打电话询问审讯情况。后来穆拉奇科夫斯基被带去见莫洛托夫,
      后者提出了某种调和办法,把穆拉奇科夫斯基气得直唾其面。他对审问者的软硬兼
      施的折磨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谢尔盖·维塔利耶维奇·穆拉奇科夫斯基也是一名
      老布尔什维克。他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  年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乌拉尔
      工人起义。国内战争时,他与高尔察克作过战,曾获得两枚红旗勋章。1920—1925 
      年先后任外乌拉尔军区和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他是斯米尔诺夫的老部下,两人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跟随斯米尔诺夫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因1927  年领导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地下印刷厂被开除党籍。1928  年恢复党籍后,任贝加尔—阿穆
      尔铁路建筑局局长。因涉嫌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于1933年被开除
      出党,并被判刑5 年。他虽不如斯米尔诺夫那样具有出众的智慧和广博的知识,也
      不具有后者那样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宁折不弯的秉性,但他是一个正直诚恳的革命
      者。反对派被瓦解后,他没有屈从于斯大林高级军职的引诱。他有个弱点,就是虚
      荣心强,自命不凡,常常自诩为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负责对他进行侦讯的是斯卢茨
      基。斯卢茨基在上命难违的情况下与他周旋。因佩服他英雄的革命经历,对他多采
      用说服教育的攻心战术。经过长期的接触,斯卢茨基揣摩到了他自高自大的心理,
      便曲意地吹捧他,奉承他,巧妙地煽动他的虚荣心,使他悔不当初的情绪不断膨胀,
      让他相信他作出交待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的需要。他的思想根基动摇了。
      他受到了悔不当初的情绪、党的事业的需要和保全生命的复杂思绪的折磨。最后,
      他屈服了,同意招供以求宽恕。7 月上旬,他开始交待所谓的罪行。根据M ·克里
      维茨基在其所著《我曾是斯大林的特务》一书中所说,审讯穆拉奇科夫斯基的那个
      侦讯员对他说:“我把他搞得哭起来。我和他一起流泪,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一
      切都完了,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尽最大努力以避免与不满的群众作无益的斗争。因此,
      政府必须让反对派领导人作出公开坦白。”(12)穆拉奇科夫斯基表示愿意按党的
      需要认罪时,侦查员立即把预先准备好的供词拿给他,让他签字。保存在档案中的
      审问穆拉奇科夫斯基的记录共有7 份,其中有6 份是侦查员预先写好,用打字机打
      出来的。穆拉奇科夫斯基未作任何涂改,都签字了。他只对一个问题提出了疑义。
      这个问题是关于与国外的托洛茨基中心的关系的。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我请您
      出示您关于我们的组织与托洛茨基存在联系的证据。”(13)“托—季联合中心”
      托洛茨基—翼的主要领导人斯米尔诺夫对内务部的侦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斯米尔诺夫之被定为托—季集团的领导成员,是由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确定的。
      内务部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曾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斯米尔诺夫自1933  年1 月
      1 日起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不可能参加狱外的阴谋活动,但斯大林执意要把斯米尔
      诺夫打成托—季集团7 人领导成员之一。
      
          斯米尔诺夫被如此看重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是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他卓
      著的革命功绩,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在党内外享有的威望。他出身工人家庭,17  岁
      投身革命。1899  年就加入了党组织,是布尔什维克最早的党员之一。1905  年曾
      积极投入莫斯科武装起义,参加了街垒战,后来在党的地下斗争、沙皇的监狱和流
      放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内战时,作为红军杰出的指挥员,指挥红军第5 集团
      军,在粉碎高尔察克匪帮的战斗中战功卓著。
      
          他当时担任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内战结
      束后,他在西伯利亚担任领导工作,被人称为“西伯利亚的列宁”。1922年,斯米
      尔诺夫曾被提名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可是他宁愿担任实际工作而不愿
      坐办公室与文件会议打交道。总书记的职位由加米涅夫推荐被斯大林得到了。1923 
      年到1927  年,他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列宁去世后,他参加了反斯大林的反对派,
      因此被开除出党。1927  年他被放逐,1930  年5 月在他表示悔过后恢复了党籍。
      可以说,他的悔过是表面的和不真诚的。他被斯大林所憎恨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
      他曾是第一个要求执行列宁“遗嘱”,把斯大林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
      人。1932  年,当柳金带头反对斯大林时,斯米尔诺夫出于正义感起而支持,重新
      提出了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从而招致了更加严重的打击和报复,被判处5 年监禁,
      关进了监狱。这就是上文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该案的首犯是柳金。
      可能正是因为斯米尔诺夫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人民中享有的威望和他一贯的反
      斯大林的立场,他才被毫无道理地和坚决地包容到“托—季阴谋中心”中,尽管他
      没有分身法,无法身住监狱而参加监外的阴谋恐怖活动。这一点可能是阿格拉诺夫
      不同意将他列入托—季中心的原因。
      
          把斯米尔诺夫打成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成员的工作,由内务部外事局局
      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负责。他还负责审讯该集团的另一个成员穆拉奇科夫斯基。
      斯卢茨基懒散,喜欢装腔作势,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也能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他
      的想象力丰富,工于心计,善于研究被告心理,扮演当时他们所需要的角色。加上
      他富于表情,目光显得善良、温和,给人以真诚感,因此常常能感化被告,使人上
      当受骗。他不像内务部侦查员们通常对被告那样凶狠狰狞,明火执杖,而多是利用
      自己的长处,摇唇鼓舌,软磨攻心。
      
          他对斯米尔诺夫进行了分析,认为像他这样经历过对敌斗争、党内斗争等各种
      困难、危险和折磨、考验,一身钢筋铁骨的人,是强硬手段所治服不了的。
      
          只有向他晓以利害,并以某种手段拨动他的心弦,才能使他自动开口认罪。
      
          于是,斯卢茨基不光充当侦讯员,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受上命差遣身不由己的人,
      是被告的同情者。
      
          斯卢茨基的“攻心战”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语言,
      向斯米尔诺夫晓以利害,指明出路,其态度是软中有硬,绵里藏针,不厌其烦,顽
      强执着,中心意思是:要保住性命只有接受上面的条件,别无他法;如果抵抗,到
      头来只能毁灭自己。但经历非凡的斯米尔诺夫,总是板着面孔,平静地听他的说教
      和规劝,不为所动。斯米尔诺夫根本就没有把斯大林当作党和人民的领袖。他没有
      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地低声下气和布哈林那样习惯地称斯大林“科巴”。
      对于所谓杀害基洛夫和蓄意谋害斯大林的指控,他生硬地回答说,那是斯大林的新
      把戏。他有力地论证说,谁都知道他从1933  年1 月起就坐牢,直到重新被侦讯,
      内务部怎么能够证明在这期间是他组织人马暗杀了基洛夫并准备谋害斯大林呢。对
      于这样无可辩驳的论证,斯卢茨基只能做出粗鲁生硬的回答:政治局希望他主动供
      认一切,不然,就根本不会把他送上法庭,意思是说,如拒绝招认,将被秘密处死。
      5月20 日受审时,斯米尔诺夫干脆回答说:“我对此否认,我再说一遍,我对此否
      认,我否认。”(14)1936  年5 月8 日,斯米尔诺夫为了表示对无端的侦讯的抗
      议,宣布绝食。绝食延续了13  天。但是,内务部是不怕犯人采取这种反抗方式的。
      他们向外界封锁消息,使绝食根本不致产生社会影响,而如果犯人因绝食而死,他
      们则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为病死。
      
          在“攻心战”的同时,内务部对斯米尔诺夫运用了对质的手段,力图使他绝望。
      斯米尔诺夫与季诺维也夫对质时,季诺维也夫再次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诚实君子”
      的轻信、诚恳和懦弱的性格特点。季诺维也夫表示自己将要签署供词,并劝斯米尔
      诺夫也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将能使自己重新回到党内,因为科巴(斯大林过去
      的化名)目前是党的意志的核心,从长远来看,他要做事就不可能不要列宁的近卫
      军,所以他一定会与反对派和解。而斯米尔诺夫则尖锐地指出,政治局显然要从肉
      体上消灭反对派,不然搞这么个案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穆拉奇科夫斯基屈服后,斯卢茨基立即让他与斯米尔诺夫对质,企图软化他。
      两位老朋友老同事见面后相对而哭。穆拉奇科夫斯基认为必须认罪招供,因为这是
      党的指示,再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已屈服了。斯米尔诺夫对他的软弱进行了
      斥责,说他是胆小鬼。可能是斯米尔诺夫的话刺伤了自命不凡的穆拉奇科夫斯基,
      他便冲斯米尔诺夫嚷道:“你以为不弄脏自己的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的勾当吗?”
      这句话显然是讽刺斯米尔诺夫刚直不阿的态度。斯卢茨基和雅哥达对对质记录进行
      了篡改。经过篡改后的话变成了对斯米尔诺夫的揭发。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穆拉
      奇科夫斯基谈到了1932  年的一次秘密会议,斯米尔诺夫在会上提议联合季诺维也
      夫分子建立一个恐怖组织。这时,穆拉奇科夫斯基质问斯米尔诺夫:“你以为自己
      是圣人吗?你以为不弄脏自己的白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而又血腥的勾当吗?”(15)
      对质没有软化斯米尔诺夫。内务部决定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他们把他交给了一个名
      叫马克·加伊的凶狠的侦查员,对他进行了种种折磨。
      
          最后,内务部使用了他们最得意和最恶毒的手段:用人质相威胁。侦查员威胁
      他说,如果他继续顽抗,受折磨的将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的全家,就像对付凶手
      尼古拉耶夫的妻子那样。斯米尔诺夫不知道自己的家属已被逮捕,对威胁置若罔闻。
      内务部什么卑鄙的手段都是用得出来的。他们的信条是马基雅维里的理论:目的确
      定以后,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内务部对斯米尔诺夫的前妻莎福诺娃威逼说,只
      有在诬陷斯米尔诺夫的供词上签字,才能保住自己和斯米尔诺夫的性命。莎福诺娃
      被迫签署的声明说,1932  年斯米尔诺夫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开展恐怖活动的密令。
      8 月,内务部使用了人质,让莎福诺娃来到审讯室与斯米尔诺夫对质。莎福诺娃嚎
      啕大哭,恳求斯米尔诺夫救救他们两个人的命。她说,没有人会把他的供词当真,
      大家都知道组织审判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劝他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妥
      协,一起去参加审判,因为到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被审判的人,他们也就
      不会被枪毙了。
      
          内务部还把斯米尔诺夫的女儿当作人质。他们是这样安排的:斯米尔诺夫一次
      去受审时,让他突然看到他的女儿被两个看守架着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他的精神受
      到了巨大的震动。他的女儿后来的命运不详。这个女儿的母亲被关在科奇马斯—沃
      尔库塔劳改营。那时,她从亲戚那里知道女儿仍关在监狱里。后来,她被送到沃尔
      库塔制砖厂干活。1938  年3 —4 月间,她和其他1300  多名“不良分子”一道被
      枪决。
      
          把家属扣作人质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酷刑乃至杀头威胁所起不到的效果。
      
          斯米尔诺夫最后在人质的压力下同意招供。他提出了招供的条件:不对莎福诺
      娃起诉,他只同意承认对他个人的指控。后一个条件被称作“部分交待”,这是上
      边所不允许的。但是,离计划中的公开审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时间紧迫使上边无
      论如何要使斯米尔诺夫出庭,于是接受了部分交待的条件。斯米尔诺夫开始“招供”。
      他在交待时,竭力为他的妻子辩护,不承认她是同谋。最后,他的妻子被当作“证
      人”处理。但是,我们看到,对被囚禁的反对派领袖的允诺像其它允诺一样,不过
      是一种欺骗的手段。允诺者无耻到根本不尊重自己的诺言和人格的地步。后来事实
      证明,斯米尔诺夫的两个妻子一个被监禁,一个没有保住自己的性命。到8 月5 日,
      斯米尔诺夫作出了部分认罪。往后我们在公开审判中会看到,他作出“部分交待”
      的姿态,是为了活着出庭,利用他可以利用的仅有的机会,公开宣告他是无罪的。
      
          关于人质的使用情况,莎福诺娃后来谈到过一些情况。在斯米尔诺夫被秘密审
      讯时,莎福诺娃被当作人质。在公开审判时,她又被作为证人。随后,她也被控从
      事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而被监禁。1956  年6 月14  日,她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检
      察院递交了一份说明当时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她和其他被告当时在侦讯中和法
      庭上作了假证。当时,侦查员在审讯时对被告使用了精神压力手段,并且欺骗被告
      说,交待罪行是党的利益所要求的。她说:“正是以这样的理解为准,即这是党的
      要求,我们必须用脑袋为基洛夫遇害负责,我们才去做了伪供。不仅我是这样,所
      有其他的被告全是这样。”(16)侦查员威胁她说,她若是顽抗,拒不交持,他就
      要想办法逮捕她的妹妹,放逐她的孩子,而且要对她采用肉刑。侦查员对她说,在
      侦讯中要她承认的供词,她是必须承认的,不管这样的供词对与不对,因为对党来
      说,这样做是必须的。莎福诺娃写道:“预审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在法庭上的情
      况因有外国记者参加而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外国记者可能利用我们的供词危害我们
      的国家,不能讲真话。”(17)莎福诺娃还写道,由于侦查员采用非法手段逼供,
      因此无论是她,还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捷
      尔—瓦加尼扬,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所作的供词,百分之九十不符合事实。
      
          内务部采用种种非法审讯手段的例证还很多。沙什金1936  年10  月22日写给
      斯大林一份申诉书。他在申诉书中列举了下列非法手段:威胁,不准反驳指控,体
      罚和折磨,人质,以党的名义相要挟。沙什金被列入了“托—季联合中心”,参与
      了阴谋恐怖活动。他在被审讯时诚恳地接受审查,但是侦查员不允许他对虚假的指
      控进行解释、说明和反驳。侦讯人员有一个信条:
      
          “我们要迫使您承认恐怖罪,要反驳,您就到地狱里反驳吧。”(18)沙什金
      的所谓供词是由侦查员预先写好的,侦查员威胁他说,如果他拒绝签署供词,他就
      要不经审判或经过15  分钟形式的庭审予以处决。庭审甚至不在法庭举行,而在侦
      查员的办公室举行。另外,还威胁他说,要把他送到刑事犯牢房对他进行有组织的
      毒打,要把他母亲和妹妹抓去当人质。此外,对他进行了体罚,长时间连续审讯,
      不让他睡觉。经过几十次这样的审问,直到把他搞得昏昏迷迷,胡说乱供。而更使
      人气愤的是,侦查员这样做时都是以党的指示和党的利益的名义进行的。
      
          甚至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也无法掩盖某些非法侦查手段。当时,尤其是临
      近第一次公开审判开场时,内务部编造或者说伪造审讯记录的事情已经公开化和合
      法化。编造审讯记录已经形成工作的一道程序,即首先进行若干次审讯,然后由侦
      查员编写审讯记录,再制成打字稿,这时才与犯人见面,由其签字。1937  年3 月
      3 日,叶若夫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说:“我应当坦率地说,下述情况是存在的:在
      审讯记录交由被告签字以前,首先由侦查员审阅,然后交给上一级首长,重要的审
      讯记录甚至一直递交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对此提出指示:应当这样写,而不是那样
      写,然后审讯记录才交给被告签字。”(19)非法的刑讯手段并非是上命难违的侦
      查员们的发明,而是在上面的直接授意下采取的。
      
          所有的侦查员不但必须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而且不断地接受必要的思
      想教育和训练。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的有关恐怖活动的供认材料,从而认清问题的严
      重性,增强自己的敌情观念。上级领导还不断地亲自向他们灌输关于敌情严重的意
      识,似乎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到处存在,斯大林的生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重威胁。
      这种“敌情”严重造成的紧张感与日俱增。在这种气氛下,上级领导还经常亲临现
      场指导工作,对审讯工作加温。叶若夫直接监督着“联合中心”的侦讯情况,常常
      直接参加审讯,按照当时的说法,“紧一紧螺丝”。他坚决要求审讯不要像带软皮
      手套那样温良地进行,因为“对托洛茨基分子不必客气”。
      
          检察长维辛斯基助纣为虐,支持并鼓励内务部使用刑讯逼供的办法伪造案件。
      在与内务部门会商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对侦查员的态度非常严厉,要求他们一定从
      犯人口中得到进行恐怖活动的供词。在分析供词时,他要求给予被告的供词以十分
      严厉的定性。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柳什科夫,曾对内务部的非法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
      1938  年,柳什科夫流亡国外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一声明现已被苏共中央所引
      用和承认,我们照录如下,作为对苏联有关当局当时采用非法手段的一个总结。柳
      什科夫在声明中说:“以前,我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因为我曾积极与斯大林合
      作,实施了他的欺骗和恐怖政策。我确实是一个叛徒。但我仅仅对斯大林来说是个
      叛徒这就是我逃出苏联的直接原因,但仅仅这些原因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还有
      更加重要和实际的原因,它们促使我作出这样的行动。“这就是我已经确信,列宁
      主义的原则已不再是党的政策的基础。自从基洛夫于1934  年底被尼古拉耶夫杀害
      以来,我是第一次产生这种思想波动。这一事件对国家就像对党一样是一个灾难性
      的事件。当时我在列宁格勒。我不仅直接参加了基洛夫被害事件的调查,而且积极
      参与了公开审判和基洛夫事件后叶若夫所领导的镇压。我参与了下列案件:
      
          1.1935  年初所谓的列宁格勒恐怖中心案。
      
          2.1935  年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针对斯大林的阴谋恐怖中心案。
      
          3.1936  年8 月的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案。
      
          “我可以在全世界面前完全负责地证明,所有这些虚构的阴谋案根本就不存在,
      它们都是蓄意伪造出来的。尼古拉耶夫绝对不属于季诺维也夫的团体。他是个不正
      常的人,患有自大狂。他决定以一死而变成历史英雄。这一点从他的日记里看得很
      清楚。
      
          “在1936  年8 月举行的审判会上,关于托洛茨基分子通过奥利别尔格与德国
      盖世太保挂勾的指控,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关于季诺
      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过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与所谓的“右派中心”联结一起
      的指控,完完全全是捏造。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等
      许多人,作为斯大林的敌人,作为反对他的毁灭性政策的敌人,被处决了。
      
          “斯大林利用了基洛夫事件所造成的有利时机,来甩掉这些人,其手段是制造
      广泛存在的反斯大林阴谋案、间谍案和恐怖组织案。
      
          “斯大林就是这样不择手段地甩开政治对手和那些将来可能变成政治对手的人
      的。斯大林的魔鬼般的手段使那些甚至久经考验和强有力的人物也垮了台。他的作
      法造成了许多悲剧。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不仅是由于斯大林的歇斯底里的多疑症,
      而且是源于他甩掉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右派分子的顽强的决心,因为那些人是斯
      大林的政治对手,他们可能成为将来的政治危险”(20)。注释:
      
          ①《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4  页。
      
          ②《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3  页。
      
          ③④《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3  页。
      
          ⑤《斯大林肃反秘史》,第73  页。
      
          ⑥《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4  页。
      
          ⑦《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5  页。
      
          ⑧《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5  页。
      
          ⑨《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6  页。
      
          ⑩《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41 页。
      
          〔11〕《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6页。
      
          (12)转引自伦纳德·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纽约1971  年英文版,第431 
      页。
      
          (13)《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0页。
      
          (14)《大恐怖》,第97  页。
      
          (15)《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07 页。
      
          (16)(17)《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7  
      页。
      
          (18)《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7页。
      
          (19)《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7—88  页。
      
          (20)《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8—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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