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节 谎言织就的梦(7) 一年后，1999年7 月22日，随着麦可·哈迪和埃里克·索夫特的加盟，娴泰、 肯尼的辩护小组扩展到了五人。7 月9 日，警方录下了两位公证人唐·奥其和诺莉· 斯韦尼的证词。7 月10日一大早，约瑟夫·雷兹尼克把专案组全体成员和七位公诉 人召集到会议室，从林肯车和苏尔曼大厦1B房间收集到的证据占去了这里的半间屋 子。所有的物证都需要一一过目，最耗时的是娴泰写下的十几本笔记，办案人员往 往要读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才能悟出内中的含义。笔记中提到的1000余人， 警方后来都逐一查对过，或电话联系，或派专人访谈。 其中有些人还不止一次。笔记本上和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列在一起的，还有20 多位年老独居的女富翁的姓名、电话、地址、房地产资料和银行资料简略，甚至社 会安全号码等。娴泰在伊琳的条目下写着：“伊琳的背景? ”“社会安全号? ” “电子枪”等字样。最令办案人员惊异的是，笔记本上竟然记有美国总统座机“空 军一号”的直拨电话，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后来的国务卿柯林·鲍尔的家庭电话号 码。等法院签发了允许他们为电脑和手机解密的特别搜查令后，专案组从娴泰和肯 尼的电脑里打印出了两英尺厚的资料，其中有两位凯梅斯贮存的若干姓名、电话、 地址等，以及他们事先替自己编造好的各种版本的不在现场的说辞。电脑中还存有 男性同性恋色情录像。两位来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手机专家告诉警方，娴泰在7 月5 日上午11点到11点28分之间一共有过三次通话，地点都是在苏尔曼大厦附近， 而不是像她当时在电话上对思坦利·帕得逊说的，在新泽西的花园州大道上。洛杉 矶方面，警方奉命搜查了娴泰租用的贮藏仓库，在那里又找到20多本笔记。纽约方 面，寻找伊琳·苏尔曼的工作在更大规模地进行。 警方搜查了纽约的三个机场及附近区域，全市所有的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 纽约- 新泽西- 康涅狄格三州交界处的家用贮藏仓库，花园州大道和帕里沙芷大道 沿途，乔治·华盛顿大桥和塔畔大桥。联邦调查局协助用红外监测器扫描了新泽西 州北部的几处沼泽地。警方还向各垃圾公司打听垃圾被运送到的终极地点，然后带 着警犬分赴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康涅狄格、新泽西和纽约各州。随着时间的推移， 找到苏尔曼夫人——无论活着或是死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除非警方能够获得 足够有力的人证物证，否则很难以谋杀罪起诉娴泰母子。此时，进展相对顺利的洛 杉矶警署已有些急不可待，声称他们有尸体，有目击者——肖·利托，有现场证据 ——美洲豹轿车上肯尼的脚印等等，要告倒两名罪犯，甚至判他们的死刑都是毫无 问题的。但纽约方面仍不愿善罢甘休，以至洛杉矶警署几次三番要求引渡人犯的企 图都未能实现。可以说，案情突破的契机是娴泰自己提供的。警方后来终于悟出， 专案组在7 月7 日和手纸条一起截获的那张小纸片上所写的“PALAZA”，是被娴泰 误拼的“PLAZA ”，即普拉撒大酒店。 但43280 这个号码却让办案人员颇费周折。娴泰被捕后第一次与律师会面时， 霍赛·慕尼茨就提醒过她，不得在被当局监控的狱中电话上讨论任何与案情有关的 事。但一贯我行我素的娴泰却把这一警告置之脑后，她用狱中电话告诉她聘请的私 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要他替她取“7 月5 日存放在普拉撒大酒店的提包”。当 他们在约定的时间见面时，尽管律师们一再追问，娴泰坚持说：“包里真的没有什 么，就是些个人物品和两副鬼脸面具。”事后霍赛说：“她很聪明。她知道如果提 到‘手枪’二字，我们就不会替她取。”娴泰后来居然又愚蠢至极地再次打电话， 催问拉瑞打算何时取包。7 月23日，拉瑞·弗洛斯特从普拉撒大酒店拿到那只黑色 提包后，回到办公室打开一一查看。除了娴泰所说的鬼脸外，里面还有一只旅行用 化妆箱，一瓶伏特加，两本笔记，一台微型录音机，一副塑料手铐，若干法律文件， 包括那张警方一直在寻找的苏尔曼大厦转让契约原件，上面有娴泰伪造的伊琳·苏 尔曼签字和诺莉·斯韦尼盖上的公证图章。提包的最底下，用一方白色丝帕包着的， 是那把杀害了达威·卡兹丁的点二二简宁式手枪。拉瑞赶紧拨通了霍赛·慕尼茨的 手机，几位律师当时正在刑事法庭附近的伏尔利尼餐馆。拉瑞还没来得及说出转让 契约和手枪的事，专案组的警探们已经堵在了他的门口。“霍赛，我这里来了些警 察，他们要拿走黑包。”拉瑞对着话筒说。“他们有没有传票? ”律师问。“没有。” 这不成问题。警探们马上打电话给公诉小组。 20分钟后，一位法庭工作人员把传票送到了伏尔利尼餐馆。娴泰经常对肯尼讲 ：“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脑子，我们用百分之七十五，所以这世上没几个人能 玩得过我们。”这次她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跟斗栽大了。黑提包里的两本笔记是 娴泰所有笔记中的最后两本，日期为1998年5 月至7 月，最后一款记录的日期是7 月3 日。里面记载了许多与伊琳·苏尔曼有关的事，但可惜仍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 找到伊琳的线索。从这两本笔记中办案人员终于知道了，出现在苏尔曼大厦1B房间 的第三个人叫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是5 月中旬肖·利托逃跑后，娴泰和肯 尼找来替代他的。肖·利托告诉洛杉矶警方，他害怕娴泰、肯尼会加害于自己，因 为他知道得太多了，特别是关于谋杀达威·卡兹丁一案。根据笔记本中所记载的赫 舍父亲家的电话号码，办案人员来到佛罗里达州贝尔格拉附近一个古巴移民集居的 房车区。赫舍的父亲说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儿子了，不过一旦有了赫舍的消息他就 会与警方联系。几个月后，老人果然把儿子带到了当地警署。赫舍说他是6 月18日 逃跑的，因为娴泰母子拿他当奴隶使唤，还不付他工钱。在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 赫舍的岗位是在门口。他们要他从猫眼监视楼道的动静，详细记录何人何时出入苏 尔曼大厦，哪位员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特别是苏尔曼夫人的行踪。在肯尼搬入1B 房间后的第四天，赫舍趁娴泰、肯尼外出办事时离开了他们。赫舍把警方带到肯尼 认为“扔尸体倒挺不错”的那片沼泽地，但仍然没有找到伊琳·苏尔曼的尸骨。可 以想象，由于人手相对比较少，被告方的五位律师和三名私人侦探比警方和公诉方 更忙。 特别令他们大伤脑筋的是，由于娴泰的满嘴谎言，他们的调查结果常常与预期 的大相径庭，有的最后甚至成了公诉方的证据。更不用说娴泰经常编造一些子虚乌 有的故事，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证人，不但浪费了他们的精力，更使他们失去了 宝贵的时间。这个律师- 侦探八人小组一致认为，娴泰的脑子出了问题，她好像是 生活在幻觉和想象之中。她不但编谎话，而且重复几遍之后，便对自己编的谎话深 信不疑。律师们曾建议她向法庭承认患有大脑功能紊乱或心理障碍，以换取法官准 许设定保释金，或按精神病患者从轻处理，但均被娴泰愤怒地断然拒绝，声称这是 对她的侮辱，就像醉酒的人不承认自己喝醉了似的。比如在谈到伊琳·苏尔曼时， 娴泰说：“我们没有杀她。我们和她认识，是朋友。但这个老太太有神经病。她的 所谓公寓楼实际上是妓院，那些工作人员都是妓女，房客都是嫖客。她失踪的头天 晚上在楼里开了一个有妓女和嫖客参加的疯狂派对。 肯定是其中的某个人把她干掉的。”又说：“伊琳的一个朋友要我来接管这个 妓院，因为他认为伊琳不称职。你知道，我干过这一行，20多岁在洛杉矶的时候， 为生活所迫。”当问及那位“伊琳的朋友”时，娴泰说：“他是黑道上的人，只用 公用电话给我下指示，从没露过面。”三名私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莱思·莱 文和西西·马克奈尔的主要任务是，找到7 月5 日那天见过娴泰、肯尼的人，以提 供在伊琳·苏尔曼失踪的时间段里，两位凯梅斯不在现场的证据。娴泰列了一张长 长的名单，让侦探们去曼哈顿地区的旅馆、餐厅和酒吧逐一查对。侦探们认为，不 能用警方通缉令或报纸上的照片请人辨认，否则可能会把人搞糊涂而作出错误的判 断。于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有时候女侦探西西穿戴得如同娴泰，和打扮得近 似肯尼的拉瑞一起行动。有时候西西假称她的姑姑7 月5 日星期天在这里吃过饭， 后来发现丢了一件什么东西让她回来找，问有没有人在那天看见过如此这般打扮的 一位60岁左右的妇人和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西西·马克奈尔为此案工作了两年多， 每次与娴泰见面她都会得到一张新的名单。西西后来形容这段经历是：“娴泰让我 一次又一次地走进死胡同。为她寻找证人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关键是，那海里根本 就没有针。”比如娴泰说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有一位俄罗斯女招待在7 月5 日那 天午饭时接待了他们。“她肯定记得我们，”娴泰一口咬定，“因为我们夸奖了她 的发式使她很开心，后来又给了她超额的小费。”结果餐厅经理说他们在7 月份根 本没有俄罗斯小姐，他甚至还拿出了工资名单作证。当侦探们将这个消息告诉娴泰 时，她不假思索地说：“警察捣了鬼。他们不让她和你们见面。”再比如有一位咖 啡店的墨西哥小姐叫露依莎，“我们每次去都是她接待。 7 月5 日那天我们要了咖啡和苹果派。她肯定记得，她认识我们。”没错，是 有露依莎这么一个人，她也记得娴泰和肯尼。“但星期天我们从来不开门，从来不 !”咖啡店经理为露依莎作证道。如此折腾了一年之久，竟找不到一个证人来为1998 年7 月5 日那天娴泰和肯尼的行踪作证。莱思·莱文说，直到此时他才相信，娴泰 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1999年12月，预审开庭前几天，突然有个自称是皇宫大酒 店的调酒师找上门来，说他在头年7 月5 日下午看见过娴泰和肯尼。律师们当场为 他录了像，但后来并没有提交法庭，因为此人的证词纰漏太多。他对18个月前发生 的事情所提供的一些非常详尽的细节，不免令人对其超常的记忆力产生怀疑。更令 人生疑的是，就在这位证人露面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曾经找到律师们的办公室， 交给他们一张娴泰亲笔写的条子，要他们付给来人200 美元。律师们就此事追问娴 泰时，她东拉西扯，颠三倒四，末了也没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娴泰的律师们 甚至不愿意让公诉方知道这件事，因为那位“证人”如果出庭，肯定会在交叉取证 时露出马脚，使被告方弄巧成拙。娴泰和肯尼还写下一长串“熟人和朋友”的电话 号码和地址，说他们也能在某些问题上为娴泰两人作证。但等到律师和侦探们照着 号码拨过去时，好多人一听是关于娴泰的事，马上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娴泰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女人，她总是希望她周围的人都围着她团团转。她可以 一天给律师打十几次电话，每次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以至引起监狱中其他犯人的 不满，狱方只得禁止她使用电话数日，以示惩罚。她也从不分白天黑夜，节日周末， 如果哪天晚上她失眠，那她的律师们就活该倒霉。后来律师们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 重新和她约法三章。娴泰也是一个主观武断自作聪明却毫无自知之明的人，她一贯 的作派就是要别人都听她的，对她的辩护小组也不例外。她经常驳回律师们的种种 建议，有几次连肯尼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但只要是娴泰认准的事，谁也休想改变 她。一般来讲，在一场官司中，委托人只需要对以下的问题作出决定：一、是否承 认“有罪”；二、是让陪审团裁决，还是免去陪审团，由法官一人断案；三、是否 出庭作证，并且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独立接受公诉方的交叉取证。其他策略 性的问题和辩护技巧等等则应留给律师。随着开庭日期越来越近，而被告方仍未收 集到足够的证据，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再三劝阻，一定要向新闻界讲她的“故事”。 理由是，如果她不站出来说话，人们知道的就只是警方的一面之词。律师们已经听 了太多娴泰的“故事”，知道她会说些什么，也知道最后将是什么结果。后来双方 总算达成协议，如果娴泰一定要对公众“亮相”，每次采访都必须有她的律师或侦 探在场，以防止娴泰过分地胡说八道，或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一些记者提出的带有 圈套的问题，而被公诉方抓了辫子去。比如，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访谈节目《 60分钟》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娴泰为什么有几个不同的生日时，在场的侦探莱思· 莱文马上替娴泰回答说：“有的人有不止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 罪犯。”主持人又对二位凯梅斯说：“看来你们俩的麻烦不小呵。”肯尼回答道： “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主持人马上追问：“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的呢? ”律 师们立即指示娴泰和肯尼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在采访接近尾声时，主持人对肯尼说 ：“我看了你在大学里的成绩，别的科目都差不多是B 和C ，倒是戏剧表演得了一 个A 。”一位律师忙叫道：“打住，打住，你不能问这样的问题。”英国国际电视 网络公司独家采访娴泰母子后付给他们7000美元。 娴泰请节目制作人用这笔钱为她和肯尼买了几套衣服。她特别关照在订购衣服 之后，让店方把她衣服上标明尺寸的“16号”标签统统换成“12号”。后来娴泰和 肯尼就是穿着这些衣服上《60分钟》节目和出庭的。娴泰特别腻味被捕后警方为她 拍的照片，她希望在开庭之前重新照一张。狱方派人为她做了头发，还根据她“不 要看上去像监狱”的要求，特地将摄影师请到12层的图书馆。摄影师带去了化妆品、 梳子、眼镜、围巾、手套及一些小的道具装饰品。临走时，娴泰旧病复发，企图顺 手偷走化妆品和围巾，被狱方发现后记大过一次。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