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序幕：基洛夫被刺整个事情是从1934 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 ——赫鲁晓夫列宁格勒，伟大的十月武装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1934 年12 月1 日下午 4 时半，这里突然响起了两声凄厉的枪声。二楼走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基洛夫一声不响地躺在血泊中。罪恶的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由于过度惊吓，开枪后喊了几句话便昏倒在基洛夫旁边。闻声涌向走廊的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触目惊心的场面。基洛夫的死震动了苏联大地，也震动了全世界。这一事件的巨大影响，不仅是因为基洛夫在苏联党和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信，也不仅是因为基洛夫是众望所归的党的总书记的接班人，它的潜在的深远影响和意义，是当时普通的人们所不了解，也是不可能了解的。本书所要叙述的莫斯科三次公开大审判，即1936 年8 月、1937 年1 月和1938 年3 月的公开审判，就发生在基洛夫事件之后。它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剧，而由基洛夫事件揭开了它的序幕。斯大林去世后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整个事情是从1934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①他所说的就是基洛夫被杀的那天晚上。基洛夫是被尼古拉耶夫杀害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是个人作案还是有人幕后指使或者集团作案，是刑事犯罪案件还是政治谋杀事件？对于这些问题， 50 多年来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人认为这是一桩个人报复事件。目睹基洛夫被害惨景的人回忆说，当时一个陌生的人躺在离基洛夫两三步远的地方，歇斯底里地喊着一句话：“我向他报了仇！我向他报了仇！”②1934 年12 月3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说，凶手名叫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曾在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工作。他1904 年生，曾多次变换工作。1933 年10 月至1934 年4 月在十月革命史和党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因拒绝支援交通工作的动员和诬告一些领导干部，1934 年4 月被开除出党，解除公职。尼古拉耶夫向斯莫尔尼区党委提出了上诉，再次受到严重警告。区党委负责调停工作的人指出，尼古拉耶夫粗暴无礼，他说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要求工作但不满意提供给他的工作，而要求担任领导工作。当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雅哥达，以及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和州内务局领导人，审问尼古拉耶夫的时候，他再次歇斯底里地发作并且大喊：“我干出了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样干？”③这样一个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人，是具有进行个人行凶报复的作案基因的。几天以后，在内务部的刑讯之下，尼古拉耶夫改变了自己最初的供词。说他是地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团体的成员，他的行动是受命向党进行报复。但是，除了尼古拉耶夫之外，受审的绝大多数人都未承认这样的罪行。而且，尼古拉耶夫等主要罪犯12 月29 日即被枪决。在没有公布托—季团体与尼古拉耶夫关系的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匆忙枪决关键的人犯，这种作法有掩盖真正的罪因之嫌。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还有法庭审讯尼古拉耶夫时对实物证据的轻蔑态度。对尼古拉耶夫住所进行搜查时，得到了他的日记、上诉信件，其中记叙了他的不满和绝望、领导人的不公正、家庭生活的困苦。在法庭上，尼古拉耶夫把这样的材料说成是他掩盖真正意图，以使地下组织免遭打击的有意的举动。而且法庭也认可了他这种说法。 60 年代初，由B ·H ·波诺马寥夫主编的《苏共党史》教本和B ·H ·波斯佩洛夫主编的多卷本的苏共党史，在叙述基洛夫事件时，也倾向于个人报复事件的说法。他们说，杀害基洛夫是政治恐怖行动。当场被捕的凶手对党及其领导人怀有仇恨。波诺马寥夫当时是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当时是苏共中央附属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他们当然是熟悉档案材料的人，因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重视。除了个人作案的说法，就是集团作案的说法。集团作案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斯大林当政时苏联政府的说法，即基洛夫是由前反对派首领指使其阴谋组织直接杀害的。这一说法又有1936 年和1938 年前后两种版本。1936 年8 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法庭确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指使其阴谋集团成员直接杀害了基洛夫。详情下文即将叙述。1938 年3 月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主持了第一次审判的内务部人民委员雅哥达被打成了“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首领之一，于是，基洛夫被杀害的过程加上了以布哈林、李可夫和叶努基泽为首的“右派 —托洛茨基中心”的共谋，他们指使雅哥达，通过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的具体组织，协助托—季恐怖组织杀害了基洛夫。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雅哥达交待说： “1934 年夏，叶努基泽将右派—托洛茨基集团通过了杀害基洛夫的决定一事通知了我，李可夫直接参加了这一决定的作出。我了解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团体正在进行着这一谋杀行动的具体准备叶努基泽执意要求我不要给这一行动制造任何障碍。因此，我只好要求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不要阻碍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实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扎波罗热茨向我报告说，内务部机构抓住了尼古拉耶夫，搜出了他身上的手枪和活动路线图，而尼古拉耶夫被释放了。” ④雅哥达1929 年以后的私人秘书和同案犯Д·Д·布拉诺夫交待说： “雅哥达对我说，列宁格勒内务局的干部鲍里索夫参与了对谢·米·基洛夫的杀害扎波罗热茨根据雅哥达的指示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押送鲍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发生了事故。在这次事故中鲍里索夫丧了命。”⑤上述说法是斯大林政府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即使在当时也是经不起分析和站不住脚的。首先，法庭没有任何证明原反对派领袖参与谋杀事件的物证，而这样的物证在出事的当时是不难获取的。而口供是在内务部的刑讯之下作出的。不但取得口供的非法方式可以证明口供的虚假性，就是口供本身的内容也十分简单、牵强，没有说服力。凶手尼古拉耶夫被灭口以前，只是简单地承认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领导下的阴谋组织“列宁格勒中心”，接受了杀害基洛夫的任务，口供中缺乏恐怖行动组织过程的具体的和合情合理的情节。原反对派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自1932 年秋就受到内务部的长期监视，从1932 年秋到1936年8 月被处决以前是在监狱和监外监视下度过的，不具备能够组织和领导阴谋恐怖集团的条件。他们的口供也只是承认领导了对基洛夫的谋杀，法庭和其他被告都没有提出任何能够作为证据的东西。而布哈林和李可夫连这样的口供也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同乡和挚友，和斯大林及其家庭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假使原反对派确实企图策划谋害中央领导人的阴谋，也决不会把他作为同谋的。1935年夏，叶努基泽就被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1937 年被秘密处决，主要原因是他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反斯大林的恐怖镇压政策，根本没有发现他与原反对派有什么秘密勾结。因为上述原因，叶努基泽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被苏联政府恢复名誉。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除雅哥达以外）也分别在五六十年代和80 年代全部平反昭雪。苏联最高法院在平反的决定中还指出，当时对被告采取了不能允许的侦讯手段，使他们在法庭上作出了假供。基洛夫被原反对派杀害的说法虽被否定了，但在否定的同时并没有指出基洛夫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因此，人们仍有理由怀疑，基洛夫是被某个对中央包括斯大林不满的集团杀害的。现在，持有这种说法的人很少，但是并非没有。第三种说法与前两种说法根本不同，它否定了个人报复行为和原反对派阴谋行为两种说法，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是斯大林出于消灭政敌和嫁祸于原反对派的政治目的，暗中指使雅哥达等人杀害了基洛夫。比如托洛茨基，他在基洛夫被害后不久就断定斯大林参与了谋害基洛夫的行动。他的主要论据是：事发后，列宁格勒内务局的不少人因牵涉该案而被捕，而如果没有斯大林某种形式的指示，他们是不会参加谋杀行动的。随着基洛夫案件中暴露的可疑现象不断出现，尤其是斯大林死后不断揭露出新的情况，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多，使它成为苏联和世界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有的作者甚至十分肯定地说：“这次谋杀是斯大林通过警察机构的代理人策划的，对这一点，现在人们已不再有多大怀疑了。”⑥但是，苏联政府直到目前仍没有公布可以证明或否定斯大林插手杀害基洛夫的材料，因此，我们也只能把上述说法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说法叙述于后。事情发生的当天，斯大林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哥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大、阿格拉诺夫和扎科夫斯基等陪同下，立即乘火车赶到了列宁格勒。莫斯科州委书记赫鲁晓夫，接到卡冈诺维奇的通知后，匆忙凑集了一个代表团，另车赶到了列宁格勒。斯大林等驾临列宁格勒后，占用了斯莫尔尼宫的一层楼和列宁格勒内务局的10 多间办公室，并且立刻办起案来。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对案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审讯，不过是走了一下过场，作出了为案件所震惊和关注案件的样子。他召见的第一个人是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这个人是基洛夫的好友，为基洛夫所倚重，也是斯大林和雅哥达多次要调离列宁格勒但终究没有调开的人。斯大林和他敷衍了几句话，便召见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雅哥达的亲信扎波罗热茨，和他单独谈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命令提审尼古拉耶夫。斯大林赶到列宁格勒前，扎波罗热茨就对尼古拉耶夫进行了审讯。有的书中披露说，尼古拉耶夫当时就认出了扎波罗热茨这个内务部的高个子领导。这个人就是过去经人介绍，与他套近乎，交朋友，并怂恿他向列宁格勒最高领导人下手的家伙。他发觉自己上了当，成了某种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仍然把自己视为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英雄。他拒绝与内务部合作，审讯没有结果。接着斯大林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而审问一开始就暴露出一些令人怀疑的问题。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雅哥达、科萨列夫等坐在桌边，旁边站着不少保安人员和列宁格勒的干部。尼古拉耶夫进屋后，就在门边站住了。他当然看清了他面前坐着的是什么样的人物。他头上缠着绷带。斯大林打个手势，让他走近点，然后注视着他，用温和得近乎亲切的口吻问道：“您干吗要杀害这样一个好人呢？”“我不是向他，而是向党开火！”尼古拉耶夫坚决地回答，毫不畏惧。 “您是在哪里搞到手枪的？”斯大林继续问道。 “这事您为什么问我？请问扎波罗热茨去吧！”又一个胆大包天的回答。当斯大林继续询问他为什么要向基洛夫开枪时，他指着斯大林身边的保安人员说：“是他们逼着我干的！”这时几个保安人员上前把他打得血迹斑斑，不省人事，抬出去了。⑦凶手在受审时立即供认出自己的同谋和幕后操纵者，这样的供认符合一个无所顾忌的杀人犯的心理。对这样的供认即使怀疑的话，也应该进行认真的追查，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指示这样做。更加可疑的是，内务部的警察居然敢于在斯大林面前毒打凶手，不让凶手把话讲下去，而他们的行动又未受到制止，这不合乎办案的常情。另外一件事也使人大惑不解。按照安排，下一个受审的人应该是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用小轿车送到审问的地点，可是不知为什么，派去接鲍里索夫的是有棚的卡车，里边坐着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⑧汽车在路上擦了一下墙，司机矫正方向后继续行驶。可是就这一点称不上车祸的小事故却被说成是车祸。鲍里索夫在车祸中死去了。受命进行鉴定的医生也证明鲍里索夫是因车祸死去的。可是，与鲍里索夫同车的司机和押解人员全部元恙。重要的知情人在受审前突然死去，这本身就是个重大的疑点。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审问有重大嫌疑的押解人员，也没有审问开车的司机。似乎鲍里索夫因车祸而死是意料中事，甚至似乎是预先安排好的。另外，还有许多疑点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据当时任党中央工业部局长的伏罗洛夫后来说，叶若夫（当时任工业部部长并受斯大林委托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基洛夫被害的那一天，进入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并且一反常规，在那里呆了几乎一整天，直到晚上7 点钟。尼古拉耶夫作案的一名重要知情人，他的一位朋友很快被秘密处死了。后来得知，这一个人就是事故发生前介绍尼古拉耶夫与扎波罗热茨交朋友的那个人。 1934 年夏，基洛夫去哈萨克斯坦视察工作和处理公务时，就有人企图暗杀他，但内务部并没有予以追查。正是在1934 年夏，斯大林再一次病重时，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接班人的问题，大家一致赞同基洛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雅哥达要调走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麦德维基为基洛夫所倚重，倍受信任。而雅哥达却想用斯大林的保镖和酒友叶甫多基莫夫替换他，并且下达了相应的命令。但是这一行动受到基洛夫的坚决抵制。他打电话质问雅哥达，是谁授权他不经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同意就任意调换列宁格勒的负责干部，接着，基洛夫又给斯大林打电话，抗议雅哥达这一不能容忍的行动。 ⑨由于基洛夫的反对，此举未成。但是，雅哥达提议将负责列宁格勒领导人保卫工作的人调开，并且没有向基洛夫讲明调开理由一事，已经能够说明不少问题。苏共老党员阿列克萨欣说，他被流放时遇到了一个犯人，即前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内务局局长杜波申。杜波申告诉他，1934 年11 月他住在莫斯科一家旅馆时，有一位内务部高级官员告诉他：列宁格勒正在酝酿着可怕的暗杀。基洛夫的好友彼得罗夫斯基的妻子说，在基洛夫被暗杀的前几天，就有两个陌生人企图打死彼得罗夫斯基。后来，在得到基洛夫被暗杀的消息时，彼得罗夫斯基马上说，这是斯大林干的。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得知基洛夫被暗杀后，帽子都没有戴，大衣也没有穿，就跑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但在斯莫尔尼宫门口，他却被一位他所不认识的来自莫斯科的契卡人员挡住了。这些人不知为什么比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到得还早。日丹诺夫的助手库拉金证实，基洛大被暗杀后，基洛夫的警卫队长的妻子被强制送进疯人院。内务部人员讯问过她，企图了解在基洛夫被暗杀前她丈夫对她说过些什么。后来，她在医院里死去了。有被毒死的迹象。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政府对苏联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审查中，基洛夫被杀案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一个中心。苏共中央领导人曾多次谈到基洛夫事件。谁也不能说，他们是不了解情况的，他们的说法是无根据的推测。其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前后几次谈及基洛夫事件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不但肯定了内务部参与谋杀的说法，而且暗示是斯大林在幕后指使。1956 年2 月，赫鲁晓夫在向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中说： “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这还需要极为谨慎的审理。人们有根据怀疑的是刺杀基洛夫的尼古拉耶夫可能得到警卫人员中某个人的协助，在刺杀发生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因为行动可疑而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也未对他进行搜查。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契卡人员在1934 年12 月2 日被带去询问，但途中‘死于汽车事故’，而同乘人员却无一伤亡。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基洛夫被刺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部的干部被判很轻的刑罚，却在1939 年全部被枪毙，这令人想到大概是为了消灭刺杀基洛夫的人证而把他们枪毙的。”⑩1961 年10 月27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发言中再次谈到了基洛夫事件，对事件的倾向性看法更加明显。 “大规模镇压是从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开始的。还需要作不少努力才能真正弄清他的被害是谁的罪过。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被害的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有一个事实引起了注意，暗杀基洛夫的人以前曾经两次被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斯莫尔尼宫附近扣留过，并且在他身上发现了武器。但是，不知根据谁的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而这个人就带着武器出现在斯莫尔尼宫基洛夫通常走的那个走廊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发生暗杀时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远远落在谢·米· 基洛夫后面，虽然根据指示他是无权落在被保卫者后面那么远的。 “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十分奇怪的。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带去审问时，——当时他应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来审问——据驾驶装他的那辆汽车的司机后来说，那些应当提审警卫队长的人故意在路上制造了车祸。他们宣布说，警卫队长由于车祸毙命，虽然事实上他是被护送他的人弄死的。 “保卫基洛夫的人就这样被弄死了。后来又枪毙了那些弄死他的人。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罪行。谁能够做出这种事呢？现在正在仔细研究这一复杂案件的各种情节。 “原来，驾驶那辆把谢·米·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途去受审的汽车的司机还活着。他说，在前往受审途中，在司机室里有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坐在他旁边。这是一辆载货汽车（当然，非常奇怪，为什么用一辆载货汽车来送这个人去受审，好像当时找不到另外的汽车来做这件事似的，显然，所有的细节都事先作了周密的考虑）。另外两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坐在车厢里。 “司机接着说，当他们驶过街道时，坐在他旁边的人突然从他手中把驾驶盘夺过去，并使汽车直接向房屋冲去。司机从他手中抓回驾驶盘，并矫正了汽车的方向，汽车只是侧面碰到楼墙上。后来有人告诉他，在这次车祸中，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掉了。 “为什么他会死，而护送他的人中间却谁都没有受损伤呢？为什么护送基洛夫警卫队长的这两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后来也被枪毙了呢？这就是说，有人需要这样做，以便消灭他们，以便消灭一切痕迹。”（11）以上材料如果属实的话，那就足以否定基洛夫事件属于个人报复行动的说法。尼古拉耶夫对党不满从而铤而走险的行动已被利用并被纳入了有计划有预谋的恐怖行动中，变成了经内务部雅哥达和扎波罗热茨之手策划和组织的阴谋事件。综合各种不断揭发出的材料，这个事件的梗概如下：扎波罗热茨接受了雅哥达下达的指示后，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尼古拉耶夫。他年轻气盛。16 岁时就自愿走上国内战争前线，与白匪作过战。后来在工作中与领导发生矛盾，其中原因有本人刚愎自用和领导的官僚主义两个方面。他被开除出党，加之找不到工作而愤怒、绝望。这种心情因妻子、孩子和母亲生活窘迫而加剧，最后发展到决心杀害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以表达他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和对党的抗议。所有这一切，他都记在一个日记本上。他的一个朋友将此事报告了内务局的扎波罗热茨。扎波罗热茨如获至宝，便通过此人安排了与尼古拉耶夫的巧遇，以“朋友”的面目出现，与尼古拉耶夫建立了联系，并且使他相信，只有刺杀像基洛夫这样有声望的大人物才能造成影响。当他确信尼古拉耶夫把基洛夫确定为目标，并以当代的热里亚波夫（曾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之一）自命时，便向他提供了手枪，并且到郊外试了枪。但是，尼古拉耶夫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杀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愚笨的家伙。他试图趁基洛夫散步时下手。基洛夫喜欢散步。警卫人员一般穿着便衣在基洛夫前后成梯形走着。有一次，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附近散步时，尼古拉耶夫试图以过路为借口，靠近正在散步并受到严密保卫的基洛夫。警卫人员注意到并将他拘捕，从他的皮包开着的外夹层里搜出了上了子弹的手枪和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他被带到了列宁格勒内务局，受到扎波罗热茨的询问。但几小时后就按雅哥达的电话指示将他释放了。这一事件发生在基洛夫被害前的一个半月，即基洛夫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两星期的时候。这一次，尼古拉耶夫“甚至未经调查便释放了”。（12）过了几天，愚蠢而又凶狠的尼古拉耶夫又在一座桥上被基洛夫的警卫人员拘捕，又从他身上搜出了上了子弹的手枪。但是，按照某人的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13）很明显，如果没有内务部有关人的帮助，尼古拉耶夫非但不能得逞，恐怕早已落入法网。当时，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对内务局的这种作法非常怀疑，其中一些人表示了抗议。但是，内务部门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暂时被收回，并受到开除党籍的威胁。如果说尼古拉耶夫的第一、二次行动是受人纵容、指使和帮助，那么第三次则是内务部的人的合伙行动。当尼古拉耶夫十分沮丧的时候，扎波罗热茨已经按捺不住，他要在这一次保证尼古拉耶夫的成功。于是，他命令斯莫尔尼官的门卫对尼古拉耶夫不必搜查即予放行，并且命令“暂时”撤掉大楼内的警卫。他甚至成功地拴住了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夫，使尼古拉耶夫在本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几乎畅行无阻，并且居然能在走廊窗下坐等了基洛夫两个小时。于是，震惊世界的谋杀案发生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还在五六十年代就暗示：扎波罗热茨和雅哥达的幕后操纵者是斯大林。后来，赫鲁晓夫的说法更直接。苏共中央监委第一副主席谢尔久克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中谈到基洛夫事件时说：“在被暗杀的那一天（自然，事件发生的时刻还没有查明），根据斯大林从列宁格勒发来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加速、简化和最后审理政治案件的法令。此后，马上就开始了逮捕和政治诉讼案的浪潮。就好像有人期待着这样的借口，以便欺骗党并采取反列宁的、反党的斗争方法来保持在党内和国内的领导地位。”（14）读了他的这段话，大概任何懂得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的人都会认为，他所说的“有人”指的是斯大林。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成立的调查基洛夫案件的委员会在收集和整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向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个委员会的委员O ·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赫鲁晓夫本人看了这份结论性文件后把它收藏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了，他说： “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把这份文件公布出去。”（15）究竟是什么事情使赫鲁晓夫害怕把内幕公开出去呢？很明显，不是已经公开了几十年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指使杀害了基洛夫的说法，也不是雅哥达这样的其罪行需要更加公开的人，当然也不是叶努基泽这样的在国际上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苏共二十大以后，当苏联掀起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运动，国际帝国主义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潮时，当许多人对长期以来以斯大林为象征的社会主义产生动摇而彷徨时，有什么东西妨碍赫鲁晓夫公开内幕材料呢？雅哥达1938 年3 月在法庭上交待说，是叶努基泽向他下达了杀害基洛夫的命令。但是，他的供词中还有一些欲言而止的交待，这样的交待不但否定了他自己的说法，而且使人产生更大的怀疑。请看雅哥达和检察长维辛斯基在法庭上的奇怪的对话：雅哥达：我发的指示维辛斯基：给谁？雅：列宁格勒的扎波罗热茨。不过，这件事不完全是这样。维：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弄清楚李可夫和布哈林对这一罪行的参与。雅：当尼古拉耶夫被拘留时，我向扎波罗热茨下达了指示维：是第一次拘留时吗？雅：是的。扎波罗热茨向我报告说，拘留了一个人维：他皮包里有什么？雅：有手枪和日记本。他把他释放了。维：是您同意的吗？雅：我得到了报告。维：您后来就指示他，要他不要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害设置障碍吗？雅：是的，我发了指示不是这样。维：怎么，还有某种别的说法吗？雅：事情并非如此，但这无关紧要。（16）雅哥达交待时，许多在场的人都觉得他就要说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情况，就要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但是，雅哥达终于没有说出来。人们不难推测，他一再吞吞吐吐，欲言而止，不能启齿的原因，是事情牵涉到斯大林。最近，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新问世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一文中介绍说，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将要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一卷中谈到了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这一事件导致30 年代的大清洗。赫鲁晓夫回忆说，凶手尼古拉耶夫以前曾带枪接近基洛夫，“然而他被释放了。唯一的结论是，他是根据派他从事恐怖活动的同一个组织的上层人物的命令释放的我确信斯大林在幕后操纵这个阴谋。”（17）这是迄今为止苏联政府领导人关于斯大林参与基洛夫事件的最明确的说法。持有第三种说法的人认为，基洛夫之所以成为斯大林首先要打击的目标，主要原因在于基洛夫在党内的崇高威信使他成为斯大林的主要政治对手，同时他的被害能够激起民愤，便于作为打击原反对派和政治异己势力的借口。研究斯大林问题特别是大清洗问题的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沃尔科戈诺夫，1938 年逃亡和隐居美国的原内务部的将军奥尔洛夫，美国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以及苏联国内外许多研究基洛夫事件的人，都持有以下观点：因为基洛夫不但不是前反对派的人而且曾坚决与托洛茨基等人做过斗争，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加上他与斯大林长期保持良好和亲密的关系，因此无法将他作为阶级敌人或政敌予以排除。而秘密除掉他，不但能收到公开排除的同样的效果，还能把罪责加到原反对派领袖头上，收到一箭双雕之利。他们把基洛夫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查，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分析。基洛夫1886 年诞生于维亚特卡省乌尔茹姆城的一个劳动者家庭。1904年入党。他积极参加了从1905 年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事业，走过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和外高加索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登上了列宁格勒和中央的党的领导岗位，以他一贯的高昂的革命斗志、踏实的工作作风，解决问题的高超艺术以及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博得党和人民群众的敬佩和拥戴。尤其是在他1926 年2 月出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和联共（布）中央西北局书记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使列宁格勒人上下一致、党群一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使列宁格勒成为全国瞩目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经历着对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到布哈林等反对派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痛苦，忍受着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给经济带来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1932—1933 年的大饥荒的艰难岁月，遭受着对斯大林的越来越厉害的个人崇拜的折磨。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内的许多正直有识之士越来越对斯大林践踏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职权的做法感到不安和不满，秘密地和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甚至直接提出了执行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要求。但是，他们都受到斯大林的无情的打击。比如，马恩研究院院长粱赞诺夫，外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洛米纳泽，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司尔佐夫，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柳金，著名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老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等。党内外各界翘首盼望新的领袖出现。 1926 年，基洛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 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以斯大林为首的排除了一切反对派的清一色的领导班子中，论资历、论功绩、论能力、论威信，基洛夫都是出类拔萃的。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基洛夫对当时中央的总路线是拥护的，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也比较好，但是他具有诸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之辈所缺乏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并不无原则地追随斯大林。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主张政治上的和解。他认为，党经过了严酷的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烽火，消灭了阶级敌人，又经过20 年代反对各种反对派的斗争，因此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大局的敌人。当然还可能产生新的敌对分子，但只要坚持和解政策，就能孤立极少数而团结大多数。这样，党就能全心全意地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一贯坚持列宁为党规定的不准把肉体消灭的作法应用于党内斗争的政策。1932年，柳金等人组织了一个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秘密团体并散发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纲领。这个纲领后来被称为“柳金纲领”。斯大林突然发现，他的敌人，即使是被粉碎的人，仍在活动，他的领袖地位并未为全党所接受。他要用20 年代末已经推行的强硬手段迫使全党接受他的领袖地位。但是，当他在政治局提出将柳金等人枪毙时，基洛夫予以反对，并且主张在党内和社会上废除恐怖手段。与他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丘巴尔、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等人。由于他们的坚持，柳金等人的性命得以暂时保全。这是基洛夫等人与斯大林的路线分歧的一次明显暴露。《斯大林——一个奇异的格鲁吉亚人》一书的作者、意大利历史学家扎尼·罗卡分析说，斯大林“在基洛夫等人身上看到了对他的强硬路线的抵抗有一个想法使他感到震惊，即任何时候，他都可能在政治局的任何一次会议上成为少数。”（18）使斯大林感到不能容忍的是，基洛夫对柳金案件的态度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他一贯的思想路线的反映。在基洛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的第一书记期间，他对被视为反对派巢穴的列宁格勒的反对派，采取了团结的政策，不仅反对对他们采取任何镇压措施，而且还为许多人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许多遭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原反对派成员都愿到列宁格勒工作，愿意和基洛夫同志交往。所谓“右倾反对派”的第三号人物托姆斯基的儿子尤里·托姆斯基回忆说：“ 基洛夫剧烈反对右倾，反对父亲的观点，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从来没有断过。父亲常常到列宁格勒基洛夫那里，一起打猎。他称基洛夫为出色的人。1934 年秋，基格夫到莫斯科，好像是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并在我们这里过夜。基洛夫被杀震动了父亲，很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19）基洛夫还主张对农民采取克制态度，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洛夫不仅坦诚地对待斯大林，既尊敬他又不奉承他，是政治局委员中为数不多的敢于当面顶撞斯大林的人，而且善于听取工农群众的呼声，是30年代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敢于到工人中发表演说的人。斯大林对个人迷信的培植和他的高压政策与基洛夫等的温和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广大党的干部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在担忧的同时看到了希望。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当时事件的见证人回忆说，在1934 年1 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党内许多人不满意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为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担忧。在十七大的许多代表中，“首先是了解列宁遗嘱的代表认为，已经到了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搬开安排以别的工作的时候了。”（20）十七大代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A ·И米高扬死后发表的回忆文章证实了这一情况，他说：“一些老党员找到基洛夫，建议他出任总书记。”（21）1962 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 版也肯定了这种说法。（22）十月革命胜利后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儿子、历史学家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在揭露贝利亚的《一个刽子手的官运》一文中披露说： “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克里姆林宫特洛伊茨大门旁一幢两层的楼房中，来找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有谢尔盖·基洛夫、罗伯特·埃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瓦西里·沙兰戈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助手马霍韦尔。大家认真地谈起了总书记，谈起了他的专断。”（23）当时党内的政治分野已经相当清楚：一方是坚持个人独裁权力的斯大林等人，另一方是要求改换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十七大的代表Л·邵武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党内的这种情绪，斯大林是不可能听不到的。 “他懂得，对于他的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对于他对更大的独裁权力的掌握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障碍是党内列宁主义的老干部。”（24）但是，面对党代会代表的忧虑和期望，基洛夫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谢绝了大家对他的推举，使人们大失所望。代表大会期间，当基洛夫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 “代表们全体起立，站着向他鼓掌”，使得基洛夫只好“举起双手，苦苦哀求着代表们安静”。（25）这样的情况无疑表示了代表们的情绪，也表达了党员们的期望。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不祥之兆。在大会对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代表们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权力。基洛夫得票最多，只得了3 张反对票，而斯大林得了292 张反对票，得票最少。若不是等额选举，斯大林肯定会落选。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命令将反对斯大林的绝大部分选票秘密销毁，然后向大会宣布反对斯大林的票也是3 票。专制战胜了民主。斯大林如何看待这次代表大会，准备如何对待企图把他搬开的代表们，人们无从得知。但是，从他20 年代坚决而无情地踢开向他提出权力挑战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样坚决而无情地踢开企图限制他的权力的昔日战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情况看，如果人们这一次作出他同样会坚决而无情地清除权力挑战者的结论，恐怕是合情合理的。代表大会后，斯大林叫来了基洛夫。 “我听说，有人提议你担任总书记，是吗？”“是的，可是这是你自己的错误呀。我们给你说过多少次，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是你常常离开政治局会议，把门关得啪啪响”（26）斯大林对基洛夫的这样的谈话是否具有什么政治含义呢？是了解情况，商谈国家大事，还是摊牌呢？十七大会议期间和会后，斯大林与基洛夫仍保持过去一直存在的良好关系，但是《真理报》上突然发表一篇对基洛夫进行人身攻击的小品文，文章虽没有提基洛夫的名，但谁都知道指的是基洛夫。另外，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甚至提出了基洛夫远在十月革命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的某个观点，对其进行了批评。这些在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实际上是向基洛夫发出警告的信号。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一年，基洛夫就被暗杀了。接着几年内十七大的代表受到了无情的镇压。后来，苏联史学界有人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为“被处决者”的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总共1966 名代表中有1108 人被镇压，大会选出的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 人被镇压，占总数的70％。（27）人们把联共（布）十七大前后一场隐蔽的政治斗争、基洛夫的死以及此后的大清洗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得出斯大林插手谋杀基洛夫的推论，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许正是根据这样的分析，《大恐怖》一书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罗·康奎斯特，在回答《莫斯科新闻》周报记者关于“谁是杀害基洛夫的幕后人”的问题时说：“看来，几乎所有苏联的政论家都认定这是斯大林的罪行。或许，证据材料不存在，但是，任何别的解释看来都不符合公认的事实。”（28）以上就是有关基洛夫被谁杀害的三种主要说法。当然，从基洛夫事件的政治和历史意义来看，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对基洛夫究竟是谁害死的这一问题的考证，而在于基洛夫事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基洛夫案件在苏联历史、国际共运史和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此。而在这一点上，对基洛夫之死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不管基洛夫死于个人报复者之手，还是死于斯大林之手，还是死于其他什么集团之手，他的死是被斯大林利用来作为一种借口，以镇压和消灭原反对派以及一切反对他的集权统治和个人迷信的人。而在当时它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借口。原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人谢尔久克谈到了这一借口。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也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被斯大林和与他接近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利用来作为对他们不称心的人，对我国著名活动家进行迫害的借口。”（29）30 年代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克拉希科夫的养女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当时生活在克里姆林宫，对苏联高层领导的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对基洛夫事件的看法： “尼古拉耶夫暗杀的结果首先把最危险的对手，党的第一书记这一重要职务的唯一竞争者清除出政治舞台。不仅如此，它还给斯大林带来了另一种结果，也许是最大的好处。其最后结果给斯大林创造了他久待的时机，使得他建立了巨大恐怖组织，并开动恐怖机器首先清洗那些能成为他前进路上障碍的人，然后清洗他一贯仇视的、被他的独裁气势吓坏了的党内所有的‘老近卫军’”。（30）《布哈林政治传记》的作者说得更明确，他说，基洛夫之死对于斯大林来说，“不仅除掉了他的主要政敌，而且还为进行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恐怖制造了借口”。（31）就在基洛夫被害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就用电话从列宁格勒发出了三条指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努基泽予以签发作为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修改苏联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在没有征得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发出的指令，政治局在两天以后才以个别征求意见的形式非正式通过。指令如下： 1.指示调查人员迅速审查那些被控告为准备或实行恐怖活动的人的案件。 2.指示司法机关不要考虑对犯死罪的人执行死刑可否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不可能考虑接受这种申请。 3.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上述罪犯一经判决后立即执行死刑。（32）实际上，这是在和平时期作出的实行恐怖的决定。因为根据这三项决定，公安司法部门可以把任何“政治事件”当成恐怖来惩治。加速调查程序和处决，只能使调查机关进行表面的审查和干脆的伪造，使公安和司法机关不顾任何法制，随意进行镇压。引起人们思考的还有一点，即斯大林未必可能在出事当天从列宁格勒发出上述指示。因为斯大林是乘火车到列宁格勒的，而列宁格勒离莫斯科有650 公里之遥，他恐怕只能在12 月2 日拂晓到达。可是上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指令，所署日期确实是12 月1 日。可见，斯大林在出发之前已发出指示，而在列宁格勒只是指示签署指令并下发有关机关。12 月10 日，苏联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第466 — 470 条付诸实施；这些条款反映了上述指令的精神。当时还通过了一项《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 1.有关这些案件的侦查工作不能超过10 天。 2.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 3.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 4.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 5.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些规定是对社会主义法制严重的歪曲和破坏。它为执掌政权的人任意迫害和镇压干部和群众，实行恐怖统治，提供了法律根据。基洛夫的灵枢停放在莫斯科联盟官圆柱大厅，最高领导人站在两边守灵。据报道：斯大林守灵时，因失去朋友和战友而万分悲痛，并怀着对基洛夫的“深切”爱戴几次俯身灵枢，亲吻死者。季诺维也夫也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情，但《真理报》拒绝刊登他的悼词。在1936 年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时，维辛斯基还就此发作一番：“这是一个恶棍、凶手在哀悼他的牺牲品！哪里见过这样的事呢？用什么话，挑选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人的卑鄙和下流呢？这是侮辱！奸诈！两面派！阴险！”（33）究竟谁是恶棍，谁在哀悼自己的牺牲品。历史有时确实被完全地扭曲了。 12 月4 日，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麦德维基被宣布撤职，他及其7 个同事因在保卫基洛夫问题上的失职而受审，但其中没有扎波罗热茨。新任分局局长是雅哥达的亲信阿格拉诺夫。同时公布了一长串被捕的白卫分子的名单，他们被说成是参与了基洛夫事件。按照新的刑事法典，对他们进行了审讯。苏联最高法院巡回军事法庭来到了列宁格勒，审判长伊·马图列维奇宣布判处37 名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的“白卫分子”死刑。在莫斯科，军事法庭由更加严厉的弗·乌尔里赫担任审判长，他宣判了39 名“白卫分子”的死刑。12 月13 日，乌尔里赫在乌克兰宣布判决28 名乌克兰人死刑，几乎所有的人都属于知名的作家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只有一个年轻的外交官和一个诗人曾在德国呆过，其余的人根本没有出过国。尽管如此，三次被处决的绝大多数人都被宣布为白卫分子，是从国外秘密潜入国内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的。除了公开的判决外，还有不少秘密的处决。列宁格勒的监狱已经暴满，为了新的逮捕的需要，常常在监狱的地下室里枪决人犯。全国出现了一股逮捕的浪潮，政治上受到怀疑的21 人朝不保夕。国内战争结束后的10 年和平安定的时期因基洛夫事件而突然中止。注释： ①《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1988 年版，第111 页。 ②阿·基里林娜：《背后的枪声：基洛夫的生与死，事实与说法》，（苏）《红星报》，1988 年11 月12 日。 ③《背后的枪声：基洛夫的生与死，事实与说法》。 ④⑤《背后的枪声：基洛夫的生与死，事实与说法》。 ⑥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北京1988年版，第529 页。 ⑦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21 页。 ⑧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卷，北京1983 年版，第256 页。 ⑨《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3 页。 ⑩《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65 —766 页。（1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331 —332 页。（12）尼·赫鲁晓夫、维·维达利：《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北京1989 年版，第18 页。（13）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载《苏共22 大速记记录稿》，莫斯科1961 年俄文版，第2 卷，第583 页。（1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298 页。（15）罗·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京1989 年版，第162 页。（16）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纽约1968 年英文版，第46 页。（17）《华盛顿邮报》1990 年9 月24 日。（18）扎尼·罗卡：《我在我写的书中试图了解斯大林》，罗卡与《莫斯科新闻》记者阿·哈佐夫的谈话，载《莫斯科新闻》1989 年1 月29 日。（19）奥·哥列洛大、尤·托姆斯基：《米哈伊尔·托姆斯基——他是怎样的人？》，载（苏）《劳动报》1988 年4 月20 日。（20）阿·斯米尔诺夫：《共产党争取实现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斗争（1925—1937 年）》，载（苏）《历史问题》杂志1964 年6 期，第61 页。（21）阿·米高扬：《第一次没有列宁》，载（苏）《星火》周刊，1987年第 50 期，第5 页。（22）《苏联共产党史》，莫斯科1962 年版，第486 页。（23）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一个刽子手的官运》，载（苏）《星》杂志，1988 年第9 期，第100 页。（24）《真理报》1964 年2 月7 日。转引自（苏）法律文献出版社《死后平反者》第一卷，第39 页。（25）盖·纳加耶夫：《基洛夫传》，北京1985 年版，第457 页。（26）《一个刽子手的官运》，第100 页。（27）JI·邵武勉：《个人迷信》，载《哲学百科辞典》，莫斯科1964年版，第3 卷，第116 页。（28）《一个非目击者的观察》，罗伯特·康奎斯特与《莫斯科新闻》周报记者的谈话，载《莫斯科新闻》，1989 年3 月26 日。（2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034—1035页。（30）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中的生活》，北京1989年版，第83 页。（31）《布哈林政治传记》，第529 页。（32）《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17—18 页。（33）罗怕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纽约1968 年英文版，第51 页。 --------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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