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刘老老的话——记吴稚晖先生
      
          曹聚仁
      
          中国文坛掌故,一部十七史,千头万绪,也不知从何说起。恰好有一个自称刘
      老老的吴稚晖先生,那时候尚未进入大观园,爱和朋友们在瓜棚豆架下瞎嚼嘴,也
      就借他的口吻,开起场面来。
      
          吴先生照例是把我们拖到一家小茶馆,挤在一群泥脚的朋友堆里,上天下地,
      无所不谈的。他是江苏常州人;常州在满清这一代,产生了三种特殊人才,一种是
      法理名家,和浙江绍兴齐名的师爷;又一种是理财专家,或为现代中国银行界的重
      镇;又一种则是阳湖古文家,陶熔经史,局面比桐城派开展的古文异军。吴先生乃
      是阳湖派的异军,他兼有刑名家之长,而气势过之。他自己曾说:“三十岁以前,
      也曾从经生想到文人,也想将来过了六十,到孔老二删诗书、定礼乐之年,在词林
      文人里头有一席位置。乃三十岁的六月,住在北京官菜园上街镇江会馆,有位丹阳
      朋友乘我出门,在我桌上放一条纸规我曰:‘学剑不成,学书不成,勇而无刚,朝
      史暮经。三十之年,胡乱混混。’我看了很懊丧。晚上读曹植与杨修书,他说:‘
      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蕾侯,庶几戮力上国,
      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就想
      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还是学剑。到明年,还到家乡,在小书摊上得到一部《岂有
      此理》(即《何典》),他开头便说‘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忽然大彻大悟,
      决计薄文人而不为。偶涉笔,即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再过
      一年,在南洋公学,有位陈先生,复相约投中国书于茅厕,从此不看中国书。到如
      今,几乎成了没字碑,然身上不带鸟气,不致误认我为文人,这是很自负的。”吴
      先生薄文人而不为,他心目中的文人,都是中了八股的余毒,抹消了自己的头脑,
      事替别人做应声虫,所谓代圣人立言的。他老先生眼见土八股完了,洋八股便来了
      ;革命八股之后,便是党八股;所以,他要和姓陈的朋友相约不读中国书。他看见
      章太炎先生在上海讲国学,对我大大地叹气。他说:“国故这东西,和小脚、鸦片、
      八股文一样,都是害人不浅的。非再把它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不可。现今鼓吹成一个
      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
      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我们和他说阳湖派的古文,他就根本否认自己是文人,
      他写给我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说:“文学不死,大乱不止。”他说他的文体,乃是
      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精神行之的。这部坊间小说——《何典》,乃是
      一部敢于在孔老二的神位前翻斤斗的奇书;作者的见解,能否跳出儒者思想的掌心,
      又作别论。他的笔法,乃是揉合俗语与经典,村言与辞赋为一炉的创格。其中有一
      节写雌鬼与雄鬼睡在一枕,上一句是“肉面贴着肉面”,十分村俗,下一句是“风
      光摇曳,别有不同”,却又非常典雅。吴先生自己所谓放屁文学,也就是敢于运用
      最村俗的粗话,如“口宽债紧”一类的名句,而六经皆要注脚,“下体鸡脚之辞,
      比诸黄绢幼妇之妙”,替白话文学开出最宽阔的门庭。他毕竟还是阳湖派古文的嫡
      传宗派,其得力于子史以及说部,而敢于对孔老二翻斤斗的,真有了《何典》的
      “放屁”精神。
      
          吴老先生,从清末以来,一直是国语运动的领导者,一九一三年,主持读音统
      一会,审订了注音符号,到后来提倡拼音文字;他说国语文学,那还是士大夫所穿
      的皮鞋,为了一般种田人着想,用国音符号拼方音,那才是走泥路的草鞋。他是一
      个最了解民间文学的新文学家,他叫我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是东方的伏尔泰。
      
          吴稚晖的语文见解,可以说是比时人都进一步;但是,他的文体,还是半文半
      白的白话文;他自己那么运用自如,不留斧凿的痕迹,是一件事;而“学我者病”,
      很多人写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白话文,又是一件事。有一回,胡适之写信给《现代
      评论》的浩徐先生谈到这一问题(浩徐曾于《主客》答问中,说到非驴非马的白话
      文,乃是整理国故的一种恶影响。)说:“今日的半文半白的白话文,有三种来源
      :第一是做惯古文的人,改做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
      梁任公先生的白话文,属于这一类,我的白话文有时候也不能免这种现状。缠小了
      的脚,骨头断了,不容易改成天足,只好塞点棉花,总算是提倡大脚的一番苦心。
      第二是有意夹点古文调子,添点风趣,加点滑稽意味。吴稚晖先生的文章,有时是
      有意开玩笑的。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是故意学日本人做汉文的文体,大概是打趣
      《顺天时报》派的,如他的小说史自序。钱玄同先生是这两方面都有一点的;他极
      赏识吴稚晖的文章,又极赏识鲁迅兄弟,所以他做的文章也往往走上这一条路。第
      三是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他们本没有什么自觉的主张,随笔乱写,既可省做文
      章的工力,又可以借吴老先生作幌子,由他们去自生自灭罢。
      
      
      
          大概我们这一辈半途出身的作者,都不是做纯粹国语文学的人;新文学的创造
      者,应该出在我们的儿女的一辈里,他们是‘正途出身’的;国语是他们的第一语
      言,他们大概可以避免我们这一辈人的缺点了。”冷眼看去,文学革命时期的前驱
      战士,他们在文体解放上的成就,远不如他们在思想解放上的深远广大;吴稚晖也
      和其他前驱的思想家一般,新文学运动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他絮絮说教,所说
      的乃是器械推进文明的大义。他说:“人之所以尤近于禽兽者何在乎?即以其前之
      两足发展为两手,所作之工愈备,其生事愈备,凡可以善生类之群,补自然之缺者
      愈周也。”他认为人是制器的动物,器械愈备,文明愈高,科学愈进步,道德愈进
      步。
      
          总括言之,世界的进步只随品物而进步;科学便是备物最有力的新法。他很明
      白地说:“我是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
      一愈有倾向,复杂的疑难亦愈易解决。”他是彻头彻尾的唯物论者,“开除了上帝
      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他所以主张白话文拼音文字,也因为旧时士
      大夫在文言、经典中消耗时间与精神,太妨碍了物质文明的进步。)
      
          吴稚晖先生曾经向朋友们建议,只要化半只金表的钱(他的朋友,挂了一只金
      表,值四十金镑,半只金表,那便是二十镑的小数目。)那就可以大大作为一下。
      在有余的书房中,安设一小小的工作所,中间放一白木坚牢的长桌,桌上固定了一
      副老虎铁钳;白木抽屉中,大小锉刀五六把,截铁锯子大小两面,钻铁手钻一具,
      可钻四分一英寸的孔眼,量尺比例尺等各一具,刮刀、定心针、手钳、制螺丝器等
      随时走过旧货摊或五金店时,陆续添购。
      
          又于白木桌旁,安设白木长板凳一条,凳头固定鱼尾木叉,为刨木凿孔等固着
      作物所用。室隅放一白木小橱,橱中安放木凿、小斧、木锉、木锤、刨子等。橱上
      壁间,悬挂木锯三条,手摇木钻大小两个,室之又一隅,备一车木之床,其余如制
      造镜架的截角器,雕刻小模型的各式凿刀等等,亦可随时添入。照他的说法,这样
      的书房,较之备小堂画一幅,泥金笺对一副,小挂屏八条,雾红花瓶一个,小炕床
      一张,书椅茶几六事,有意义得多了。他希望社会上改变风气,不崇古而尊今,不
      尚文而重工,书房都变成工作所,客来请在工作板凳上讲话,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
      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这位刘老老进到大观园去了。她是史太君面前的贵宾,和王
      夫人、王熙凤的娘家攀了一点远亲。照她的说法,大观园这一家人家,除了门口那
      对石狮子,其余就很少干净的了。从一九二七年以后三十年间,吴稚晖一直没和国
      民党脱离过关系,他虽是闲居在鸡肋式的监察委员的虚位上,却与闻了国民政府的
      最高决策。在蒋介石面前,虽不一定言听计从,却要算是处于师友之间,可以直入
      内室而不必通报的一个人。胡适之说:“近八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
      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吴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应
      酬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
      思想家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胡先生的话,还是该打
      很大的折扣的,吴先生毕竟受了蒋介石的牵累,投入国共斗争漩涡中,以至于丢开
      社会主义的立场,迁就权势所迫成的现实的。不过,他的哲学观点和文学观点,还
      是发挥他的独到的见解,并不由于在大观园里兜圈子而有所改变的。他说:“宗教
      皆创自阿刺伯民族,印度亦受其影响,故一为神秘,一为虚玄,简直是半人半鬼的
      民族。所以什么佛、什么妖、神、上帝,好像皆是《西游记》、《封神榜》中人物
      ;其实他们的圣贤,皆懒惰邋遢,专说玄妙空话,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最劣。最
      相宜的,请他讲人死观。”“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没有多大
      空想。他们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何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
      都邑人,所以勉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
      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
      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来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局董
      (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
      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所以,现在读起十三
      经来,虽孔圣人、孟贤人直接晤对,还是温温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语
      录学案一看,便顿时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所
      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低浅。”“现在要讲一个算帐民族(西洋人),什么仁义
      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们
      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他的全盘西化主张,文学、美术、自然也当整理改造;
      看清楚了“欧洲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再进一步做到工业革命,造成科学世界的
      物质文明,方才有今日的世界”的事实。他要我们再进一步抛开洋八股,努力造成
      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然后这三百年的文化趋势,才可算有了个交代!我们从
      吴先生的一生,看到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时代趋向,也从他的言论中,体会到新文化
      运动的基本精神,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以极风趣的话在说:
      “凡是两手动物戏里的头等名角,应当:有清风明月的嗜好,有神工鬼斧的创作,
      有覆天载地的仁爱。换三句粗俗话是怎么呢?便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
      他的见解极透辟,他的文词,极痛快淋漓,而他是以刘老老靠柴积上晒日黄的嚼嘴
      风格出之,诚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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