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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纽约时报》的评论版,奥克斯采取了与新闻报道完全不同的立场。他尊
      重社论编辑和戏剧评论员的立场,从不干涉他们痛快淋漓地发表意见。当然,奥克
      斯有时也秉持他的处世原则,这就是与人为善,与人方便。他坚持认为,百老汇的
      剧院是纽约的象征,是纽约最有诱惑力的场所之一。因此,只要剧目有可取之处,
      评论员们就应该尽可能捧场。一天晚上,奥克斯身穿礼服,盛装观看了罗克西·罗
      萨菲尔剧团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首场演出。夜间演出结束之后,奥克斯立即来到了戏
      剧评论员阿特金森的办公室。阿特金森刚刚写完了对这场演出的评论。他批评这个
      剧目场面豪华,有些俗气。奥克斯要求看一看阿特金森的评论小样。读着读着,奥
      克斯的脸色难看起来。他是罗克西的朋友和崇拜者。罗克西是一个德国移民的儿子,
      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罗克西凭借自己的奋斗,成为纽约娱乐界卓越的实业家。奥
      克斯钦佩所有经过艰苦奋斗取得成功的杰出人士,他担心这篇评论会伤害罗克西。
      奥克斯捧着评论小样,长时间沉默不语。随后,已经是白发苍苍的《纽约时报》的
      发行人用非常和蔼又有些怯生生的语调,指着评论中的一行问道:“阿特金森先生,
      您能改一下这个词吗?”阿特金森看了看这个词,认为改动后并不影响整句话的意
      思,便顺手改了过来。这是一个极小的改动,改完后阿特金森便忘记了。可奥克斯
      郑重其事地谢了他,道了晚安,才起身离去。
      
          待人谦和的奥克斯,在有一个问题上却坚硬如铁。这就是他绝不允许局外人对
      《纽约时报》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他尤其不允许与报纸编务不相干的人干涉《纽
      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内容。
      
          1915年的一天,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在一篇评论中批评舒伯特兄弟剧团的一部
      喜剧“缺乏笑料”“乏味”。这可惹恼了舒伯特兄弟。他们给《纽约时报》的主编
      范安达送来了十几张下一场演出的戏票,同时附了一张便条,要求《纽约时报》另
      派一位评论员重新评论这出戏。他们还特别说明,伍尔科特不能用这些票入场看戏。
      奥克斯闻听此事,十分生气。他指示伍尔科特,自己买票去看。伍尔科特自己掏钱
      买了一张票,但在剧院门口,看门人和舒伯特兄弟却禁止他入内。
      
          奥克斯毫不妥协,立即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给舒伯特兄弟剧团下达戒责令。
      他同时决定,《纽约时报》不再刊登这个剧团的任何广告。这场争斗,激起了百老
      汇的轩然大波,全国各地的报纸争相报道。法院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也未能调解
      这场争端。最后,法庭拒绝奥克斯要求下达戒责令的请求。上诉法庭认为,剧院老
      板固然不能以肤色、种族、信仰或阶级的不同而禁止观众入场,但是他们可以出于
      个人原因而不欢迎某些人。赢得了法院的判决,但不一定能赢得道义和舆论的支持。
      舒伯特兄弟为了能够恢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也颇识时务地作出了让步,
      承认“《纽约时报》有权选派自己的评论员”。最后,舒伯特兄弟在圣诞节时送给
      伍尔科特一盒雪茄烟以示和解,这个争端才告结束。
      
          《纽约时报》的刻板、严谨和循规蹈矩,常常使一些年轻记者极不适应。
      
          阿贝·罗森塔尔从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便来到《纽约时报》做了见习记者,
      他勤奋采访,发稿量一直名列前茅。不久后,他便转为正式记者。1946年,罗森塔
      尔被分配去采访联合国的新闻。他为了报道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葛罗米柯,竟用出租
      车追踪葛罗米柯的高级轿车,整整跟踪了他一整天,详细记录了葛罗米柯乘车游览
      曼哈顿的详细过程。罗森塔尔够幸运的,葛罗米柯居然没有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事
      后,罗森塔尔写了一篇精彩的描述性报道,主编卡特利奇赞不绝口,《纽约时报》
      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这篇报道,并配发了一张葛罗米柯游览的线路图。
      
          罗森塔尔开始了对联合国的专题报道。这一干就是八年,时间过于漫长了。他
      几次要求担任海外记者,向往那种独往独来、天马行空搞采访的生活,可总是难遂
      人愿。他不明白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1954年,罗森塔尔陪同两位上司
      去日内瓦采访联合国的一次专题会议,面对瑞士优美的湖光山色,赛勒斯·苏兹贝
      格才向罗森塔尔吐露真情,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原来,1946年罗森塔尔曾去巴黎协
      助报道联合国大会。有一天下午,当他回到下榻的旅馆时,发现抽屉里的一张二十
      美元的旅行支票不翼而飞了。年轻气盛的罗森塔尔非常恼火,生硬地训斥了门房,
      并表示,如果找不回这张支票,就从他的房费中扣除这笔钱。门房受不了罗森塔尔
      的指责,偷偷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巴黎分社,告了罗森塔尔一状,说他主观武断、
      盛气凌人等等。自此,在《纽约时报》领导人的心目中,罗森塔尔是个容易惹事生
      非的人,最好还是少派他去海外单独采访。这一等,就是八年。
      
          罗森塔尔越听越后怕。他脸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极度愤怒。他在想自己在纽约
      苦熬的岁月,回想他等待成为驻外记者的痛苦经历。一件在旅馆里发火的小事情,
      竟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罗森塔尔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无名之火。他用了极大的意
      志力控制住了自己,总算没有爆发出来。
      
          说破这件事情正是原谅罗森塔尔的开始。他很快被派为驻印度记者。有一次,
      为了写一篇题为《在开伯山口》的专稿,罗森塔尔不惜行程两千五百公里到那里实
      地采访。后来罗森塔尔又成了驻波兰记者。他重访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写的一篇报道,
      被公认为新闻佳作。罗森塔尔在这篇报道中写道:“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
      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却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
      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那里牺牲
      了生命的人们……”
      
          这也许是罗森塔尔坐了八年冷板凳后的一次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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