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权力极大的奖金委员会 1990 年4 月9 日上午7 ∶25 旭日的光芒照射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东区建筑物的顶端，新闻学院的东大门沐 浴在淡淡的黄色光辉中。在这座建筑物入口处不远的地方，矗立着托马斯·杰斐逊 的塑像，这是根据约瑟夫·普利策的指示，作为宗教自由的象征而建立的。两位穆 斯林正面向东方，在杰斐逊塑像旁做着晨祷。 在室内，这位出版家的遗嘱的另一侧面正在被执行。巴德·克利门特正收拾 “世界”大厅，以便接待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18 位成员，他们即将来到这里评审 1990 年的最终候选人。 这个官僚系统还有一个秘密的层次：委员会的三人小组委员会。共有七个小组 委员会，文学、戏剧、音乐奖等各有一个。这些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是保密的，即使 在奖金颁发以后也不公开。 上午8 ∶30 在第116 街的百老汇外面，报摊今晨的生意满不错。小报头版绘声绘影地描写 了唐纳德·特朗普开业的情况。特朗普昨天在大西洋城开办了塔杰·马哈尔赌场， 开张丢丑，成为管理不善的杰作：数千台自动取款机由于钱款告罄而关闭，原来工 作人员没有装进足够的现钞。特朗普一怒之下，大批解雇职员，倒霉的赌博者怨声 载道。这倒为星期一的晨报提供了生动的素材。《纽约每日新闻》的标题最有意思 ：“塔杰开张不利，赌徒怒气冲天！”这家小报的发行人小詹姆斯·霍格是最早来 到哥伦比亚大学门口的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之一。与他同时到达的还有：全国广 播公司新闻部总裁迈克尔·加特纳；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论坛报》主编兼发行人 罗伯特·梅纳德；《罗阿诺克时代与世界新闻》总裁兼发行人沃尔特·鲁加伯和时 代明镜公司总裁戴维·拉文索尔。 前来的委员会成员中，有五人是普利策奖金获得者：《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拉塞尔·贝克、《华盛顿邮报》社论版主编梅格·格林菲尔德、《华尔街日报》发 行人彼得·卡恩、斯坦福大学奈特基金会主任詹姆斯·里赛和北卡罗来纳州罗利《 新闻观察家报》主编克劳德·西顿。 代表哥伦比亚大学的有三位：校长迈克尔·索维恩、新闻学院院长琼·康纳和 奖金管理主任兼奖金委员会秘书罗伯特·克里斯托弗。 有一个成员西塞拉·博克是布兰戴斯大学教授。有两位女委员：《得梅因纪事 报》主编吉尼瓦·奥弗霍尔泽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前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查洛特· 赛科夫斯基。 最晚到的是：委员会主席、《费城问询报》总编辑兼总裁尤金·罗伯茨。 第十八位委员、《达拉斯晨报》主编兼总裁伯恩·奥斯本今天来不了。 他仍在得克萨斯，要为一个案子出庭作证。 65 位奖金评委会委员一个月以前来哥伦比亚大学时，是乘出租汽车、甚至乘 地铁来的。而奖金委员会委员则不同，其中许多人是乘高级轿车来的。 身份的象征是如此明显：“修道士”坐出租汽车，“主教们”乘高级轿车。 在美国新闻界最高的地位莫过于担任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委员了。 在普利策奖金设立75 年来，担任过奖金委员会委员的，不超过100 人。 它始终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机构，委员们都是它自己选择的。在头65 年里，委 员虽然换来换去，但都是白人、男性、高级新闻工作者。在普利策奖金历史上的所 有事实和数字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在1980 年以前的奖金委员会委员中从来没有 女性、非白人和非新闻工作者。 今天上午在哥伦比亚集会的奖金委员会，其构成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模式。象 过去一样，大部分成员来自美国的东半部。女委员只有五人，黑人委员一人（梅纳 德），非新闻工作者一人（博克），来自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委员五人。 除博克外，索维恩也是一位非新闻工作者，但他不是象博克教授那样被推选到 委员会的，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因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在委员会 的事务上有表决权，而其他两位哥伦比亚代表康纳和克里斯托弗则是没有表决权的 委员。 在最初的几十年中，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想干多久，就可以干多久。1954年委 员会决定把委员的任期限制为三届，每届四年。1979 年又把每届的期限缩短为三 年。 原先，这个机构叫作新闻研究生院咨询委员会，其部分任务是监督哥伦比亚大 学按照约瑟夫·普利策的遗嘱管理新闻学院。实际上，这个委员会把学术方面的事 务完全交给哥伦比亚大学，而集中力量管理奖金事宜。 为了反映这个现实，委员会于1950 年易名为普利策奖金咨询委员会。 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们撤出，把他们的职权交给始终参加委员会的哥大校 长，于是，委员会于1975 年简称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扼要地说来，现在这个 “新闻教士集团”的工作程序如下： ●底层的竞争者把他们的作品交给奖金评委们审查。 ●评委们把提名名单交给委员会的秘密的小组委员会审议。 ●小组委员会向全体委员会提出获奖者名单。 ●全体委员会向大学校长“推荐”最终获奖者。 ●校长向公众宣布获奖者。 ●每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正式公告宣布，奖金是“根据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的建议 颁发的”，其实，这是客套。大权掌握在奖金委员会的手里。自1975年以来，哥伦 比亚大学的作用不过是盖盖橡皮图章而已。 上午9 ∶15 委员会安全地同外界隔绝开来，开始了历时两天的艰苦工作，挑选1990年普利 策奖的最终获得者。 委员会过去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作。但是，在1981 年它把普利策奖授 予珍尼特·库克关于根本不存在的八岁孩子吸毒的捏造报道而受到批评后，它把评 审工作延长到两天。委员会秘书克里斯托弗当时说，增加一天，有助于委员会“比 过去更加仔细地审议提名人选”。这个宣布无异于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承认犯了错误。 在一定程度上说，很难指责委员会成员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用各个委员投票的 办法来秘密作出决定。如非绝对必要，为什么要作第二次考虑呢？ “挣的工资不值得那么做，”克里斯托弗开玩笑说。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在委员会的服务是不拿钱的。甚至连旅费都是由委员自己 或他们的公司承担。委员们唯一的报酬就是享有声望和权力。他们的权力是极大的， 所以与之俱来的工作量也很大。 对委员会成员来说，评审普利策奖金的工作，远远不止每年4 月在哥伦比亚大 学这两天的考虑。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在1 月份就开始了，那时五个图书奖评委会各 提出了三名最终候选人名单。加在一起，就是15 本书，所有奖金委员会成员（那 是最理想的）应当在4 月份以前的90 天中阅读完毕。 不过，在4 月份以前，戏剧和音乐两个评委会在3 月1 日提出它们的最终候选 人名单。这就是说，奖金委员会成员除了必须审阅的图书以外，还有三个戏剧要看 （或者至少读读剧本）、三盘录音带要听。 在这些评委会提交报告一周以后，14 个新闻评委会提出它们的被提名人选， 总共42 名最终候选人。奖金办公室把42 人的参赛作品影印件寄交奖金委员会的 每一位委员，他们应当在4 月份来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最后评审以前阅读完毕。 显然，重任在肩的头头们很少有人能够抽出时间啃完那么多的同奖金有关的材 料。这就是为什么设立小组委员会的原因。委员会分成七个各由三人组成的小组委 员会，分别评审图书、戏剧和音乐作品。有些人参加不止一个小组委员会。 例如，传记小组委员会的所有三名成员负责阅读被提出的所有三本候选图书， 然后向全体委员会作出推荐。音乐小组委员会成员在听了三名最终终候选人的作品 录音后，也作出自己的推荐。戏剧小组委员听了三名最终候选人的作品后，推荐一 部戏剧。 根据委员会式的规定，凡是委员们没有读过的图书或没有看过的戏剧进行评审 时，他们可以弃权。这条规定是1964 年作出的，普利策奖金委员会由于拒绝授奖 予爱德华·阿尔比的《吉尼亚·伍尔夫？》而遭到攻击。 至少有一个委员后来根本没有看过这部戏剧，只是听说它的某些语言令人作呕 而投了反对票。 据罗伯茨说，由于这条规定，委员会通常总是接受小组委员会的建议。 但在小说和戏剧奖方面则经常发生例外，因为在评审这两类奖时，许多委员虽 然没有参加有关的小组委员会，但他们往往熟悉这些最终候选人，因而可能有不同 意见。 新闻奖没有小组委员会。所有委员会成员都应当阅读42 件参赛作品，有准备 地参与投票。在“世界”大厅评审期间，参赛作品原件陈列在那里，以备委员们不 时翻阅或查看。 下午12∶30 吃午饭的时候，罗伯茨透露，委员会把上午的时间用于图书、戏剧和音乐奖。 “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他用带点北卡罗来纳的口音说。 如果换一个人说这样的话，承认到吃午饭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对美国文化的大部 分的评审工作，那会显得不策略，甚至令人讨厌。然而，出自罗伯茨之口，这话便 似乎是合理的了。此君有超凡的魅力和感染力，使你觉得十分钟的评审就足够了， 如果他想使你这么想的话。 他的语言明快，颇具吸引力，只是偶尔流露一点南方的口音。他毕业于查佩尔 希尔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新闻专业，1956 年在附近的《戈尔兹博罗新闻守卫报》 当农业记者，开始了他的报业生涯。他在诺福克《弗吉尼亚向导报》、北卡罗来纳 州罗利《新闻观察家报》和《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工作一段时间后，到《纽约时报 》任职，负责报道南方的人权斗争和越南战争。 罗伯茨认为自己是一个职业报人，而不是艺术评论家，这是正确的。委员会很 快就处理完文学艺术奖，其速度之快，他似乎感到遗憾。发生的事情确实有点令人 吃惊：一批新闻界负责人在一位大学校长和一位教授的帮助下，完成了挑选1990 年美国文化最优秀作品的工作。 自以为是吗？罗伯茨也认为，的确是由一批非专家的人对全国的文学、戏剧和 音乐进行评审的。不过，他指出，委员会这样做，仅仅是贯彻执行约瑟夫·普利策 在遗嘱中表达的愿望而已。他还强调说，在非新闻奖、特别是音乐奖方面，委员会 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专家评委会的推荐。 “在这方面，我们努力建立一个够格的评委会，”罗伯茨说。 这令人感到欣慰。不需要进行出色的调查性采访，就可以发现，奖金委员会的 音乐小组委员会成员——詹姆斯·霍格、沃尔特·鲁加伯和夏洛特·赛科夫斯基所 受的正规音乐教育不过是儿童时代的钢琴课和学校管弦乐队的经历而已。 在委员会开会以前，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三位成员听了音乐最终候选人的作品录 音，然后便通过了评委会的推荐，把奖金授予梅尔·鲍威尔的《二重奏：两架钢琴 和管弦乐队的协奏曲》。从程序上来讲，评委会是没有责任推荐得奖人的，而只是 按字母顺序提出最终候选人。然而，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和音乐评委会 都把最终候选人排列了名次，这使奖金委员会成员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之中谁都没 有写过协奏曲。 全体委员会没有听任何录音，就接受了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推荐。为什么还要做 做样子呢？这个普利策奖事实上是由评委会决定的。 今天上午在图书奖和戏剧奖方面，以不同的手法玩弄了同样的把戏。不过，这 方面的过程比较费脑筋，需要更多的考虑，因为委员会成员的确读了这些书（有些 书甚至出自某些委员的手笔），有些人还看了有关的戏剧。这些情况使其中的许多 委员认为自己有资格对文学和戏剧作品作出评价。 除了音乐奖外，到吃午饭的时候，委员会还初步通过了其他一些奖。例如，历 史奖授予斯坦利·卡诺的《我们的形象：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传记奖授予塞巴 斯蒂安·德格雷齐亚的《马基雅弗利在地狱》，诗歌奖授予查尔斯·西米克的《世 界没有完蛋》，非小说奖授予戴尔·马哈里奇和迈克尔·威廉逊合写的《他们身后 的子女》。 具有魅力的小说和戏剧奖留待以后决定。 下午2 ∶30 哥伦比亚大学对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成员的招待显然比对评委们的招待要好。委 员们从校长官邸回去的时候，都高兴地谈论着他提供的蟹肉和填馅甲鱼肉的丰盛午 餐。这批人没有吃多少洒着一层白色东西的花椰菜。 现在，委员会着手于他们最拿手的事情，处理新闻奖。 天灾人祸的报道在今年新闻奖获得者中占有显著地位。委员会决定把一般新闻 报道奖授予《圣何塞信使新闻》工作人员对1989 年10 月17 日湾区地震的报道。 奥克兰《论坛报》的摄影记者对这次地震的摄影报道获得了现场新闻摄影奖。《西 雅图时报》的四位记者——罗斯·安德森、比尔·迪特里希、马里·安·格温和 埃里克·纳尔德——对“埃克森·瓦德兹号”油轮漏油及其后果的报道获得全国报 道奖。 海外的政治动荡也是一个主题。委员会把国际报道奖授予《纽约时报》的尼古 拉斯·克里斯托夫和谢里尔·伍邓对中国民主运动及其被镇压的报道。《底特律自 由新闻报》的戴维·特恩利对中国和东欧政治动荡所拍摄的图片获得特写摄影奖。 象往常一样，揭丑新闻获得一些奖。委员会把调查性报道奖授予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明星论坛报》的卢·基尔泽和克里斯·艾森，他们的报道揭露了一些公 民组成关系网，同圣保罗的消防队串同一气，从火灾中谋利，其中有些火灾被消防 部门认为起火原因是可疑的。解释性新闻奖授予《华盛顿邮报》的戴维·瓦伊斯和 史蒂夫·科尔，他们的报道研究了证券和交易委员会的工作及其前主席约翰·谢德 的政策对它的影响。 特写报道奖授予《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电讯报》的戴夫·柯廷，他的报道讲述了 一家人在一次爆炸中房屋被毁、家人被烧伤后如何努力奋斗、重兴家业的。 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信使报》的托马斯·希尔顿获得社论奖，表彰他就发行 地方公债以保护宾夕法尼亚农村地区的农田和其他空地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旧金山纪事报》的建筑批评家阿伦·坦科获得批评奖。《洛杉矶时报》70 岁的体育专栏作家吉姆·默里获得评论奖，其实他早该获得此奖。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过程中，当涉及委员会成员的报纸时，他们便轮流到过道迴 避一下。根据一项书面规定，他们必须暂时离开“世界”大厅。这项规定说，“当 讨论或评审一项稍有涉及本身利益的参赛作品时，委员会成员都不能参与”。 当委员会成员可以返回座位时，普利策奖金助理克劳迪娅·斯通便到过道里， 招呼他们一声。斯通的作用颇象法警。 在此后的一天半时间里，拉克尔·贝克必须三次离开房间，因为他的报纸《纽 约时报》在三个不同类型奖里都有最终候选人。《华盛顿邮报》的梅格·格林菲尔 德超过了他，必须迴避四次。 但是有一个委员超过了他们两人，那就是罗伯茨。他迴避达七次之多，因为他 的费城报纸属于奈特—里德报系，而这个报系在七个不同类型奖里有最终候选人。 在涉及这个报系的讨论时，他在场显然不合适，所以在评审新闻奖时，相当多的时 间他是在过道里度过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一件事变得很清楚：有些表决按照措词严格的迴避政策， 本来是禁止某些委员参加的，然而他们却无一人迴避。 例如，在讨论图书奖时，委员们无一人离开大厅迴避。事实上，有两位委员同 参赛图书的出版商在经济上有关系。兰多姆出版公司和它的子公司万神殿图书公司 为委员会成员西塞拉·博克出版了四本书。他参加的讨论导致兰多姆公司的一本书 《我们的形象：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获得历史奖，万神殿公司的一本书《他们身 后的子女》获得非小说类奖。委员会秘书罗伯特·克里斯托弗的出版商是艾尔弗雷 德·诺夫出版公司，它的一本书列入传记最终候选人之中。（应当指出的是，诺夫 出版公司的书没有得奖，克里斯托弗是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成员。） 为许多出版公司写过十几本书的拉塞尔·贝克在1990 年参赛图书中没有明显 的牵连。不过，在他1985 年参加委员会以来的前些年中，他的一些出版商的图书 曾经列入过最终候选者。 当被问到回避的问题时，贝克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罗伯茨和克里斯托 弗也是这个态度。他们说，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一点。 但是，任何同出版商订有合同或者正在谋求这种合同的作者都不应当处于可以 帮助出版商获得图书奖的地位。那对它将是在经济上的巨大支持，从而违反了委员 会自己的规定，即委员不得参与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参赛作品的评审工作。 某些有辛迪加专栏的委员也参与评审涉及其报业辛迪加的参赛文章。例如，罗 伯特·梅纳德在讨论漫画家托姆·托尔斯的参赛作品时，就没有迴避。 托尔斯的作品是由宇宙新闻辛迪加转发的，这家新闻辛迪加也转发梅纳德每周 两次的专栏文章。这难道不是照顾自己的报业辛迪加吗？获得普利策奖，肯定对宇 宙新闻辛迪加是有益无害的。（梅纳德后来拒绝谈论他的投票，把所有的问题都推 给克里斯托弗。） 委员们也参加竞争对手参赛作品的评审工作，有时投赞成票，但往往投反对票。 这显然涉及到利害关系。 下午4 ∶15 这条线也许可以划在纽约街头为生存而斗争的竞争对手之间吧。当讨论专题报 道奖时，时代明镜公司的总裁戴维·拉文索尔离开了房间，因为两位最终候选人是 来自他的报系——《纽约新闻日报》的吉姆·德怀尔和《洛杉矶时报》的克莱尔· 施皮格尔。不过，再没有别人迴避，其中包括《纽约每日新闻》发行人詹姆斯·霍 格。虽然他的小报是拉文索尔报纸的死对头，但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他都在场，只 是没有发言罢了，然而他坐在会场的本身就会对结局产生微妙的影响。 这个类型的奖决定的速度出乎意料地快，还不到十分钟。在讨论时，他一直保 持沉默，他的偏爱并没有影响讨论的结果。然而，在投票时，他却支持把专题报道 奖给予同吉姆·德怀尔竞争的一位专栏作家，后者曾经拒绝过霍格希望他离开《新 闻日报》而到《每日新闻》工作的表示。 后来，霍格多次拒绝说明他为什么不加以迴避或其他一些投票情况的动机。在 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评审期间有人要求就这个问题进行采访，还有人通过电话和写信 表示这样的愿望，都被他一一搪塞过去。最后一次企图同他讨论这个问题的努力带 来的结果是：他的秘书贝蒂·博德基安在电话中简短地回答说：“霍格先生建议你 把这些阿题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先生提出。” 1990 年4 月10 日上午9 ∶30 第二天被用来最后完成昨天剩下的工作，并批准所有21 项奖的决定。 委员会还附带处理了一些次要问题，如一些财务事宜和任免事项。出人意外的 是，委员会采取了一项新政策：关于今年评奖事宜的询问，一律通过罗伯茨和克里 斯托弗作出回答。任何其他委员都无权处理记者的问题。作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是， 一部分委员对一个来访的记者在走廊里的纠缠感到不耐烦，他不断提出这样那样的 问题，还向每个委员散发他个人的信件，说他正在写一本书，要求给予合作。 后来，克里斯托弗说，这个政策是“一位比较重视新闻报道的委员促成的，我 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关心这件事。”他不肯说出这位委员的名字。 罗伯茨说，这个政策不是一个委员的主意，而是“许多委员的主意，实际上是 全体委员的主意”。 委员们忠实地执行了新政策，把所有的提问都交给罗伯茨和克里斯托弗处理。 据克里斯托弗说，他奉命把会议的书面记录严格保密。这些记录并没有记载各 个委员的投票情况，但却反映了财务和人事讨论情况。他说，委员会“不想把这些 情况传播出去”。 克里斯托弗说：“他们之所以举行秘密会议，是因为他们想畅所欲言地讨论问 题，如果举行公开会议，在众目睽睽之下，就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例如，他 们讨论了补缺人选问题、将来采取的一些行动，有时谈及政策措施，有时谈及预算 问题。他们不想公开这些问题，否则，讨论起来就会有顾虑。”既不准参加委员会 的会议，又不能翻阅会议记录，甚至也不能在走廊里采访任何委员，在这种情况下， 记者很难设想委员会这二天的讨论情况。不过，据克里斯托弗和罗伯茨说，这一天 作出决议很顺利，分歧比较少，这是近几年来普利策奖金评审工作中最和谐的一天。 小说奖授予奥斯卡·希于洛斯的《马姆博王演奏爱情歌曲》。今年的评委—— 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主席乔尔·科纳罗、旧金山作家和批评家黛安· 约翰逊和俄亥俄的鲍林·格林州立大学教授菲利普·奥康纳——只提出了两个最终 候选人，另一个是E.L.多克托罗的《比利·巴思盖特》。 有一些委员喜欢多克托罗的小说。另一些委员说两部小说都可以。但大多数委 员支持希于洛斯。 戏剧奖授予奥古斯特·威尔逊的《钢琴课》。不过，委员会成员很少看过这个 戏剧，因为它迄今为止还没有在纽约上演过。委员们也很少看过评委会推荐的另一 个主要竞争者玛丽亚·艾琳·福恩斯的《夜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它也是在外 地上演，当委员会收到评委会的报告时，它已经停演了。委员们被评委会的热情的 报告感动了，这个报告是《时代》周刊的曾得过普利策奖的批评家威廉·亨利写的。 他盛赞《钢琴课》，说它“可能是我成年时期看过的最好的美国戏剧”，说奥古斯 特·威尔逊无疑是过去十年（如果不是更长时期的话）最重要的美国戏剧家。这样， 威尔逊就成为普利策奖金的两次获得者，因为他的《篱笆》曾获得1987 年普利策 奖。 在文学艺术奖的评选工作结束后，委员会便着手来完成新闻奖的评选工作。 象往常一样，新闻奖的评选工作免不了遇到一两个难题。 委员会对漫画评委会提名的三位最终候选人不满意。（但是，委员会能指望什 么呢？评委会中没有一个漫画家呀。）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太阳哨兵报》的钱 洛和《迈阿密先驱报》的吉姆·莫林这两位最终候选人的新闻漫画未能获得足够的 票数。第三名最终候选人、“杜内斯伯里”漫画家加里·特鲁多的参赛作品受到一 些委员的称赞，但是大多数人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不想让他再次获奖。他在1975 年曾经得过普利策奖。 到这个时候，已经看得很明显，委员会通不过今年的漫画奖，除非评委会另选 作品。所以克里斯托弗赶忙到他的办公室，给漫画评委会主席、马克特大学新闻教 授理查德·伦纳德打电话。在同他讨论了这个僵持局面后，克里斯托弗回到会场。 委员会通过了把奖金授予另一个人选、《布法罗新闻》的托姆·托尔斯，表彰他的 系列作品。他的这组以《第一修正案》为题的漫画嘲笑了有人想通过禁止污辱美国 国旗的办法来限制言论自由。 在摄影奖方面，委员会也耍了点花招。委员们非常想把现场新闻摄影奖授予委 员会的另一成员罗伯特·梅纳德的《论坛报》，以表彰该报对湾区地震的摄影报道。 《论坛报》四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得过普利策奖。如果失去这次机会，这家经济拮据 的报纸再过若干年（如果梅纳德能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也未见得会再次碰到这样的 机遇。但是最佳现场新闻摄影参赛作品是戴维·特恩利在中国和欧洲拍摄的充满感 情的、活灵活现的照片。他的作品显然优越于今年提出的任何其他摄影作品。 不过，这没有关系。委员会有权把最终候选人挪到其他类型的奖中。他们很方 便地就把特恩利的现场新闻摄影说成是“特写摄影”，放到特写摄影类获奖。对委 员会来说，特恩利的照片是否是真正的“现场新闻”之作，那是无所谓的。 后来，克里斯托弗坚决否认，在这次照顾一个委员的报纸利益的摄影奖花招中， 有任何朋友情面。但正是这种幕后玩弄的把戏，给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投上了一层疑 云。 在普利策奖中，公共服务奖被普遍认为是最有威信的。对这方面参赛作品的评 审工作也导致不寻常的决定。两家报纸共同分享了这个奖，这是75年中第五次出现 这种情况。 究竟是把这枚金质奖章授予委员会主席的《费城问询报》，还是授予北卡罗来 纳州的一家小报《华盛顿每日新闻》，委员们的意见发生分歧。 有些委员喜欢《费城问询报》吉尔伯特·高尔的报道，他揭露了美国血液业是 在政府很少规章制度、很少监督下经营的。高尔的报道曾获得过1979年普利策奖。 他这次的系列报道提出了40 条新闻自由问题，从而导致国会对血液业的调查。 委员会另一些成员主张把金质奖章授予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家庭办的小报。该报 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揭发该报所在城市的饮水被致癌物质污染，在八年之久的时期 里当地政府既没有透露，也没有纠正这个问题。《每日新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 续报道了这个问题，从而促使环境保护署对这个小城市的饮水系统制定了新的条例， 并要求全国作出更严格的测试。 两家报纸都有同样有说服力的获奖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决定让它们共 同分享这个奖。 委员会秘书克里斯托弗颇有点畏缩。他知道，分享这个奖，并不意味着两家报 纸分享一枚镀金奖章。它们将各得一枚。这样就使得克里斯托弗本来就不多的经费 更加紧张，因为根据当前的金价和银价，一枚这样的奖章约需1700 美元。奖章的 一面刻着本杰明·富兰克林像，另一面则是：一个印刷工人正在操作一台平版印刷 机。每年这样的奖章都是由康涅狄格州丹伯里金属艺术制品厂铸造的，上面有获奖 日期和获奖报纸的名称。 对于关心经费的克里斯托弗来说，多一枚奖章，当然就得多花一份儿钱，但也 说不上是财政上的灾难。他说，奖金管理当局在财政上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10 年以前却不是这样。在70 年代，约瑟夫·普利策原先捐赠的五十万 美元的收入，再加上一个啤酒厂的10 万美元，就是继续维持奖金的全部资产了。 “在我接手以前，他们靠这点收入，每年的经费多少有点不够，”克里斯托弗 说。“ 情况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他们必须吃221 老本。基金开始减少。如 果长此以往，就要破产了。”在普利策逝世的1911 年，他当初提供的奖金基金是 不少的，按1990 年的币值计算，约合610 万美元略多一点。但是，后来发生了一 些普利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哥伦比亚大学缺乏远见，没有每年从这笔基金中拿出足够资金进行再投资， 从而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基金得以保值。 ●在设立奖金的头60 年中，奖金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没有发起重大的筹 款运动，来增加原来的基金，以便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委员会和校方为了摆脱管理奖金的具体事务，建立了一个行政办公室，它现 在每年的经费约为20 万美元，还不算现金奖金。 ●在过去几十年中，委员会把约瑟夫·普利策原来设立的九项奖增加到21 项， 从而遭到某些人士的批评，说这种增加降低了普利策奖的威信。相比之下，诺贝尔 原来的五项奖只增加了一项，即经济奖，而普利策奖则增加了很多。除了音乐奖和 诗歌奖之外，增加的奖金项目全是新闻方面的，约瑟夫·普利策并没有要求这样做。 普利策在遗嘱中原定每项奖金各1000 美元，只有历史奖金为2000 美元，其 原因他未加说明。 如果委员会和校方按照普利策所希望的方式管理他的基金，并恪守他在遗嘱中 所希望的奖金数额的话，今天的普利策奖金，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将是13，290 美元，历史奖金为26，580 美元。 然而，普利策奖金在1988 年以前一直没有增加，到1988 年才增加到3000美 元。许多其他威信低得多的新闻奖，其奖金额却大得多。 在65 年中，普利策基金唯一的一次大幅度增加，是施利茨啤酒公司1950年捐 赠的10 万美元。当时该公司在美国广播公司主办了一次时间不长的电视节目，名 叫“普利策奖金剧场”。 1970 年，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但当时正逢 经济不景气，所以就停止了，”克里斯托弗说。“1983 年，我走马上任后，经济 重新回升，我们又恢复了筹集资金的活动，弄到了不少钱，现在可以用这笔钱来满 足开支的需要了。”他说，在那次活动中募捐了大约300 万美元。（需要募捐两倍 这样的数字，才能把奖金现金的标准恢复到普利策原定的水平。）所有这些捐款都 是来自报纸企业——独立的报纸和报系。 “我们限定各个单位的捐款不得超过15 万美元，”克里斯托弗说。“这是我 们在捐款运动中接受一个单位资金的最高限额，主要是为了避免造成某人拿钱买影 响的印象。有许多报纸和报系按最高限额捐了款。”他说，捐款者的名称是保密的。 1990 年募捐的款额也是如此。“我能做的最大限度，”克里斯托弗说，“是 告诉你几百万美元这个数字。”一个内行的估计是400 万美元。 1987 年，新闻学院从一位捐款人那里得到了100 万美元，他希望用这笔钱款 的一部分来提高普利策奖金数额，次年就提高到3000 美元。克里斯托弗和罗伯茨 都没有透露捐款者的姓名， 因为223 他坚持不要声张。克里斯托弗只是说，捐款 者不是报纸。 “这并没有什么恶意，”罗伯茨说。“有的人非常谦逊，他们认为，做慈善事 业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是为了让人家知道。”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用不能透露来 源的钱作为美国最出色的调查性新闻的奖金，是否有点不合适呢？ “我不认为普利策奖金里面有任何有问题的捐款者，”罗伯茨说。“而且在一 定程度上，校方在支配这笔钱时实际上攫为己有，我简直不知道这些钱是来自哪里。” 这就是说，捐款者根本无法在这方面施加影响。 只要有时间，一个优秀的记者是能够查明捐款的来源的。但更重要的问题，不 是“谁捐了多少钱”，而是“为什么要保密”。这样做，就是对获奖者说：“由于 你的出色工作，请接受普利策奖和3000 美元支票。遗憾的是，这笔钱不是来自普 利策捐赠的基金，而是来自靠别人的捐款赚的收入，最近捐款人的姓名是不能透露 的。但是，相信我们吧。大部分捐款者是报纸公司。 我们不能透露究竟是哪些报纸，不过你也可能猜得出来。至于非报纸捐款者， 我们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绝不会接受可能使你的道德受到损害的钱。”还没有这样 的记录：有哪位记者先要问问普利策奖金支票的来源，然后才装进口袋。不过，他 们实际上被要求在信仰上有个飞跃。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委员会就可以消除这样 的问题。例如，委员会可以让奖金管理机构靠不愿公布自己姓名的捐款者的钱来维 持日常开销，奖金款项则由普利策原来的捐款和参赛注册费来出。 当委员会抓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可以提高大的都市报纸的收费标准。为什么北 卡罗来纳州的小小的《华盛顿每日新闻》要象《费城问询报》一样付同样多的注册 费呢？《费城问询报》很有钱，提出的参赛作品达34 项之多，它认为这些都有资 格获得普利策奖金。 1990 年参赛作品各交20 美元注册费，新闻1 ，770 件，图书590 件，音乐 129 件，共收费约50，000 美元，尚不足以满足奖金费和金质奖章费用所需的63， 400 美元这个数字。如果把发行量超过二十五万份的报纸的注册费提高到50 美元 的话，初步估算，全部注册费将接近9 万美元，足以不仅消除人们对资金来源的疑 窦，而且还可以提高奖金数额。 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如果把注册费提高到50 美元，一些大报也许就不会 提出那么多的参赛作品了。这是极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干着大部 分累活的65 位评委只会额手称庆、鼓掌欢呼。 下午4 ：45 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了。 现在，奖金办公室和哥伦比亚大学必须把所有这些决定再保密两天，直到4 月 12 日星期四为止。星期四是普利策奖金日，那天下午3 时将宣布1990年得奖人名 单。 为了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委员会必须把它的决定再保密48 小时。不过，实 际上，有些委员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而向好友吐露真情，而这些好友又告诉别 人。 “如果把不住门儿的舌头可以沉船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里，”克里斯托弗嘟 嘟哝哝地说。 委员们互相告别，各奔全国各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获奖名单宣布的时候会发 生什么事，他们得有所准备。 尽管委员们费了不少劲儿，他们的一两项选择通常总是会引起非议的。 什么奖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奖的威望越高，抱怨就越大，常常被人指责搞种族 主义、性别主义、尖子主义、地区主义和人情主义。 在所有这些“主义”中，最后一个“主义”可能沾点边，其他那些指责都站不 住脚，至少今年是如此。1990 年奖金的记录看起来是体面的。 种族主义吗？一位黑人剧作家获得戏剧奖，一位拉丁美洲裔小说家获得小说奖。 性别主义吗？在有女性最终候选人的五类新闻奖中，有四类是女性得奖的。 尖子主义吗？最有威望的奖——公共服务金质奖章——是由北卡罗来纳州波弗 特县的一家发行量只有一万份的小报《华盛顿每日新闻》共同分享的。 地区主义吗？在普利策奖金史上第一次有半数新闻奖为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报纸 所得。 人情主义吗？在这一点上，委员会可有点理亏。14 项新闻奖中有8 项为委员 会成员所代表的报纸获得。这八家报纸的获奖作品当然是十分出色的，但它们同掌 握实权的委员会的密切联系，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提出抗议：这是大报的自我祝贺的 俱乐部，彼此瓜分了大部分奖，剩下的才给予少数圈外报纸。 委员会成员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有弱点：对调查性报道秘密颁奖，是虚伪的； 认为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有资格对美国的文学、戏剧和音乐作出最后的评判，这是傲 慢的；委员们在迴避问题上随随便便，太粗心大意了。 说句公道话，应当强调的是，评奖过程那么戒备森严、保守秘密，这并非1990 年委员会成员的创造。由委员会成员作为美国文化的评判员这种做法迟早会使他们 陷入左右为难的道德利益冲突中，从而可能大大损害奖金的光辉，不过，这也不是 他们的发明。 委员会成员只是照老规矩办事，继承老传统而已。 不过，他们也象以前的委员会一样拥有同样强有力的武器，印改变错误传统的 权力。1980 年，委员会曾把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吸收到自己行列里来。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