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关羊子”和“赶烟会”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千山万岭,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
      
          许多地方可耕地少,日照又短,因而物产贫乏;加之交通不便,商业不够发达,
      百姓生活十分贫困。民国时期,贵州军阀自成体系,或相互征战,肆意杀戮,给人
      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或明里服从中央,暗里大搞独立,横征暴敛,更加重了人民的
      负担。许多山区农村,农民鹑衣百结,常有女子无衣无裤,仅用破布前后围裹遮羞。
      十三四岁女孩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又须操持家务劳动,进进出出,竟习以为常。
      黔西威宁县(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的女子无论年龄几何,总得等到许了婆家,由婆家送布匹为聘礼后,才第一次
      做衣服穿。至于盖的被子,农民因无钱买布匹、棉花,只能用枯稻秧编成草垫盖在
      身上,更穷困的山区则用玉米叶铺地,人钻在里面睡觉。如此贫困的生活,自然迫
      使大批人铤而走险。所以,当时报纸称贵州土匪“千百成群,无处不是”。而老实、
      善良的农民头上,则又加了一层恶运。
      
          贵州土匪为祸,除抢劫、“拉肥猪”与其他各地一样之外,还有自己的“地方
      特色”。一种是“关羊子”。贵州各县地域广大,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因此每逢
      一定日子,四乡农民均到一固定集市交易,以家中所产之物品出卖或换取所需的物
      品,当地称作“赶场”。每逢赶场之日,土匪大清早即携带大批绳索,埋伏在各山
      路要道处。待赶场农民、小商经过时,匪即冲出捆缚,置于山坳间,这就是“关羊
      子”。如此再三,估计赶场人不会再有了,匪徒便将“羊子”逐个搜剥,农民的几
      斤鸡蛋、若干包谷、身上破衣,都尽数掠去。这种打劫方式,只要“羊子”不进行
      反抗,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农民的些许生计往往也就因此而被断送。
      
          另一种特色叫“赶烟会”。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曾装模作样地
      三令五申禁止鸦片烟。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有阿芙蓉之癖的人无处不
      在。因此,全国各地只要土壤适合种烟的地方,都在暗中种植。
      
          其中官府、军队明里查禁,暗里保护并抽保护费者有之;土匪逼种并强行收采
      者有之;烟民武装保护种植以抗官兵者有之。而贵州省尤为奇特。该省土壤、气候
      极适宜于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是极有名气的。贵州省议会因该省地穷民
      贫,又无大宗特产进入国内市场,所以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
      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
      一两黄金”之说。故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是为
      “赶烟会”。例如,1923  年6 月间,从贵阳城起运烟土千余担,用船载沿清水江
      (入湖南后称沅江)运往湖南。土匪闻讯,沿江布置了千余名匪徒,伺机而动。湖
      南黔阳县只得派出大批士兵进入贵州,迎船护航。
      
      
      
          贵州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土匪对洋人并不买账,即使是小股土匪也照
      样敢绑架洋人。1923  年下半年,有一名美国医生携眷属自湖南来贵州,抵达铜仁
      县时,当地团防局长即告知黔省土匪横行,劝其返回湘省,或稍缓行,待调派官军
      护送。该医生自信“我是外国人,若遇到土匪,向他们说明,定可放行”。一行人
      出城不远,果然遇上土匪。匪徒哪管洋人、土人,照样拉“洋肥猪”,不过将女眷
      释放而已。待家属急忙返城报告,官兵来寻,匪徒早已踪影全无。美国领事向中国
      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急忙打电报要求当地军阀唐继虞火速营救。唐继虞只得派
      人与土匪接洽,备款赎出这名美国医生,方才了事。
      
          国民党统治时期,贵州匪患依旧。30  年代,安顺地区有4 名积年巨匪,人称
      “四大天王”,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哄小伢儿时,说声“四大天王来了”,小孩
      即乖乖地不敢哭闹。1937  年4 月,当地驻军在一次剿匪中,将“四大天王”一网
      打尽,遂用站笼关押,置于县城卖票展览。城内和四乡居民皆大欢喜,纷纷扶老携
      幼前往参观,指匪痛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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