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变得目空一切、自命不凡(1)
      
          我总是很忙,不喜欢去商店买衣服。直到有一天不能再拖了,我去了趟“香蕉
      共和国”。抓了几条适合我尺码的牛仔裤冲进试衣间后,却发现它们都太大了,可
      我并没有减肥。付钱时,我问收银员这些奇怪的尺码是怎么回事,“噢,”她回答
      说,“那是我们的‘虚荣心尺码’。”我的头脑中一亮,“对,虚荣心尺码!”
      
          我们都在用“虚荣的尺码”,实际上,“虚荣心尺码”已经从试衣间潜入教室
      和家庭,被用在了孩子身上:成绩单上的B奇迹般地变成了A,“良好”变成了
      “优秀”,参与者都成了冠军。
      
          也许你孩子的房间里也放满了奖杯和绶带。我儿子就有一个超大号的奖杯,甚
      至需要一间房子来专门摆放它。他从足球队的医疗室把它拾了回来,纯粹为了炫耀。
      我认识的一个5 岁女孩在一次体操比赛中,被错发了的奖品,她甚至都不屑于换回
      来,她的房间早已堆满了各种奖品,这一点都不重要。当然在父母眼里,孩子们更
      是最棒的。然而,所有这些认可却造就了这样一代孩子,他们不知如何去应付那些
      奖杯和奖章后面的现实生活。
      
          学校里的“虚荣心尺码”对孩子尤其不利,老师和家长们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
      而忘记了学习的真正意义。莫琳·司多特曾写过一篇反对“自信运动”的很有力的
      文章。她说:“过去,自信心的培养从来就不是最主要的,而且人们认为自信并不
      是独立的,它是成功、努力工作和责任感的产物。只是近年来,在美国教育的历史
      上,单纯的自信心的培养才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她的观点是有争议性的。
      但无论如何,自信心的培养已经在教室、操场,最重要的是在家庭里产生了影响。
      这毕竟这是为了孩子好。当孩子回答错问题时,老师并不正面批评,而是问“这是
      另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吗”?
      
          “虚荣心尺码”本身并不可怕,它仅仅是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花招。这就像调
      整体重计让我们的体重显得比实际要轻一样。但是,利用这种技巧教育孩子却会鼓
      励他们自命不凡的心态。他们期望世界围着他们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最好的东西,
      “有权”过最好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很难做出符合道义的选择,也很难同情他人。
      这种做法也使家长很难分清什么是孩子想要的,什么是他们必须的。
      
          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司博克博士是这方面的权威。
      严格的规则,正式的进餐时间,教条主义的育儿模式——男孩子不玩娃娃,孩子们
      必须在晚上八点以前睡觉——统统被修正。家长们不愿强制孩子,他们变得不再严
      厉教条,而是更易于沟通。这些改变大多有很好的结果,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很喜欢
      那种建立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新型亲密关系。但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一些家长
      不假思索地就投入了这种流行的家教方式,甚至忽视了一般的常识。
      
          例如,让孩子自己作选择,家长认为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能力。一个学龄前儿
      童就可以是这种家教方式的运用对象:“你愿意自己走到车上呢,还是愿意让我抱
      你过去?”“你愿意穿牛仔裤呢,还是针织裤?”在很多情况下让孩子自己选择是
      个不错的方法。但其实孩子往往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还是要上车,还是要穿
      裤子,父母提供了两种可接受的,对他们合适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并不具有决定性
      意义,而只是在限制他们时稍微放宽一些。
      
          还有很多父母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的孩子有能力做出选择,而且不仅仅是在两
      种可能之中做出选择。这样家长很容易就会犯一个错误,即让孩子决定与他们的成
      熟程度和经验不相符的事情。实际上,即使有家长的提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
      负担,这种负担来自于选择所导致的失败的压力。其实,童年时期的一件乐事就是
      不必做出决定,不必做某种选择。
      
          这种不恰当的选择不仅会造成孩子们的焦虑,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不清楚自己在
      社会上的地位。慢慢的,真实和虚假的界限也模糊了。小山姆真的能够在巡洋舰型
      汽车和切诺基吉普车间做出选择吗?他真的相信是他在选择买哪一种车吗?在这种
      情形下,生活对孩子来说就成了一种挑战,没有魔石可以告诉他什么是真的,什么
      不过是开开玩笑。孩子们需要的是在那些有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后果的事上做出选
      择。如,你要是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作业,那你不得不告诉老师你没有完成作
      业了。
      
          自命不凡的孩子们觉得自己是万物的中心,应该得到关注,这种认识他们从小
      就有。他们不懂得容忍,所有的要求都会被满足,他们被宠坏了。家长们时刻关注
      他们的感觉——如果不带她去,她会多失望啊!如果他做得不好,会多伤心呀!—
      —而不是将这些情况视为重要的学习机会。关心孩子的感受的这种冲动本意不错,
      但如果对孩子的需要过于敏感,有时就会产生反作用,孩子会因此失去培养他们情
      感和韧性的人生体验。
      
      
      
          一位富有经验的高中指导老师不久前对我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最难管理、最
      麻烦、最娇惯的一代。”这正是那种鼓励自命不凡的家教方式的恶果。
      
          不久前一位母亲告诉我,她5 岁的孩子总在学前班的课堂上捣乱,老师说她拒
      绝合作,不排队,在需要保持安静时哇哇乱叫,甚至还会讲脏话,这位母亲感到非
      常尴尬。当她向我讲述这些时,我要求她告诉我孩子在家里的表现。她说女儿在家
      经常讲脏话,“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可从来不会对我妈妈那样讲话”。她不会
      对自己的母亲那样讲话,是因为“妈妈不会容忍的”,同样,她女儿敢跟她说脏话,
      是因为知道她会容忍。这位母亲自己向女儿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自命不凡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一些非常理智
      非常有思想的家长会容忍他们自己的父母永不会容忍的一些行为呢?为什么很多家
      长都觉得很多情况下孩子会比他们更有决定权呢?
      
          对于很多父母来讲这都开始于一件只花费17美元的漂亮的连裤童装。这种感觉
      多好啊!只需要17美元就可以让你和你的宝宝高兴,这太有满足感了,并且还充满
      乐趣。开始时真得很便宜,几年后,情况就变了。在文具店你要买托卡玩具,在食
      品店要买糖果,此外还有漫画、玩具首饰等等。逐渐地,你彻底接受了新的角色:
      一个有份重要工作的人——让你的孩子高兴。谁能想到这个角色要扮演到什么时候
      呢?30年后,当他们不高兴时,你会发现自己甚至在为他们的心理咨询付钱!
      
          对于父母来讲,设定界限太难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斗争要比我们父母严峻得多。
      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像今天的孩子这样成为重要的营销对象。今天,任何一个吸引孩
      子的节目都穿插了很多广告。刚刚过完万圣节,广告人就一本正经地宣传一件在圣
      诞节时“必须拥有”的玩具。当然,孩子们对待玩具没有任何歧视,一向是来者不
      拒。一天晚上,我的女儿对我说她想要那件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玩具。当我问她为
      什么想要那件玩具时,她盯着我好像我长出了翅膀。
      
          孩子们不仅仅是过多的广告的牺牲品,现在很多的“产品代言”也会在电视或
      电影上用微妙的方式向他们宣传。这种代言非常流行,因为你不能用遥控将它跳过
      去。所以你的小儿子会看到他最喜欢的电影人物喝哪种可乐,儿童漫画里的人物用
      哪种香波。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很难区别什么是现实生活,什么是
      电视。产品代言更加大了这件事的难度。
      
          杂志同样在刺激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不久前《纽约时报》对青少年杂志的目标
      群体以及广告词做了一次调查。《康黛·那斯特青少年时尚杂志》的广告词是“14
      岁的女孩可以——也值得——像成年的超级模特一样穿3000美元的时装”。杂志文
      化似乎更推崇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对青少年消费习惯进行研究的元素市场调查公司总监说:“青少年是贪婪的消
      费者,他们不用付房租,不用付健康保险金,所以他们的收入几乎全部是可支配收
      入。一般来讲他们都不存钱,时尚就是花钱、花钱、再花钱。广告人渴望在年轻时
      就抓住他们,这样会有更大的机会让他们成为终身顾客。”得克萨斯大学的营销教
      授詹姆斯·麦克尼尔研究了30年的儿童消费行为,他发现,10岁以前的儿童成了儿
      童市场的后备军,每年要花费近14亿美元。
      
          很容易看到的孩子们是怎样在物质上被宠坏的,他们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还
      有一个更有趣的导致孩子被娇惯的原因。
      
          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转变,那就是申辩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力量。在一些情况下,
      多数人的申辩是导致民主产生的重要手段。例如,父母动员起来要求给贫困地区的
      学校更多资金。残疾人联合会强迫公共戏院设立无障碍通道以便于轮椅行走。这种
      方式为改善我们的生活开辟了途径,也使机会能更均等地提供给大家。
      
          不幸的是在一些上层社会群体中,申辩有时变异为老于世故的人得到更好、更
      多机会的工具。
      
          一方面家长们对孩子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同时他们精力有限,必须在职
      业与家庭之间保持平衡。他们开始运用所学到的消费技巧,不再考虑“正确”、
      “公平”与“可能”的界限,而是问:“我能从老师身上得到什么?能从教练身上
      得到什么?能从学校得到什么?”
      
          例如:患有注意力缺乏性多动症的儿童或其他残疾儿童在一些考试中可以延长
      时间。对残疾儿童来讲,这种安排使他们有更公平的机会,而对没有残疾的儿童来
      讲,延长时间无疑为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自从1991残疾人教育条例修改后,被
      确诊为多动症的孩子成倍增长,尤其是在上层社会群体中。1991年ETS收到了1 
      .8 万份考试延时的申请,1997年这个数字一跃为4 .2 万份。我们还知道有两所
      残疾学生最多的高中,《谈话》杂志披露说它们是两所极优秀的高中:纽约的达尔
      顿学校和加利福尼亚的十字路口学校。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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