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为何杀死心腹干将王公度
      
          公元1937  年9 月14  日,正当国民党新桂系即将北上抗日之时,李宗仁下令
      逮捕并枪决了自己的心腹干将、少将军官王公度,同时被杀的还有桂系南宁军校政
      训处副主任谢苍生、政治教官区渭文、中尉指导员韦干、教员陶保桓和崔真吾。其
      中陶为中共党员,崔是进步人士。一时搞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王公度一案,历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特别是有关当事人更是说法不一,真
      伪难辨。1937  年10  月,广西省警察局长周炳南被部下问到时说,王公度是“一
      个大名鼎鼎的政客……搞托派活动,阴谋造反,所以老总(指李宗仁)下令秘密处
      决他。”李宗仁总部办公厅上校秘书谢天生认为:“王公度平日太专横独断,出风
      头太多,树敌太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憎恨,因而树大招风,最后招来杀身之祸。”
      1950  年桂系特务头子梁学基在香港谈到,“王公度虽然在苏联留过学,但他并不
      是真正的托派,说他托派不过是一个烟幕弹。王公度之死实在是死在九叔(指黄旭
      初)手上。”程思远在《政坛回忆》里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王公度的问题,肯定是蒋介石对白崇禧提出的”,“似乎桂系炮制王公度案,
      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间计了”,“王案的确是一桩错案。”1966  年8 月,程思远和
      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海滨避暑,有一天,刘问李宗仁:
      
          “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对此,李宗仁始终不吭一声。
      
          李宗仁究竟为什么要杀掉为其效忠多年的干将王公度,王公度又是怎么引来杀
      身之祸的呢?
      
          王公度,广西永福人。1920  年广西法专毕业后寄居上海,通过同乡韦永成的
      介绍,与李宗仁的三弟李宗义认识(李妻是韦永成的姐姐),从此,二人过从甚密。
      1926  年王与韦、李三人得到李宗仁的资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
      1930  年春在桂系总部做秘书。据程思远回忆,王公度生得中等圆胖身材,配着一
      张蛋形的脸,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是一个具有军师
      素质的典型人物。
      
          1930  年9 月,桂系组织“革命同志会”,任命王公度为书记,程思远为助理
      书记;1932  年桂系南宁军校复校后,王公度兼任军校政训处主任。他在军校学员
      中秘密组织读书会、同乡会等,等会员毕业后,把他们散布在桂系军队中和广西全
      省中等以上学校的军训队里,这样,会员随时向王公度报告机关及军队内部的一些
      情况,由他再向白崇禧密报。王的这些作法深得白的赏识和欢心。一次桂系两个军
      长廖磊和夏威的部队中出了问题,廖磊和夏威自己还不知道,白崇禧却早已知道了。
      当他们来见白的时候,有些事情被白崇禧问到,弄得他俩目瞪口呆。廖、夏军中也
      有一些军官因王公度的活动有脱离军长掌握的危险,因此,后来廖、夏二人对王恨
      之入骨。
      
          当年桂系势力鼎盛的时候,从广西至武汉直至京津唐,都有桂系的军队,可是
      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桂系军队顷刻间不战而败,分崩瓦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
      是因为蒋介石利用自己的特务组织收买、利诱了桂系将领。李、白虽有将兵之才,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军队,因此,李、白猛醒,始觉有建立秘密组织之必要,以控制
      内部,监视异己。恰于此时,王公度也建议搞特务组织,使军政骨干效忠领袖。李
      宗仁对此非常赞赏。
      
          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汤山后,李宗仁曾派王公度前往广州商讨两广联合反蒋
      事宜,其后王公度又分别在沪、港设置情报机构,收集南京方面的情报,供李、白
      参考。白崇禧为此特支大批款项供王使用,足见其对王的信任。
      
          王公度工作得很出色,军统要角王新衡曾说:“中央特工人员一直把他当作眼
      中钉,去之而后快!”
      
          另外,王公度还延揽了很多留俄同学到南宁军校工作。其中谢苍生是政训处副
      主任,李一尘、曾希颖、陆一逊、张威遐、区渭文等担任政治教官。
      
          王公度以留俄同学为核心,吸收一批军校、广西师专的学生和部队的青年军官,
      参加他领导的秘密特务组织,广布党羽,培植私人势力,成为桂系内部一个派别—
      —留俄派。无怪乎当时有人说:“广西是李、白的天下、王公度的党了!”
      
      
      
          这时候的王公度一身兼任第四集团军总政治训练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主任、
      广西省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广西省府委员、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同时还任广西
      童子军训练处教育长,集组织、党务、青训大权于一身,占据要津,显赫一时,甚
      至连省主席黄旭初也不放在眼里,使人感觉到王公度的重要性除李、白之外,无人
      可与比拟。由此也种下了他和黄旭初不共之仇的种子。
      
          1933  年下半年,白崇禧一次对程思远说:“王公度主管单位太多,他的精神
      兼顾不来。……你去对他说,他今后只能专做军校政治工作,将总部政训处长一职
      让给潘宜之担任。”这说明白深感王公度权力过大,会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及早
      实行分权。
      
          程思远把白的意见向王公度传达时,王面色大变,满头大汗,显然这事对他太
      突然了,事前没有精神准备,他听完脱口道:“我亲自去见白老总。”
      
          说着匆匆而去。第二天,王公度对程思远说:“我已经对白老总说清楚了,总
      政训处仍由我负责。”显然,他舍不得丢掉这块肥肉。事后证明,他犯了致命的错
      误,没有自知之明,贪得无厌。
      
          1934  年,李宗仁、白崇禧将“同志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
      实行分工制:以王公度为组织训练主任,黄旭初为政治委员会主任,潘宜之为宣传
      主任,邱昌渭为秘书部主任,陆续将王的职权分别派人替代。1935  年王公度终于
      被迫辞去总政训处长职位,由潘宜之继任。1936  年春,连他亲手创办起来的桂系
      特务工作,也被白崇禧宣布“交由蒋伯仑接替。”最后只留给他“同志会”组训主
      任和军校政训主任的职位。不言而喻,王公度失宠了,李、白对他的信任动摇了。
      
          王公度的失势是桂系内部派系之间明争暗斗的结果。桂系外表看起来很团结,
      其实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按出身可分为元老派、实力派、少壮派、留俄派、外宾
      派等。由于王公度权倾一时,他很快成为“众矢之的”。桂系实力派人物廖磊、夏
      威,早年跟随李、白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军功,岂容一介书生王公度高居其上?且
      这个王公度把触角伸进军队,操纵军官,老虎屁股岂能摸得?桂军总参谋长李品仙
      与王公度的留俄派也是水火不相容。王公度以总政训处长职位,总榄全部特务机构
      与情报工作,遇事直接报告李、白,不通过总参谋长,把李品仙架空,有很多事常
      常是已办完了,或正在办理中,总参谋长尚未知之,这使李品仙深为不满。桂系第
      三号人物黄旭初也感觉到来自王公度的威胁。外宾派头目潘宜之、邱昌渭等,新来
      广西,没有适当肥缺,需要向王公度开刀,把他兼职较多的职位夺过来。于是,他
      们常在李、白面前说王公度的坏话,攻击“王公度心胸狭隘、阻碍接纳各方人士”,
      “王公度兼职过多、工作搞不好”、“王公度搞秘密小组,别有用心……”少壮派
      人物梁家奇还引白崇禧的话说:“白老总也说公度太狭隘了。”元老派如黄钟岳、
      王逊志、陈雄等人,也以王公度专权自用,目中无人,在派系争斗中不给王公度以
      支持。甚至留俄派内部如张威遐、李文钊、赵可任等,也攻击王公度狭隘,不给他
      们在李、白面前进言的机会,妨碍了他们担任较高职务,压制自己人。张威遐在留
      俄同学中,常发牢骚:“妈的!公度只给我们于一个少校,几时才到上校?我们连
      上海六君子都不如,人家一来就是上校!
      
          公度这样压制自己人,局面怎么打得开?!”
      
          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王公度也常和黄旭初、潘宜之等人有明显分歧。
      
          早在1934  年“革命尚志会”改组的时候,王公度与黄旭初、潘宜之对这个组
      织的《政治纲领》就有过争论。潘宜之、邱昌渭等认为:“我们组织起来是复兴中
      国国民党,恢复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国民党原有政纲,就是我们的政纲,毋须再有
      什么政治纲领。”王公度及其留俄派则宣称:“李、白组党是为了中国革命,完成
      倒蒋救国,建设新中国的大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方足以昭大义于天下,否
      则与蒋介石搞糟了的南京国民党有什么分别,又怎么打垮蓝衣社的进攻?”并且提
      出了《政治纲领》草案,内容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基础、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外交等部分。经过多次较长时间的争论,尤其是“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基
      础”两部分尤不易解决。潘、邱两人批评王公度不过想作共产党的尾巴,主张《政
      治纲领》中不列入这两部分。当时王公度还主张《政治纲领》应公开,以资号召人
      心。潘、邱等人认为:“在西南政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广西,怎好公开公布政治纲领,
      直接与蒋中央分庭抗礼呢?”李、白认为双方都有理由,作了“政治纲领应公布,
      但不宜公开与蒋中央分庭抗礼”的指示。
      
          1936  年6 月“两广事变”发生的时候,王公度是主张打的,他不同意与蒋讲
      和。1936  年8 月24  日,在南宁总部召开的各党派各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王
      公度和胡鄂公一样,主张在两广公开反蒋。9 月3 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
      旭初、王公度、潘宜之、李任仁等在广西省政府大楼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
      会上王公度极力主张团结进步党派在南宁开创新局,直到深夜,未有结论。4 日上
      午继续讨论。李宗仁最终决定“应以和为上策”,蒋桂对立遂以妥协告终。显然,
      蒋桂妥协是王公度极不愿意出现的一种局面。
      
          1937  年张云逸的广西之行,是由刘仲容居中联系、王公度周密安排的,这说
      明这时候的王公度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了转变。张云逸访桂,引起桂系内部一场争论。
      李宗仁曾约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黄同伍、潘宜之
      等人举行会议,商量对策。讨论至深夜,“未得具体结论”。次日继续商讨,争论
      颇为激烈。以王公度、李任仁为一方,认为广西与中共均主张抗日、民主政治及社
      会主义,应当加强联系,通力合作;但黄旭初、潘宜之等人则认为广西应建立自己
      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这是政治家应有的态度,倘
      以学者态度来搞政治,必然失败。
      
          1937  年,抗日军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都应团结一致,以抗战为第
      一。李、白遂下令撤销其“革命同志会”,凡各小组支部文件,命令到达之日,集
      合全体人员共同监视焚毁呈报。命令下达后,各级单位都遵办了,唯有王公度领导
      的军校同学会、干校同学会,以为非政治组织,没有取消。
      
          当时白崇禧已人京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则率廖磊、夏威两军于桂北待命北上。
      王公度不知何事流连京、沪之间。时李品仙主持后方军政,在实力派、少壮派的协
      助下,屡电王公度回桂,但王迟迟不归。少壮派核心人物韦贽唐所主持的特务工作,
      发现省内各地尚有名目不同的秘密小组织,皆为王公度所为。于是各派与王公度的
      矛盾成了桂系内部矛盾的一个焦点,非去王不可!
      
          黄旭初、夏威在庐山训练团受训完毕后到南京去见白崇禧,白与他们密商处理
      王公度的问题。据黄8 月22  日日记记载:“健公对余云:思想纠纷问题,瞩回报
      德公早日处置。特使王公度随同回桂,免其他适。今日德公约予及鹤灵(李品仙)、
      煦苍(夏威)讨论此事,经年悬案,现在始获初步决定。”
      
          8 月30  日,李宗仁下令逮捕王公度。
      
          9 月2 日,李宗仁召集“讨论党案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王案审判委员会,以
      李品仙为审判长。“判极刑十三人,李德邻逡巡不忍,逾旬无执行意。”
      
          9 月6 日,李宗仁在总部省府联合纪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坏团体,夺取政
      权之阴谋。”
      
          直到这个时候,李宗仁还没有下定决心杀掉王公度。时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廖磊率军北上抗日,扬言道:“公度不死,即顿兵不前。”黄旭初也认为,非斩草
      除根不可,以免留下祸根,万一王公度幸免一死,将来东山再起,于他实在不利。
      所以,黄一再在李、白面前坚持,非杀王公度不可。李宗仁不得已,乃于9 月14  
      日下令将王公度等6 人处决。
      
          王公度死后,曾有人把他的名字和谢苍生联成一句:“公度一死谢苍生”,所
      谓“苍生”者是指黄旭初、廖磊、夏威、潘宜之等人。
      
          随王案同时被捕的有不少共产党人和主张抗日救亡的进步青年,如陶保
      
          桓、崔真吾、陈大文等人。
      
          陶、崔二人均被杀害。陶保桓是中共柳江县委委员,是广西抗日反法西斯同盟
      的主要领导人。崔真吾是鲁迅的学生,和鲁迅办过刊物,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但
      他和地下党没有关系。
      
          当时黄旭初等人主张利用王公度案“作根本之肃清,对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确者
      彻底去之”,但后来李宗仁没有同意,只把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社会学系停
      办,将思想左倾之教授如陈望道等“优礼厚市而遣之”。
      
          由此观之,桂系对王案的处理有着一箭双雕的目的。有徐亮之《亮斋随笔》可
      证:“桂林有王公度、谢苍生之狱,其时皆以王谢归‘托派’,欲因抗日酿桂乱,
      实非也。王谢之死,其远因,‘开罪军人、排摈外客’二语足以尽之;其近因,则
      坐诉所谓的《政治纲领》,有‘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二语故。”黄旭初
      在王公度被杀后扬扬自得地说:“此为本省第二次清党,距第一次清党竟适为十年。”
      他把王案与“四·一二”政变等量齐观。
      
          关于王公度是不是托派,徐亮之曾郑重地告诉程思远:“所谓王公度是‘托派,
      完全是假的,当王公度处死后,立刻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外要怎样解释呢?就
      是说要加给他什么罪名呢?对此;李宗仁绕室彷徨,一筹莫展,我因建议道:‘何
      不给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纳议遂定案。”
      
          曾巍(第196 页图为李宗仁照片,第202 页图为黄旭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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