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活埋土匪17O人 被招抚收编的土匪，尽管穿上了正规军的服装，挂上了某师某旅的番号，但大 多匪性不改，成为穿军装的土匪。他们有的在驻地附近公开扰民。1922年冬，陕西 巡防军第二路统领郭金榜奉刘镇华之命剿匪。他采取“以匪治匪” 的方法，收编了在商洛山间活动的河南股匪王明智（绰号王老五）1000 余人， 令其分驻镇安、柞水、山阳等县。王明智在三县县城内开赌场抽头敛财，夜间派兵 扮土匪四出抢劫。更有甚者，他搜捕了一批当地匪首，令他们诬告各县富户通匪， 然后据此向各户勒索钱财，威吓说否则即以通匪罪枪毙；半年下来，仅此项勒索款 即达六七万元。 又如1922—1923 年间，直系军阀在河南收编大批土匪，交樊钟秀带往江西， 用以攻打南方政府。当时尽管樊钟秀已暗中与孙中山联络，准备投效。 但其部下许多老杆匪却在赣省驻地为非作歹。1923 年5 月间，驻南昌的一部 公然掳掠李渡镇，抢劫邮差，并持抢来的汇票向邮局兑取钞票，遭到拒绝后，竟企 图开枪杀人，后经劝阻方悻悻离去。 有的招安土匪则仗着官兵的身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民国时期，尤其是北 洋政府统治时，官军的纪律极差，士兵看戏、坐车不买票的事屡见不鲜，还动辄打 骂老百姓。民间称“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至于收编的土匪，本来 就是散漫惯的，当上官兵后，该遵守的纪律没学会，无法无天的程度却更上层楼。 1923 年5 月，在河南安阳火车站，几名士兵无票乘车，被车站检票员阻拦， 士兵们当即报以老拳。这时陕西籍军阀胡景翼的陕军第一师正在此驻防，并有士兵 在车站巡查。这时陕军士兵闻声询问，也遭前一批士兵殴打，因人少不敌而退让。 肇事士兵在候车室肆意谩骂寻事，直至胡景翼派队前来，才匆匆离去。经查，这几 名士兵原为河南杆匪牛昌平的部下，后随杆为河南当局收抚，充任安阳巡缉队，负 责侦缉附近土匪，素来在市内就是横行无忌的。 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巡缉队被解散，这批士兵又重新拉杆，不久又被 当局收编为一连武装警察，负责维持安阳市内治安。先前以土匪侦缉土匪，正是荒 唐；如今以土匪维持社会治安，就更可笑了。因此治安混乱乃是理所当然的。胡景 翼派员查明情况后，因自己是陕军将领，不敢在河南境内过分激怒豫籍兵匪，只得 息事宁人地将该连武警调往淇县驻守火车站。不久，这连士兵全部拖枪逃跑，重新 当上了蹚将。 又有的招安土匪利用收编乘机报复、打击当初严厉剿匪的军官。充州镇守使何 锋钰在围剿抱犊崮土匪的问题上是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所部曾击毙孙美瑶之兄孙美 珠，并围困另一股匪孙美松。因此，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孙美瑶在谈判中即提出要 求撤换何锋钰。这一要求又正与田中玉企图以何为替罪羊的打算一致，因此，何锋 钰遂被免职。1923 年间，湖南湘潭县有一匪首郭国良，曾屡遭该县团练局长文光 信的打击，故咬牙切齿要报仇雪恨。赵（恒惕）谭（延闿）战争中，郭国良为赵恒 惕招安，当上了长沙铁路警备司令部的连长。一天，文光信带两名护兵乘火车到长 沙办事，下车时恰为郭国良窥见。郭即命所部士兵跟踪文光信，随后于天晚人少时， 将其枪杀。事发之后，赵恒惕曾以此为训，下令不许收编的匪队驻扎省城，今后也 不得再招抚土匪。 但大小军阀深知，谁拥有的人枪多，谁就可能在军阀混战中获得较多的生存机 会。因此，赵恒惕手下各师、旅、团长，不仅对已招编的匪队不予整顿，而且继续 收编土匪，只是将原用的“游击队”、“临时军”等名目，改换为独立团、补充团 等，换汤不换药。因此，湘省军队中杀人掠物、劫夺枪支事件仍屡屡发生。赵恒惕 无奈，又命令部下叶开、唐生智等人，凡被地方控告、查有真凭实据的收编队伍， 必须解散。然而，一则小军阀们可以用“查无实据”之类措辞敷衍搪塞，以保存实 力；二则即使查有实据而被解散的军队，其结果仍是沦为土匪，这些人为兵为匪， 其社会效果都是一样的。 有的土匪招安后，听编不听调。他们对当军官兴趣很大，对每月有现成的银饷、 军粮十分满意，但对调他们到外地驻防、打仗却是决不同意的。1932年，韩复榘在 山东收编刘黑七后，该匪就是拒绝服从调遣，而又重新为匪的。 1949 年湘西“三·二事件”，也是收编的土匪为抗拒命令而采取的行动。 还有的收编土匪以诈降为缓兵之计，待得到休整和饷械的补充后，复又叛去。 例如1935 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特别侦探队第一大队长刘耀庭担任胶东游击 司令，进剿盘踞在大珠山的积匪徐荣章。徐匪屡战不支，遂乞求收编。韩复榘将徐 荣章为首74 名匪徒编为特别侦探队第三大队，以徐为队长。不久，徐荣章密谋暴 动，为韩侦知。5 月6 日上午8 时，特别侦探队奉命到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聆听训话。 一、二大队老队员在大门内影壁前听训，三大队徐荣章等74 名新队员到院内礼堂 听训。新队员听完后列队返回，行至影壁前，遇见刚结束的老队员。这时，有人喊 口令“立正”，却是一声暗号。 全体老队员当下一拥而上，将74 名新队员拿获，徐荣章在逃跑时被大刀砍伤。 其余74 人被押运千佛山刑场，全部枪决。 由于官府对降匪大都怀有疑忌，唯恐其异动，往往为绝后患，宁可违反招安时 的条件，也要先发制人，杀戮降匪和收编的土匪。这种情况，民国时期各省都有， 尤以东北、山东、河南为最。1931 年下半年，一批招安的土匪奉命乘胶济路火车 到济南，准备转乘津浦路列车到驻防地。济南的胶济路站与津浦路站之间有一段距 离。170 余名匪徒持枪成单行行进，在一个陡坡处转弯进入两个站区间的隔门。门 后即埋伏着韩复榘手枪旅的一营士兵，三人一组，分别持毛巾、短绳、铁锤等工具。 每一匪徒进入隔门后，一组士兵便迅即以巾掩口、以绳勒项、以锤击头，同时架往 车站空地新挖的大坑，掷入其中。进行过半后，传出一些动静，匪队后的两名小匪 首感觉异常，拔出手枪，企图反抗，当即被在旁监视的士兵开枪打死。170 余名匪 徒不论死活，都被掩埋坑中。 由于上述屠戮降匪之事常有所闻，许多土匪都不敢相信官府，被追剿穷极时， 宁可拼个鱼死网破，也不投降。像老洋人、范明新等都是经过一次收编，从杀降中 逃出复叛，至死也不再提招安一事。有的土匪在招安谈判时，则要求有洋人或士绅 担保，但也未必安全。孙美瑶收编时，即由美国人安特生及临、枣地区乡绅立约担保， 结果仍未能免死。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土匪把招安作为苟且偷生的一种权宜之 计，只要一有机会，便会免脱而去。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