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爱因斯坦（2） “中国通”谢伟思的悲剧 “谁丢失了中国？” 二战结束后，打击共产主义威胁成为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从40年代后期开始， 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对苏联全面遏制地政策，外交工作和军队全力以赴在海外对苏联 进行威慑，在国内，公众醉心于发现和惩治“共产主义威胁”，共产党及其追随者 成为“间谍臆想症”的牺牲品。不甘寂寞的联邦调查局也利用这个时机在打击共产 分子的活动中频频出手，甚至不惜竭力夸大共产党的“威胁”，以提高自己的战绩。 由于政府的轮番镇压，美国共产党人数在战后数年里连年下降，从1944年最高 峰时期的8 万人剧降到1956年的2 万人。到1962年，这个数字进一步降至8500人， 到1974年时，则只剩下2000多人。该党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已经遭到很大破坏。所 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在国内已经基本没有了事实上的破坏力。到胡佛晚年时，他 曾经对自己的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大发脾气：“如果你不断胡说国内共产党已经 今非昔比，我怎么好从国会弄到拨款？”可见，就连他本人也承认，所谓的共产党 的威胁早已是吓唬统治阶层的谎言了。 由于共产党的实力已不足为虑，联邦调查局必须马上寻找到具有轰动效应的新 题材。于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联邦调查局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 依据。 二战期间，出于迅速打败日本的战略考虑，在远东和太平洋方向美国需要使中 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并使之成为战时和战后和平时期的“忠实的政治 盟友”，因此需要中国成立一个亲美的政府。罗斯福总统把中国蒋介石国民党政权 列入了与英美苏并列的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但是，蒋介石政权终究还是打碎了罗斯福总统的如意算盘。一个新生的“红色” 中国出现在古老的东方。美国曾寄予厚望的一个忠实盟友和有力的支持者，只能退 倨在一块小海岛上。 “谁丢失了中国？”美国上下不禁问道。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无异是美国的一个附属国，蒋介石政权无异是美国的一个 工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居然换不来歼灭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共 产党军队，美国人当然要追究有关人员的罪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 个月后，“反共斗士”麦卡锡参议员发表了耸人听闻的 讲话，指责国务院里有意识地窝藏了200 名以上的共产党人，美国所面临的危险不 是外国可能进行侵略，而是被国家所厚待的某些人的背叛。他指控说，整个国务院 都被共产党搞得千疮百孔了。1950年～1954年，此人在参议院大放厥词，任意以 “亲共和反美活动”为借口捕人，造成大量的冤案，被称为“麦卡锡主义”。联邦 调查局则为“麦卡锡主义”提供物质保障。在这个时期，如果有谁胆敢对中国国民 党表示一点不满，或者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作一点客观的评价，就会因为“叛国”罪 名而遭到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联袂进行的非法调查。国务院里的那些“中国通”， 由于曾经预言过国民党的失败命运，便成了“丢失中国”的替罪羔羊。我们从“中 国通”谢伟思的遭遇可以窥豹一斑。 “中国通”眼中的中国 谢伟思童年时代在中国四川成都度过，11岁时回到了家乡加利福尼亚州。21岁 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毕业后，选择了外交工作作为终身职业。1933年通过了国 务院的录取考试，后又自费到了中国并任职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两年后，他被正 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京（时称北平）任文化官员。因此，他亲眼目睹了“一· 二九运动”和“卢沟桥事变”，亲身体验了中国的风云动荡，与国内官员相比，对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触。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后又于1941年 被调往“陪都”重庆，1944年7 月担任派往中共政府首府延安的美军“气象观察组” 的政治顾问，以充分利用中共武装对日军进行更有效的抗战。此后，谢伟思在延安 生活了三个多月，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 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革命根据地，会见了林彪、聂荣臻 等将领。毛泽东就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所发表的许多精辟谈话，都由谢伟思及时、 详尽地反馈给了美国当局。毛泽东在谈话时表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 民怀有十分友好的感情。中共不仅愿意加强和美国对日作战中的合作，而且期盼在 战后重建国家时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应当放弃向蒋介石一面倒的政策，因为那样 只会增强蒋压制民主以及在战后发动内战的决心。中美两国战略上和经济上都不会 有利害冲突。 对照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谈话是被历史证明 了它的正确性的。然而当时的政府却不这么以为。谢伟思的报告一直尘封在国务院 的档案里。 在延安时期，谢伟思在访问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时惊奇的发现，日军侵占中国大 半河山，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后方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情绪的同时，中共根据地 的军民却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谢伟思在呈给国务院的报告里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 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 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 缛节。延安没有警察，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 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 可见。”鲜明的反差让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 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 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相象。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决不止此。谢伟思发回的数百份报告均如泥沉大海再无回音，而他 作为一个忠诚于国家利益的职业外交官，将因为这些真实的报告而受到惩罚。 谢伟思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政府提出了建议：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 时，也应给予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 建设性关系。蒋介石在战后必然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 非苏联的附庸，完全是中国现实造成的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 1945年初，谢伟思又一次来到延安，这时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已从“援蒋但 不反共”转向了全面支持蒋介石政权。3 月30日，谢伟思收到了让他立即返回华盛 顿报到的命令，这实际上是国会反共右翼集团和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对 华政策上全面发难的结果。4 月12日，谢伟思抵达华盛顿，他的厄运便从此开始了。 成为替罪羊 谢伟思成为联邦调查局密切关注的调查对象。 谢伟思曾把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底稿交给一位《美亚》杂志的主编菲 利普·贾夫阅读，外交官和报人之间交换非保密材料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但在联 邦调查局警惕的眼睛里，此举无疑是一种叛变行为。一直伺机待动的联邦调查局终 于抓到了一条小尾巴。 被联邦调查局疑为苏联间谍的贾夫和外交官谢伟思的这桩往来，很快成为轰动 全国的头版新闻。 6 月6 日，谢伟思及与此案有牵连的贾夫等5 人一同被捕。各大报刊的攻击矛 头直指谢伟思这个“赤色分子”是导致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出现裂缝的“罪魁祸 首”。后来，贾夫被判有罪，而陪审团的20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对谢伟思免于起诉。 但是，法院所作出的结论里还是留下了一条“莫须有”的尾巴：谢伟思在此案中 “有失检点和谨慎”。从此，他就与对华政策问题脱离了联系。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 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态度耿耿于怀，根据 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对他进行了4 次调查，但一直没有查出任何 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羔羊，国务 院里的“中国通”们结束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调回，国务 院内部对他争议很大，参议院的右翼分子强烈反对对他委以重任，对谢伟思的任命 先后变动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 也没机会派上用场。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馆任参赞的路上，刚刚到达日本 横滨，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 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 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为他的清白作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 清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 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 达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 “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 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 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谢伟思迁居纽约， 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 卢森堡夫妇的世纪间谍案 二战时，投向日本广岛的一颗原子弹既雪洗了美国国耻，同时也加速了二战的 结束。世界各国的人们纷纷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于是在二战后，各国都开始致力 于原子弹的研究，这便引发了这起卢森堡夫妇间谍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将它称 为“世纪大案”。1951年3 月，纽约市联邦法院一致裁定卢森堡夫妇有罪。 1997年，已经80岁的前苏联克格勃上校、卢森堡夫妇间谍案的直接见证人菲克 力索夫向世界透露了这宗“世纪大案”的内幕。 埃赛尔·卢森堡和他的太太朱利叶斯·卢森堡都是美籍犹太人，他们相识于卢 森堡的大学时代。 纽约市立大学被称为“穷人的哈佛”，卢森堡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在大学期间 他支持共产主义主张和左翼运动，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妻子爱赛尔是卢森堡的老乡， 她曾经组织过150 名妇女躺在纽约市36街的中间罢工，结果成功地胁迫了工厂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许多年轻人尤其是犹太人非常同情和支持苏联的 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则利用这个时机在他们当中招募了很多间谍。1942年春，苏联 驻纽约贸易机构克格勃人员塞米诺夫将在美国一家工厂担任信号检测员的卢森堡发 展为间谍。利用工作之便，卢森堡把他搞到的工业上的最新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运 往了莫斯科。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天空阴郁偶尔撒着几个雨点，一个头戴咖啡色绅士帽的 中年男子出现在纽约工业街5 号区上，他穿过热闹的市场，一路快步行走，在一幢 普通简陋的楼房前停了下来，中年男人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纸条，又四处望了一番， 随后敲开了楼内的一个门。这个人正是接替塞米诺夫工作的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菲克 力索夫，他此行的目的是恢复与卢森堡的联系。见面后，菲克力索夫提供给卢森堡 夫妇一个莱卡相机，教会他如何拍摄文件，这样他们可以减少见面的次数，降低风 险。 二战期间，卢森堡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工业情报，包括美国国防工业中的一些 重要技术成果和发明。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无线电引信相当于 导弹的“眼睛”，它可以大大提高导弹的命中率及精确度。这在美国军队中是高度保 密的，防范也异常严密。但是，卢森堡还是利用工作之便，利用废弃的零件，重新 组装出一个完好的引信。 为了把它从自己的手中运送出去，卢森堡将重达9 公斤的引信装在纸箱子里， 然后把它和废品一起扔到垃圾车上。在去往垃圾场的途中，卢森堡假意去买了一箱 货物，吩咐司机先把他送到自己的寓所。一到家，卢森堡便将那箱子货物连同装引 信的纸箱一同搬上楼，在将引信放置好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跟司机一起前往垃圾场。 经过严密的安排，卢森堡将引信安全地交给了菲克力索夫。苏联情报部门在得 到了引信后，立即进行研究仿造，使苏联战场上的导弹命中率大大的提高。 除了向菲克力索夫提供工业情报外，卢森堡还将自己身边的人发展为苏联间谍。 1944年他发展了自己的内弟——机械师大卫·格林葛纳斯。那时候，大卫·格林葛 纳斯正为曼哈顿工程的美国原子弹项目服务。但是大卫只是实验基地一个底层工作 人员，根本接触不到任何机密的技术内容，只能提供给苏联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1946年夏天，联邦调查局把目光从战场上收了回来，对准了国内，并开始加紧 调查二战期间苏联在美国布下的间谍网络。他们同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一个代号为 “韦诺纳”的绝密计划，目的是要破译苏联间谍在美国使用的通讯联络密码。 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特工人员都使用统一的一次性密码本，这种密码本每一页只 能使用一次，用后必须立即销毁。一次偶然的机会，由于苏联驻波兰大使馆人员的 疏忽，没有将使用过的密码本烧干净。联邦调查局抓住这一线索，重金从波兰人手 中购买了残缺的密码本，从而破译了苏联间谍的通讯录。 根据通讯录的显示，联邦调查局找到了在英国的顶尖科学家芬其斯，正是他向 苏联人泄露了原子弹技术的情报。芬其斯在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中交代出另一个泄密 者——大卫·格林葛纳斯。 联邦调查局通过对大卫的多次审讯，在1949年逮捕了他的姐姐和姐夫——朱利 叶斯·卢森堡和埃赛尔·卢森堡夫妇。 1953年2 月，虽然为卢森堡夫妇请愿的呼声此起彼伏，总统艾森豪威尔仍然顶 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坚持了原来的判处决定。后来他在写给正在朝鲜战场上儿子的 信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样判处卢森堡夫妇死的只是两个人，而他们把原子弹 技术秘密地盗给苏联，苏联则会用原子弹杀死千万个美国人。 直至艾森豪威尔总统下台，卢森堡夫妇案件仍在争议之中。肯尼迪担任总统后， 此事稍微平静，联邦调查局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想，另一件大事接踵而至。总 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惨遭暗杀的总统。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