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驾崩了。 死讯传出，天下缟素，举国尽哀。臣民们个个都显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然而，不少人心里想的并不像他们脸上装的那样。尽管没有一人敢说出来，但 许多人当时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因为万历帝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他们寄 厚望于新的君主，希望新皇帝能给王朝带来一些新气象，甚至扭转乾坤，摆脱危机。 可是，王朝的现实却再一次令他们绝望。苦熬了多少年的泰昌帝，即位仅一个 月，竟撒手归天，追随其父而去。随后接位的天启帝，却又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无 知少年，根本无法理政。魏忠贤也因此逐步擅权，操持朝政，把大明朝搅得乌烟瘴 气。真可以说是荒唐岁月有着道不尽、说不完的荒唐事。 本已步履艰难、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再经魏忠贤的这番折腾，已是元气大伤， 难以救治了。 国本之争 万历帝死后约10天，太子朱常洛在文官的安排下，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后， 终于在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即位，年号泰昌。 泰昌帝的正式即位，令天下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万历帝咽气前的最后 一刻，他们仍担心这位太子能否顺利即位。 既然是太子，又何以要担心他能否顺利即位呢? 原来，这位生于万历十年（1682）的朱常洛，其母亲王氏本是一位宫女，地位 低贱。当时年轻的万历帝，一时兴起，致使她怀孕生下了朱常洛。对于这位儿子及 其母亲，万历帝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万历帝宠爱的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常洵。 平心而论，郑贵妃和常洵，无论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常洛强得多。万历帝 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 但朝廷的绝大多数文官们不能同意万历帝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的 正宫皇后没有嫡出，那么就应该在庶出诸子中立长。朱常洛虽是宫女所生，但他是 皇长子，就理应被立为太子。而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可是 了不得的事情! 在大臣们看来，常洛不立为太子，就是违背了朝廷得以立国的根本 基础——祖宗之制。因此，保证常洛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捍卫朝廷的立国之本，绝 对不能让步。 万历帝见到这些大臣慷慨激昂的样子，心中就有气，也懒得理会。这种态度， 反而更刺激了那些大臣们，加重了他们的担心。双方便越争越烈，只要稍有风吹草 动，就往此事上扯，越扯越乱。这就是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开始时，大臣们要求万历帝速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给郑贵妃 的儿子常洵占了上风。万历帝就是拖着不办，任凭他们去争，争到不太像话的时候， 就拿几个大臣来惩处，但引起的却是大臣更激烈的抗争。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 （1601）十月，万历帝才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福王常洵诸子。但大臣们很快发 现，福王常洵仍留在宫中，不去洛阳就藩，而太子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 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 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斗争，逼福王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至冲 突再起。 文官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咄咄逼人了。万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废常洛之 意，至今不得而知。但万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 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因为按照王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 乎就等于放逐，很少再有机会回北京。这种生离死别的滋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 说，也难以接受。万历帝自然不想让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 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 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 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 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绝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之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 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 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 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 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 即使有，也应 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 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 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 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 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 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 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尽管从审讯的结果来看，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经错乱者。他本来是要找郑 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了结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宫中情况而错跑到了东宫。但许多官 员，尤其是东林党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个阴谋。他们认为，张差是受了郑贵妃宫中 太监的指使前来谋杀太子的，其幕后主谋自然是郑贵妃。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 之所以能审出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包庇郑贵妃，其动机值得警惕，因此坚决要 求重审，追查元凶。 现在看来，这实在有点冤枉。郑贵妃纵然有天大之胆，大概也不敢去谋杀太子。 退一步而言，即使郑贵妃要谋杀太子，也决不会出此下策。方从哲之流，也同样没 有如此之胆。如果郑贵妃真有谋杀之心，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即使是万历帝 自己，大概也没有办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说是方从哲之流了。现在看来，是党 争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从哲之流，当时是当权派，自然希望尽早了断此事，不要 弄出事端来。相反，东林党那时正处下风，很想借此机会来反击浙党，大做文章。 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破例在慈宁宫中召见有关大臣。万历帝让太子常洛与他 的三个儿子出见大臣，并严责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是离间他们父子亲情。他拉着太子 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如果朕有别意，何不早作打算，废立更 置，又何必要等到现在，况且朕的诸孙( 指太子常洛的三子) 现已长成! 接着，万 历帝要太子说话表态。太子也因事涉贵妃，不愿多惹是非。他要求群臣速速处理张 差，并严厉指责群臣道： “我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在外廷却议论纷纭。你们这些无君之臣，是想让 我成为不孝之子么? ” 话说到这分上，群臣们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结果是张差被凌迟而死，郑贵妃 宫中的两位太监也被乱棍打死。事情总算平息下来。 万历帝在此以前，已有25年不见群臣。许多大臣，虽为官多年，也不知皇帝是 什么样子。这次万历帝竟然为“梃击案”破例，也说明当时朝廷为太子的事闹得有 多凶。 为了这位太子，几十年来，朝廷不知闹出了多少风波，也不知有多少大臣，挨 了棍子，丢了官职。现在终于等到了登基的这一天，天下臣民此时的心境，就不难 想象了。 泰昌帝即位后，迅速做了些顺应民心的事。如发内廷积银百万两充辽东边饷， 解燃眉之急；罢一切矿税及监税的中官，起用建言得罪的诸臣等等。 这一切都是用遗诏的名义进行的，是先帝临终前的既定方针。其实，遗诏往往 只不过是一纸借口，是借死人之口，说出活人想做的事情。万历帝临终前，曾召见 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各部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 缵等人。万历帝当时还能不能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有这些人知道。在这些人 起草公布的遗诏中，到底有多少是万历帝本人生前的意思，也只有这些人心中明白。 但无论如何，遗诏确实给当时的朝廷提供了一个清除旧朝弊政的机会。 遗诏首先承认了万历朝的弊政甚至万历帝本人的错误。举凡皇帝托病多年、不 见朝臣、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批奏章，以及寮寀半空、矿税烦尽、征调四出、 民生日蹙、边政多事等等，都在检讨之列。这种错误也只有用遗诏形式让躺进棺材 中的老皇帝自己去说，否则，其他任何人大概都不便也不敢说。因为老皇帝尸骨未 寒，如果由新皇帝来批评他自己的父皇，也不免有不孝之虞；如有大臣出面说出来， 则更有不忠之嫌。另外，去批评一个死人，在“以死为大”的社会中，总让人觉得 有点不近情理。但要除弊政，则首先要承认哪些是弊政，因此也只能由弊政的制造 者自己去承认。不仅要让他承认哪些是弊政，而且还要让他自己说出清除积弊的具 体措施，这样新朝方能依此名义动手。反正老皇帝已死，这样做既不怕他龙颜大怒， 也不会伤他脸面，说不定还能让他在死后博得知错即改的好名声呢。 至于新即位的泰昌帝，对此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他十分清楚，他所以能有 今天，是仰仗朝廷大臣们的全力以赴。感念之下，他又何必去说三道四呢。更何况 他也十分明白，其父在世时的许多做法，也确实太不成体统，不除不足以平民愤， 开新政。 因此，泰昌帝即位后，朝廷上下似乎又感到了希望，指望泰昌帝能一改其父之 风，与朝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