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青鬓隔存没——记何家槐
      
          金性尧
      
          何家槐也是三十年代勤产的一个青年作家,自从一九三四年何徐(转蓬)
      
          创作纠纷发生后,更是名与谤随。但现在除了研究新文学史的人以外,知道何
      家槐的恐已不多。去年从舒芜兄文中,得知已故梁永先生对有些已被遗忘的作家,
      曾有论著阐述。不久,又得到梁永先生在西安的女儿钟女士寄来一份复印的《关于
      何徐创作问题之争》的史料,并附一笺,词意殷勤,虽素昧而深感盛谊。对这一公
      案,何家槐与我闲谈时曾有辩解,也很懊悔,承认自己有错,这里不想支蔓。徐转
      蓬的小说,梁永先生说他质量平平。抗战前,商务印书馆曾出过徐氏小说集,就因
      他是这一纠纷的当事人而买了一册,是一小本子,却一直未曾阅读,到现在连书名
      也忘了(似为《下乡集》?)。
      
          家槐一名永修,浙江义乌人,说的是蓝青官话,但和他妹妹宝琏谈话时,我们
      便不能懂了,如吃饭叫“才服”,义乌话可能属闽瓯系统。
      
          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光明》杂志,名义上为沈起予、洪深主编,但洪先生不
      常在沪,另在无锡授课,所以一部分稿件曾由家槐审阅。洪先生来上海时必住东方
      饭店,故与服务员(旧时叫“茶房)很熟。有一次,家槐和我到东方饭店去看他,
      他说:“我才到,身边没有钱,就向堂口(服务台)借了五元”。这在今天是很难
      想象的,于此又显示了洪先生的豪爽性格,与他在大光明电影院中抗议美国辱华影
      片《不怕死》一事可以联系。沈先生也是一位可尊敬的前辈作家,夫人为李兰女士,
      翻译家兼编辑,今天似乎也不大提起他们了。
      
          家槐曾读过英国作家福克斯文艺论集《小说与民众》,福氏在西班牙内战中力
      战捐躯,家槐想把这一论集翻译出版,但因沪居嘈杂,无法集中心力,恰巧我想回
      乡小住,便约他同行,鼓棹浙东。当时文人大多很穷,无力旅游,这次便成为他第
      一次涉海。到了夜半,人皆静寂,舱中只有我们两人,灯光幽暗,有如秉烛于海上
      的斗室。海也不甘沉默,大风起时,浪花高举如耸鬣的海兽,一经冲击铁栏,又像
      扣弦而歌,加上船身颠簸,使他一夜无眠,又喜又苦。在我们是平常的事,在他却
      有强烈的惑人的新鲜感。生活上一点小小的变化,便成为人间的意外之缘。
      
          在乡间时,黎明即起,早饭后他译论文集,我则阅读中外小说,果戈理的《死
      魂灵》就是这时读的。中间也试写过一篇二三千字的素描,取村于小市民的生活,
      他看后指出议论多于形象,概念化的味道过重。这原是在我意料之中,从此绝了写
      小说的念头。
      
          到了薄暮,常往城北的小山漫步,山上有亭翼然,山脚有一酒家,晚上如有月
      色,也可就石桌小酌,听松枝在风中偶语:又因为是夏天,周围常有虫声。虫子在
      夏晚的活跃远胜于人,只是活跃的时间很短促。秋去冬来,小虫即为大限所迫,所
      以蟪蛄不知春秋,只能度着“小年”。
      
          这些寻常的景物,原是遍国皆然,——“松月生凉夜,风泉满清听”,唐人诗
      中已有此境,不过对我来说,只因出于父母之邦,遂觉月是故乡明了。
      
          事有凑巧,有一次,友人曾宴我们于亭中,家槐于阴暗间竟误食了一只蜘蛛。
      
          主人虽努力道歉,家槐却为小虫而紧张多时。这一件小事,竟也成为我对友人
      的思念中一点抹不去的记忆了。
      
          二十天后,芦沟之战爆发,我们只得中止普陀之游。这时交通已混乱。
      
          便由宁波回到上海,他的译稿未曾结束,后来回沪再寄寓我家时才将全部完成。
      他本来还想加些注解,也因时间和心绪之故不及补进。不久,他往内地参军,他的
      妹妹暂留在我家,所以常有信和钱寄来,还寄来过一篇文稿。
      
          一九三八年三月,他的《小说与民众》终于由生活书店出版,定价四角,说明
      这时旧法币还值钱。因为家槐已不在沪,由我自己往书店购买。这是理论作品,又
      是翻译的,于我则似懂非懂。由于和我有这样一点渊源,只好读着,记忆中有这样
      两点,一是季米特洛夫被纳粹逮捕后,在监狱中努力学习德文,作为对敌斗争的更
      直捷的有利工具。二是有关文学作品中氛围气的创造,书中举的例子是春天早上众
      鸟因见阳光而啼唱,却使我联想起文学艺术中许多例子:《红楼梦》中凤姐出场时
      的气氛是大家都熟悉的,鲁迅的《女吊》,出现前在氛围气的创造上也具有性格化
      的特色,既使人毛骨悚然,又为这个含冤投缎的女鬼哀怜痛惜,真想问一句她生前
      的万斛冤情。而曹、鲁二人下笔时皆着墨无多,经过燃烧却不留焦味。
      
      
      
          抗战胜利后,他来看我,身着军装,说是在内地参加张发奎部队,并在我家里
      住了几天。我起先有些奇怪,张发奎部队岂不是国民党部队?不久,内战爆发。从
      现象上看,两方面的军事力量显然很悬殊,中共方面,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状态。
      闲谈之间,我就直说了自己的意见。他举了一个例:仗是要人打的。国民党的军队,
      层层尅剥,到了士兵身上,所得无几,于是只好向老百姓掠夺,因而民怨纷起。共
      产党的军队,士兵固然穷苦,但长官与士兵之间没有过大的差距,所以倒能上下团
      结,也给予老百姓一个好印象。
      
          这当然已非他的原话,原意确是如此。我知道这是有为而发。
      
          荏苒之间,国民党政权终于远遁天涯海角。我和家槐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一九五
      ○年夏天的北京,当时他在颐和园旁边的马列主义图书馆任职,于是便一同游园,
      玩了整整半天,在园中尝到难副盛名的窝窝头,印象中还记得有这样的话:“怎么
      样?现在可以相信我的话没有错吧?”说着,又哈哈笑了两声,但也有一些争执。
      
          这以后,就没有通过信。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他已调到大学教书,还到过国外。
      前天翻《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其主要著作中有《旅欧随笔》及《海淀集》,后者
      大概是写图书馆工作时期一段生活。
      
          他是三十年代人物,生活在上海,又是地下党员、左翼作家,“文革”时命定
      地是一个对象,外调人员到我的棚中光临了两次,态度倒还和气,谈了几句,却留
      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看起来,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是靠不住的了”。这
      是原话,也就是所谓先定调子。洪洞县没有一个好人,当时风气如此,无足深怪,
      否则,秦城监狱中何至于有那么多老作家?据说罗马法的精神是法律首先假定被告
      无罪;“文革”就是要造这句话的反,革这句话的命。
      
          外调人员临走时,要我写一点材料,我知道是要我讲一些坏话,越坏越好,如
      上述“靠不住”之类,却又叮嘱不要扩大和缩小,这很使我苦恼。因为实在没有什
      么可写,他参加左联的经过我毫无所知,何徐创作纠纷之争,是非难言,于是只好
      写他在抗战时曾参加过张发奎部队,并且是他亲自告诉我的这段“历史”。这本来
      是响  的公开事实,连污点也说不上,但我以为,张发奎的部队就是国民党的部队,
      岂非等于参加了反动部队?明知这是荒谬的逻辑,明知这是组织上派他去的,在我
      却以为是立功赎罪的表现。此外,我又写过他早年与徐志摩交往很密。今天回顾,
      实是愧对故人。痛莫大于自疚。曾子的“吾日三省”,只是日常人事上的得失,我
      却关系到朋友出处上的浮沉,用当时的话来说,即是政治生命。“文革”又使我多
      了清夜们心的一境,所负于故人者原不止家槐一人。
      
          家槐年轻时确是很尊敬徐志摩,对我一再说:徐志摩的思想虽然不正确,为人
      却很厚道真实。他的《稻粱集》中就有一篇《怀志摩》,良友版《暧昧》中有一篇
      提到猫的,即取材于徐氏家中:“我每每幻想一个大冻的寒夜,一炉熊熊的白火,
      前面坐了我们两个人,像师生,又像兄弟,旁边蹲着他最疼的猫——那纯粹的诗人”。
      最后又说:“但在这荒歉的中国文坛,这寂寞的人间,他的早逝却始终是个无法补
      偿的,……我想他那不散的诗魂,也是一定会在泰山的极巅,当着万籁俱寂的五更
      天,恨绵绵的,怅望着故乡的天涯!”可是在文未的后作的补记里,却又表示这篇
      文章应看作他五年前的旧作,“我的文章实在太浮太偏了”。大约因为徐氏身后毁
      誉不一,而他后来又参加了左联,心中有了顾虑,这补记略有自我批评的意味,在
      我便成为“文革”中揭发的材料:曾经很崇拜新月派徐志摩。
      
          从徐志摩的散文看,有不少篇是痛恨当时现实的,有的是在诅咒。他的那首
      “大帅有令哪”的写活埋俘虏的诗,表现了他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一九五四年,宋云彬先生从杭州来,和他在酒楼上闲谈,谈到徐志摩(两人是
      海宁同乡),我说:“徐志摩如果活到现在,政治上恐怕会受到歧视的”。
      
          宋先生说:“那也不一定,例如闻一多。”闻一多是在解放前被暗杀的,宋先
      生举他为例,意思是说,人的认识是会转变的。但曾几何时,宋先生本人就遭厄销
      声,这一点,当时的宋先生,恐怕还想不到。
      
          徐志摩曾经为家槐写了一幅立轴,上款为“家槐我弟”。可见两人交谊之深切。
      另有一幅为胡适给家槐的,可能是托徐志摩去求来。他到内地去时,尚未结婚,两
      幅立轴都存留我处。“文革”时我家籍没,不在话下。落实政策后,香港路有一个
      地方集中了大量抄家的文物,要我去认领。到了那里,顾视之间,居然有徐志摩赠
      家槐的那一幅,自然大喜逾望,想立即取回,管理人员说现在不可以拿,于是用小
      纸写了此轴藏置的经过,系在轴下。此后等候多时,未见通知,赶去询问,却已被
      他人捷足。这幅立轴本来不是我的。
      
          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原可自解,只因回忆家槐,顺便涉及,不想忽又迂回到
      “文革”了。
      
          从梁永先生文章中,才知家槐卒于一九六九年,也即“文革”的高潮时期,不
      知他是否安然死于病榻上?
      
          我与家槐,相识于青年时期,(他长我五岁)重逢在中年。今写此文,是在他
      死后的二十四年,自己也己入颓年。宋人张耒《再过宋都》云:“白头青鬓隔存没,
      落日断霞无古今”。友朋相识,自有因缘,望西飞白日,能无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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