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淡如菊
      
          在我32岁这一年,有一天,我回到刚刚住进不久的宾馆房间,在寻找一盏灯的
      开关时,我险些将手指捅进插座的插孔之中,从那天起,我决定,我的下半生要在
      一个我能找得见电灯开关的地方度过。这个地方,不能是日本,也不可能是我的河
      北老家,更不可能是台湾,它也许是香港。  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自称“新香港
      人”。我的固定的居住地,我的歌唱事业的重心,都开始从日本向香港转移。
      
          在香港,我和我的朋友、导演麦灵芝共同创立了TNT 有限公司,以这个公司的
      名义,买下了那所被人称作“紫馆”的房子。那所房子,在香港岛南端的赤柱,在
      那以后,它还经常被人叫做“赤柱公寓”,当人们说出“赤柱公寓”的时候,那并
      不是指赤柱住宅区的所有房子,而只表示是TNT 公司的“紫馆”。
      
          紫馆,三层,淡紫色,从它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大海,它的周围绿树成
      荫,大门,则是淡红色,这所房子,这种颜色,这种不安,像是按照卢梭的画来建
      造的。在1986年,它价值700 万元港币。我的专用录音室,我的办公室,全在这里。
      
          西田裕司开始更多地留在香港,留在这个繁华、嘈杂、纷繁、苍茫的城市,他
      开始体会到香港所特有的那种美,愈繁华愈苍茫的那种美,那种美,是任人摆布的
      美,无动于衷的美,曲折幽深的美。你只要看看那里的灯火,就会体会到这种美,
      西田喜欢上了那里的灯火,经常在赤柱的山岗上望得出神。他也终于体味到我对这
      个地方的感情,有一天,他向我建议,我的下一张专辑,是否应该以“香港”为主
      题?
      
          没有比他所提出的标题更让我激动的了。这个名字如此简单:香港,刚好可以
      表达我对香港复杂的情感。一周之后,《香港》就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整整一年,我们谈论的是《香港》,做的是《香港》,整整一年,我们消耗了
      4000万日元,因此,这张专辑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变化,而每次变化最终都会被我
      所否定。于是,西田裕司认为我发疯了,他说,他后悔提出他的建议,而我,像是
      在往流动的河水中一张张扔钱,他如果留在香港看我扔钱,也许会真的发疯,于是,
      他在某个早晨回到日本,即使在那里,他也不断打电话来,询问《香港》的进展。
      
          这张专辑在最后发行时,名字被更改了,但是在我心中,它永远是《香港》。
      
          那时候,我逐渐了解,牵制着人的一生的,通常不会是重大的事件,而只是一
      些细碎琐屑然而却不能丢弃的小事,这种事,也许只是一次牙痛,也许只是一趟晚
      点的火车,然而,在火车到达以后,在牙痛被驱散以后,一定有些什么已经发生,
      有些什么,已经不可更改了。在1988年,属于我的“牙痛”和“晚点火车”再次找
      上我。
      
          还是老调重弹。这一年,在台湾的报纸上,再次出现关于我的评介,他们说,
      我是个向日本人献媚的人,我不耻于“中华民国”。然后,在某一天,一个自称是
      “台湾记者”的人闯到了“紫馆”,并且要求立即对我进行采访,他没有得偿所愿。
      没有得偿所愿的他,没有采访我,却写出了一篇对我的采访。如果不是西田裕司和
      托拉斯唱片的同仁及时宴请了这位“台湾记者”,也许事情还不会早早结束。
      
          这一切其实都只是先兆,是一场更大的风暴前传来的潮湿的味道,是癌变之前
      的溃疡,而当时的我,虽然预感到了这背后隐藏着的大不安,但却无力阻止。
      
          1988年10月,托拉斯唱片和电视台签订了合约,我得到了在《夜间震荡的舞台
      》和《最佳的前10位》之中的演出机会。就在演出开始前,就在我准备前往日本之
      前,我的“牙痛”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我的台湾护照即将到期,我提出了延
      长有效期的申请,而这个申请没有被批准。我惟一的行动只能是返回台湾。
      
          在返回台湾的前一夜,我忽然想到《聊斋志异》之中的《聂小倩》,在那里面,
      夜叉鬼夜夜发出召唤,希望聂小倩回到荒凉之地去,继续为它引诱男子,供它吸取
      人血。我的联想是如此没有来由,但却又是如此露骨,我不能不笑起来。然而,笑
      过之后,我的愤怒却在加剧,我也只能将它压抑。
      
          在台湾,当我第三次提出申请,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须要参加“金门岛30周
      年纪念仪式”,还有电台和电视台的庆祝节目,我是否参加这些活动,我在参加这
      活动时是否毫不犹豫,是否面带笑容,都将成为我的护照有效期是否能够得到延长
      的条件。
      
      
      
          《夜间震荡的舞台》不可能参加了,我为此支付了数额巨大的赔偿金,却还是
      面带笑容参加了“金门岛30周年纪念仪式”,我穿着迷彩服,在军营里演出,我手
      持话筒,对着海峡对岸喊话,不会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此后,我得到了护照有效期的延长,只是一年而已。他们告诉我,一年之后,
      我如果还想继续延长护照有效期,就必须再次回到台湾,再次面带笑容,在军营演
      出。
      
          就这样,就在我被人世之潮推送,身不由己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大陆,
      我的歌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人心中滋长,在暗夜里流传。
      
          他们告诉我,在1980年,一艘波兰籍的货船停靠在台湾的基隆港时,17个第一
      次获得上岸许可的船员,坐上了出租车,要求司机直奔台北,他们告诉司机,他们
      是要购买足够多的邓丽君磁带,带给那些身在大陆的亲人和朋友。在1981年,中国
      乒乓球队前往日本参加比赛,因为飞机的故障,他们在台北的机场着陆,那些球员
      涌进免税商店,要求购买的,还是邓丽君的磁带。
      
          他们告诉我,我的歌被视作黄色歌曲,谁听我的歌,就是生活糜烂,就是无耻
      下流,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它们的流传,在人们看来,我的歌犹如可怖的瘟疫,
      在黑夜里窥伺着每一家,每一庭院,企图毁掉他们得之不易的平静生活,然而,这
      样平静的领地终于越来越少。
      
          我就在这样一个遥远的距离,旁观着由我所发起的风暴,却总是有着事不关己
      的淡然。就在那个时候,以前的那个梦又开始反复出现:我身在一个林木幽深之地,
      松林遮天蔽日,林间满是奇异的花朵,我久久停留在那里,像是在等待一个人,一
      种际遇,却不知道我所等待的是不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所在。荒野不让我感到恐慌,
      野兽不让我恐慌,但最终降临在我心中的,是一种更大的、更广漠的恐慌,黄昏就
      在那时来临,我看见山林间的烟水苍茫。
      
          每次我都会在这个时候惊醒,耳边却依稀留着一种颠倒的嘈杂,像是一堆铁器
      被倾覆之后的余响,我开始觉出冰凉彻骨的恐惧,像是梦中情绪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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