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山大王代代相传
      
          民国时期豫西土匪,溯其根源当在清朝末年。大约1909  年间,豫西嵩县境内
      最为险要的山区羊山一带,出现了一伙反对清朝统治的绿林武装,其首领有王天纵
      (又名王天同)、张黑子、张四庚、丁老八等人,以王天纵为老架子。他们不仅与
      来剿的清军对抗,同时也四出掳掠,维持生计。当地百姓称之为“山大王”,实质
      上也就是土匪、蹚将。一般人认为,豫西山大王,王天纵为开山祖。
      
          后来王天纵被官府逮捕,又越狱逃往上海,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返回嵩县后,他联络了李永魁、柴云陞、关老九、张治公等一批杆首,结为十
      兄弟,继续从事反清的绿林活动,人数竟达万人以上。1910—1911  年间,另有刘
      镇华也受河南同盟会支部指示,策动在嵩山活动的绿林孙老九、赵旺、张木桶等人,
      打出“反对满清”的旗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派人与王天纵联络,请他响应。王天纵遂统领部
      分绿林武装,参加起义,向豫南鄂北挺进。光复南阳后,他被推举为河南临时都督
      兼北伐左路军总司令。而刘镇华则率绿林武装与陕西革命党人联合,成立了陕豫联
      军;之后又分出来,成立镇嵩军,自任首领。王、刘二人手下的一批杆首们也都分
      别当上了各级军官。
      
          由于王、刘二人的革命党身份是隐秘的,而其山大王身份则是人所共知的,因
      此,在当地许多人看来,从山大王到升官发财无疑是一条捷径,许多不良分子遂竞
      起效尤。民国创建以来,豫西山大王层出不穷,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12  年春夏之际,河南大旱,豫督张镇芳横征暴敛,社会上饥民流离失所,
      或四出乞食,或聚众劫掠,造成“丐与盗满河南”的现象。1912  年5 月间,仅宝
      丰、鲁山、汝州(今临汝县)一带,就有杜起宾、牛天祥、李凤朝(绰号红毛)、
      白朗(绰号白狼)、宋老年、郭玉德、李鸿宾、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数十杆
      土匪。起初,各杆人枪多在数十左右,均未成大杆。
      
          其中白朗为宝丰县人,曾当过巡防营士兵,因犯事逃回家乡,拉杆起事。
      
          他以舞阳、泌阳之间的母猪峡为根据地,喊出“打富济贫”的口号,招徕游民、
      饥民、裁兵。许多杆首纷纷率众前来合杆,至1913  年春,已达二三千人。
      
          附近各县官兵多次围剿都未能奏功。这年五六月间,白朗曾先后攻克唐县、禹
      县县城,获得大批枪械子弹,声势大振。
      
          7 月间,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白朗受其影响,自称“抚汉讨袁司令大
      都督”,使这支杆匪武装转变为讨袁的农民起义武装;以后又相继称“公民讨贼军”、
      “中原扶汉军”,转战陕、甘各省,坚持反袁,直至1914年9 月失败。在当时北洋
      政府和各省地主阶级看来,白朗军始终是土匪武装;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白
      朗军后期的活动显然已不属于本书叙述的范畴了,因此这里不加详述。但应当指出,
      白朗起义是以拉杆为匪开始的,其失败后,余众大部分又分散各地重新为匪。
      
          1919  年间,豫西的著名杆首是人称樊老二的樊钟秀。此人是宝丰县人,年轻
      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种地,后因土匪骚扰,便拉起武装自卫。由于力量逐渐壮大,
      樊钟秀被卷入军阀战争,后被民党人士于右任、张仿编为靖国军。
      
      
      
          1919  年初,樊部失败,退往河南老家,挂在赵杰的宏威军名下。
      
          樊钟秀占据了宝丰、鲁山一带的小煤窑,借此生财。鲁山县西的大山中,有一
      名叫斑鸠城的险地,四面绝壁高数十丈,犹如木桶,内有良田数百亩,有泉水可供
      500 人饮用,又有竹木杂树,此地仅半山腰一个石洞可以进入。
      
          樊钟秀即据此为山大王。1920  年,他被吴佩孚征调,带领收抚的豫匪往南方
      作战。
      
          一般说来,豫西杆匪中的徒众有许多确为走投无路的农民,但其杆首,除前述
      的三数人之外,大多为地痞、流氓、兵油子。他们本来就是好吃懒做、偷吃扒拿、
      逞强斗狠、横着身子走路的家伙,平素广交狐朋狗友、跋扈乡里,一旦劣迹暴露,
      无法容身,于是铤而走险,纠集十数人拉杆,渐至数十上百人,便严然草头王了。
      这些初起小杆,为对付官军,往往投靠大杆,同时招兵买马,待势大人多,便独立
      出来,另起炉灶。就这样几小杆合一大杆,经过一段时间,分为几大杆:各大杆再
      带小杆,犹如细胞分裂,杆匪越来越多。
      
          临汝县人姜明玉,自小手脚不干净,长大后跟着区长办事,却经常串通一批歹
      人到各村寨偷盗。1920  年间,县里屡得报告,便指名要抓他。姜明玉潜逃外地,
      用盗来的钱购置枪支,渐渐纠集了百把个人,占领伊川县白沙南岭;后投到王振
      (绰号王老五)部下。日久,他拉出杆子,自立山头,占据了登封、伊川、临汝数
      县交界处的鳌头山。老洋人到豫西时,他还曾与老洋人合而又分。
      
          该县地主李越平素广交蹚将,在绿林中朋友极多,为资助土匪竟将家产变卖净
      尽,也拉了300 多人枪上了鳌头山,投奔姜明玉大杆。
      
          民国时期,河南农村有一种极恶劣的风气,叫“打孽”,即血亲复仇。
      
          双方为争乡保长职务、为女人、为田地、为世仇,都可能拿起枪来暗杀对方。
      
          被暗杀者的妻子、儿女、亲属则同样暗杀对方。于是又出现“打孽能手”,类
      似职业杀手,专替那些有钱无力的人去消灭仇人。
      
          伊阳郭村的范龙章年轻时家境贫困,他外出当兵,每月几块大洋饱银攒起来,
      捎回家买地。不料为争买一块地,他哥哥竟被同村郭某打死。郭某势大,范家告官
      不成。范龙章遂从部队告假回家,凑了10  个人帮他打孽。把仇人打死后,他在庄
      子上叫牌子:“我是范龙章,回来给我哥报仇的,跟村中老少爷们无关!”庄里人
      一听,谁也不去过问。但范龙章也不能再回部队了,10  几个人便“套交情”①。
      墙上挂起关公像,桌上放着上了膛的枪,枪口对着人,焚香礼拜后,诸人便依年龄
      长幼跪下宣誓:“如对这些兄弟三心二意,粉身碎骨,不得好死!”随后,他们便
      偷民团的枪,拉肉票勒赎买枪,干上了蹚将。起初,范龙章也是投靠姜明玉,到后
      来势力大了,才独立出来。
      
          杆匪一般很注意“兔子不吃窝边草”。对远处的村庄,则分作三等。第一等叫
      “开”,这种村庄与蹚将的关系较好,主动向蹚将们提供食宿,而且相互关系融洽。
      第二等叫“半开”,这种村庄只按时按约定供应土匪食用物资,但关系并不亲密。
      第三等叫“不开”,即不愿自动地向土匪纳贡的村庄,因此土匪也就随时可能去攻
      打它们。这里的“开”字,大概是指村庄的寨门是否对蹚将自由开放的意思。
      
          ①  拜把子,结为兄弟。
      
          民国年间,豫西与湘西同为全国闻名的匪薮。但湘西因偏僻闭塞,主要为地产
      土匪。而豫西则不仅有大批地产土匪,还有许多过往流寇。这种流匪大都是在官兵
      追剿之下,窜入豫西山区躲避、周旋的。他们往往人数多、势力大,倏忽而来,骚
      扰掠夺一番,而后或因官兵搜剿急迫,或因不耐此地艰苦,复又呼啸而去。20  年
      代前期的孙殿英、老洋人以及30  年代的刘桂棠等杆匪,均是如此。
      
          至于地产土匪,自樊钟秀之后,在宝丰县又有老戴正(戴民权)、秦椒红、姜
      不辣等杆。老戴正拉到一个肉票,叫他家第10  天送1000  大洋来,事主决不敢拖
      到第11  天,否则立即把肉票铡了。当地百姓哄孩子时都说:“快不要哭了,老戴
      正来了!”
      
          在鲁山县则有连四麻子、姚老五、赵振刚、刘时一、蒋百泉、印老四、张老末、
      老母鸡、孙兆林、杨名鉴等杆,大杆数百人,小杆数十人,总数达数千人之多。各
      杆横行乡间,每天都有几十处遭祸。1923  年6 月间,鲁山玉皇庙店附近被烧毁20 
      多个村庄,死10  余人,被架百余人;七里头闸走村串户的小商贩被掳百余人..肉
      票被匪徒用牛筋、细麻绳缚住大拇指,悬挂梁间,鞭打至昏死而后止,然后置于地
      窖中,两三天给食一次。各地农不敢耘、商不敢贩,一片萧条、凄凉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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