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新闻奖面面观 象吉姆·德怀尔的地铁专栏文章一样，克莱尔·施皮格尔揭发一家医院的文章 也是约瑟夫·普利策最欣赏的那种新闻的杰出范例，当然也有两个小小的不足之处。 《洛杉矶时报》习惯于发表长篇大作，而普利策则可能要求写得更短一些。此外， 他可能认为该报编辑给克莱尔的系列报道所加的标题不够味儿，应该更加耸人听闻 一点。 自设立奖金以来的几十年间，这项竞赛总的来说已经实现了他的设想，而且还 使它具有了一些为普利策所不曾预料到的重要意义。他的奖金成了美国舆论（特别 是在新闻方面）可靠的晴雨表，也成为平息争论（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避雷 针。 普利策1902 年考虑设立奖金时，他正隐居在缅因别墅里的隔音“拱顶室”中。 当时他55 岁，身体垮下来已有15 年了，但离逝世之日还有9 年，他的双目几乎 完全失明。他叫来一位秘书，口授了一项初步计划；拿出200 万美元作为基金，在 哥伦比亚大学开办一所新闻研究生院，同时从中拨出一部分钱设立奖金。他之所以 这么做，大概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然而前一年宣布的诺贝尔的首批巨额奖金无 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普利策十分钦佩瑞典的这位火药发明家，他想效法 诺贝尔奖金，也设立他自己的奖金。 但普利策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他把他的受奖人限定为美国人，而诺贝尔则不分 国界。普利策遗赠作为奖金基金的钱只有50 万美元，比诺贝尔的900 万美元要少 得多。普利策主要对新闻和文学感兴趣，而诺贝尔则更多地集中于科学。普利策希 望及时表彰“当年”发表的作品，而诺贝尔表彰的对象则往往以其多年的成果获奖。 普利策的遗嘱列举了9 种奖——新闻奖4 种（公共服务、报道、社论写作和新 闻史），文学奖3 种（小说、传记和美国史），戏剧奖一种，他的新闻研究生院 “前景、发展和改进”每年最佳论文奖一种。毫不奇怪，没有任何人参加最佳论文 奖的竞赛，所以它很快就消失了。“上一年美国报界对公众的最佳服务史”新闻奖 也取消了。 原先所有这些奖都冠以“最佳”字样，后来由于引起激烈的争论，在措词上改 为“出色的”或“出色的范例”。 普利策的遗嘱没有要求设立诗歌或音乐奖，那是在他逝世以后加上的，此外， 还增添了10 项新闻奖，包括摄影、漫画、评论、批评以及其他一些类型的新闻报 道。 普利策原先4 项新闻奖的条件是相当简单明了的，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他提出的文学艺术奖的条件则由于必须符合1902 年美国道德高标准的 要求而使这方面的竞赛受到了束缚。 例如，托马斯·沃尔夫的出色小说《向家乡看吧，安琪儿》出版后立即得到评 论界的推崇，然而却未能获得1930 年的普利策奖。评委们一致认为沃尔夫的著作 不符合普利策遗嘱中提出的道德标准，因而把那年的奖金给了奥利弗·拉法吉的《 爱笑的小伙子》，其实这部小说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普利策的遗嘱规定，获奖的小 说“应当最好地反映美国社会的整个气氛和美国道德风尚的最高标准”。虽然普利 策很有远见，但他未能考虑到，随着美国清教徒式的社会逐渐成熟和进入文学复兴 时期，他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价值观也将随之过时。 例如，他的遗嘱还要求，戏剧奖将颁发给“在纽约市上演的杰出的美国戏剧， 它要能够在提高人们的崇高道德、崇高情趣和崇高风尚的水准方面最好地体现出教 育作用和舞台力量”。他的遗嘱规定，传记奖应当授予那些“教育对人民进行爱国 的无私服务的”著作。 普利策在设立奖金时还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即选择那些有权决定哪些规则过 时的人选上有不当之处。他让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和由报界头头组成的一个强大 的“咨询委员会”共同管理奖金事宜。几十年来，由出版家和学界行政管理人员联 合组成的这个反对改革的保守集体形成一个文质彬彬的官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不 断作出错误的判断。 象诺贝尔一样，普利策也规定，他的奖金在他死后开始颁发，具体地说，就是 在他死后开办的新闻学院至少运转3 年以后。他在1911 年逝世，新闻学院在1912 年开学，第一批普利策奖金在1917 年颁发，奖励前一年的成果。 虽然普利策口授了各类奖的许多基本要求，但他却把制定颁奖具体计划的工作 留给大学董事们和咨询委员会去完成。他们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设计复杂的、多层 次的评审制度，这个制度一直保留到现在。董事们和咨询委员会成员还立即着手完 善普利策提出的一些原则的措词。例如，他规定获奖小说应当“最好地反映美国生 活的整个气氛”，后来把“整个气氛”改为“健康气氛”。 道德方面的措词则是由自命不凡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 去咬文嚼字的，咨询委员会的头33 年掌握在他的手心。在巴特勒固步自封的领导 和普利策过时的原则的束缚下，普利策奖金的权力结构在过去这些年里多次重演类 似让《爱笑的小伙子》获奖那样的愚蠢做法。 那种尴尬的做法大部分记载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霍恩伯格撰写的 普利策奖金史中，这部三卷力作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不幸的是，他的著作带点儿 公司史的味道。霍恩伯格远不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此书是他担任普利策奖金管理 主任和咨询委员会秘书的26 年期间写成的。 霍恩伯格小心翼翼地避免作出自己的分析；关于普利策文学艺术奖的价值，他 力求客观。他对新闻奖的基本看法是，尽管有缺点，但这些获奖作品将永远保存下 去，继续“为它们所代表的职业增光”。他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也是对的： 新闻工作者的杰出作品将继续为普利策奖金增光，延伸开来说，也为哥伦比亚大学 和已故的约瑟夫·普利策增光。的确，普利策奖诚然使受奖人得到了一些荣耀，但 授奖者获得的荣耀更多，而对设立此奖的人来说，则使他永垂不朽。 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一向主要是揭露性新闻，它们所揭露的情况是某些政党、 尤其是政府所不愿意泄露的。在1917 年至1990 年颁发的580 项新闻奖中，约有 40％属于此类新闻。 另外的40％奖励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政治、自然灾害、国际等 方面的报道。剩下的奖励项目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题报道，如吉姆·德怀尔、克莱尔· 施皮格尔和塔马尔·斯蒂贝尔的报道。 纵观普利策奖的75 年历史，它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和为它服务 的报界情况。 例如，较早时期，民族主义猖獗一时，普利策奖便有所反映。1919 年公共服 务奖颁发给《密尔沃基新闻报》，就是因为它“在外来的分子执行了一种从商业观 点来看极为危险的政策的选区，勇敢地大力宣传了美国主义”。 1932 年普利策新闻报道奖给予《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五位工作人员，以表 彰他们有声有色地报道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游行。 当三K 党的活动震惊全国时，普利策奖也有反映。从1922 年开始的30年间， 许多南方报纸就是因为勇敢地报道和评论了三K 党的活动而获得普利策奖的。 在科学报道不受重视的时代，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普利策奖的颁发上。例如，1941 年，普利策奖评委建议表彰《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威廉·劳伦斯，却被奖金委员 会反掉了。它把报道奖给了一个名记者、《纽约世界电讯报》的专栏作家韦斯特布 鲁克·佩格勒，表扬他的关于劳工丑闻的文章。默默无闻的劳伦斯先生的报道被认 为不如佩格勒的文章有价值，那么，他的报道是什么内容呢？被不学无术的奖金委 员会拒绝授奖的他的独家报道透露：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在1940 年5 月5 日分 裂原子成功——这比德国人晚了两年，但比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菲尔德实验室进行 的世界上第一次可控原子连锁反应早两年。 当美国参加战争，举国支持它的军事努力时，报界也表示拥护，普利策奖亦有 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战争努力有关的文字报道、新闻摄影和漫画等获 得了24 项普利策奖。全国的同仇敌忾反映在颁奖中，其中包括战区的所有美国记 者获得1941 年的“集体奖”。奖金委员会在战争期间还颁发了三项特别奖状，获 得奖状的单位分别为：《纽约时报》，“它的国际新闻报道对公众起到了教育作用” ；新闻检查署署长，“他创造和管理了报刊和电台使用的密码”；“美国报刊的绘 图人员，他们绘制的战况图大大有助于公众明瞭和更加清楚交战陆海空军的进展情 况”。 战后，在40 年代末和50 年代初反共迫害狂期间，普利策奖准确地反映了美 国报界的成绩——实际上是无成绩。几乎所有举足轻重的报刊都保持沉默。它们对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及其“戴红帽子”、开黑名单的党徒没有表态。 在赤色恫吓期间，《密尔沃基新闻报》记者埃德温·贝利报道了这位威斯康星 参议员的崛起，后来贝利担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系主任以后，继续写了 麦卡锡当权的过程。1981 年出版的贝利的著作《约·麦卡锡和新闻界》一丝不苟 地详细记述了为什么美国的主流报刊未能揭露麦卡锡这个危险的煽动家。此书描绘 了新闻界的丑陋形象，它们在1950 年变得胆小如鼠，一言不发，此时，麦卡锡上 了全国报刊的大字标题，他大放厥词，说他掌握了打入美国政府的205 个共产党人 的名单。事有巧合，三个以前的联邦调查局特务写的一本书《红色渠道》这时也出 版了，书中列举了151 位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说他们帮助推进了“共产党的目标”。 新闻界的胆小怕事一直持续到1954 年，此时，广播员爱德华·默罗鼓起勇气，在 电视上同麦卡锡对抗。继默罗极有影响的“看今朝”节目之后，是连续六个星期的 电视实况传播的军方——麦卡锡听证会，这些听证会揭露了麦卡锡的真面目，实际 上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到这个时候，报刊一哄而起，纷纷谴责这个迅速自我毁灭的参议员，这已成为 无害而又时髦之举。但是为了什么呢？麦卡锡历时四年之久的政治迫害已经造成了 损失，葬送了许多人的生命和前程。 不过，在这四年中间，少数新闻工作者勇敢地站出来，提醒公众注意麦卡锡的 阴谋和他对公民自由的威胁。除了I.F.斯通和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埃尔默·戴 维斯之外，在这个类型的人中还包括《华盛顿邮报》、（威斯康星州麦迪逊）《首 府时报》、威斯康星州《希博伊根新闻报》、《密尔沃基新闻报》、《罗利新闻与 观察报》、《坦帕论坛报》、《锡拉丘兹旗帜邮报》、《圣路易斯邮报》以及其他 一些报纸的记者、社论撰稿人和漫画家。 所有这些人都上了麦卡锡的“左翼报纸”名单。 贝利在他的书中写道，那个时期正在为其经济问题而苦苦挣扎的《华盛顿邮报 》“在反对麦卡锡的长期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至少是不逊于它在水门事件中取得 的胜利”。 不幸的是，在麦卡锡猖狂的四年中，那些敢于反对他的人中，没有一人获得普 利策奖。 普利策奖金管理主任罗伯特·克里斯托弗否认这个说法。他在给作者写的书面 答复中提到前主任约翰·霍恩伯格写的书《普利策奖》。 事实上，在该书的第191 页，约翰提到，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伯特·安德 鲁斯由于揭露国务院不经过任何适当的手续就以危及安全的借口解雇一个职员而获 得1948 年全国报道奖，《西雅图时报》的埃德·格思曼由于他为一个教授洗刷了 所谓他参加过一个共产党训练学校的罪名而获得同样的奖。最后，1954 年，赫伯 特·布洛克的漫画选（包括一幅把麦卡锡画成一个烂苹果的漫画）获得漫画奖。 不过，克里斯托弗的辩护是文不对题的。伯特·安德鲁斯或埃德·格思曼的得 奖作品只字没有提及麦卡锡。《华盛顿邮报》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获得1954 年 奖，那是爱德华·默罗的“看今朝”电视节目促成麦卡锡政治生涯结束之后不久的 事。而在1950 年麦卡锡发表“我掌握了名单”的讲话到1954 年“看今朝”电视 节目使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段时期，不管是《华盛顿邮报》的人还是其他没有被吓 倒的报纸的人，他们涉及麦卡锡的新闻没有任何一篇得奖。 那四年评审委员会和奖金委员会讨论的记录将是有趣的，因为它们可能说明麦 卡锡猖獗时代新闻奖的颁发情况。然而，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助手巴德·克利门特说， 1950 年至1955 年普利策奖讨论记录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麦卡锡所说的“左翼报纸”在那个时期的社论没有一篇获得普利策奖。 根据其中两家报纸的记录，它们的反麦卡锡社论曾被提出来参加竞赛，即《华 盛顿邮报》刊登的艾伦·巴思的长篇反麦卡锡文章和《圣路易斯邮报》刊登的欧文· 迪利阿德严厉抨击麦卡锡的文章。 对迪利阿德和《圣路易斯邮报》编辑部其他作者不予重视，是特别有趣的。据 贝利的著作《约·麦卡锡和新闻界》说，他们在1950—1954 年期间一直保持反麦 卡锡立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几乎经常受到发行人小约瑟夫·普利策的压力，他 要求对这位参议员宽厚一些。 贝利写道：“小普利策在1950 年以后的四年中，不断给迪利阿德写信，用甜 言蜜语恳求或者用威严的口气要求这位编辑对麦卡锡和共和党人客气一些。”他引 用了小普利策的一封这样的信，这位发行人在1954 年4 月，当军方—麦卡锡听证 会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样劝告迪利阿德：“请、请、请不要刊登麦卡锡听证会。我 认为——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认为，那是最无聊乏味的东西。”后来他又给迪利阿德 写信，不经他的特别准许，不得在社论版提及麦卡锡或麦卡锡主义。 在1950 年至1954 年这段时期，担任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主席的，不是别人， 正是小普利策。由于他和委员会中他的同事作梗，少数敢于同麦卡锡参议员作对的 新闻工作者和报纸一直受不到重视。 越南战争又是一场全国危机，要求美国新闻界表现出一些勇气。这回，某些报 刊以及普利策奖负责人都表现得较好。 在越南战争期间，普利策奖管理当局没有向战地记者颁发“集体奖”，也没有 给政府检查部门颁发特别奖状。倒是美联社的彼得·阿内特和马尔科姆·布朗、《 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洛杉矶时报》的威廉·图伊写的如实的战地报 道先后获奖。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军方领导人和政界决策人所不喜欢的。在美国驻西 贡的记者中，他们属于少数，他们不相信五角大楼的那种冠冕堂皇的胜利之词。这 四位记者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报道战争的 真实情况。 在国内，奈特报系的约翰·奈特和《圣路易斯邮报》的罗伯特·拉希这两位社 论撰稿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反战立场，却因此而获奖。《迈阿密新闻》的 唐·赖特、《丹佛邮报》的帕特里克·奥利芬特和《洛杉矶时报》的保罗·康拉德 这些漫画家也是如此。 七名通讯社工作人员由于他们在越南拍摄了使美国人的良心为之不安的战斗照 片而获奖。他们之中有三名美国公民霍斯特·法斯、爱德华·亚当斯和戴夫·肯纳 利；两名日本人酒井俊夫和泽天；一名德国人斯拉瓦·维德和一名越南人许贡禹。 同美联社彼得·阿内特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个新西兰人，他后来到有线电视新闻广 播公司工作。这批人中包括了一些从未得过普利策奖的非美国籍人士。 在所有获奖的越南报道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西摩·赫什的作品了。 此人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业青年。他的越南报道是在身未离美国国门的情况 下写出的。 这位32 岁的芝加哥人曾担任过尤金·麦卡锡倒霉的总统竞选活动的新闻代理 人，1969 年初赋闲在家。那时，理查德·尼克松刚刚入主白宫，越南战争打得正 激烈，抗议战争的浪潮席卷美国大学校园。赫什正忙于找工作，但没有什么结果。 这时，他听到一个骇人听闻的小道消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向他提供消息的，是 他几年以前在美联社工作时认识的一位五角大楼工作人员，他对赫什讲了一个传闻， 说美国军队在越共领土上的一个村庄里屠杀了许多越南平民。 赫什对这个传说半信半疑。象那样的暴行只有战犯才干得出来，纪律严明的美 国军人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但赫什尊敬和信任五角大楼的这位朋友，后者认为这个 骇人听闻的传说不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赫什的良心和他的新闻敏感促使他进一步调查此事。但这却非易事。他一无钱， 二无工作，又没有什么身份证明，更没有什么新闻单位的支持。 不过，他听到有一个不大的基金会，即华盛顿市的菲利普·斯特恩家庭基金会， 它愿意对调查性新闻报道提供少量的资助。他便向斯特恩基金会提出申请，得到了 2，000 美元的赠款来从事这项活动。 对于搞这样一项高档次的调查性报道来说，那点钱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赫 什认为，这笔资助也足够他追踪他的消息提供者所说的那些有牵连的部队成员了。 他找到了那个有关的美国师第十一旅某排的几个士兵，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他们描 述了当时的情景，听后令人发指：1968 年3 月16 日，广义东北大约六英里处的 一个名叫美莱的小村庄里，有一百多名越南平民被枪杀。美国大兵们还对赫什说， 他们的排长、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威廉·卡利起了重要作用。 当赫什要找卡利时，他发现美军也在秘密调查这次屠杀事件，卡利已被拘留于 佐治亚州本宁堡，将由军事法庭审判。 赫什的报道写成了——这是一颗惊心动魄的巨型炸弹。但是，他如何发表呢？ 他意识到——这是对的——代表官方的报纸肯定是不会发表无名之辈的自由投稿的。 同他非常友好的邻居、24 岁的戴维·奥博斯特有个主意。他们可以成立自己 的报业辛迪加，通过它把美莱报道提供给全国各报。这样就可以得到自由投稿者所 没有的有利条件，使他的文章在更大的范围内流传。 他们忙了一阵子，成立了自己的“电讯新闻社。它的“办公室”就设立在奥博 斯特的一间房子里，只有一名记者：西摩·赫什。 但这组系列报道引起新闻界的极大重视。从1969 年年底开始，全国36家报纸 刊登这组报道。赫什的文章引用卡利排的士兵的话，逐日报道了美军在美莱杀戮无 辜的男女老少的情况。他的系列报道不仅使全国震惊，而且感撼了整个新闻界，它 们的人力财力比赫什一间小小卧室的新闻社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然而竟没有任何一 家报纸抓住这样的消息。 1970 年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被“电讯新闻社的西摩·赫什”捧走。当评委和奖 金委员会就此进行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普利策报道奖被非主流报界的人拿走， 这是罕见的。 不过，没有多久，赫什就踏进主流报界。他的获奖使他跻身于《纽约时报》的 职工行列，在那里，他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第一流调查性记者的名声。 他接着又揭露了美国1970 年以前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和中央情报局至少对一 万名美国人设立秘密档案的情况。1979 年，他离开《纽约时报》，重新开始自由 撰稿生涯。 普利策奖管理当局得了一分，因为它表彰了一组来自非主流报纸（主流报纸一 向垄断着普利策奖）的出色新闻。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毕竟太少了。I.F.斯 通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20 世纪的新闻工作者中间，最能体现约瑟夫·普利策的揭丑精神和智慧的， 莫过于斯通。他的崇拜者把他叫作“伊齐”。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具有战斗精神 的调查性记者和现代非主流报刊的创始人。由于他对麦卡锡主义进行了直言不讳的 攻击而遭到主流报纸的排挤，于是，他在1953 年创办了《斯通周刊》。在以后的 19 年中，他的周刊象普利策咄咄逼人的《世界报》一样，把矛头指向华盛顿官方、 特别是五角大楼，指责他们对新闻界和人民进行了错误的导向。 在他发表的著作中，他主要以文件为根据，抨击了种族主义、麦卡锡主义、核 军备竞赛、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践踏人权行为以及其他许多他认为是破坏民主 的问题。斯通曾经当了一阵子社会党人，但他象约瑟夫·普利策一样，是一个成功 的资本家。他的周刊一直很赚钱，在1971 年停办的时候，有七万多订户。 他的顽强精神，使他写出了许多重要的独家报道。最著名的是他在1957年透露 ：原子能委员会的第一次地下原子试验不仅可以在政府所说的两百英里之内被发现， 而且可以在两千六百英里的范围内被发现。政府的说法是要表明，禁止试验将使苏 联有可能进行欺骗，而不必担心被发现。斯通证明，这个说法是极为错误的。 这位长期在华盛顿工作的新闻工作者由于那项调查性报道，本应获得1958 年 普利策奖。他的其他一些报道也同样是很有份量的。然而他以81 岁高龄在1989 年6 月18 日逝世时，始终没有得过普利策奖。 可以确有把握地说，斯通是最受冷遇的人了。他敢于破除偶像、独立思考、思 想激进，自称“在出现新左派以前就已经是新左派”了。普利策奖管理当局一向是 主流新闻界的一个工具，而斯通则始终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牛虻。例如，全国新闻俱 乐部没有让他参加，因为在1941 年为争取让非白种人也可以参加而斗争的时期， 他竟带了一个黑人法官在那里吃午餐。 斯通刚生下来的时候名叫伊齐多·费因斯坦。他父亲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移民， 因此，当他批评以色列的时候，他在他的读者群中引起巨大反响。 他曾多次访问那个国家，写过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争取独立的斗争极为有 利的两本书。但在1967 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以后，他则要求以色列赔偿阿拉伯 难民的损失，把被占领土让给他们，建立一个与以色列结成联邦的阿拉伯巴勒斯坦， 以耶路撒冷作为共同的首都。 类似这样的观点使他的拥护者更加不安，然而这正是I.F.斯通的英雄本色。7 月份炎热的一天，在曼哈顿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兰多姆出版公司的副发行人彼得· 奥斯诺斯在讲话时说，六百人挤在这里，许多人热得受不了，“我对空调感到遗憾， 但伊齐宁愿让我们大家多少有点儿不舒服。”这听起来有点象约瑟夫·普利策给一 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下的定义。《纽约时报》刊登的斯通的讣告也是这么写的，它 称他是“揭露阴暗面的小册子作者，他不知疲倦地为和平与公民自由、为反对官方 逃避责任和胡作非为而斗争”。 象斯通这样一位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成绩卓著的新闻工作者，为什么竟然终生 没有得过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呢？ 普利策奖负责人、奖金委员会秘书罗伯特·克里斯托弗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但 他猜想，斯通之所以未能获奖，可能是因为他出版的是一种“新闻通讯”，而不是 正式报纸。奖金条例规定，只考虑“每日出版的、星期日出版的或者至少一周出版 一次的美国报纸上刊登的材料”。 一个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猜想可能是：《斯通周刊》之所以从未得过普利策奖， 乃因为它是左倾的非主流报纸。普利策奖对所谓的美国“地下”报刊从来就不那么 慷慨。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在普利策奖的75 年历史中，非主流报纸的作品从来 没有得过奖。虽然全国一些最有份量的报道是它们完成的。（《乡村之声》周刊两 次获得普利策奖；1981 年特里萨·卡彭特的特稿和1986 年朱尔斯·菲弗的漫画。 有些人可能认为，如果人们仍有怀疑的话，这两项奖证明《乡村之声》已经成长为 主流报纸。） 斯通有许多书，本来也是可以得奖的。最主要的是《朝鲜战争秘史》。 它引用政府文件，有力地证明：这场战争是美国挑起的。在1952 年，这个指 责是具有爆炸性的，因此，只有《每月报刊评论》这家小报敢登它。（利特尔·布 朗出版公司1988 年重新出版了此书。） 不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里，显然并没有这样的记录：斯通曾经谋求过普 利策奖，或者他被提名过。如果这个情况准确的话，那也不足以解释他的被冷落。 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有权把奖金给予任何人，不管此人的作品是否被提名。多年来， 奖委会不止一次这样做。奖委会还有权颁发普利策特殊奖，如《纽约先驱论坛报》 已故的沃尔特·李普曼获得1958 年奖状，前普利策奖负责人约翰·霍恩伯格获得 1976 年奖状，著作家西奥多·索伊斯·盖泽尔（以索伊斯博士闻名）获得1984 年奖状。 斯通逝世9 个月后，普利策奖金委员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会讨论1990年奖金事 宜。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来纠正过去的错误。然而遗憾的是，在两个整天的讨论中， 只字未提给斯通发个身后奖状。 委员会如果想纠正自己的错误，有的是机会。每年4 月份在哥伦比亚大学宣布 当年的普利策奖时，斯通的数以千计的崇拜者希望当局能表彰一下（仅仅这一次） 这个令人讨厌的“牛虻”。其实，在许多人看来，新闻工作就应当象斯通那样来做。 既然索伊斯博士可以获得奖状，为什么斯通就不能呢？ 普利策奖金管理当局也曾经弥补过自己的失误。就尼尔·希恩来说，花了20 年时间，他才得到公正的对待。 1971 年希恩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五角大楼时，得到了从第二次世界 大战到1968 年美国卷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国防部机密档案。这份卷帙浩繁的 报告表明，林登·约翰逊政府在美国卷入东南亚方面事实上奉行着一种欺骗、制造 假象和耍花招的政策。这份报告多达47 卷、250 多万字。 在《纽约时报》开始刊登这些文件后，尼克松政府告到联邦法院，赢得了暂停 发表的命令。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政府事先限制出版。 当《纽约时报》被迫停止发表后，《华盛顿邮报》得到了其中的某些文件，也 开始予以发表，从而使它成为政府控告的第二个被告。其他一些报纸，主要是《波 士顿环球报》，也刊登了一部分五角大楼的文件，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是政府控告的主要对象。 这些报纸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结果打赢了，导致重大的第一修正案。奉 命停止发表档案15 天后，《纽约时报》又重新刊登五角大楼的文件。 那年春天在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评委一致建议把1972 年金质奖 章给予希恩和刊登这些文件的《纽约时报》。咨询委员会也一致通过，但它把希恩 的名字去掉了，因为普利策的遗嘱规定，金质奖章只给报纸，不给个人。 在1972 年，普利策奖的评审工作仍然要过三关：评委的建议需要被咨询委员 会接受，而咨询委员会的建议需经哥伦比亚大学由22 人组成的董事会最后通过并 公开宣布。当董事们收到关于《纽约时报》由于发表五角大楼的文件而获奖的建议 时，出现了一场反新闻界的轩然大波。有些董事们，其中许多人是著名的律师，反 对表彰一家发表政府机密报告的报纸，这种行为被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认为是违 法的。那年的另一项新闻奖也遭到同样的反对：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关于印度— 巴基斯坦战争的调查性报道也引用了秘密文件。 在就这两项有争议的奖金进行辩论时，有两位董事弃权。一位是联邦法官弗雷 德里克·冯·佩尔特·布赖恩，他之所以没有出席，是因为五角大楼文件一案是由 联邦法院处理的；另一位董事是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他是《纽约时报》的发 行人，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决定是由他最后作出的。 在一次特别会议上，剩下的全体董事进行了两次表决，否决了对《纽约时报》 和专栏作家安德森的授奖。在这两次表决之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威廉·麦吉尔— —普利策奖金咨询委员会成员——坚持要求重新考虑。他劝说董事们采取一种保持 一定距离的做法：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另一方面发表一项措词谨慎的声明，表明 “有保留意见”——“如果由董事们单独作出选择的话，某些受奖人将不会当选”， 即明显地暗示《纽约时报》和杰克·安德森。 咨询委员会和大部分董事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75 年，那时，董事们 最终把他们的权力交给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完全退出了奖金的评审工作。于是， 咨询委员会成为终审者，并改名为普利策奖金委员会。 委员会的委员们还得了一分。如果大学的董事们获得胜利，拒绝奖励发表五角 大楼文件的话，那么由此而对普利策奖产生的压力可能使它归于毁灭。 然而把希恩的名字从奖状中去掉，是极为不公平的。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委 员会反对改变普利策在本世纪初定下的规则。对希恩来说，这是他第二次眼看就要 得奖，却又被拒绝了。他的许多同事认为，他在1964 年受到的对待是不公平的。 那年，美联社的马尔科姆·布朗和《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共同获得了普 利策国际报道奖。他们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在美国军方不断干扰的情况下，他们从 越南发回了关于美国卷入吴庭艳政权的准确报道。 希恩当时是合众国际社驻西贡记者。他的同事认为，他象布朗和哈伯斯塔姆一 样表现得很忠实和勇敢，理应跟他们共同得奖。遗憾的是，当吴庭艳在一次政变中 被推翻的时候，希恩正在日本，因而失去了一次机会，使他写得很出色的关于吴庭 艳政权的报道缺少了最后一个插曲。合众国际社提出的他的候选作品是很出色的， 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这一点，结果评委们把他甩掉了。 在那次武断的评审之后过了25 年，希恩终于得到一定的公正评价。他的著作 《一个闪闪发亮的漂亮谎言：约翰·保罗·范恩和美国在越南》获得1989 年非小 说类普利策奖。 还有两位极为著名的美国记者从未获得普利策奖，其原因正如希恩个人未能获 得公布五角大楼文件奖一样。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写的水门事件报道 获得1973 年普利策奖，但因为这是“公共服务”奖，金质奖章只颁发给他们的报 纸《华盛顿邮报》，而不给他们个人。 这两位揭发水门事件的记者在许多著作中和银幕上大名鼎鼎，然而他们却从未 得过任何普利策奖，这一点大概会使大多数人感到意外吧。 1972 年下半年，《华盛顿邮报》和它的伍德沃德—伯恩斯坦小组几乎是单独 地调查了华盛顿市水门建筑群中民主党总部6 月17 日被窃听事件。当《华盛顿邮 报》抓住水门事件不放时，其他新闻媒介对此并无很大兴趣。五名伪装人员带着大 量窃听装置，深更半夜闯进水门公寓，他们被当场抓获。 《华盛顿邮报》揭发了白宫和这五个人之间的联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还揭 露，许多人，一直到白宫，都正在掩盖此事。他们发现，共和党用秘密筹集来的钱 资助一项广泛的运动，来对民主党进行政治中伤。 当尼克松政府责骂《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斥之为一文不值的劣等新闻时，全 国大部分报刊胆小如鼠地袖手旁观。在华盛顿以外，水门事件的报道实际上没有被 人们重视，因此，对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的连任并没有构成障碍，他们俩在 1972 年11 月以压倒多数重新当选。 在此期间，《华盛顿邮报》继续孤军作战，在新闻版和社论版上不断揭露和讨 伐这个丑闻。到1973 年，总共有七名参与水门窃听事件的阴谋分子被判刑认罪。 《华盛顿邮报》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报道提出来，作为普利策奖的候选作品。 同年3 月初，哥伦比亚大学评审委员会只把《华盛顿邮报》列为公共服务金质 奖章第三名候选者。头两名候选者是《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它们的报 道同水门事件无关。 约翰·霍恩伯格在他的普利策奖金史中，援引未透露姓名的一位评委的话，解 释了为什么《华盛顿邮报》未被推荐上去。这位评委说：“水门事件仅仅是大象屁 股上的一个小疵点。”这反映了美国整个中部地区的编辑们的观点。大家普遍认为 《华盛顿邮报》是左倾的、孤立的、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控制不了的报纸。它的 勇敢无畏的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当时大概感到极其孤立无援吧。不过，两个星 期以后，真相大白。水门窃听的被告之一詹姆斯·麦科德给联邦法官约翰·赛里卡 写信，揭露了掩盖活动。当时赛里卡给麦科德和其他几个阴谋活动分子判了重刑， 同时又暗示，如果他们合作的话，他可以减刑。麦科德于是供出了前司法部长约翰· 米切尔以及总统顾问约翰·迪安、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竞选活动事务前副主任杰布· 斯图尔特·马格鲁德。迪安又供出了尼克松的两名白宫高级助理H.R.霍尔德曼和约 翰·埃利希曼。 当掩盖罪行引人注目地被揭发的时候，普利策奖金咨询委员会正于4 月12 日 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会选择1973 年的得奖者。咨委会成员一致表决，推翻了评委会 的推荐名单，把公共服务金质奖章给予《华盛顿邮报》。 到那时，水门事件到了它的历史性收尾阶段，理查德·尼克松于1974年8 月9 日灰溜溜地下台了。他自己的白宫私下谈话录音证明，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是他下 令进行的，但他从未承认这一点。一个月以后，他得到接替他的杰拉尔德·福特的 无条件赦免。1976 年，选民们一有机会，就把福特拉下了总统宝座。 普利策奖的当权者总算又得了一分。他们差点儿没有表彰这项特好的新闻，自 约瑟夫·普利策以来很少有发行人敢于追求这样的报道。但是，正象事态的发展证 明《华盛顿邮报》是正确的一样，它的得奖也证明了给奖人的眼光。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水门报道使他们成了名记者。报刊和电视台一再讲述他 们的业绩，他们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他们几乎获得所有重要的美国新闻奖，唯独《 华盛顿邮报》得到的普利策奖没有他们的份儿。最近，普利策奖金委员会找到了一 种简单的方法来绕开关于公共服务金质奖章必须给报纸，而不给个人这一武断的规 则。但这种创造性来得太晚了，已无法弥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受到的委屈。 普利策奖不仅反映了象《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上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的报 界勇气，而且也反映了同一家报纸在处理珍妮特·库克丑闻上所表现出来的报界懦 弱。 这个令人遗憾的插曲是围绕所谓“吉米的世界”的新闻报道展开的，它倒使美 国公众熟悉了普利策奖，其效果也许为任何英雄的新闻业绩所不及。 公众本来不大知道普利策奖，可是，1981 年4 月份，当他们获悉一篇编造的 新闻报道获得这种奖时，此奖的知名度陡然大增。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以捏造的新 闻获奖的那家报纸竟是在水门事件中名闻遐迩的、近乎传奇般的《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丢丑的消息被全国的报刊和电视广播所采用，历时数周不衰。 在普利策奖的竞争史上，虽然几乎每年都免不了有些小的风波，可是却从来没有如 此众目睽睽。有趣的是，名声扫地的是那家当事的报纸，而普利策奖则安然无恙。 舆论的轩然大波反而有助于提高普利策奖的知名度，使公众更加尊重它。它的地位 的提高，是下列事实促成的：全国的新闻媒介要么忽略了，要么故意不提普利策奖 金管理当局在对待这个骗局方面表现得并不好。 “吉米的世界”是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讲的是哥伦比亚黑人区一个8 岁孩子 的吸毒故事。《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写的这篇报道中，生动地描写了她 亲眼目睹这个男孩的妈妈让她的情人给吉米注射海洛因的情景。这篇报道发表后， 引起轰动。华盛顿市长马里恩·巴里命令警察找到这个男孩子。警察到处搜寻，都 未能找到他。巴里斥责这篇报道纯属捏造。 但《华盛顿邮报》支持库克和她的报道。几个月以后，他们把她的报道提出来， 参加普利策奖的竞争。她的报道获得了新闻特写奖。 库克同其他一些人获得1981 年奖的消息广播后，她的骗局开始暴露。 首先，《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本杰明·布雷德利接到瓦萨学院的一个电话， 说库克在提交给普利策奖评委的简历中自称毕业于该学院，但并无其事。库克还自 称曾获得托勒多大学硕士学位，但据《华盛顿邮报》另一位编辑了解，也无此事。 库克在她的编辑们的询问下，承认她夸大了她的学历。在人们焦急地搜寻“吉米” 的家而毫无结果的11 个小时以后，库克承认这个男孩是她虚构的，她的报道大部 分是捏造出来的。 库克辞职了，隐姓埋名，再也不露面了。《华盛顿邮报》把奖金立即退回，发 表了自我解脱的长篇致读者信，实际上把这场骗局的全部罪责推在珍妮特·库克身 上。 全国许多编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要更深一些。他们认为《华盛顿邮报》对整个 事情的处理是不可原谅的。那个26 岁的记者犯了严重的报道错误，她被解雇是完 全应该的。但该报的编辑们也有很大的责任： ●他们没有核实她的学历，就雇佣她当记者，发表她的报道； ●他们没有坚持在发表报道之前，让库克向一个编辑秘密透露她的消息来源— —“吉米”的母亲； ●《华盛顿邮报》的许多职工，包括一些编辑，对这篇报道的真实性越来越怀 疑，在这种情况下，仍把它提出来参加普利策奖的竞选；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该报缺乏应有的谦虚精神，而坚持要采取行动找到“吉 米”，当他们听说他身体不好时，还要设法帮助他。该报的编辑们显然是相信有这 么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找“吉米”，只是在舆论哗然时， 他们才做做样子。 《华盛顿邮报》至少有四位编辑对上述失误负有直接责任，其中包括大名鼎鼎 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他在水门报道中立功后已被提拔到经理岗位上。然而，任 何一位编辑都没有受到批评。责任完全由珍妮特·库克一人承担。 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普利策奖金管理当局也让库克一人承担了全部责任。 《华盛顿邮报》得奖心切，竟把一篇连它自己的编辑们都怀疑其真实性的报道提出 来参赛。对这样一家报纸，普利策奖金委员会为什么连一点义愤都没有表示呢？《 华盛顿邮报》使奖金委员会丢了脸。考虑到下述事实，更是如此：据电影评论家朱 迪思·克里斯特和其他几位特写评委透露，他们并没有把“吉米的世界”专题报道 列入他们的推荐名单中。奖金委员会甚至不征求克里斯特的努力工作的评委会的意 见，就擅自把珍妮特·库克的报道从“地方性一般报道”类中取出，作为特写报道 授奖。 当克里斯特看到这篇东西时，她十分气愤。“这显然是虚构之作，”她对《纽 约》杂志的记者说。 当这个骗局被全国报刊以大字标题报道出来时，奖金委员会的成员是十分尴尬 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采取低姿态、尽量摆脱这件事的原因吧。他们之所以不表态，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给他们在《华盛顿邮报》的友人们增添烦恼，何况布雷德利 这位具有魅力的朋友也在《华盛顿邮报》，他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奖金委员 会同他们共过事呢。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吧，反正奖金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惩罚竟把一篇连 它自己的一些编辑也持怀疑态度的文章提出来参赛的《华盛顿邮报》。如果这个委 员会表现得勇敢一些、不那么照顾私人情面，它本来应当至少让《华盛顿邮报》停 止参赛一年，起码应该正式地发表一封公开谴责信，表示适当的义愤吧。 正象《时代》周刊的托马斯·格里菲思曾经说过的那样：“普利策奖金是一个 友好俱乐部。”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